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改两个字,上海天堂,下揽苏杭。南通今天的繁荣,是因为你们已经成了大上海的外环线。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重新画地图的阶段,传统的省市区县的划分,都在跟这个现的趋势对抗着、挑战着,为什么很多城市的规划不可能实现?因为逆潮流而动,规划得越强,代表着我们城市化推进的速度就越慢。1985年,当时胡耀邦同志提出西部大开发,那时候我带着一个研究生团队,从西部,从头到尾走了一圈,我写了一个报告《西部开发是不可能的》。当西部的水资源不可能养活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开发就会化为泡影。20多年我从美国回来,发现这边讲的是西部大开发,我只能讲大不可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让他们离开西部,然后才能把公司化的经营注入到西部资源开发当中,才能真正化解中国的水资源。于是我们把这个版图放在脑子里面,你们想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中国目前城市化刚刚超过46%,如果我们以日本当年泡沫崩盘前城市化达到61%作为节点,也就是未来15年,以城市化速率1%的速度推进,2015年会达到10亿人,这10亿人中会有8亿人进入沿海地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房地产背后的力量,看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人流、钱流加水流,重新开始定义区域的比较经济优势。理论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比较成本优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所以会产生贸易,是因为优势互补,是因为互通有无。著名经济学家克鲁德曼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他70年代和另外两位教授提出一个理论:比较区位优势理论。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按照三个数据重新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当中,同质性的产品、互通有有的贸易,二战之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互通有无。同行业内部的交易超过行业间的贸易。公司内的贸易,总额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公司见得贸易。这就是当时他提出的新外贸理论当中的三个统计结论。这个结论动摇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是不可能同质性的东西在不同的国家间交易。同行业内部的交易会超过行业间的贸易,公司内部自己的交易,会超过公司见得贸易。于是克鲁德曼教授得出一个概念,出现了一个递增定律,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伴随着企业规模增长而增长,当企业跨越国界的时候,企业的规模效应出现明显递增,这个结论带来一个结果,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移动,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产业链消灭市场带来的结果是不同市场的区位优势,由于企业的流动,由于资本的流动,由于不同国家的政策而产生了变化。很多人今天还以为我们之所以能有分工、能有贸易,是因为我们先天有差异。这个道理不存在。每一个国家当你把自然禀赋当做先天差异,然后再加上三个后天差异,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企业的流动,一个是资本的流动,你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并不是先天差异,而是后天选择。先天差异就像我们讲一个孩子,在家靠父母,但这个孩子的未来,绝不是靠父母,而是因为他出门靠朋友,是因为他能够教育,能有朋友,能流动,能在流动中改变他的区位劣势。所以我们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区位经济优势,是一个流动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在流动中不断改变着他比邻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用这个理论,我们来看当北京、上海形成两大中心,于是京津唐一体化形成一个圈,这个圈一圈圈扩张,这个圈里的就会富起来,圈外的就会被淘汰。大珠三角形成一个圈,我们都以为广东很富,我上周去了汕头,汕头是当年中国最早的经济开放城市,结果我发现极度贫困,为什么?被边缘化了,被排斥了,这个地区的人向外流动,不仅带着人走、带着钱走,而且这个地区由于人口的外流相对衰弱。今天我们看长三角地区,上海岗向大小洋山港移动,于是浦东、大虹桥功能区,构成了现在上海的三足鼎立,一港、两空港,大虹桥功能区超越了上海的边界,于是把江苏融入了这个地区。苏州的房价为什么涨?是因为从苏州到虹桥机场30分钟,比人民广场到大虹桥机场还要省15分钟。这就是我们看,一个区位在发生变化,变化的过程中,核心概念就是人口的流动和货币的流动。用这些指标来看,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南通,这也是我今天要来的原因之一,我觉得一桥,改变了南通。因为一桥把南通融入了上海经济圈。于是区位优势因为这一个大桥而改变,这个地区意味着从此变成了上海的外环线。所以南京从苏州南通一直到宁波,事实上形成了现在的大上海版图,这个版图就是未来的大上海超级都市群。中国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形成三大都市群,在三大都市群的基础上来看比较区位优势,我们就会知道,或者是同城化,或者是边缘化,在这个选择当中,每一个城市都必须挑战原来的区域边界,挑战原来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我从比较经济优势理论和城市化理论,来给大家解读的区位经济优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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