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男孩重病23天花96万，父母含泪拔管哪知孩子1句话，父母破防

九岁男孩重病23天花96万，父母含泪拔管哪知孩子1句话，父母破防

楔子

有些声音，你听一次，就再也忘不掉了。它刻在你的骨头里，融在你的血液里，在你每一个睡不着的夜里，一遍一遍地回响。对我而言，那个声音，是我儿子在重症监护室里，隔着那层冰冷的玻璃，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的那句话。

那句话，只有几个字。可就是那几个字，让我和我老婆在医院的走廊里，抱头痛哭，哭得直不起腰来。哭过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比天还大，比命还重。

我叫赵建国，老家在皖北一个叫赵庄的地方。我今年三十七岁，在县城的化肥厂开装载机。我老婆叫刘春梅，跟我同岁，在镇上的小学旁边开了个文具店。我们有个儿子，叫赵子轩，小名轩轩，那年九岁，上小学三年级。

我这一辈子，平平常常。没发过大财，也没遭过大难。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儿子平平安安地养大，看着他上大学，娶媳妇，生孩子。我跟我老婆结婚十一年，就养了这么一个孩子。不是不想多要，是春梅生轩轩的时候大出血，医生说再怀有风险。我们就认了命，把这一个孩子当成了命根子。

轩轩这孩子，随我老婆，眉清目秀的，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左边脸颊有个小酒窝。他从小就懂事。我在厂里上班，三班倒，有时候接连一个礼拜见不着他的面。他从来不闹，每次我下班回来，他就跑过来，从我的工装口袋里掏。有时候掏出一块糖，有时候是一块小石子，有时候什么都没有，他就失望地撇撇嘴，然后扑进我怀里，说：“爸爸，下次给我带好吃的。”

那时候我觉得，日子虽然紧巴，可有奔头。我一个月挣四千多，老婆的文具店一个月也能挣个两三千。在皖北这个十八线的小县城里，不算多，可够花。我们存了三万块钱，准备过两年把老房子翻修一下。轩轩的房间太小了，冬天漏风，夏天闷热。我老婆说，等翻修好了，给轩轩买张双人床，再买张书桌。轩轩听了，高兴得满屋子跑。

那三万块钱，后来一张一张地，全都铺在了医院的收费窗口上。

第一章

事情发生在深秋。那天是星期四，我记得很清楚。我上的是早班，下午三点多下的班。回到家里，门虚掩着。我推开进去，看见轩轩趴在沙发上，脸色不太对。他平时放学回来，要么在院子里疯跑，要么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可那天，他蜷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个靠枕，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烫手。我赶紧叫醒他。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叫了声“爸爸”，声音沙哑得厉害。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身上冷，头也疼。我给他量了体温，三十九度一。我给他吃了退烧药，又用毛巾给他敷额头。春梅从店里回来，看见轩轩病了，也着急。我们想着，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吃两天药就好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烧，就再也没有退下去。

三天了，烧一直反反复复。白天退下去一点，到了晚上又烧起来，最高的时候烧到四十度。春梅不放心，带着轩轩去了县医院。医生抽了血，说血象有些高，可能有感染，建议住院观察。我请了假，在医院里陪着。那几天，春梅也把文具店关了，天天守在儿子身边。

县医院住了五天，轩轩的烧不但没退，反而越来越厉害。他开始喊腿疼，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满床打滚。医生给拍了片子，看不出什么问题。又住了两天，轩轩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嘴唇发紫，小脸蜡黄蜡黄的。县医院的医生有些慌了，跟我们说：“你们还是转院吧。这孩子的情况，我们这边处理不了。”

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处理不了，这四个字从医生嘴里说出来，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我强撑着问：“往哪儿转？省城吗？”

医生点点头，说：“越快越好。省人民医院或者省儿童医院。我给你们开个转院证明。”

从县医院出来，我开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拉着春梅和轩轩，往省城赶。那是我这辈子开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轩轩躺在后座上，头枕着春梅的腿。他烧得昏昏沉沉，嘴里一直在说胡话。一会儿叫“妈妈”，一会儿叫“爸爸”，一会儿说“我想喝水”。春梅抱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我透过驾驶室里的灯光，看见春梅的眼睛红得吓人。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到了省人民医院，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急诊科的走廊里，挤满了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捂着肚子的，有头破血流的。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和一股说不上来的腥气。我抱着轩轩，挤进急诊室。春梅跟在后头，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旅行包，里头装着轩轩的换洗衣服和我们的洗漱用品。

急诊科的医生给轩轩做了检查。他问得很仔细，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烧，到什么时候开始腿疼，再到现在的呼吸困难。我回答着，声音在发抖。医生听完，皱了皱眉，说：“先住进儿科重症监护室吧。这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

重症监护室。这五个字，像五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跟着护士，抱着轩轩，走过了迷宫一样的走廊。春梅一直拉着轩轩的手。轩轩已经烧得不太清醒了，小脸蛋通红通红的，像两个熟透了的苹果。他的嘴唇干裂，起了白皮。他的小手攥着春梅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让我们在门外等着。那扇门是深灰色的，厚厚的，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门关上的那一刻，轩轩的手松开了。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春梅靠在我的肩膀上，身体在发抖。她说：“建国，轩轩不会有事吧？他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我搂着她，喉咙里发紧。我说：“不会的。他就是发烧，感染了。医生能治好的。”

可我心里清楚，如果只是发烧感染，县医院怎么会处理不了？他们让我们转院，说明轩轩的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的长椅上坐了一夜。那长椅是铁皮的，冰得刺骨。走廊里的灯是白色的，照得人眼睛发花。四周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仪器滴滴声，和某个病房里隐隐约约的哭喊声。我坐在那里，听着那些声音，觉得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一下一下地收缩。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有医生出来了。他戴着眼镜，白大褂上别着一个塑料牌，上面写着“儿科重症监护室 副主任医师 陈明”。他走到我们面前，脸上的表情很凝重。

“赵子轩的家长吗？”他问。

我和春梅赶紧站起来。春梅抓住医生的袖子，连声问：“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他到底什么病？”

陈医生推开春梅的手，说：“你们先别激动。孩子目前的情况比较危重。我们初步怀疑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但还需要进一步做骨髓穿刺才能确诊。”

白血病。这三个字，像一颗炸弹，在我的脑子里轰然炸开。我站在那里，整个人都懵了。我听见春梅在我身边“啊”地叫了一声，然后她就软软地倒了下去。我赶紧扶住她，掐她的人中。她醒过来以后，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陷进我的肉里。

“建国，不会的。不会的。轩轩怎么会得那种病？他平时活蹦乱跳的，怎么会……”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哭得喘不过气来。

我抱着她，自己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可我咬牙忍着。我不能倒。我要是倒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我拍着春梅的背，说：“先别慌。医生说还没确诊。就算是，现在医学发达了，也能治。咱们听医生的。”

陈医生看着我们，叹了口气，说：“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如果确诊了，治疗费用会比较高。第一阶段的诱导化疗，顺利的话，也要十几万。如果出现感染或者其他并发症，费用会更高。你们最好提前筹一下钱。”

十几万。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我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三万块钱。就算把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也凑不出十几万。可我不能在医生面前露怯。我点了点头，说：“医生，钱的事我们想办法。您先给孩子治病。”

陈医生进去了。春梅靠在我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我望着那扇深灰色的门，忽然觉得，那扇门后面，不仅关着我的儿子，也关着我们全家的命。

第二章

骨髓穿刺的结果出来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几个字，白纸黑字，像一把刀，捅穿了我和春梅的心。

春梅当时就崩溃了。她跪在医院的地板上，抱着我的腿，哭着说：“建国，咱不治了，咱回家。我舍不得轩轩遭那个罪。化疗太痛苦了，他那么小，受不了的……”我扶起她，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可我知道，不能回家。回家了，就是等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轩轩被确诊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老赵家的亲戚圈子。我爹娘从乡下赶来，我姐从省城赶过来，连我那个平时不大来往的小姨，也打了电话过来问情况。我娘一进病房，看见轩轩插着管子躺在那里，就瘫在了地上。我爹站在那里，老泪纵横，捶着胸说：“老天爷啊，我造了什么孽啊，让我孙子遭这个罪。”

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那些日子，我像一台被抽空了油的机器。我来回跑，跑收费处，跑药房，跑血站，跑所有能筹到钱的地方。我姐塞给我两万块钱，说：“先拿着。不够再跟姐说。”我娘把她的养老钱拿了出来，颤巍巍地递给我，说：“这是八千。你娘没本事，就这点家底了。”我爹把家里那头养了三年的猪卖了，卖了一万二。亲戚们一百两百地凑，我拿个小本子，一笔一笔地记着。那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名和数字。那些人，有的我平时连过年都见不上一面。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躲。

三天时间，我凑了十八万。我把那些钱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烫手的山芋。我和春梅去收费处交钱。收费处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敲着键盘，然后说：“先交十五万吧。多退少补。”我看着那沓钱从窗口递进去，像水一样流走了。十五万，我和春梅用了十一年，才攒下三万。可在这里，只够三天的花费。

春梅站在我旁边，浑身发抖。她说：“建国，这些钱，能救轩轩的命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知道，如果不交钱，轩轩连今天都撑不过去。

那十五万，在账户上只待了不到五天。医院里每天都有账单。输液、抽血、化验、用药，每一项都明码标价。那些数字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淌。我每天去护士站问花费，护士小姐冷冰冰地报出一个数。那个数，每天都在变。有时候一天两三千，有时候一天五六千。我听着那些数字，心脏像被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

化疗开始以后，轩轩的状况更差了。他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枕头上、床单上，到处都是一团一团的头发。春梅每天给他梳头，梳着梳着就哭了。轩轩反过来安慰她，说：“妈妈，不哭。头发掉了还会长出来的。我们老师说，人的头发有十万根呢。”

他那么小，却那么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碎。

化疗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轩轩的口腔里全是溃疡，连喝水都疼得掉眼泪。他的小脸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显得更大了。他靠在床头，像一只被抽干了水分的花。可他还是每天坚持喝米汤。他说：“我要多吃饭，才能有力气打败病魔。”

春梅守在他床边，寸步不离。她瘦了一大圈，头发也不梳，脸也不洗，整个人像老了十岁。她白天守着，晚上也守着。实在困极了，就趴在床沿上眯一会儿。我让她去休息，她不肯。她说：“我走了，轩轩要是醒了，看不见我怎么办？”

那些日子，我和春梅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像两个被扔在荒岛上的人，守着一堆即将燃尽的柴火，拼命地吹，拼命地护着。可风太大了。那火苗，越来越弱。

第三章

第二十三天，轩轩的情况急转直下。他开始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高烧不退，呼吸越来越困难。医生给上了呼吸机。那台机器发出有节奏的“呼哧呼哧”的声音，像一头巨大的怪兽，在替轩轩呼吸。他的胸口随着机器起伏，整个人躺在那里，像一具没有灵魂的小小躯壳。

陈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叠检查报告。他的脸色非常不好看。他说：“赵子轩目前的状况，很不乐观。感染很严重，肺部功能大面积受损。我们用了最广谱的抗生素，但没有明显效果。他自身的免疫系统已经几乎处于崩溃状态。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他的身体……”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站在那里，手扶着桌子。我的手在抖。我的腿在抖。我的整个人都在抖。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医生，您是说，我儿子……没救了吗？”

陈医生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多器官衰竭，目前的医疗手段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

我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站了很久。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得我眼睛生疼。我脑子一片空白。陈医生的话像钟声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我走回病房，透过玻璃窗，看见轩轩躺在床上，呼吸机有节奏地响着。他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上起着血痂。他的手上、脚上，都插着针头，缠着胶带。那些针管和管子，像无数条蛇，缠绕着他小小的身体。

春梅在病床前的小凳子上坐着。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个桃子。她抬头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我走进去，在她旁边坐下。她靠过来，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泪水，像滚烫的油，浇在我的心上。

“建国，”她哑着嗓子说，“我刚才查了账户。二十三天，咱们已经花了九十六万了。九十六万啊。咱家拿什么去填这个窟窿？医生说后续还要上呼吸机、做透析、用进口药。一天就是两三万。建国，咱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那九十六万里，有我们自己的三万，有亲戚朋友凑的二十多万，有从银行贷款的三十万，还有我姐帮她从同事那里借的，还有我娘偷偷把老宅的地基押出去借的高利贷。利滚利的，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些钱，每一笔我都记在那个本子上。那个本子已经被我翻得破烂不堪了。

春梅继续说：“医生说，轩轩现在的状态，就算治下去，也可能……也可能就是多拖几天。他那么遭罪，我看着心疼啊。建国，你说，咱们是不是该……该放手了？”

她说“放手”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看着她，她的脸上全是泪痕。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可我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放手？那是我们的儿子啊。是我刘春梅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每天接送他上学放学的宝贝。是他每天喊我“爸爸”的那个小男孩。我怎么能放手？

可我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仅轩轩救不回来，我们这个家也要彻底毁了。我娘的房子押出去了，我姐借遍了同事，我在工厂里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可那些钱，在ICU里，连一天都撑不过去。我们已经在用命在赌了。可赌到最后，可能人财两空。

那天晚上，我坐在ICU外面的长椅上，一夜没有合眼。我想起了轩轩刚出生的时候。那天也是这样一个秋天。我站在产房外面，听见他的第一声啼哭，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他那么小，那么软，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护士把他抱出来，我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他睁着一只眼，另一只眼闭着，小嘴巴一动一动的，像在找吃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想起了他第一次叫“爸爸”。那天我下班回来，累得半死。他坐在学步车里，突然冲我喊了一句“爸爸”。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以为听错了。他又喊了一声。我冲过去，把他抱起来，举得老高。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想起了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不肯进去，抱着我的腿不放。老师过来抱他，他哇哇大哭，一个劲喊“爸爸”。我躲在墙角，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酸酸的。那天晚上，他回来跟我说：“爸爸，幼儿园的小朋友不跟我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会折飞机。”第二天，我下班回来，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学会了折纸飞机。第三天，我送他上学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只纸飞机。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他成了幼儿园里折飞机最厉害的小朋友。

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一幕一幕地过。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知道，我不能没有他。可我也知道，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放弃。

第二天一早，陈医生来找我们。他的神情比昨天更加沉重。他说：“赵子轩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目前出现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考虑撤掉生命支持了？”

撤掉生命支持。这几个字，像一块巨石，从我头顶砸下来。我整个人被砸得粉碎。春梅在旁边，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她靠在我身上，像一棵被风吹折的草。

我们进了ICU。轩轩躺在那里，昏迷不醒。他的脸上全是汗，眉头紧紧皱着，像在跟什么东西做最后的搏斗。呼吸机还在嗡嗡地响着。那些仪器上的曲线，跳动着，像他微弱的心跳。

春梅走过去，握住轩轩的手。她的手抖得厉害。她低下头，在轩轩的耳边轻声说：“轩轩，妈妈来了。爸爸也来了。你别怕。”

然后她抬头看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绝望。那种绝望，像冬天的冰，冷得让人发抖。她说：“建国，咱们……咱们别让他遭罪了。让他……让他走吧。”

我的眼泪像决了堤一样，汹涌而出。我走过去，站在床的另一边。我握住轩轩的另一只手。那只手很小，很凉，像一片秋天的落叶。我看着他的脸。他的睫毛很长，被汗水打湿了，贴在眼睑上。他的嘴唇微微张着，发出微弱的呼吸声。我低下头，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那一吻，重得像是把这一辈子的爱都倾注进去了。

春梅在哭。她的哭声很大，像一头失去了幼崽的母兽。可她咬紧了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两片在风里颤抖的叶子。

陈医生和护士站在旁边，等着我们的决定。空气静得可怕。只有呼吸机的“呼哧”声，和仪器偶尔发出的“滴”声。

我伸出手，慢慢地，慢慢地，放在了那根维持轩轩生命的管子上。那根管子是透明的，里面有液体在缓慢地流动。我的手指触碰着它，感受着它的温度。它很凉。凉得刺骨。

“拔吧。”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那两个字，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血，带着泪。

陈医生点点头，示意护士上前。护士靠近床边，准备拔掉呼吸机的管路。春梅把头埋在轩轩的胸口，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手紧紧地攥着轩轩的小手，想让他感觉到我还在。

就在护士刚把管子拔出一点的那一瞬间，那个躺了整整二十三天、一直昏迷不醒的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被雨水冲洗过的黑葡萄。他看着我们，嘴唇动了动。

那声音非常轻，轻得像风吹过窗纱。可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妈妈，爸爸，不要拔。我想活。”

我想活。

这三个字，像一声炸雷，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轰然炸响。

春梅“哇”地一声，扑到轩轩身上，哭得撕心裂肺。我的腿一软，整个人跪倒在地上，眼泪糊了一脸。我想说话，可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陈医生也愣住了，他赶紧让护士把管子插回去，然后开始检查轩轩的各项指标。

轩轩又闭上了眼睛，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他那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想活。

一个九岁的孩子，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醒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叫妈妈，而是说，他想活。

那一刻，我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我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昏天黑地。我为自己的懦弱而哭。我为自己的放弃而哭。我竟然想要亲手拔掉儿子的呼吸管。我竟然想要放弃他。我他妈的根本不配当他的爸爸。

春梅也哭得不行。她抱着轩轩，眼泪像泉水一样往外涌。她哭完了，突然转过身，拉住陈医生的袖子，跪在地上说：“医生，求求您，救救他。我们不想放弃了。他那么想活着。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

陈医生赶紧把春梅扶起来，说：“快起来。孩子有求生意志，这是好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一定全力救治。”

从那天起，我们再没有说过“放弃”两个字。轩轩的状态，奇迹般地没有继续恶化下去。他的体温慢慢降下来了，感染指标也开始好转。陈医生说，可能是孩子的求生意志被唤醒了，身体开始配合治疗了。他说，这种情况虽然不能保证治好，但至少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第四章

可争取时间，是需要代价的。那代价就是钱。一笔一笔的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淌。

轩轩醒来后的那一周，我们又交了八万。那八万，是我厚着脸皮，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甚至我儿子的老师和同学家长，一点点凑出来的。春梅也把文具店的存货全清空了。那些笔、本子、橡皮、尺子，堆了整整一个面包车，卖了不到四千块钱。她的店里空荡荡的，像被洗劫过一样。

我们把家里能卖的全卖了。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只剩下几张床和一个破柜子。房子卖不了，因为我们是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没有产权证。我爹想把家里那头耕牛卖了，被我和春梅拦住了。我们说，不能再拖累老人了。

可钱还是不够。医院每天都会发来催款通知。那白花花的纸，一张一张的，像雪片一样飘过来。我不敢看，可又不得不看。每一张纸上都写着一个数字。那些数字，像一群张着大嘴的野兽，要把我们整个家都吞下去。

那段时间，我住在医院走廊里。白天我去筹钱，晚上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我舍不得花钱住旅馆。省城的旅馆，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多块一晚。一百多块，够轩轩输一瓶消炎药了。我饿了就啃馒头，渴了就喝医院里的免费开水。有时候，一天就只吃两个馒头。人都瘦得脱了相。我姐来看我，看见我的样子，眼泪就下来了。她塞给我一千块钱，说：“你拿着，买点好吃的。你要是垮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我收下了那一千块钱。可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我把它存进了医院的账户里。

春梅也跟我一样。她守在医院里，哪儿也不去。她每天就吃一顿饭，有时候是护士给的盒饭，有时候是病友家属给的几个包子。她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大得吓人。她跟我说：“建国，我不饿。轩轩每天要输那么多药，才需要营养。我吃什么都行。”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买水。走到医院大门口，看见马路边上有个人跪在地上，面前摆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求好心人救救我儿子”。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那个人的背影，像极了我自己。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五块钱，放在他面前的碗里。他抬头看我，连声说谢谢。我摆摆手，转身走了。那是我身上仅剩的五块钱。

回到医院，春梅正在病房里给轩轩喂水。轩轩还不能自己喝东西，要用棉签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擦嘴唇。春梅做得很仔细，动作很轻，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又酸又暖。

轩轩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叫了声“爸爸”。那声音很轻，可落在我的耳朵里，却重得让我想哭。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他伸出小手，放在我的手掌里。他的手很小，只有我手掌的三分之一大。可他的力气很大，捏着我的手指，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索。

“爸爸，”他说，“我不疼。你们别哭。”

我又想哭了。这傻孩子，自己遭了那么大的罪，反过来安慰我们。我赶紧别过头去，把眼泪憋回去。春梅已经忍不住了，捂着脸跑出了病房。我追出去，在楼梯间里找到她。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她的哭声在狭窄的楼梯间里回荡，像一首没有歌词的哀歌。

我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她的身体很烫，像发了烧。我摸了摸她的额头，果然。我说：“春梅，你发烧了。赶紧去楼下挂个号，别把身子熬坏了。”

她摇头，说：“我没事。就是有点着凉。睡一觉就好了。”

我急了，说：“什么睡一觉！你都烧成这样了，还硬扛着。轩轩在病房里躺着，你要是再倒下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她看着我，眼泪又下来了。她说：“建国，我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轩轩躺在那里，插着那么多管子。我害怕。我怕我一睡着，他就……他就没了。”

我抱着她，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她的恐惧。那些天，我也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走在刀尖上。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明天醒来，会迎来希望，还是绝望。

可我知道，只要轩轩还有一口气，我们就不能倒下。我拍着春梅的背，说：“轩轩不会没的。他那么想活。他睁开眼睛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想活。他比我们都坚强。咱们不能拖他的后腿。你要是不把身体养好了，怎么去照顾他？”

春梅哭着点头。我扶着她下楼，挂了急诊。医生给她输了液。她躺在急诊室的床上，慢慢地睡着了。我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干，很瘦，像一截干枯的树枝。可就在那干枯的手背上，还贴着一块创可贴。那是她抽血的时候贴的。为了给轩轩献血，她献了四百毫升。献完血，她连糖水都没喝一口，就又守到了轩轩的床边。

这个女人，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子，已经把自己榨干了。

第五章

那天之后，我把家里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遍了。我甚至想过卖肾。我偷偷去了省城的一家私人医院，打听卖肾的事。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人跟我说，一个肾能卖二十万。我动心了。二十万，够轩轩再撑一阵子。可我又害怕。我要是把肾卖了，我的身体垮了，以后谁照顾他们娘俩？

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转机来了。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用手机翻看着一个叫“水滴筹”的平台。那上面有人筹钱看病，一天能筹到几万块。我看了很久，犹豫着要不要发。我不是没想过这个办法。可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想靠别人施舍。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我姐打来的。她说：“建国，你看没看朋友圈？有人把你家的事发到网上了。那个叫陈明的医生，在微博上发了轩轩的事。现在已经有好几万人转发了。还有人在组织捐款。你快去看看吧。”

我愣住了。陈明医生？是那个给轩轩治病的副主任医师。他竟然把轩轩的事发到了网上。我赶紧打开微博。果然，有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十几万次。内容是：“我是一名儿科ICU医生。我见过很多生病的孩子，但有一个孩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叫赵子轩，九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二十三天前，他住进了我们医院。他昏迷了二十三天，花了九十六万。他的父母都是皖北农村的普通工人。昨天，因为经济原因，他们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决定拔掉呼吸机。可就在护士拔管的那一刻，这个昏迷了二十多天的孩子突然睁开了眼睛。他说了一句‘妈妈，爸爸，不要拔。我想活。’这句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哭了。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决定继续治疗。可后续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是他们的主治医生，我实名发声，希望社会各界的好心人，能帮帮这个想活着的孩子。”

那条微博下面，有十几万条评论。有说“看哭了”的，有说“已捐款”的，有说“一定要治好这个孩子”的。我一条一条地看下去，眼泪一直流。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原来，我们并不孤单。

我打电话给陈医生。陈医生说：“赵建国，你别有压力。我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就发了微博。我只是觉得，这个孩子太不容易了。他那么想活，如果因为钱的原因放弃了，我这辈子心里都不安。你放心，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帮忙。你们就安心给孩子治病。”

我握着手机，已经泣不成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不停地说“谢谢”。陈医生说：“别谢我。你该谢谢你的儿子。是他自己救了你自己。”

第二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有记者要来采访，有爱心人士要来捐款，有志愿者组织要帮我们对接慈善机构。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春梅也吓着了。她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姐姐从省城赶来，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她说：“你们只管在医院里照顾好轩轩。其他的，我来应付。”

接下来的几天，捐款像潮水一样涌来。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一百的、一千的。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老人，有孩子。有一个退休教师，捐了一万块。他说：“我这一辈子，教过的学生无数。我就喜欢努力的孩子。这孩子想活，我们这些大人，有什么理由不帮帮他？”还有一个拾荒的大爷，专程跑到医院，递给我一把零钱。那些钱皱巴巴的，有纸币有硬币，加起来一共三百多块。他说：“我孙子也是这个年纪。我看着这孩子，就像看着我孙子。这些钱不多，别嫌弃。”我接过那些钱，手抖得厉害。那哪里是钱啊。那是一位老人捧出来的一颗心。

不到一周，各种渠道的捐款加起来，超过了八十万。加上之前已经交的钱，轩轩后续的治疗费用终于有了着落。我和春梅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为了我们的儿子，从四面八方赶来。我们的眼泪流了又流。春梅说：“建国，咱轩轩有救了。有救了。”

可我知道，钱解决了，病还在。轩轩的身体状况，依然不容乐观。陈医生说，肺部感染虽然好转了，可白血病本身还需要继续化疗。而化疗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和风险。轩轩能不能扛过去，谁也不敢保证。

第六章

轩轩开始第二轮化疗。这次，他的反应更重了。连续三天高烧不退，全身起满了红疹，痒得他满床打滚。他吃不下东西，连水都咽不下去。每天靠输液维持。春梅给他擦身体的时候，他的皮肤一碰就掉皮。那些掉下来的皮肤，白花花的，像细碎的纸屑。

可这孩子，硬是一声不吭。他把嘴唇咬破了，也不喊一声疼。只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他会小声地叫“妈妈”。那一声声“妈妈”，叫得春梅的心都碎了。

有一天晚上，我值夜。轩轩突然醒了。他看着我，小声说：“爸爸，我害怕。”

我赶紧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我说：“怕什么？爸爸在呢。”

他说：“我怕我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我说：“不会的。你忘了吗？你昏迷了二十三天，都醒过来了。医生说，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劲。别人没有的劲。你只要坚持住，就一定能好。你要相信爸爸。”

他点点头，说：“我相信爸爸。爸爸，你也不许放弃我。”

我哽咽着说：“不放弃。爸爸永远不放弃。”

他笑了。那个笑容，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可他笑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笑容。他笑完了，就闭上了眼睛，慢慢睡着了。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整整一夜没有松开。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看各种化验单，学会了记出入量，学会了怎么给他翻身、拍背、擦洗。我甚至学会了看心电监护仪上的那些曲线。那些曲线上上下下，像他生命的轨迹。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我的心。

春梅也渐渐从崩溃的边缘走了回来。她开始认真吃饭了，虽然吃得不多，但至少没有再靠输液化维持。她说：“我得有力气。我不能让轩轩看见我倒下。”她还开始写日记。每天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轩轩的病情进展。她说，等轩轩好了，要让他看看自己是怎么一步步打败病魔的。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建国，我想去陈医生的微博下面，回个帖子。”

我问：“回什么？”

她说：“我想谢谢那些捐款的好心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轩轩还在。还在努力活着。”

我点点头。后来，她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发在了陈医生微博的评论区里。那段话，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谢谢你们，让我们相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等轩轩病好了，我一定会告诉他，他的命，是千千万万个陌生的好心人救回来的。他要用一辈子去感恩。”

那条评论，被顶到了最上面。下面有上万条回复。全是祝福。

第七章

时间在希望和煎熬中一天一天地过去。轩轩的肺部感染终于控制住了。他的体温稳定在三十七度左右。呼吸机也撤了，换成鼻导管吸氧。他的脸色虽然还是苍白，但嘴唇有了些血色。他开始能喝一点稀粥了。春梅把米熬得烂烂的，一勺一勺地喂他。他喝着粥，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春梅，像在确认妈妈是不是真的还在。

“妈妈，”他说，“等我好了，我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

春梅眼圈红了，笑着说：“好。等你好了，妈妈天天给你做红烧排骨。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他说：“我还要吃爸爸做的蛋炒饭。”

我站在旁边，喉咙发紧。我说：“行。爸爸给你做。爸爸去学，做最好吃的蛋炒饭。”

他笑了。那笑容，像阴霾天里透出来的一束阳光，不强烈，但足以照亮我们的世界。

陈医生说，轩轩的恢复情况超出预期。他的骨髓穿刺结果显示，白血病细胞已经明显减少了。虽然离完全缓解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个好兆头。他说：“这孩子的求生欲太强了。他的身体里像有一股火，一直在烧。那股火，比病魔还强。”

我听着陈医生的话，心里又酸又甜。这个九岁的孩子，他用自己的坚强，把我们从绝望的深渊里拉了回来。他教会了我们什么叫不放弃。

一个月后，轩轩转出了ICU，住进了普通病房。他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头上光溜溜的，像一个剥了壳的鸡蛋。可他精神好多了，能坐起来，能下地走几步。他戴着口罩，在病房里慢慢挪步。春梅在旁边扶着，像扶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他走累了，就坐到窗边，看外面的世界。

窗外是个小花园。花园里种着几株桂花树。深秋了，桂花开了，香气飘进来，甜甜的，像蜜。轩轩趴在窗台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妈妈，桂花开得真好啊。”

春梅说：“等你病好了，妈妈带你去公园里看桂花。”

他说：“好。我要折一枝带回去，插在瓶子里。”

我看着他们母子俩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暖意。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累，都值了。

尾声

如今，轩轩已经出院半年多了。他的头发重新长了出来，又黑又密，还是以前那个虎头虎脑的样子。他回到了学校，回到了他的小伙伴中间。他比以前更爱笑了。每天放学回来，他都要抱抱我和春梅，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又考了一百分。”

他写作业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会咬着笔杆想半天，然后不好意思地问我。我教他，他认真地听。那时候，我看着他认真学习的侧脸，就觉得，这一生，我什么都不求了。只要能这样陪着他，看着他长大，就足够了。

那九十六万，在社会的帮助下，我们差不多还清了。我手里的账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一笔钱，都记着一个故事。那些故事，像一颗一颗的星星，永远照亮着我们的心。

我常跟轩轩说：“儿子，你记住。你的命，不光是你自己的。是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用他们的善良，帮你捡回来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他说：“爸爸，我知道了。等我长大了，我要当医生。我要去救很多很多像轩轩一样的孩子。”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这小子，口气不小。可我信他。因为他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难住他？

春梅的文具店重新开了起来。每天放学，她都去接轩轩。我下了班，就回家做饭。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可那平静，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日子，像一杯白开水。现在的日子，像一杯加了蜜的水。虽然也经历过苦，可那甜，是真实的，是沁人心脾的。

我们家的墙上，多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轩轩戴着口罩，比了一个“V”的手势。照片的下面，用他的歪歪扭扭的字写着：“轩轩活了。谢谢大家。”

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我的心都会揪一下。那场病，像一场噩梦。可梦醒之后，我们更懂得珍惜了。珍惜每一个清晨，珍惜每一顿晚饭，珍惜每一次和儿子拥抱的机会。

我想，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生活或许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个转机，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善意。可就是这些东西，能把一个人从深渊里拉出来。

而我的轩轩，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用他那句“我想活”，把我和春梅从深渊里拉了出来。他救了我，也救了这个家。

我永远记得他睁开眼睛的那个瞬间。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干净，像两汪冬天的泉水。他说，他想活。

好儿子，咱们一起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