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57年秋，江西战局吃紧之时，安庆与九江之间的长江水道并不遥远，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却没有挥师东进。九江城内，守将林启荣已经苦撑多年，湘军水陆并进，城池危在旦夕。这一次选择，后来成为石达开军事生涯中最受争议的一笔。
九江不是普通城镇。
1853年9月，太平军攻占九江，林启荣奉命留守。此后四年间，他依托城防和长江水系，多次击退湘军进攻，凭战功升为贞天侯。对太平天国而言，九江位于天京上游，既是长江中游的重要节点，也是安庆的西面屏障。
说得直白些，九江一丢，安庆就少了一道缓冲，天京也会面临上游压力。
曾国藩组建湘军后，真正盯住的并非某一座孤城，而是武昌、九江、安庆这一条长江战略线。湘军若能接连夺取三地，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防御体系便会被撕开。九江的地位，和安庆一样，都是牵动全局的要塞。
石达开当然明白这一点。
问题在于，1856年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已经出现难以修补的裂痕。杨秀清、韦昌辉相继死去，洪秀全重新掌权，却对石达开既倚重又防备。石达开离开天京，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调动，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分歧和个人不满。
18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天京。此后，他率部进入安徽、江西一带，试图开辟新的根据地。名义上，他仍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和通军主将；实际上，双方已经很难做到真正的同心协力。
这就使九江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林启荣属于东王杨秀清旧部。石达开在安庆一带发布远征号召时，林启荣没有率九江守军响应。有人认为，石达开因此心存芥蒂；也有人指出，九江被围期间，石达开更关注江西经营和皖北突破，不愿把有限兵力投入一座已经被湘军重重包围的孤城。
两种因素，很可能同时存在。
当时的石达开并非没有兵力。按照相关记载，他在安庆一带掌握的部队规模相当可观，远胜九江城外一部湘军。可是，兵力多不等于能够轻易完成救援。湘军拥有水师优势，九江周边又经过长期经营，石达开若从安庆出兵，必须解决行军、渡江、协同和后勤等问题。
但这不能完全替他开脱。
1857年秋，湘军将领李续宾围攻九江。与此同时，陈玉成在皖北和湖北方向展开行动，湘军被迫抽调部分兵力应对。九江城外的敌军一度出现削弱，这正是太平军难得的反击窗口。
如果石达开此时与林启荣内外夹击，再配合陈玉成的牵制，李续宾部很可能遭到重创。哪怕不能彻底解围，也足以打乱湘军部署。军事上，这种机会并不常见，错过便很难再有。
据太平军方面的记载，九江守将曾派人突围求援，向石达开递交书信。至于“使者当场拔剑自尽”这一细节，后世叙述颇多，史料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可以确定的是，石达开没有采取足以改变九江命运的救援行动。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有人说，石达开是在用九江向洪秀全示威；也有人认为，他已经判断太平天国内部无法合作，宁可保存自己的部队，也不愿替洪氏政权承担风险。这样的判断并非全无道理，可军事统帅一旦把政治怨气带入战场，往往会付出极高代价。
九江守军等不起。
1857年11月，李续宾攻陷九江。林启荣与守军战死，城中太平军损失惨重。九江失守后，湘军沿长江继续施压，安庆的防御形势迅速恶化。石达开原本试图在江西站稳脚跟，也因此失去重要依托，后来转向福建方向发展，战略主动权逐渐减弱。
更值得注意的是，石达开的选择还影响了太平军内部的人心。陈玉成、李秀成原本都是太平军中颇具战斗力的年轻将领，对石达开抱有敬重。李秀成甚至曾希望洪秀全与石达开消除隔阂。可是，九江危急而翼王不救，使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信任进一步消散。
一支军队最怕什么？
不只是缺粮，也不只是少兵，而是将领之间互不相信。九江本可成为石达开重新整合力量的支点，却因他的迟疑和拒援，变成了太平军内部裂痕的见证。无论当时有多少现实困难，放弃九江，都让湘军得到了一场战略胜利。
石达开后来转战广西、云南，最终兵败大渡河。他的军事才华毋庸置疑，早年攻城略地、统率大军的能力，在太平军诸王中十分突出。遗憾的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常常不是某一场漂亮战役，而是危急关头是否敢于承担责任。
九江就在安庆上游，援军并非远在天边。石达开没有出兵，既有派系矛盾，也有战略误判，更有对太平天国前途的失望。正因为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这次拒援才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失策，而成为他一生中难以绕开的军事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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