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96年秋，北京一场拍卖会上，六件并不起眼的旧物被摆上展台。买家未必知道，它们原本属于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更少有人想到，这些家传物件的成交款，后来大部分进入了“幸福工程”，成为贫困母亲创业的启动资金。
这六件文物共拍得56.6万元，其中包括清代青花瓷碗、青花寿桃盘、宋代耀州窑刻花碗，以及一只清代象牙素面笔筒。王光美留下5万元作为拍卖手续费，又拿出1万元答谢多年保管革命文物的赵淑君，余下50万元全部捐给幸福工程。
这笔钱来得不容易。
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最初依靠一笔100万元捐款，在甘肃、安徽、贵州、陕西四个县试点。项目不直接发放生活费，而是给贫困母亲提供2000元至3000元的小额低息贷款，让她们养牛、养羊、养鱼，或者做豆腐、经营小生意。
钱不算多，却要用在刀刃上。
有些家庭缺牲口，有些缺本钱，还有的连孩子看病、老人吃饭都成问题。王光美走访时，并不满足于听汇报，而是要到村里、到炕头，亲眼看看钱究竟能不能落到真正困难的人手里。
一次在陕西大荔县安鲁乡，天上下着雨，村路泥泞难行。陪同人员劝她别往里走，她却坚持下了车。到了王尚英家，看到几个女儿因为家境贫寒迟迟没有出嫁，她没有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只是宽慰道：“我26岁才结婚，年龄不算大，日子过好了，自然会有好人家。”
一句家常话，让屋里紧绷的气氛松了下来。
幸福工程刚见成效，求助信和申请便多了起来。贷款确实能改变一些家庭，可项目资金有限，远远填不上需求的缺口。王光美为此四处筹款，连女儿给她的500美元，也没有留在手里。
那笔钱原本是女儿替她缴长途电话费的。王光美一向严谨，要求把电话登记清楚，不能把公家费用混过去。女儿明白母亲的脾气，便多给了一笔钱。王光美没有把它当作私房钱，而是交给秘书，转入幸福工程。
这之后，办公桌上的象牙笔筒进入了她的视线。
它是董洁如留下的家传物件，淡黄色象牙上有精细的雕饰，曾长期放在刘少奇身边使用。对王光美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笔筒，还牵连着母亲和丈夫的生活印记。
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是北洋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生。她有文化，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中南海开办“洁如托儿所”，专门照料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而且不收费用。家里留下的物品，在她手中从来没有被看成炫耀身份的凭据。
王光美也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她曾是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院的学生，是中国较早取得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女性之一。抗战胜利后，她因英语能力突出，参与军调部工作，后来前往延安。
1948年8月21日，她与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婚礼很简单，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吃了蛋糕，便算完成仪式。婚后，她承担秘书和家务工作，长期照料刘少奇及家人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陪她回北京探望父母。王治昌此前长期闲居，不愿在日伪政权中任职，后来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一次见女婿时，他特意订了湖南菜，还准备了湖南长筷子。这样的家庭细节，比一场隆重宴席更能说明两代人的性情。
遗憾的是，家庭生活并没有一直平静。董洁如于1972年病逝，王光美也经历了多年艰难岁月。1978年12月22日，她恢复自由。身体受到损伤后，她没有急着接受显赫职位，而是沉下心调养。
直到彭珮云把幸福工程的材料送到她面前，她才重新投入公共事务。面对数以千万计尚未摆脱贫困的人口，她清楚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但这件事实在，钱也确实能直接改变一个家庭。
报纸上的拍卖消息，使她想到那只象牙笔筒。她又取出母亲留下的几件瓷器，反复看了许久。秘书担心她舍不得，她只说：“物件留在手里，只是纪念；拿去帮助人，才算没有辜负它。”
拍卖结束后，工作人员曾提出，能否用这笔捐款设立几个以她个人名义命名的项目点。王光美没有同意。她要求捐款按正常程序使用，不搞特殊，也不把个人名字放在项目上。
记者问她是否心疼，她回答：“幸福工程很需要钱，文物换来的钱帮助更多贫困母亲，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
2006年7月，已经重病在身的王光美仍题写字画参加募捐，作品拍得20万元。10月13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那只象牙笔筒和几件家传文物，早已从私人收藏变成了许多贫困家庭手中的一笔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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