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去供销社报到走错了路，结果被分到了快倒闭的收购站

楔子

1990年夏天，我背着铺盖卷去供销社报到，半道上走岔了路，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快倒闭的乡办收购站。那天，一个倔强的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站在门槛前看着我。我以为只是问个路，没成想这一脚踏进去，就在那儿扎了根，一待就是大半辈子。后来我才明白，这世上有些路，走错了反而是走对了。

第一章 走岔的路

天是那种闷罐子似的热，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脚踩上去能粘掉鞋底。我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改的铺盖卷，后脖子上的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把蓝布褂子洇出一片深色。从镇上到乡里有十二里地，我走了一个钟头，还没看见供销社那个标志性的红砖院墙。

我叫林远志，今年二十岁，刚从省财贸学校毕业。我爹托了老支书的关系，在乡供销社给我谋了个会计的缺。这年头能从农村户口变成吃商品粮的，比中状元还难。我爹高兴得不行，走之前塞给我一个黄挎包，里头装着三样东西：一支英雄牌钢笔，一瓶墨水，还有一块用油纸包着的猪头肉，让我到了单位给主任尝尝。我娘则把家里唯一一条没打补丁的毛巾给我缝在了铺盖卷里，说是别让人瞧不起。

“小伙子，去供销社咋走？”我记得自己拦住了一个赶驴车的老汉。

老汉嘴里叼着旱烟杆，眼皮都没抬，用鞭子朝东边一指：“过了前面那片杨树林，看见岔路口往左拐，再走二里地就瞧见了。红砖院墙，高大门楼，好认得很。”

我谢过老汉，继续往前走。果然看见了杨树林，也看见了岔路口。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我按着指引往左拐了。可走了约莫一里地，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这路太窄，两边尽是半人高的蒿草，还拐着弯。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个低矮的院子，院墙是用黄泥巴糊的，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里头的碎砖头。大门就是两扇木栅栏，虚掩着，门楣上歪歪扭扭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我凑近仔细辨认，才看出是“柳河乡第三收购站”。

我心想，坏了，这肯定不是供销社。正打算掉头，院子里突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谁呀？”

紧接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门里走出来。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袖口挽到手肘，胳膊上沾着麦秸屑。她身后跟着个小女孩，五六岁光景，扎着两个羊角辫，正用警惕的眼神打量我。

“同志，我……我找供销社。”我结结巴巴地说。

女人上下打量我一眼：“这里是收购站，供销社还在北边。你走岔了，往回走，到了岔路口往右拐才是。”

我尴尬地笑了笑：“谢谢大姐，那我走了。”

我刚转身，就听见小女孩脆生生地说：“妈，他咋不认字？这么大个牌子都看不见。”

我脸一红，刚想辩解，脚下一滑，肩上的铺盖卷散了，衣服袜子撒了一地，最要命的是那块油纸包着的猪头肉从黄挎包里掉了出来，滚到了地上的灰土里。我手忙脚乱地捡，越捡越狼狈。女人走上来帮我把铺盖卷重新绑好，又把猪头肉拍了拍递给我：“一个人出门不容易，慢着点。”

她的声音平静温和，像是在照顾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里有种很坚韧的东西，虽然穿着朴素，脸上带着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微黑，但五官清秀，尤其是一双手，指节粗大，掌心满是老茧。

我连声道谢，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院子。

回到岔路口，我这才发现，路边的草丛里歪倒着一块指路牌，上面的箭头和字都已经模糊不清。那老汉说的没错，只是这牌子倒了，方向全乱了。我按着女人说的往右拐，又走了二里地，果然看见了供销社的红砖院墙和高大门楼。

供销社主任姓赵，五十来岁，矮胖身材，一张圆脸油光锃亮，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又捏了捏我兜里的猪头肉，嘴上说着客气话，眼睛却往那油纸包上瞟。我把肉递上去，他推辞两下收下了，然后把我领到后院的一间平房里：“先住下，明天办手续。”

那是一间很小的砖房，一张木板床，一张旧书桌，墙皮有些发黄。我坐在床上，把铺盖卷摊开，想起刚才在那个收购站门口出的洋相，心里又羞又恼。不过，那女人的眼神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一早，赵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是要给我安排具体工作。我心里正美着，想着终于要开始端铁饭碗了。可赵主任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彻底傻了眼。

“小林啊，咱们供销社现在人员有些富余，会计岗暂时用不上你。不过柳河乡第三收购站那边缺个记账的人手，你先去那边顶一顶，怎么样？”

我愣住了：“第三收购站？就是那个小院子？”

赵主任点了点头，脸上的笑纹更深了：“对对对，你去过？那就更好了。那边负责人叫沈玉兰，人很能干。你去帮她把账理一理。工资关系先留在社里，差不了你的。”

我心里盘算着，那收购站分明就是快要倒闭的样子，哪有什么账可理。再说了，我在供销社当会计和去那个破院子当记账员，能是一回事吗？可我刚来报到，总不能第一天就跟主任顶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赵主任很满意，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嘛，要能吃苦。去吧，收拾收拾，今儿就过去。那边有间空屋子，你先住着。”

就这样，我扛着还没拆开的铺盖卷，又踏上了那条走岔的路。这一次，我没有再走错，可我却觉得，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个更大的玩笑。

第二章 破院子里的倔人

我走到第三收购站门口的时候，门前的蒿草在风里摇晃，像个被遗忘的角落。木栅栏还是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东墙根底下堆着几捆干枯的苇草。西边有一间小屋，烟囱里冒着淡淡的青烟。

我站在院子中间喊了一声：“有人吗？”

那间小屋的门开了，昨天的小女孩探出脑袋来，看见是我，扭头喊：“妈，那个不认字的又来了！”

沈玉兰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盆，盆里是和好的玉米面。她看见我，愣了一瞬：“你……怎么又来了？”

我把赵主任的话说了一遍。她听得很认真，听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把搪瓷盆放到旁边的石墩上，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你别听老赵瞎说。这收购站下个月就关张了，你来也是白来。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我这边不需要人。”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我也不想待在这儿，可你也不能这么干脆地撵我走啊。我说：“赵主任让我来的，我要是回去，他问起来怎么办？”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些无奈：“随你吧。那边有间杂物房，我给你腾出来。”

她说完，转身进了厨房，再没搭理我。小女孩走到我跟前，仰着头说：“我叫沈果儿，你叫啥？”

“林远志。”

她歪着头想了想：“林远志……远志是不是一种药？”

我乐了：“你怎么知道？”

果儿一脸得意：“我妈说的。她说远志是味中药，能治睡不着觉。你叫这个名儿，是不是你爹老睡不着觉？”

我被她逗笑了，从兜里掏出一块水果糖递给她。她眼睛一亮，接过去攥在手心里，却没有马上吃，而是揣进了衣兜。

“你留着干啥？”

“给我妈吃。她老睡不好。”

我心里微微一动，抬头看向厨房的方向。烟囱里的烟已经散了，厨房门帘被风吹起来，露出沈玉兰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

我按着沈玉兰说的，在院子东边找到那间杂物房。门上的锁已经锈死了，我用半块砖头砸了半天才砸开。屋里堆满了破麻袋、断秤杆、烂筐子，还有一股浓重的霉味。我把东西归置到一边，空出半间屋来，又找了几块木板架在砖头上，算是搭了个床。铺盖卷往上一放，这就是我的新家了。

忙活到中午，沈玉兰来叫我吃饭。她站在门口扫了一眼我收拾的屋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我跟着她到了厨房，看见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煮着玉米糊糊，旁边的小锅里是炖白菜，里头浮着几星油花。果儿已经坐在小桌边等着了，看见我进来，朝我招手：“快来快来，我妈炖的白菜可香了。”

我坐下来，端起粗瓷碗喝了一口玉米糊糊，一股粗糙的粮食味在嘴里散开。说实话，真不怎么好喝，但我饿了，连喝了三碗。沈玉兰坐在对面，小口小口地吃，不时给果儿夹一筷子菜。

吃完午饭，我提出要看看收购站的账本。沈玉兰冷笑一声：“哪有什么账本？去年就没人来卖东西了。你要是想看，就看看这几张欠条吧。”

她起身从墙上的一个布包里取出几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几张收购站的欠条，数目不大，加起来也就七十三块二。欠条上的字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还被水渍晕开了。最后一张欠条的日期停在今年三月。

“这是去年收苇草的欠款。”沈玉兰说，“本来说好年底结，可到了年底，上面说收购站要撤了，钱拨不下来。那些乡亲们辛辛苦苦割了一季的苇草，到头来只拿到一张白条。我没办法，只能拿自己的钱先垫了一部分。”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指甲缝里有些洗不掉的灰黄痕迹，那是长期剥苇叶留下的。她的手腕很细，可干活的时候却格外有劲。

我把欠条收好，说：“那现在收购站还能收什么？”

沈玉兰沉默了一会儿，说：“能收的多了。苇草、芦苇秆、麦秸、稻草、野生的药材、破铜烂铁……可没人来卖，因为站里没现钱，收了也白收。乡亲们宁可送到镇上的私人加工厂去，虽然价低，但现结。”

我忽然有些理解赵主任为什么把我塞过来了。这收购站就是个烂摊子，巴不得有人来收拾。可我又能干什么呢？

下午的时候，我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这个收购站占地约莫半亩，有六间土坯房，两间用来存放货物，一间厨房，一间办公，剩下两间，一间沈玉兰和果儿住，一间就是我的杂物房。仓库里空空荡荡，只有墙角的旧苇草散发着潮气。院子里有一个地秤，锈迹斑斑，秤砣也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别看了，就这些家当。”沈玉兰坐在厨房门口剥蒜，语气里带着一种认命后的平静，“你走吧。趁年轻，别耗在这地方。”

我没有说话，走到地秤旁边，蹲下来拨开地上的野草。地秤的下面压着一块铁板，上面刻着“柳河乡第三收购站 建站一九七五年”的字样。

“这站是七五年建的？”我问道。

沈玉兰抬起头，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嗯，那时候这里热闹得很。方圆几十里的人排着队来卖东西，你争我抢的。”

她没再说下去。我也没有再问。太阳从西边滑下去了，院墙的影子拉得老长，把整个院子罩在一片暗红色的光里。

第三章 一杆旧秤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天刚亮。院子里已经有动静了，我从窗户往外看，沈玉兰正在井边打水，动作利索得像干了半辈子。她把水倒进一个大木盆里，然后把昨天收来的几梱葱放进去涮洗。果儿蹲在旁边，用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我起来洗了把脸，走到院子里。沈玉兰看见我，微微一怔：“你还没走？”

“我走哪儿去？赵主任让我来的，我就待这儿。”

她没再说什么，继续干她的活。我闲得发慌，就蹲下来看果儿画画。她画的是一个房子，烟囱里冒着烟，旁边有一棵树，树上站着一只鸟。

“你咋画得这么好？”我说。

果儿头也不抬：“我娘教我的。她还教我认字，认了好多字。”

我抬头看向沈玉兰，她正把洗好的葱拢成捆。阳光落在她身上，她的影子映在地上，轮廓清瘦而有力。

“沈大姐，”我站起身来，“既然我来了，总得找点事做。你告诉我，这收购站最缺什么。”

她直起身，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指了指角落里那杆缺了秤砣的地秤：“缺的东西多了，最缺的是秤砣。”

我笑了：“那我先找个秤砣。”

我转身就出了院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秤砣。在镇上转悠了一上午，最后在一个打铁铺的废铁堆里翻出一个锈迹斑斑的旧秤砣。老板听说我要给收购站配秤，只收了五毛钱。

我扛着秤砣回到站里的时候，沈玉兰正在厨房煮饭。我把秤砣擦干净，放到地秤的秤杆上比了比，分量差不多能对上。沈玉兰听见动静走出来，看了一眼那秤砣，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但我看见她转身的时候，眼角似乎弯了一下。

吃饭的时候，果儿突然说：“林叔叔，你找的秤砣比原来那个好看。”

“原来那个啥样？”

“圆的，这么大。”她用手比划着，“上面有个大瘪窝，是去年被我踢的。我妈骂了我一顿。”

我笑了：“你没事踢秤砣干啥？”

果儿嘟起嘴：“谁让他们把地秤藏起来的。以前那些人来了，把东西往地秤上一放，多神气。后来没人来了，他们把地秤拆了，秤砣也拿走了。我就踢了一脚。”

沈玉兰在果儿头上轻轻拍了一下：“就你话多。吃饭！”

那天下午，我把地秤重新装好，又把仓库清理了一遍。沈玉兰在一旁看着，偶尔递个工具。到了傍晚，整个院子的面貌已经有些不一样了。野草拔了，地面扫了，地秤立在院子中央，虽然旧，但擦干净后竟然有了些庄重的味道。

沈玉兰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晾凉的开水，井水烧的，带着一丝丝甜。

“林远志，”她叫我的全名，“你图啥？”

我愣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想着既然来了，总不能看着它关张。”

她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屋。夜里我躺在硬板床上，听见隔壁传来她低声给果儿讲故事的声音，语调轻柔，断断续续。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第三天，第四天，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收拾院子，把能修的东西修一修，把能补的地方补一补。沈玉兰始终和我保持着不冷不热的距离，但饭桌上会多摆一双筷子，我的衣服破了，她也会顺手拿去补好。

第五天，我提出要做一块新的招牌。沈玉兰说：“别费劲了，反正也没人看。”

我没听她的，从仓库里找出一块旧木板，刨平了，用墨汁写了“柳河乡第三收购站”七个字。我的字不算好，但工整有力。写完后我用清漆刷了两遍，挂在门楣上。沈玉兰站在院子里抬头看，看了很久，说：“你这字，比我写得好。”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院子里给那几捆旧苇草翻晒，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沈站长！沈站长在家不？”

沈玉兰从屋里出来，脸色微微变了。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一件洗得发黄的汗衫，肩上搭着一条毛巾，手里提着一把镰刀。他身后还跟着两个壮劳力，都是满脸汗渍。

“韩老三。”沈玉兰叫了一声。

那个叫韩老三的男人走进院子，脸上堆着笑，可那笑里带着几分油滑：“沈站长，听说你们站里来新人了，还配了秤。这不，我领了两个伙计来，想着是不是该把去年那笔账结一结？”

沈玉兰的脸色冷了下来：“韩老三，去年收的苇草款，上面还没拨下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拨下来第一个给你。”

韩老三“啧”了一声：“沈站长，你这话说了半年了。我那两个伙计家里都等着用钱呢。再说了，你男人在的时候，可从没拖欠过我们。”

听到“你男人”三个字，沈玉兰的嘴唇明显抿紧了。我站在一旁，心里猜到了几分，但也明白这事我不该贸然插嘴。可韩老三的目光很快扫到了我身上：“这就是新来的？不是说要关张了吗，怎么又招人了？别是上头给的安抚费又花不完了吧。”

他这话说得阴阳怪气。沈玉兰的手在围裙上攥紧了，刚要开口，我往前迈了一步：“韩老三是吧？我是新来的记账员林远志。你那张欠条我看了，二十八块三。站里不是不认，是现在确实没现钱。你要信得过，就再等几天；信不过，我拿自己的工资先垫上，但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足够还你，只是得等几天。”

我说完这些话，自己都有点吃惊。韩老三也愣住了，他打量我几眼，咧嘴笑了：“行，小伙子仗义。这样，我给你十天，十天之后我再来。到时候可别又跟我打马虎眼。”

说完他带着人走了。沈玉兰站在院子里，脸色发白。果儿从屋里探出脑袋，大眼睛里满是害怕。

我转过身，看见沈玉兰正盯着我。她的目光里有恼怒，有感激，还有别的什么。

“你工资才四十二块，你逞什么能？”她低声说。

“那也不能让他们看扁了。”我说。

她没再说话，转身走进屋里。片刻后，她拿着一块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出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块旧手表，表带有些磨痕，但表盘是好的，秒针还在走。

“这是我男人留下的。你拿到镇上去，能卖三四十块钱。”

我把手帕合上，推了回去：“不用。钱的事，我想办法。”

沈玉兰看着我，眼眶忽然红了。但她很快别过头去，深吸一口气，声音恢复了一贯的平静：“随便你。”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韩老三那句话在我耳边回响——“你男人在的时候”。我忽然很想知道，沈玉兰的男人是怎么没的，这个收购站又是怎么从热闹走到荒凉的。可这些话，她不说，我不能问。

我只知道，这个破院子里住着一个倔强的女人和一个懂事的孩子，她们在等一个结果。而我，也许能帮上一点忙。

第四章 院子里的人情

十天期限过去了一半，我还是没有想出凑钱的办法。我身上总共只有十二块五毛钱，是离家时我娘偷偷塞在我裤腰里的，我一直没舍得花。就算全拿出来，也远远不够。

沈玉兰每天照常料理家务，似乎已经把韩老三的事忘了。可我知道她没忘。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站在那堆旧苇草前发呆。那些苇草捆得结结实实，每一捆都有小臂粗，是上好的造纸原料。可放在这里就是一堆干草，变不成钱。

果儿这几天跟我混熟了，总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转。我修院子里的篱笆，她就递树枝；我整理仓库，她就帮着摆东西。我们俩一边干活一边说话。

“林叔叔，你以前是干啥的？”

“上学。在省城上中专。”

“省城大不大？”

“大。有汽车，有楼房，还有火车。”

果儿眼里露出向往的神色，但很快又黯淡下去：“我连镇上都没去过几回。我妈不带我去，她说要省钱。”

我心里一酸，摸了摸她的头：“等以后，叔叔带你去省城看火车。”

果儿高兴地拍手：“真的？拉钩！”

她伸出小指头，我也伸出小指头，跟她勾在一起。沈玉兰从厨房出来，正好看见这一幕。她站在那儿没动，目光落在我们勾着的手上，停了几秒，然后低着头进了仓库。

那天下午，我决定去镇上想想办法。路过邮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主意。我回到站里，问沈玉兰：“这收购站以前除了收苇草，还收过什么？”

沈玉兰想了想，说：“收过的东西多了。苇草、芦苇秆、蒲草、野生的苍术、黄芩、柴胡……还有破铜烂铁、牙膏皮、鸡毛、猪鬃什么的。怎么了？”

我眼睛一亮：“那现在这些还有人要吗？”

“有。镇上的药材贩子常年收野生药材，鸡毛猪鬃也有人收去加工。可是咱们站里没本钱，收了付不了现款，谁肯送来？”

我琢磨了一下：“如果咱们不付现款，打白条呢？等东西转手卖了再给钱。”

沈玉兰笑了：“你当乡亲们还会信白条？去年那些欠条到现在还没结清呢。”

我陷入了沉默。这确实是个死结。没有本钱，就没有人送东西来；没有人送东西来，就没有进项；没有进项，就永远还不上旧账。可是要打破这个死结，总得有一方先让步。

正在这时，果儿从外面跑进来，手里举着一个布口袋：“妈！林叔叔！有人送鸡毛来了！”

我和沈玉兰都愣住了。果儿身后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一根弯木拐杖，步履蹒跚。沈玉兰赶紧迎上去：“王奶奶，您这是……”

王奶奶把布口袋放到地上，喘了几口气说：“玉兰啊，我听说站里又开张了。家里攒了半年的鸡毛，以前都是扔的，现在送来，能收不？”

沈玉兰面露为难之色，刚要说话，我抢先一步说：“收！当然收！王奶奶，您这鸡毛成色不错，给您称一称。”

我拿起那个布口袋放到地秤上，拨动秤砣。半袋鸡毛，二斤三两。我按照镇上的行情算了算，报出一个价：“王奶奶，按一块五一斤算，二斤三两，给您三块四毛五。现在站里现钱不多，您看能不能先记着，月底来结？”

王奶奶眯着眼笑了：“行啊，有你这句话就行。我一个老婆子，要钱也没地方花。你们先给我记着，不急。”

沈玉兰在一旁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我没有看她，而是认认真真地拿来纸笔，写了一张字据，上面写明了数量、单价、金额，签上我的名字，又让沈玉兰也在旁边签了字，然后递给王奶奶。

王奶奶接过字据，看也不看就塞进了衣兜里，拎起空布袋蹒跚着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院门外，我突然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沈玉兰走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你哪儿来的钱？”

“先欠着。王奶奶说了月底结，月底前咱们想办法把这批鸡毛卖出去。”

“怎么卖？”

“我去镇上找买家。鸡毛有人收，做掸子的、做工艺品的都要。二斤三两鸡毛，卖好了能卖四块多，咱们能挣一块。”

沈玉兰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轻声说：“林远志，你比我想的能折腾。”

我笑了：“破罐子破摔呗，反正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那天晚上，沈玉兰把王奶奶送来的鸡毛仔细分拣了一遍，把大羽、绒羽和杂毛分开。她的手极巧，动作麻利。我在旁边打下手，递个筐子什么的。灯光昏黄，她的侧脸被映得柔和而专注。

“你男人以前也这样分鸡毛吗？”我问了一句。

她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分拣，低声说：“他啊，他不太懂这些。他原来在乡里的运输队开车，后来调来收购站当站长。站里的活他学得慢，但肯干。就是命短，去年秋天拉苇草的路上出了事。”

我心头一紧，没有再问下去。沈玉兰却接着说了下去：“车翻进了沟里，人当场就没了。丢下我和果儿。那时候果儿才四岁，还不记事，问爹去哪儿了，我说出远门了。后来她不问了，就当她爹真出了远门。”

她的声音平静得像一口深井，可我知道那井底下是什么。我没说话，只是把分好的鸡毛一绺一绺地扎成小把。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油灯的火苗吹得跳了几跳。果儿已经在她屋里睡着了，呼吸均匀。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沈玉兰家那辆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驮着分好的鸡毛去了镇上。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车把歪的，车闸也不灵，但勉强能骑。我在镇上转了半天，最后在农贸市场旁边找到了一家收鸡毛的铺子。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捏了捏那几只鸡毛，又抖了抖，说：“品质还行，就是量太少。你有多少？”

“以后会多起来。你现在能给什么价？”

老板伸出两个手指：“这个数，统货。”

“两块二？”

“两块。看你这鸡毛挑得干净，给你两块一，不能再多了。”

我合计了一下，二斤三两，两块一，能卖四块八毛三。扣掉给王奶奶的三块四毛五，能挣一块三毛八。这是收购站这么久以来的第一笔进账。

我回到站里的时候，沈玉兰正在井台上洗衣服。她看我推着自行车进来，忙站起来问：“卖了多少？”

我把钱递给她，说了价格。她数了一遍，又把钱分成两份，一份用纸包好，塞进墙缝里，说：“这是给王奶奶的，月底给她。”

另一份放在掌心，沉甸甸的几张小票。她忽然抬起头看着我，笑了。那是自我认识她以来，第一次见她笑得这样舒展。她的笑容不耀眼，却让人觉得整个院子都亮堂了。

那天之后，收购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了。先是附近的几户人家来卖废铜烂铁，再是几个老姐妹送来攒下的鸡毛鸭毛，然后是采药的汉子送来半筐野生的苍术根。我每天跑镇上送货，沈玉兰在家收货。她手头有本子，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果儿也不闲着了，帮忙递个秤砣，扫个地。

到了第十天，韩老三果然又来了。这次他没带那两个人，只有他一个，脸上的表情比上次软和了许多。他走到院门口，看见门楣上的新招牌，又看见地秤旁码得整整齐齐的货物，脚下一顿。

沈玉兰从屋里出来，手里捏着一个纸包。她把纸包展开，里面是数得整整齐齐的钱。

“韩老三，这是欠你的最后二十八块三，你数数。”

韩老三接过去，吐了口唾沫在指头上，一张一张地点。点完了，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沈站长，我……唉，那天说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沈玉兰说：“都过去了。以后站里还收苇草，你要是还割，我这儿随时欢迎。”

韩老三挠了挠后脑勺，嘿嘿笑了：“那敢情好。今年苇子长得旺，等入秋了，我肯定送来。不过这回可得现结啊。”

“现结。”沈玉兰说。

韩老三走后，我走到沈玉兰面前。她正把钱匣子合上，抬头看我的那一瞬间，眼底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林远志，这十天，顶得上过去一年。”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和我的影子并在一起。我忽然觉得，这条路虽然走岔了，可好像也没那么糟。

第五章 秋收

日子一天天过，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这年秋天，雨水不多，苇草长得特别好。柳河滩上白茫茫一片，风一吹，芦花飘得满天都是。

收购站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虽然还是小打小闹，但每天都有东西进出。附近几个村的人都知道沈玉兰这里现款结账，价格公道，而且我的分拣做得细，送到镇上总能卖出好价。渐渐地，连隔壁乡的人也开始往这边送东西了。

九月中旬的一天，韩老三赶着一辆牛车来了，车上装着满满一车新割的苇草，捆得扎实整齐。他这次是真的把家里的壮劳力都叫来了，一连送了三天，总共四千多斤苇草。

沈玉兰跟我商量，说这批苇草数量大了，光靠往镇上的小贩手里送不是办法。最好是直接联系造纸厂。她男人以前有关系，但她没怎么经营过。我一想，是这个理。第二天，我搭了一辆去县城的拖拉机，带着苇草样品去了县里的红旗造纸厂。

造纸厂的采购科在厂区东边的一排平房里。我找到了一个姓董的科长，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态度不冷不热。我把苇草样品放到他桌上，说：“柳河乡第三收购站，今年新收的苇草，品质好，纤维长，纯度在九成以上。”

董科长拿起一束苇草看了看，又用打火机烧了一下，闻了闻烟味。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说：“柳河第三收购站？听说过，前两年供应过我们一批好货。不过这两年断了，料都是从别的渠道走的。你们现在有多少？”

“已经收了四千多斤，后续还能再收万把斤。”

董科长重新戴上眼镜，翻了翻桌上的台账：“这样，你先把样品留下，我们做个化验。三天后你再来。”

三天后，我又去了县城。这次董科长的态度明显热络了许多。化验结果显示，柳河滩的苇草纤维长度和韧性都优于其他产地的同类原料。他当场拍板，以每斤两毛七的价格收购，比镇上小贩的收购价高出三分钱。而且，他愿意预付三成货款。

我拿着合同回到站里，沈玉兰看了一遍又一遍，像是有些不相信。果儿见妈妈心情好，也跟着高兴，在院子里蹦来跳去。

“两毛七一斤，一万斤就是两千七百块。扣除收草的款子和运输费，毛利能有五六百块。”我给她算账。

沈玉兰的呼吸有些急促。她抬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晌才说出话来：“林远志，你救了这收购站。”

我说：“不是我，是那些送苇草来的乡亲们。他们信任咱们，愿意把货赊给咱们，咱们才能撑到今天。”

我说的不全是实话。最初那几户送鸡毛送废铁的，确实没拿现钱。可到了后来，每到月底我都能把账结清，这份信用是靠沈玉兰的精打细算和我每天骑自行车跑镇上一趟一趟换回来的。

无论如何，收购站活了。有了造纸厂的合同，收购站的底气足了。韩老三送来的苇草全部卖出去了，还了旧账，还留足了周转金。很快，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柳河第三收购站重新开张了，价钱比别处高，账目清楚，不拖欠。

十月底，我回了一趟家。我爹和我娘差点没认出我来。我瘦了，黑了，但眼睛里有光。我爹坐在堂屋里抽旱烟，脸色不太好看。

“你去了收购站，跟那个姓沈的寡妇在一起工作？”我爹的声音低沉。

“爹，她叫沈玉兰，是收购站的负责人。我是记账员。”

“我知道她是谁。”我爹把烟杆往地上一磕，“沈玉兰，一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你跟她搅在一起，像什么话？外头那些闲话都传到我耳朵里了！我让你去供销社，不是让你去给一个寡妇跑腿的！”

我娘在一旁急得直摆手，让我别顶嘴。可我心里有股气，从进了收购站那天起，我就知道沈玉兰这些年受的委屈，比外人看到的多了太多。那些难听的闲话，我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过不止一次。

“爹，她男人是出车出了意外，跟那些闲话没有关系。你也是读过书的人，别听风言风语。”

我爹把烟杆一摔，站起来指着我：“你懂个屁！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回供销社去，那边我去说。你要是还在那个破站里，就别回这个家了！”

我娘急了，推着我说：“远志，你爹说的是气话。你先回站里，我去劝劝他。”

我没有再多说，转身出了家门。夜色很沉，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往收购站赶。路两旁的田野寂静无声，风吹在脸上，有些凉。我骑了将近两个小时，远远看见院子里那盏灯还亮着。

沈玉兰还没睡。她坐在厨房门口，就着一盏煤油灯在缝补衣服。听见动静，她抬头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

我摇摇头。她转身进了厨房，生火热饭。不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了出来，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快吃吧，面条我留着你回来下的。”

我端起碗，热气扑在脸上。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不是难过，是觉得这碗面条太烫了，烫得我眼睛发酸。

沈玉兰坐在对面，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跟你爹吵架了？”

我抬头看她：“你怎么知道？”

“你脸上的表情告诉我的。而且，你每次从家里回来，都心事重重的。”

我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让我回供销社。”

沈玉兰的手指在衣服上停住了。她低下头，轻声说：“那你就回去吧。这边我能撑住。”

“我不回去。”

我抬起头，直视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映着煤油灯的火苗，亮亮的。

“我不回去。”我重复了一遍，“我在这里挺好的。比在供销社好得多。”

沈玉兰没有再说话。她站起来，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脸盆里，又把毛巾放在盆边，然后转身回了自己的屋。我听见那扇木门轻轻合上，再没有了声响。

那一夜，我坐在院子里很久。满天星斗，密密麻麻的。我想起这一路的经过，从走岔了路到今天的秋收，满打满算不过四个月。四个月，我好像变了个人。

第六章 一纸调令

冬天来的那天，天上的云压得很低，西北风刮得人脸疼。收购站的生意进入淡季，门前的车马少了，但沈玉兰还是每天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好像随时都准备着人来。

十一月底，供销社那边来了一纸文件。赵主任亲自骑车送来的，脸上笑眯眯的，说：“小林啊，你在基层锻炼这大半年，表现不错。供销社年底业务忙，你回去帮把手吧。收购站这边，等上面的批复下来，就正式撤销了。”

我拿着那纸调令站在院子里，风把纸吹得哗哗响。沈玉兰从屋里出来，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纸，脸色很平静，甚至轻轻笑了笑：“好事。回去好好干。”

我扭头看她：“你愿意让我走？”

她没有看我，目光落在远处那片光秃秃的柳河滩上：“你是分配来的人，去留不是你我决定的。再说，收购站确实撑不了多久了，这个冬天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去。”

“造纸厂那边的合同呢？这不是还压着万把斤的货没交完吗？”

“交完了就没了。明年春上，上面要是不给收购站派正式编制，这站子还是得关。”

我沉默了。这是事实。收购站没有正式编制，没有经营资质，我现在顶多算是个临时帮忙的。赵主任当初把我塞过来，本意就是让我过渡一下，顺便甩掉这个包袱。现在包袱有了起色，他又想把人叫回去了。

“我不走。”我说。

赵主任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小林，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你一个中专生，本来就是供销社的人。在这里窝着算怎么回事？回去之后，我推荐你到县社去，比在这强得多。”

沈玉兰也劝我：“去吧，别为了这里耽误了前途。我和果儿能过。”

我攥着那纸调令，心里翻江倒海。我知道自己留下来，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可我就是不想走。

晚上，果儿悄悄来到我屋门口，拽了拽我的衣角。我低头看她，她仰着小脸，眼睛里蓄着泪：“林叔叔，他们说你明天就回供销社了。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不想你走。”

我蹲下来，想跟她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半晌，我摸了摸她的头说：“叔叔不走。叔叔跟你妈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把你也带出去看看火车。”

果儿吸了吸鼻子，点点头。她往我手心里塞了一样东西，小小的，硬硬的。我借着月光一看，是一块用红头绳编成的平安结。编得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根绳子都收紧了，打结的地方格外用力。

“我自己编的。给你的。”

我把那平安结攥在手心里，眼睛有些模糊。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乡里，找到了乡政府的张乡长。张乡长五十来岁，瘦高个，是本地人，对柳河乡的情况非常了解。我把自己在收购站这几个月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把造纸厂的合同、乡亲们的欠条记录、每个月的收支账本都拿给他看了。

“张乡长，我不求别的，就求您给收购站一个名分。哪怕是最基层的集体企业编制也行。只要有了编制，它就能活下去。”

张乡长翻看了账本，又听我讲了那些乡亲们送鸡毛、送苇草、送药材的事。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小林啊，这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要上会。不过你放心，我会把你的材料带去会上说。你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

我谢过张乡长，又骑车去了供销社，找到赵主任，说：“调令我不能接。收购站还有合同没有履行完，我走了，那些欠款和货就没法交代。您给我一个月的时间，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您再决定派谁去。”

赵主任看着我，表情从意外到沉默，最后长叹一声：“小林啊，你真是头倔驴。行，我给你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要是还不能把收购站的事理清，我可就不留情面了。”

我点头，转身离开了供销社。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很轻松。大冬天的，风冷得刺骨，可我心里头却热腾腾的。

第七章 过冬

一个月的时间，要完成造纸厂的合同，要结清所有欠款，要给收购站找到继续经营下去的出路。每一步都不容易。

我和沈玉兰商量之后，决定先把已经收上来的苇草全部送到县城。韩老三听说我们要在月底前把货交完，二话不说，约了村里几个壮劳力，连着跑了三趟。最后一趟车出发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韩老三坐在车辕上，回头对我喊：“林小子，到了县城别抠门，请哥几个喝碗热汤！”

我笑着应了。那批苇草交完后，货款到账，正好把之前欠下的所有白条全部结清。沈玉兰按照账本上的记录，一家一家地送钱上门。有些老人拿着钱，手都在抖。

“玉兰啊，你们不容易。这钱我都不指望了，没想到还能拿着。”一个老汉说。

沈玉兰笑着说：“让您久等了。以后站里再有困难，也绝不打白条。”

果儿跟在我身后，小跑着追沈玉兰。雪花落在她的羊角辫上，化成了细密的水珠。

忙完收购站的事，我又去了县社。找到办公室主任，提出想请县社帮忙联系一些冬季的收购项目。这位主任姓吴，是个老供销，听说我是从柳河第三收购站来的，推了推眼镜，说：“那个站子不是快关门了吗？”

我把他领到窗口，指了指楼下院子里那堆新收的货说：“吴主任，您看，这些是刚从几个村收上来的干辣椒和花椒。之前咱们乡里的农户种了这些，苦于没有销路。我这次来，就是想请县社帮忙搭个桥，让这些土特产出得去。”

吴主任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些货，沉吟片刻，说：“你先坐着等一会儿。”

他拿着我的材料出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回来，把几份合同放在桌上：“这是县果品公司、县调味品厂的采购合同。你们先试着送一批过去。不过说好了，品质要过关。出了差池，下次别进这个门。”

我激动地站起来，连连道谢。出门的时候，吴主任在背后叫住我：“小伙子，你们那个收购站以前是不是有个姓沈的站长？”

我回头说：“对，沈站长，去年没了。”

吴主任点点头，叹了口气：“老沈是个实诚人。他老婆我见过，能吃苦。你回去跟她说，县社没有忘掉第三收购站。好好干。”

我出了县社，裹紧棉袄，走在县城的大街上。雪越下越密，路边的店铺都亮起了灯，黄的白的，在雪里晕成一片光雾。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回站里的路上，我骑得很慢。车是沈玉兰那辆大金鹿，后座上驮着从县城买的两斤猪肉和一些糖果。果儿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车把上，红头绳在风里一飘一飘的。

到了站门口，我推车进去，院子里很静，只有厨房的烟囱冒着烟。我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门开了，沈玉兰和果儿一起迎出来。果儿眼尖，一眼看见后座上的肉和糖，高兴地跳了起来。沈玉兰接过我身上的挎包，拍去上面的雪，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把合同掏出来给她看。她就着厨房的灯光一页一页地读，读到最后，手微微有些发抖。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她背过身去，用袖子擦脸，肩膀轻轻地抖着。果儿见状，抱住妈妈的腿，仰头喊：“妈，你别哭！林叔叔回来了，还买了肉！咱们过年了！”

沈玉兰转过身来，蹲下抱住果儿，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来，对我说：“林远志，这站里没什么能给你的。今天晚上包饺子，你多吃几个。”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围坐在厨房的小桌旁包饺子。沈玉兰擀皮儿，我包馅，果儿在旁边捏了几个不成形的小面人，说是要留给林叔叔看。外面下着雪，屋里生着炉子，暖融融的。我忽然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

第八章 春回

过完年，春天来的时候，收购站迎来了转机。

先是张乡长带来了好消息——乡政府同意将柳河第三收购站纳入乡集体企业管理，给了两个正式编制名额。这意味着收购站不再是没名没姓的黑户了，可以合法经营，也可以给员工发工资。

接到通知那天，沈玉兰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那块我写的招牌，很久没有说话。果儿从她身后探出头来：“妈，你是不是又想哭了？”

沈玉兰笑了：“妈是想笑。”

有了正式编制，沈玉兰被任命为收购站站长，我是会计兼业务员。赵主任听说后，专门跑来看了看，临走时摇摇头说：“小林啊，你这人倔是倔了点，可运气倒是不差。”

我心想，这哪里是运气。这几个月，从早到晚地跑，磨了多少嘴皮子，吃了多少闭门羹，只有脚下的路知道。

春天来了，柳河滩又开始泛绿。收购站的门前渐渐热闹起来。有了果品公司和调味品厂的合同，附近几个村开始主动种植辣椒、花椒这些经济作物。我请了县里的农技员来给乡亲们讲课，沈玉兰则带着果儿挨家挨户地送种子。

到了五月份，站里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十几个品类。苇草、药材、干辣椒、花椒、鸡蛋、废品，什么都有。我们还在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专门用来临时存放货物。地秤被重新刷了漆，擦得锃亮。

最让我高兴的是，沈玉兰变了。她以前说话总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拘谨，现在眼神里有了光，走路时腰板也挺直了。果儿比以前活泼了许多，整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学会了骑自行车。

六月初的一天，我正蹲在仓库里盘点库存，沈玉兰走进来，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我这几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比供销社定的工资还多了二十块。

“这是站里给你的补贴。”她说。

我把信封推回去：“站里刚起步，用钱的地方多。我不缺。”

沈玉兰看着我，认真地说：“林远志，你总不能一辈子白干。果儿都说了，林叔叔连件新衣裳都没有。这钱你必须拿着，夏天来了，去扯块布做件短袖。”

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了。后来我用这笔钱给果儿买了一个新书包，又给沈玉兰扯了一块的确良布料，淡蓝色的，很配她的脸色。沈玉兰拿到布料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在上面摸了很久。

“我从没穿过这么鲜亮的颜色。”她轻声说。

“你穿了会很好看。”我说。

她抬头看我，脸颊染上了一层浅红。那一刻，她就像个年轻的姑娘，眼角眉梢都是羞涩的欢喜。

第九章 风雨

日子如果不是那么顺，也不会有后来的事。那年七月，一场大暴雨袭击了柳河乡。

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柳河水位暴涨，河滩上的苇草成片成片地倒伏。收购站的地势虽然不低，但院子里的仓库进了水，地秤被淹了半尺。更糟的是，那批刚从几个村收上来的新辣椒还没来得及转手，全泡在了水气里。

沈玉兰看着那些泡坏的辣椒，心疼得脸色发白。我安慰她：“还好只有一批，损失不算大。等雨停了，咱们再想办法。”

可雨停之后，情况比想象的更糟。河滩上的苇草大面积倒伏，有些被水冲到了下游，眼看的秋季收成要大打折扣。而且，由于雨水太多，地里很多辣椒和花椒都烂了根。果品公司和调味品厂的订单眼看就要违约。

沈玉兰蹲在库房门前，看着那些泡过水的麻袋，一言不发。果儿站在她身旁，紧张地看着我。我走过去，蹲下来，说：“别怕。天灾挡不住，人还在就能重新来。你忘了咱们去年怎么熬过来的？”

沈玉兰抬头看着我，眼底重新燃起了一点火苗：“对，重新来。”

我们重新规划了收购站的业务。苇草减产，就多收药材；辣椒受灾，就转向鸡蛋和皮毛。我跑了一趟县城，找到吴主任和董科长，把受灾情况如实汇报。吴主任听完后，当场给果品公司打了电话，帮我们顺延了交货期限。董科长也答应，等秋季的苇草出来之后，优先安排采购。

更让我感动的是乡亲们。听说收购站遭了灾，韩老三第一个赶过来，说：“林小子，沈站长，你们别慌。我家里还有两千多斤苇草，本来说留着自己用的，你们先拿去。我这就去村里问问，谁家还有多余的。”

接着是王奶奶，她颤颤巍巍地提着一篮鸡蛋来了：“玉兰啊，这鸡蛋我不卖了，送给你们和果儿吃。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有力气扛。”

那天下午，收购站里里外外都是人。有送东西来的，有帮忙清扫的，有站在门口说几句宽心话的。沈玉兰站在人群中间，忙前忙后地招呼着。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这些东西和人，就是我留下来的意义。

第十章 那朵花

秋天来的时候，柳河滩上的苇草又长了起来。虽然不如往年茂盛，但经过夏天的补救，收成勉强能弥补一些。辣椒和花椒的损失，靠鸡蛋、皮毛和药材的收购补回来了一大半。到了九月底，收购站的账面上已经恢复了正常。

更让我惊喜的是，乡里要修一条通往外界的沙石路。原来的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运输全靠牛车和拖拉机硬扛。路修好后，收购站的货物进出就方便多了。张乡长还特地来收购站看了看，说等路通了，要帮我们重新做一个大门，写上“柳河乡第三收购站”几个字。

那天晚上，果儿已经睡了。沈玉兰坐在院子里补衣裳，我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把最近的账目整理一遍。夜凉如水，月光照在院子里，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林远志。”她忽然叫我。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有走错路，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还在供销社里当会计，每天对着算盘和账本。也可能……”

“可能不会认识我和果儿。”

我转头看她。她的侧脸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柔和。她的头发是随便用一块蓝布包着的，几缕碎发垂在耳边，微微卷曲。

“沈大姐……”我刚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别叫我沈大姐。叫我玉兰。”

我心里一动，像是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映着月亮，亮得惊人。

“玉兰。”

她笑了，轻轻的，像是怕惊扰了夜色。然后她低下头，继续补衣裳。我坐在那里，心里很安静，又很满，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里面长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乡里，找到张乡长。我问他，收购站那两个编制，能不能把我的那个转给沈玉兰。

张乡长很意外：“那你呢？”

“我可以不要编制。但我想留在站里。编制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她以后代表收购站办事，有个正式身份方便得多。我无所谓，一个记账员，用谁的名字不是记？”

张乡长看了我半晌，摇了摇头说：“你这个人啊……行，我帮你问问。不过你别抱太大指望。”

后来，编制的事情没有转到沈玉兰头上。因为我被人告了一状。

告状的人是谁，我没有深究。大概就是站里的某个旧人，或者是供销社那边的人。说我在收购站期间账目不清，私吞货款。上面派了调查组下来查了半个月，把每一笔账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当然没查出任何问题。我的账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都有据可查。

事情查清之后，张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算盘打得好，账记得更漂亮。好好干，别让闲话影响了。”

沈玉兰却气得不轻。那几天她脸色一直不好，见到人也不太说话。晚上，果儿睡下后，她坐在门槛上，低声说：“是我连累你了。你一个中专生，来这破站里，本来就委屈。现在还被人在背后使绊子。”

我坐到她旁边，说：“这算啥委屈？我乐意。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她转过头看我。月光洒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泪光，可嘴角却带着笑。那笑容像一朵夜里开的花，不张扬，却让我挪不开眼。

“林远志，”她轻轻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可能因为走了条傻路吧。”我说。

她笑了，眼泪掉下来。我伸手替她擦去，她没躲。那一刻，我们之间隔着什么，突然就没有了。

第十一章 归处

路修好的那天，全乡的男女老少都跑来看。拖拉机从新路上开过去，突突突地冒着烟。韩老三坐在车斗上，朝我们招手。果儿拉着沈玉兰跑去看路，我也跟上去。

新路从收购站门前经过，一直延伸到柳河滩边。沈玉兰站在路中央，看着路的尽头，忽然说：“远志，咱们把收购站的大门改到路边来吧。这样车马进出方便。”

我点了点头。当天下午，韩老三带了几个木匠来，把原来朝西的大门拆了，重新在东边开了一个口子，正对着新路。大门是用旧木板拼的，刷了红漆，焕然一新。门楣上那块我写的招牌，被沈玉兰精心地重新描了字，又刷了一层桐油。阳光一照，闪闪发光。

那年冬天，收购站的生意比秋天还要红火。路好走了，连县城的商贩都愿意来这儿进货。站里在韩老三的帮助下，又搭了一个大棚，专门用来储存冬天收购的物资。沈玉兰请了几个本村的妇女来帮忙分拣包装，大家都乐意来，因为工钱给得实在，午饭还管饱。

腊月二十八那天，站里杀了年猪。我出钱，韩老三出力，几个大姐帮忙包了饺子，支了大锅。收购站里里外外摆了七八桌，把这一年来帮过忙的乡亲们都请来了。沈玉兰端着碗，给每个人敬酒。她不会喝酒，就用米酒代，一个一个地敬过去，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得人心里热乎。

酒过三巡，韩老三喝高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说：“沈站长，林小子，我韩老三今天把话撂这儿。以前我对不住你们，说了不该说的话。从今往后，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收购站，谁也不许再撂挑子了！”

满院的人都笑起来。沈玉兰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米酒熏的还是羞的。我坐在果儿旁边，往她的碗里夹肉，她仰着脸冲我笑。

宴席散了之后，我帮沈玉兰收拾碗筷。她把最后一只碗擦干净，放进橱柜里。厨房里很暖和，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把墙壁映成暖红色。

“远志。”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

“嗯。”

“你今年回不回家过年？”

我想了想，说：“回。但初二就回来。我爹今年想开了，上回托人带话，说让我把你们也带回家坐坐。”

她转过身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爹……真这么说？”

“他那人嘴硬心软。再说，他早就听说了站里的事。上回张乡长去我家喝酒，把他好一顿说。我爹就吃这一套，谁本事大他服谁。张乡长说这收购站起死回生，有一半是我的功劳。我爹嘴上不承认，心里高兴着呢。”

沈玉兰低下头，嘴角弯弯的。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那初二，我和果儿跟你回去。”

我笑了。锅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窗外的风从屋檐下掠过，带着即将过年的气息。

第十二章 又一年

第二年开春，收购站换了新的铁皮大门，是张乡长特批的。门楣上的招牌也重新做了一块大的，黑底金字，还是我写的字，但找镇上的刻字铺刻成了真正的牌匾。挂上去的那天，沈玉兰站在门前仰头看了很久，然后说：“这比先前那块气派多了。”

果儿已经上一年级了，背着新书包从学校里回来，进门就喊：“妈！林叔叔！老师表扬我了，说我的字写得比三年级的大哥哥都好！”

沈玉兰笑着摸了摸她的头：“跟你林叔叔学的吧？”

“那当然！林叔叔的字是我们全校最好看的，我们老师都这么说！”

我蹲下来，帮她把书包取下来：“那果儿以后要超过林叔叔，好不好？”

果儿用力点头：“好！我要写一个比门楣上还大的字！”

沈玉兰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笑得眼角弯弯。那一刻，阳光穿过门口那棵新栽的榆树，斑驳地落在她身上。她身上那件淡蓝色的确良褂子已经洗得泛白，但干净平整，穿在她身上有股说不出的味道。

我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我在县城买的一个发夹，塑料的，淡蓝色的，上面镶着几颗白色的小珠子，不值什么钱，但很清雅。

“给。”我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着掌心里的发夹，脸颊微微红了：“怎么突然给我买这个……”

“好看。配你那件衣裳。”

她没说话，把发夹别在头发上，抬头看着我，眼里有细碎的光。果儿在一旁拍手：“妈，你真好看！”

沈玉兰把我拉进门，轻声道：“别站在这儿现眼了。走，包饺子去。果儿说想吃韭菜鸡蛋馅的。”

我应了一声，跟着她往里走。走了两步，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门楣上那块新招牌。“柳河乡第三收购站”几个字，在春日的阳光里，金灿灿地亮着。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这里。可现在，我懂了。有些路走错了，其实是命运在给你指另一条路。那条路上有更美的风景，和更值得停留的人。

尾声

到今年，柳河乡第三收购站已经变成了柳河农产品集散中心，占地十二亩，有冷库，有加工车间，有专门的运输车队。我和玉兰后来有了一个儿子，加上果儿，家里两个孩子。果儿已经在县城读初中了，成绩很好，写的字比我强了不知道多少。那块旧招牌，我把它取下来，挂在了新办公楼的走廊里。有人觉得奇怪，这么气派的地方怎么挂一块破旧的木牌？我没解释。懂的人自然懂。

每年冬天，收购站最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那个闷热的、走岔了路的夏天。有个女人站在门槛前，问了我一句：“谁呀？”

就是那一句，把我留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