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的工资“双轨制”改革

沈彬

如今，公务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社保的“双轨制”问题是改革热议话题，其实，在建国之初还有一场“双轨制”之争——供给制PK工资制。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供给制是在战争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 供给制有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显得更为公平（虽然仍有大、中、小灶之分），契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着其理论上的先进性。这也是之后，废除供给制引发意识形态之争的关键。

在1948年中共准备进城之初，朱德还曾强调：“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伙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不过，随着共产党占领更多城市，派驻更多人员接管城市，这些人不再隶属于原有的军队组织架构，难以“大灶吃饭”。于是，1949年7月，华北人民政府首先下达了对进城工作人员全面试行“供给包干制”的通知，将以往交由集体支配的伙食费，折合成小米斤数，发放给个人支配。

与此同时，城市中留任的大量公职、公教人员，仍实行工资制。194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央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试行规定》，4月财政部发布《全国公教人员统一工资标准 (草案)》等，细化了工资制制度。随后各省按此标准，形成了“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职务等级工资制

两种薪金制度，哪个更好呢？就个人来说，供给制的名义薪金低于工资制，但是供给制提供的补贴较多，不仅能几乎免费租住公家房子，而且亲属就医、子女上学也有“供给”。不过，供给制也有一些问题。首先，供给制的补助非常多，让人产生依赖心理，“供得越多，抱怨越多”。其次，供给制的手续复杂，当时最让上海总工会头痛的问题之一就是划定供给制干部家属医药费及住院费问题。第三，供给制往往是实物供给，这产生了“机关生产”问题，结果不少单位领导人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利用机关生产搞腐败。最著名的就是“共和国第一贪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案。

1951年春，国家粮食总署给天津专区调拨原粮1800余万斤用于治水，当时天津地委却用这批粮食组建了河工供应站，搞多种经营。结果，天津地委在短时间内富了起来，一度还成为河北省各区学习的榜样，但不久刘青山、张子善就东窗事发了。

所以，从1952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废除机关生产，但又不得不迁就于各地机关已经因机关生产而拔高的“供给”水平。所以，当年3月政务院发布通知，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也提升了4倍。供给制不得不全面向工资制看齐，越发“不朴素”了。

1953年春，鉴于一些夫妇一方为供给制，一方为工资制，既能享受到工资制的好处，又能从供给制中取得保育、保姆等费用，各地就规定：凡夫妇一供一薪者，要停发供给的子女保育费、保姆费。结果一大批供给制干部要求转为工资制。

到1955年，中央终于决定取消供给制。当年6月编制工资委员会的报告称：全国国家机关、党派、团体在编人员共151.5万余人，其中享受工资制者95万余人，享受供给制者56万余人。“由于两种制度同时存在，不仅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而且也不符合 按劳分配 和 同工同酬 的原则。”包干制人员中绝大多数人是在县、区级，且多是男的一方参加工作的，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保育、保姆费等待遇。因此，这五十多万人的收入少，生活相当困难。

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对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但这次废供给、推行工资制，其实使不少职务较低的公务人员实质收入减少。按当时上海吴淞区一份报道中内容，175人中增加改入的只有40人，而改资后生活困难、需要补助的约有44人，占全部改制人数的25.14%。结果就是“虽然 (部分干部) 标准有所提高，但实际收入是减少了，因此……思想问题亦多”。

于是第二年，国务院不得不进行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工资改革，按《关于工资的决定》的提法：“为了纠正过去两年由于工资增长较少形成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不适应的缺点等，决定这次工资改革”。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削高层工资，补基层工资。随后几年还经历了几次小的工资改革，到1960年工资制度日益成熟，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没有改变过。

但是，毛泽东对于废除供给制，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不满意。他作为革命领袖看到的是工资制实施之后，“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

1958年《人民日报》曾有过一次关于供给制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张春桥写出之后赫赫有名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他认为：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特点的供给制“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将等级工资制称为“物质刺激”，“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

张的这套极“左”言论，在当时还是颇有市场，《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集体写的《供给制改工资制是一种倒退》，认同了供给制更为革命的观点。有意思的是，这些研究生中就有日后成为市场经济派巨擘的萧灼基等人。

虽然，目前并没有研究证明官员供给制比工资制的费用更大，但从长远看，对官员实行供给制，必然是一个无底洞，因为名义低工资的背后是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补助。供给制下的官员，必然以“公平”的名义，要求名义工资与工资制的官员看齐，建国之初政务院就不断地提高供给制标准——这本身还不包括实施供给制的官僚机构，在“实物供给”的名义下，进行官营商业的寻租——结果形成“另类的黄宗羲定律”：供给制名义薪金与工资制逐渐持平，却一口也不肯吐出供给制下的房屋、生育等福利，毫不顾及供给制的本义就是低工资、高福利。供给制，最终无非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提高待遇，既不廉价，也不廉政。

这是双轨制的必然，就像如今公务员和普通职工的工资、社保“双轨制”一样，公务员会不断抱怨自身的名义薪金低于普通职工，却绝口不提低薪金背后的分房、养老、医疗等福利。

（作者系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专栏编辑吴英燕，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