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芭蕾与爱情之间，她选择成为不可剥夺的自己

8月21日至23日，法语原版音乐剧《红舞鞋》在上海保利剧院连演5场。这是该剧在中国的首次演出，亦是长三角地区的唯一一站演出。

习惯了《莫里哀》《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大制作法语音乐剧的观众，初次观看《红舞鞋》，或许会认为这部剧作缺少繁杂精细的舞台布景。所有的视觉呈现，都系于不断转换的深蓝色与猩红色灯光、垂坠幕布上涟漪般波动的投影。充当背景板的巴黎歌剧院的图像、象征角色们内心撕裂的火焰以及女主角独唱时身后垂泪的巨幅人面，都仅仅如尘埃般附在幕布表层。

这出音乐剧最早的雏形，来自于法国歌手马克·莱沃因、亚琴·希格林与加拿大歌手贝阿特丽丝·马丁，于2016年的录音室专辑《红舞鞋》。某种程度上，《红舞鞋》可以视为原专辑的舞台化呈现，在音乐之外添上必要的舞蹈元素。

因此，该剧演员阵容极为精简，主要角色仅有编舞师维克多、首席舞者伊莎贝尔与记者本三人，余下的皆是没有台词的群舞。他们既饰演随着剧情发展不断向伊莎贝尔逼近的暗影，又在上下两场关键的芭蕾剧中剧充当伴舞。

虽没有台词，但群舞用他们不驯的嘶吼与舞姿展示某种死亡的压迫感。舞台被两套舞蹈语汇主宰，其一是暗影的现代舞，身体滞重，几乎紧贴舞台滑行，手臂如珊瑚般生长；其二则是伊莎贝尔领衔的芭蕾，饰演这一角色的塞莱斯特·荷泽本就是古典芭蕾出身，在舞台上展示部分基础足尖技巧自然游刃有余。

不过，这两种殊异的语汇在舞台上究竟应该如何交织？它们是互相对话还是彼此争吵？大部分时间，暗影的现代舞披露的是一个无意识的情绪世界，伊莎贝尔的芭蕾则属于纯粹艺术的范畴。

到后半段，它们开始汇合，最终构成一出《安魂曲芭蕾》，令人想起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编舞的《春之祭》：一种背离古典芭蕾传统，径直回到原始主义的嘈杂生命感的舞蹈。

尼金斯基正是剧中伊莎贝尔的偶像之一，《红舞鞋》发生在那个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舞台大放异彩的时代之后。尼金斯基带来的震惊，那种将现代舞与古典芭蕾融合，用狂野、简短、激烈、突兀的动作撕开音乐的做法，已被巴黎观众广泛接受。经由在开头的唱段引入尼金斯基，献祭与牺牲的主题被抛出来，牵引着伊莎贝尔走向《安魂曲芭蕾》中的死亡。

而尼金斯基的命运，与伊莎贝尔恰成对比。这位现代舞蹈的先驱晚年备受精神分裂折磨，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他所带来的舞台革命起初引起骚乱和轰动，如今已被普遍纳入现代编舞体系。伊莎贝尔则挣扎在对芭蕾的热爱与对情人本的依恋之间，她没有像尼金斯基一样在舞蹈中获得主体性，反而被红舞鞋的诅咒吞噬。

音乐剧反复强调，红舞鞋的诅咒意味着为舞台上的荣耀献祭爱情。表面上，这是一道事业与爱情二选一的选择题，恰如1948年迈克尔·鲍威尔、艾默力·皮斯伯格执导的彩色电影《红舞鞋》，该电影是音乐剧《红舞鞋》情节的直接来源之一。

不同之处在于，电影女主角佩姬短暂地选择了爱情，与作曲家朱利安结婚，却为重返舞台导致婚姻几近破裂。而站上舞台后，她又想起安徒生童话中穿着红舞鞋舞蹈而死的女孩。最终，在追赶即将离去的朱利安时，冲出剧院的佩姬被火车轧死。

电影与音乐剧同样以安徒生同名童话为灵感，并抹去童话中的清教色彩。在安徒生笔下，女孩之所以遭红舞鞋诅咒，被判决舞蹈至死，是因为她对物质的痴迷超过了对上帝的虔诚。到电影中，佩姬面临的则是一个带有早期女性主义色彩的选择，是献身事业，抑或回归家庭。影片没有给出答案，反而用情节剧般的意外结局强行中止了矛盾，从而将之悬置。

音乐剧重新引入诅咒的维度，编舞家维克多的行事风格也变得更为强硬，仿佛他不是在进行艺术实践，反而是在让自己陷入亚历山大·科耶夫所重新阐释的欲望辩证法中。

他刻意拣选了一个在巴黎漂泊无依的孤女，像拣选一块纯洁无瑕的石料，并从中催逼出艺术的形象。如同歌词中以皮格马利翁的典故描写伊莎贝尔穿上红舞鞋的时刻，她原本轻盈柔韧的身体，在那时竟僵硬如石块，任由暗影操弄。

伊莎贝尔被规定为某种客体，必须依赖主体维克多而存在。这便解释了维克多歌词中毫不掩饰的压制与掌控，他将伊莎贝尔视为自身艺术野心的载体，视为一个可以被欲望的客体。他必须透过伊莎贝尔内在的空无确证自身的丰盈，一种近乎停滞，只需要被无数次证明的丰盈。

那被抛入种种给定结构中的卑贱客体，反而是能动的。当伊莎贝尔一条条减去黏着在身上的定义，通过一种否定性的自由，她完成了创造与改变世界的任务。这便是红舞鞋的诅咒。伊莎贝尔不可能在芭蕾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通过前者获得的主体性，必然导向她要以后者来证明。爱情是最小单位的被看见，只存在于一个人的目光，却如此坚韧而永恒。

伊莎贝尔最终重返舞台，舞蹈至死的选择，也能在欲望辩证法这一层面得到解释。通过否定之否定，她以一种最激进的方式确证了自己，不再被操纵，不再需要成为客体，完全自由地在死亡中，保存自身不可被剥夺的主体性。

区别于1948年电影版情节剧式的潦草结尾，音乐剧《红舞鞋》的最后一幕，女主角终于在一场舞蹈中向尼金斯基式的自我献祭致意：尼金斯基通过舞蹈革命获得了主体性，却在精神分裂中失去了自我，伊莎贝尔在舞蹈中从未真正获得主体性，只是被红舞鞋诅咒着去跳，却在最后一舞中驯服了它，完成对自身存在的重新确认。

来源：成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