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简论刘和平的历史诗学

二十多年前，导演张艺谋问编剧刘和平：荆轲为什么要刺秦？刘和平说：不为燕太子，不为六国，就为“骑士精神”。秦统一的不仅是文字车轨，还有人心的尺度。郡县制的天下容不下骑士，所以荆轲“必”死，荆轲“必”去。这个“必”字卡在两端：一头是历史要他消失的必然，一头是他明知必死、仍要赴死的慨然。这两个“必”的张力，正是刘和平新著《六经责我开生面》的题眼，他称之为“历史的意志”与“历史的精神”。

这对概念让人想起刘和平常引用的王夫之——新著题名即出自王夫之，刘和平接续的正是王夫之所在的湖湘学派的文脉。王夫之谈“理”与“势”，认为理不在势外，须在流变中显现。但刘和平偏把“势”抬成凌驾于个体的力量，让守理者孤立出来，成为“精神”。王夫之是理势相持，刘和平是意志与精神对峙。这就化成了戏里最核心的宿命张力：一面是不可抗的历史洪流，一面站着偏要迎头撞上去的血肉之躯。这番改写，看上去像是背离了王夫之——但果真如此吗？

当刘和平拿康德对勘王夫之时，意志与精神的对峙被推到极致。王夫之评秦朝“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康德则说，人类历史不过是“大自然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黑格尔后来把这“计划”称作“理性的狡计”——历史常借人的激情、自私或盲目来完成自己。分野在结局：黑格尔让被历史碾碎的个人，在最终的“绝对精神”里被追认意义，历史成了一场终局大审判；但刘和平偏不买账：碎了就是碎了，历史不会在终点分发安慰，更不会事后称义。

刘和平借黑格尔立起了历史的绝对精神，却狠狠抽掉了结局的正义，用叔本华式的、盲目且痛苦的意志，填回了历史的缺口。抽掉结局的正义，会不会掉进虚无？这正是洛维特的担忧。在洛维特看来，西方那种指向终点、终将补偿一切牺牲的进步史观，不过是把基督教的末世论搬进了此岸。可问题是，漫长历史中的终点一旦模糊，剩下就只有无边的虚无。

刘和平书里谈中国历史的“五次转型”，看似也用了这种目的论的框架，却没落入西方的虚无陷阱。为什么？因为西方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外的彼岸，中间裂开了无法弥合的断层；而中国的历史道义，从《春秋》公羊学到他承袭的湖湘一脉，本来就把希望安放在历史之内。没有世外的终点，意义就在生生不息的人事里，在当下的坚守里。他既能笃定“历史有方向”，又拒绝彼岸的温情补偿：这种精神不通救赎，也不落虚无，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扎根在此岸的血肉人事中。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刘和平宁取“更像好故事”的传说而非信史。他自承这“纯属一家之言”。何以冒此风险？央视召开研讨会希望他担纲《秦始皇》主创，他当场说“我写不了”，理由只有一句：找不到对秦始皇的“价值取向和感情倾向”。对他而言，叙述的前提不是材料真伪，是情感能否投注。先认定历史有方向，人的挣扎才有重量——这不是认知的妥协，而是动情的前提。

而动情是诗学的事，而非史学的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比历史更近哲学，史述已然，诗则讲述理当发生之事。这恰恰切中了刘和平的命题——史学管“已然”，他要的“必然”只能由诗学承担，后者为历史赋予“诗性正义”。荷马以海伦写特洛伊、罗贯中弃《三国志》选民间三国，不是失实，所求是诗之真：史的真是发生过什么，诗的真是人心盼着发生什么。

这种“诗的真”藏在史料之外，如何抵达？陈寅恪说要“了解之同情”。刘和平更进一步，落实为一个动作：“附体”。什么是“附体”？不妨回到他屡屡提及的王阳明。王阳明早年讲诚意，以为端正心念即可复归良知，但在百死千难后他改口了——光靠书斋里的冥想静坐是远远不够的，人一旦入局遇事，杂念欲望照样会翻滚出来。良知唯有在事上磨炼后，才能以当下的好恶直接显形。是非之心常被遮蔽，好恶却直接在场。

所谓“附体”，就是不隔着冷冰冰的史料神游，而是整个人投进古人当时面对的危局与人事中，让判断以近乎本能的好恶涌现。这就像编剧和演员不是在看一张历史地图，而是直接踩进了历史的泥潭里。陈寅恪在案头与古人同情，刘和平在事上与古人同心，且把这同心交给演员，用肉身在台上重演。这不是给历史画一张冰冷的遗像，而是让它在舞台上重新拥有呼吸和体温。

但最难的一场戏尚未落笔。创作中的《北斗南箕之歌》，聚焦北魏孝文帝汉化这一“草原撞进大河”的历史转型。拓跋宏与海瑞截然相反：海瑞逆势硬撞，他顺大势而行。可顺应的代价，是必须亲手斩断自己的根脉——改汉姓、断北语，与本族风俗彻底决裂。在这里，精神不再是迎头痛击，而是明知顺从即自戕，仍一意孤行。海瑞悲壮在徒劳，拓跋宏悲壮在自噬。这部尚未揭幕的鸿篇巨制，比任何已成之作都更真切地展现了刘和平历史诗学的宏大抱负。他不是在重复过去的经验，而是在挑战历史剧的边界，逼着我们重新去打量历史。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刘和平真的背离了王夫之吗？

没有。理势对峙只是表象。穿过悲剧，他做的正是王夫之的事——在历史里见理。王夫之于势之必然处见理，而当势碾碎了人，刘和平就在碎裂处补理：用一出戏，替撞碎的人讨回历史不肯给的公道。这碎裂处，正是势之必然的另一张面孔，他从反面走到了同一个地方。

换言之，刘和平真正要做的，是以理补势，以诗补史。史书只记“已然”，诗则赋予历史以温度。当诗能补史之所不能，它便不再只是诗。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他虽早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但其主旨恰恰在于以经观史，收事于道。同样，刘和平写的不是陈年旧事，是事里的道、是在势中沉浮的人心。“六经责我开生面”，他不是在为旧经作注，而是通过这一部部历史剧，锻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典。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