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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丁一凡
9月14日晚，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并签订《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释放出哪些信号，对经济和贸易格局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与双循环的战略布局又有哪些关系？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协定》客观上会促进企业品牌意识的形成
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向世界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中国需要并愿意国际合作。尽管这些合作中会有讨价还价、会有谈判，但是我们要加强合作，这一点就和特朗普政府想要实现的单边主义正好相反。
中方表示有了“四个坚持”就能够保持合作关系，就能够推动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上的差别而影响合作，我们就能够把差别和矛盾控制住，然后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很重要。
地理标志主要是保证一个地区产品的质量和可追溯性，双方都有了地理标志以后，就说明双方对所有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和来源都有保证，杜绝各种各样的假货。
比如，中国的安吉白茶是一个名牌，就像杭州龙井这个名牌一样，必须得规定龙井在哪个地方生产才能叫龙井茶，其他的茶叶就不能随便乱叫龙井茶。名牌在没有地理标志的情况下就可能被滥用，比如，其他地方生产的茶叶也挂上龙井的牌子等。所以，地理标志要求企业、行会、政府都有保护产权的意识，否则就做不到，这是一个综合工程。相对来说，中国企业在对品牌概念的理解上还是比较欠缺的，有了地理标志以后，客观上会促进企业品牌意识的形成。
虽然，到现在为止地理标志的范围就是农产品，但是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开端，因为之前只有欧洲内部有地理标志，自此中欧有了共同的地理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把地理标志这种概念慢慢地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保证食品安全、质量、来源和可追溯性，这些概念可能未来会成为一种越来越广泛被接受的实践。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磅内容即确认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实际上双方的意愿都很明确，都是一定要争取在今年年内把这个谈下来。一旦协定建成以后不仅会促进中欧的经济交往，而且中欧互相之间的贸易增长还有助于树立一种新的典型。因为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基本没有什么经济活动，如果中国和欧洲签下来这个贸易协定，那么中欧就有了标准，而中欧的标准可能会成为其他国家参照的标准。
与其他传统的投资协定相比，中欧投资协定主要的差异点之一是负面清单问题。过去的规定对投资的领域有限制，现在有负面清单了，就是凡是没在清单里明确表明的都可以投资，还引入了一个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对待双方企业一视同仁，比如对准备进入中国的企业就等同于中国企业，不能有歧视。
全球化退潮后，如何重建属于中国的产业链？
双循环和开放一点也不矛盾。双循环包含外循环，所以并没有否定对外开放，如果只有内循环才能说没有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如果不保证内部循环就太脆弱，对外部的冲击特别敏感就会导致经济不稳定。而小国的经济都没办法实行内循环，遇到像这次大疫情再加上经济衰退的情况就可能很危险。但是，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保持内循环，对外部经济并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就是内循环的重要性，对于这种大的经济体来说，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内循环。
中国越来越重视内循环的一个原因，是虽然出口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未来它的贡献会越来越小。这主要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全世界的经济未来不会比以前更好，可能未来10年都会出现低增长的势态，即外部对中国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放大，那么增长就不可能永远靠外部市场来带动。
从上一次金融危机（2008年）到这次疫情爆发之前，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全球只有中国经济增长特别快，欧洲和日本经济都停滞了10年，美国经济增幅较小，也无法和中国相比。全世界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停滞了10年，所以中国的出口已经发生质变，经常项目顺差从占GDP的8%、9%，降到不到1%，这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所以双循环是客观形势之下中方的顺势之举，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需要主动调整。
国内大循环是广义的，它有几个含义。
一是要更紧密地依靠国内的市场。所以有很大的潜力要挖，比如，城市化问题、居民购买力，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购买力提升问题。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内循环的需求部分才能够提高；需求部分提高以后，经济才能更好。
另外一个重要含义是：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中国很多在技术上的短板，实现内循环即要在补这种技术短板的这类最基本的关键问题上不能受制于人，在技术问题上必须要独立自主。所以，现在政府的政策导向就是加强自主研发和基础研究，给自主研发的技术方面更多的鼓励和补贴。这样内循环就不会受制于人，全部产业链上的产品也会完备起来。过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就不完备，很多东西都是受制于人，都需要外部补充。完全需要外部补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产品生产就会受限，所以补足技术短板是实行内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内部补短板的过程中我们要同时保持开放。虽然内循环主要是依靠中国的企业来完成这些事，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外来投资来补充内循环。如果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为了中国生产、为了中国的产业链发展，我们也同样欢迎。
除了内循环外，外循环也是重要的一环。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外循环有很大关系。从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了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引进外国企业，深深嵌入了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组建的产业链，培养了我们的产业工人队伍，加强了我们的工业制造能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出口量虽然很大，但许多出口都属于“来料加工型”出口，是由外来投资的企业实现的，利润归它们。一度，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例超过一半，将近60%。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许多制造业成本在上升：人工工资成本、土地成本、治理污染成本、等等。外国企业开始撤离中国，中国出口中“加工贸易”的比例不断下降。幸好中国本土企业的高端制造业接了班，中国制造的机器设备出口代替了来料加工的工业制造品出口，使中国的出口在庞大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增长。
最近一些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在发达国家渐成气候，先是民众抗议，后是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逐渐占领了政治舞台，在议会与政府中的代表人物越来越多。特朗普当选入主白宫意味着这种“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进入了高潮。今年疫情爆发，这些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更是利用它来迫使企业回归，要强行与中国经济脱钩，要重建中国之外的产业链。这些趋势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当原来我们习惯的全球化退潮后，我们如何来重建属于我们的产业链？幸好，我们早些年开始提供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结出了硕果，许多项目已经有了早期收获，这些不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外循环，而是中国主导的外循环。它有利地缓解了由于中国出口市场萎缩而造成的中国产能过剩压力，重建了产业链，使中国的出口转变了形式，分散了中国经济出口的风险……在未来的双循环的发展模式下，外循环会成为我们内循环的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版新型全球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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