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运动图集（七）

在前门大街的灯火辉映下， 被 《人民日报》称为“营房” 的小楼前光线稍亮，能看清摆着几辆白天被烧的车， 有轿车、面包车、吉普车。二楼两个窗户外墙有烟熏的痕迹，似乎在告诉人们：里面的房间曾着过火。但很明显并没形成火灾，不像《人民日报》后来说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大约有一个连的解放军在那儿警戒。他们围成一圈，坐在被烧的车和小楼旁边，背对观众，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小灰楼 2 楼的窗户冒出了黑烟

九点，我看到有民兵从中山公园出来，乘夜幕悄悄包围了天安门一侧。预感有情况要发生，我立刻从前门方向离开。这时我注意到前门通天安门的道路已被封锁，人们只准离开广场，不准再进入广场，广场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已被包围。我不由的回过头又看了看还在广场的人，心中暗暗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回到单位的宿舍时，经过办公楼，抬头一看，我们处长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很奇怪，转身我又上了办公楼。处长和我的几个铁杆哥们都在办公室，见我进来，大家一惊，处长问：“你去哪了？”“没去哪儿？”张顺说：“你小子是不是去天安门了？”“你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处长说：“下班前，部里来了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坚决镇压。要求各单位管好本单位的人，不许去天安门。政治部开会时，就缺了你一人。没到下班时间你怎么就走了？刘宝隆说你下午接了个电话，然后说要去天安门看看。我让张顺到传达室一查，你果然借了月票。我们都急坏了。你不回来，我们敢睡吗？”我赶忙编瞎话：“我是想去的，但汽车不通天安门，我就到一个朋友那里了解点情况。”处长说：“没去就好，要不连你一块儿镇压了。”

腥凤血雨

6 日上午，我的小学同学来电话告我，５日夜晚在天安门实施了镇压，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他说， 5 日天安门广场出事时，首都民兵指挥部曾从市区工厂调去上万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广场人多，法难治众，民兵队伍被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二是市区工厂离天安门太近，各 厂民兵都在议论着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有些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并随时传回广场动态。工人民兵了解真实情况，容易同情广场群众，形不成战斗力。

灰溜溜撤走的工人民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从郊区工厂调民兵，指定选白天在工厂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过天安门）。我同学所在的刀具量具厂在玉渊潭附近，被市里点名执行政治任务，他被选中。开始，只被告知“去执行任务”，“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等他们乘车进了中山公园，才发现那里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联合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进行了动员，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上午，他们制造事端、行凶作恶，冲击人民大会堂。他们围打警卫战士、消防队员、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烧毁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下午，这伙坏人又冲进“ 联合指挥部” ，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放火烧楼。反革命分子猖撅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民兵同志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动员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镐把发给他们。有关负责人举着镐把讲：“清场时，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这个打。”“往哪儿打？”他们厂里一个年青工人大声问道。 “往死里打！”那个负责人恶狠狠地回答。一听这种情况，许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没领“武器”。这时，我同学有些后悔，他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他明白，镇压人民群众没有好下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只能凭良心见机行事。接下来是吃晚饭。有关部门送来了肉包子，一边发包子，一边嚷嚷：“包子管够，吃饱了好战斗。”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 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后来我听说，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学同学孟连，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曾给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慕桥当过秘书，后官拜至司局级。据他回忆，当他准备冲出包围圈时，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头，从烈士纪念碑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边。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过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叫声和受害者凄历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孟连后来得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的病同他当年头部受到猛烈打击有关。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无辜者？白天闹事的在吴德讲话后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闻讯看热闹去的！”我在电话里冲我小学同学大声嚷嚷。

“知道。不但我们这些小喽啰知道，我看上边也知道。抓的人都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根本没审问，今天一早就让单位来领人。如果认为他们有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既然这样，干吗还要如此兴师动众？”

“不这样党中央的面子往哪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还要不要？白天脸都丢尽了，晚上得找回来。”

“抓的人挨打了吗？”

“态度好的都没挨打。但也折腾的够呛。所有被抓的人都在院子里面壁站着，不准动。后面就站着看守他们的人。谁乱动就用棒子打谁。上厕所也不允许。我听说有的人还尿了裤子。晚上看守他们的人都穿上军大衣了，这些人还不冻的够呛？！”

“你没干缺德事吧？”

“你还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证，我没打一个人。今天通知各单位领人，大多数单位还不错，马上就来了，还带着本单位的人白天上班没来闹事的证明。也有差劲的，不但不领人，还说什么此人一贯与领导作对，经常去天安门，留下来让公安部门好好教训教训。”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 4 月 6 日继续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清洗过后的广场4 月 7 日 ，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对妻子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人民日报

我们这种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青年，对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来就是绝对的相信，无论报道什么重大事件，从不怀疑，坚决拥护。可是当报道的恰恰是你经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实时，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你没想到，全党批了好几年的林彪的 “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著名论调，竟然依然是党和政府运用的手段。

在处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

“你凭什么说人民日报歪曲事实？你根据什么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徒是无辜群众？你这是怀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处里唯一的非党员对我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了下来。按规定，政治部宣传处成员必须是党员。这位非党员比我大一岁，是通过主任的关系从天津调来的，专业不对口，进不了业务处室，安插进我们处，成了主任的眼线。

我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说：“ 5 日晚我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报上讲 9 点半采取行动，我 9 点才离开，我当然有发言权。当时广场只有少量人，都是像我这样下班后去的，哪有什么‘ 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全处 7 个人，处长没吭声（内心绝对相信我），扣帽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其他 4 人凭过去对我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讲的。老大姐张宏毅叹了一口气，说：“唉，老百姓就像只蚂蚁，说捏死就捏死。”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学习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门的事后，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我被作为党员严重违犯纪律的反面典型上报到石油化工部。

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 “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哀求着想看《总理遗言》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出卖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逢连阴偏漏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掲发出来。

毛泽东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 ∶ 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时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和发展经济，并报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下发文件时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1975 年“批邓”开始后，毛泽东出尔反尔，否定四号文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第二，既然是 “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 圈阅”及下发？主席圈阅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谁有这个胆量下发？为什么当时不制止？我们现在全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 主席“ 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

当时很多人附合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 。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各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各室的支部书记都是处级干部，本应领导出面。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邓会，避免大家说违心的话。结果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们轻松愉快，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风头，全院的“批邓”运功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了揪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除去政治部里的隐患，指示保卫处整我的黑材料并上报石油化工部。

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 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名为蹲点，实为下放。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树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报告。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摄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