那么改变这一个方向的，就是在1959年，我完成一个比较新闻学的初稿。我对各种的报业的制度，经营的政策我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本书得到台湾教育部的很高的评价，得到最高的学术奖金，但是我觉得集权报业有问题，苏联的报业也有问题。但是自由报业已经变成了汤姆森和默多克的天下，这个显然是我们学改革，学创新，学批评的（任务）。所以但是我就提出来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传播制度。后来在1974年，我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正好遇到英国牛津的董事长、民主社会党的主席，也是当时国会的议员，也是gard著名的主笔，他在1972年到1974年在全世界巡回演讲，他就讲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center,也就是民主的传播制度。他讲的这个理论和我1960年代提出的理论是完全相同的。我到了纽约，他当时正好在MIT, 在MIT的媒介传播中心主讲民主传播制度。哥伦比亚新闻研究中心的主任是professor Baker, 我曾经约他两次到政大讲学。他就说，professor Li，你的同道来了，就在MIT，我现在就请他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来讲学，同时你们见一见面。我们一见面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说，他和我的观点非常相同。他说，集权制度有集权报业，苏联制度有苏联的报业，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却只有商业报业，而没有自由报业。今年6月我在复旦大学，他们要求我做演讲，我就讲了政治制度与报业制度的关系。我刚才给了吴院长一份，请大家批评指正。牛津大学的董事长威廉姆斯就认为，政治制度和报业制度应该有关联性。现在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报业，变成了由商人，就像默多克和汤姆森这样的人来主持报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非常大的错误。媒介应该要批评，应该要创新，我想，贵校来举办这个研讨会，我非常敬佩贵校的这个原则。而且我看到，出版了好几本书，威
因为这个问题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重视的问题。包括苏联，英国等。据我所知英国有50多次的皇家维安会。联合国（UN）大概举行了40几次研讨会，讨论媒介批评和创新问题、制度的问题。联合国有许多决议案。它认为报业的基本性质是教育、文化，不应该是商业，报业应该由政党和人民的公益团体发行，不应该由私人或者家族以商业的方式经营。报业应该以报道新闻与发表意见为宗旨，不得以色情和暴力作为盈利的手段。报业应该多元化，防止一城一报或报团的独占。因为独占以后就成为绝对的权力，绝对权力就会绝对的腐败。
全国重要城市应该成立国家印刷厂，以公平、快速的方式带领全国的报纸建设报业的固定资本。因为固定的资本大概占占85%，这个报业现在不能生存的原因主要是固定资本太高。像这个印刷设备，几年就要改变一次，有许多资金不够，那就要倒闭，就要被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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