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信息:
热浪达40摄氏度,德国医院养老院缺空调,铁路系统也几近瘫痪。
多地列车取消或严重晚点,乘客滞留数小时,官方统计却未充分反映。
真正问题是国家机器失能,关键基础设施长期被忽视。
斯图加特新火车站工期拖到2031年前后,成本超支约100亿欧元。
绿色意识形态压制空调等应对措施,把责任简单归咎于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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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并没有“熔化”,出问题的是它的国家机器
上周热浪过后,德国出现了两种彼此关联的叙事。其一,是热浪暴露了全球变暖的危险;其二,是热浪暴露了一个国家及其基础设施早已不堪重负,面对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时尤其准备不足。
持续数日的酷热一度达到40摄氏度,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难熬。但比高温本身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陷入瘫痪,或者暴露出完全不足以应对现实的状态。
以医院和养老院为例。尽管多年来一直在谈“高温应对规划”,大多数医院和养老院依然没有空调或其他有效降温系统。德国医院联合会一名副主席在2025年说:“目前,大多数医院只能通过遮阳和风扇等简单且基本无效的措施来缓解高温。”如今情况并没有改变。一些养老院甚至不得不将住户从楼内过热区域疏散出去。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老化严重的公共铁路系统几近崩溃,而这一点也有亲身经历作为印证。
事情始于那个炎热周末前,已经订票的乘客收到电子邮件,礼貌地鼓励他们免费取消行程。这显然是在预判系统即将失灵。没有取消的人面对的是一片混乱:拥挤的站台上,成千上万人,包括孕妇和老人,不得不等待数小时,等那些晚点的列车。
直到周日晚上,才艰难地从埃尔福特回到柏林。原定下午5点的列车被取消,其他列车不是拥挤到不再允许任何人上车——其中一次甚至需要警察强行阻止乘客登车——就是被直接取消。
关于当天多地刷新高温纪录,统计数据很多;但关于德国铁路网络延误和取消的规模,却没有相应统计。这本身或许就说明,行政系统和媒体的优先事项已经被扭曲,并受利益驱动。于是,人们只能主要依赖轶事性证据:朋友的讲述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仅在熟人圈里,就有好几个人在站台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这场热浪本来可以,也本应成为一次警告:国家失能正在制造本可避免的痛苦。高温本身无法避免,但应对失败则是政治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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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叙事中,极端高温及其带来的痛苦都被归因于全球变暖,人类的角色被简化为单纯的原因,即二氧化碳排放者。但大部分痛苦并非来自高温本身,而是来自另一种人为失败:糟糕的规划和错置的优先事项,导致公共基础设施被危险地忽视,也反映出行政体系整体上失去了应有的担当。基础设施状况不佳,是德国衰落最清晰的迹象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热浪带来的严重后果几乎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官方对铁路混乱的解释是,极端高温导致信号故障和道岔损坏。但德国铁路网络即使在温和天气下也经常出问题,在冰雪天气中同样经常让乘客失望。超过40%的长途列车晚点,而这一统计实际上还美化了现实。正如德国之声所解释的:“列车一旦取消——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就不会被计入统计,提前终止运行的列车也不会被计入。”
6月23日,在这场大规模热浪甚至尚未开始之前,整个铁路系统就因过时的GSM-R铁路无线通信系统一次软件更新出错,在全国范围内停摆了两个多小时。人们站在站台上,一次次听到新的晚点或取消通知时,自然会问: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曾以世界一流自居的系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20世纪70年代,德国铁路曾有一句口号:“人人都在谈天气——我们不谈。”
显然,问题之一在于,那些直接关系到公民安全与福祉的关键领域投资被严重忽视,尤其是在21世纪头十年——那个本应还是经济繁荣的时期。
以德国铁路为例,正如德国之声所说,全国不少路段的钢轨、道岔和信号箱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尽管两德统一后,历届政府都承诺要对这个陈旧而低效的铁路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和精简,甚至一度提出过整体或部分上市的计划——这一计划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被放弃。但随着政府治理能力越来越弱,尽管补贴巨大,整个系统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糟糕的项目管理还制造了像斯图加特新火车站这样的丑闻。这个工程原本计划于2019年完工,如今在2031年前完成的可能性都不大,成本超支约100亿欧元。
问题的一面,是无能、规划失当,以及庞大迟缓的官僚体系。另一面,则是这个时代更广泛的混乱:国家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少把精力投入那些曾被视为国家核心支柱的领域:国防、基础设施、学校。
此外,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绿色左翼意识形态,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一个例子是,根深蒂固的绿色立场对空调抱有敌意,甚至将其妖魔化,这使得医院和养老机构得以在这一关键设备上压缩成本。德国国有新闻服务机构曾发布大量关于这种现代设备危害性的报道。其中一篇发表于同样炎热的2024年夏天,标题是《当制冷设备让气候更热》,文中哀叹“已有19%的德国人在家中安装了空调”,尽管报道解释说,这类设备只会让全球变暖更加严重。
最近这轮热浪期间,国有广播机构再次建议人们挂湿布、卷起地毯来降温。而正如记者扬·弗莱施豪尔在《焦点》电视节目中指出的那样,“直接去买一台空调”这一建议却明显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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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伪十分鲜明。人们不断被告知,相比开车,应该乘火车;也被告知,火车和医院比汽车或飞机更重要、更“高尚”。但一旦高温——而这些机构声称自己正是在对抗由其引发的变暖后果——真正考验它们时,这种口头上的尊崇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维护和照料。
另一种默认前提同样如此:如果人们无视那些把热浪描述为威胁生命的末日式警告,仍然选择乘火车出行,那么后果就只能怪他们自己。德国铁路呼吁乘客那个周末待在家里,这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系统连自己唯一的工作都做不好,反而被评论人士当作理性之举加以欢迎。
曾几何时,在舒适、装有空调的车厢里乘车,本应是度过酷热天气的理想方式。火车曾经代表一种自由感,即便在自由极其匮乏的东德斯大林主义时期也是如此。正如安娜·芬德在《斯塔西之国:柏林墙后的故事》中所写,火车的乐趣以及悬置于两个地点之间的自由感,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而今天,人们只是被告知待在往往闷热难耐的公寓里,至于这对他们的计划意味着什么,对整体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则无人顾及。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经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列本来可能更接近柏林的列车,被宣布为超员,因为其中一个整节车厢被红色警戒带封了起来,几乎像新冠疫情时期那样。原因是,这节车厢的空调坏了。车站广播称,出于安全考虑,任何人都不得在里面就座。
“一下子至少又给德国选择党送去100张选票。”一名乘客开玩笑说,指的是德国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这件事告诉一位工程师朋友后,对方说得更直接:“这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更像是对公众的一种嘲弄的是,开进站台的每一列拥挤列车——其中许多空调根本无法运转——车身上依然贴着醒目的大幅标语,宣称自己使用绿色电力。德国铁路的一句口号是“乘坐绿色电力,抵达目的地”,同时它还反复宣称自己坚持“社会责任”。
这家国有企业似乎用加倍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信息,来弥补过去几十年在规划能力和技术专长上的流失。每一则广告都使用强制性的性别中性语言,每一座车站都挂满彩虹旗。广告牌上经常出现的是心满意足、健康、以年轻人为主且具有移民背景的人物形象;而这与那个周日在埃尔福特站台上汗流浃背的人群——真正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相距甚远。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写道:“欧洲是一个病人,而它最应感谢的,正是它的不可治愈性,以及其痛苦的永恒变形。”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好事: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个体必须创造自己的价值,而拥抱生活的挑战会成为智识活力和成长的源泉。
顺着这一思路,今天也许可以说:德国是一个病人——只是它的国家机器不仅无法应对新的挑战,甚至连最基本的责任都履行不好。相反,在一种新的“绿色”信念驱动下,它把一些会伤害公民而非服务公民的价值观制度化了。把这一切简单归结为全球变暖,是一种方便的转移视线之举,而公民不应接受这种说法。
作者:萨宾娜·贝普勒-施帕尔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本文出处:Germany Didn’t Melt Down—Its Stat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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