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封面新闻等媒体6月10日的报道,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爆出重磅消息:曾主导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发全球逮捕令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被法院正式停职调查。官方理由是其涉嫌不当性行为指控,但外界舆论瞬间炸锅——这一切,恰好发生在他强硬推动对以高层战争罪调查、引爆美以强烈不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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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的背后,到底是正常操作,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报复?这场震动全球司法界的风波,背后藏着国际权力博弈与西方司法霸权的深层真相。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56岁英国律师,2021年出任ICC首席检察官,素以“强硬敢出手”著称。2024年5月,他正式申请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前防长加兰特签发逮捕令,指控其在巴以冲突中犯有反人类罪与战争罪,包括故意空袭平民、切断加沙民生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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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ICC正式下达逮捕令,瞬间激怒以色列与美国——以色列斥其“政治化司法”,美国直接表态不承认、不执行,甚至威胁制裁ICC相关人员。
而针对卡里姆·汗的“性行为不端指控”,最早可追溯至2024年,由其一名女性助理实名举报,称长期遭受胁迫性非自愿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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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汗曾自主休假配合调查;2026年6月9日,ICC监督机构(缔约国大会主席团)正式宣布停职,理由是联合国调查发现“非自愿性接触”证据,且21国委员会投票认定其“严重不当行为” 。最终去留,将由ICC 125个成员国大会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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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的高度重合,让“报复”的猜测难以平息。汗本人及团队坚决否认指控,称这是“外部情报与政治力量策划的抹黑行动”,目的就是阻挠对以色列的调查。
要想看清真相,需先厘清官方指控的核心内容。据美联社、《卫报》等外媒披露,举报者为曾在海牙总部为汗工作的女性,指控持续时间长、涉及多次非自愿性行为。
而在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OIOS)介入调查后,提交报告称发现“非自愿性接触”的实质证据,随后特设司法专家小组建议对汗采取停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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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针对ICC高层的严重指控与停职决定,在法院24年历史中从未有过。此前虽有法官、职员的 minor 丑闻,但从未触及“一号人物”。更关键的是,调查过程存在诸多疑点:举报者身份未完全公开、核心证据未对外披露、调查小组人员构成未公示。
汗的律师直言,停职决定“不合法、程序不公、无证据支撑”,本质是“政治操弄”。
对比过往案例,ICC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调查常强调“证据公开、程序透明”,但此次针对自身首席检察官的调查,却全程保密,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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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这场风波,必须跳出“性丑闻”表象,聚焦卡里姆·汗此前的“得罪人”操作。执掌ICC期间,他不仅对内塔尼亚胡出手,2023年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逮捕令,指控其在乌克兰冲突中犯有战争罪。
这两次行动,直接触动美、俄、以三大势力的核心利益——美国长期将以色列视为中东核心盟友,绝不允许盟友领导人被国际法院“定罪”;俄罗斯则怒斥ICC“无权管辖非缔约国”(俄、以均非ICC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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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的反应尤为激烈。2024年ICC对以发出逮捕令后,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直接提议制裁ICC检察官及法官,冻结其资产、禁止入境 。而此次汗被停职,美国虽未公开表态,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恰好符合美国“敲打ICC、维护盟友”的诉求。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ICC的权力合法性困境。ICC基于《罗马规约》设立,仅对125个缔约国具有管辖权,美、俄、以、中均非缔约国,本质上无权管辖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卡里姆·汗此前强硬对非缔约国领导人发逮捕令,早已让ICC沦为大国博弈工具——西方支持时,它是“正义化身”;触及西方利益时,它就成了“政治工具”。
卡里姆·汗的遭遇,并非国际司法机构首次沦为权力工具。回顾历史,类似案例屡见不鲜。
此前,ICC曾对苏丹前总统巴希尔、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签发逮捕令,均得到西方全力支持;但当调查指向西方盟友(如以色列)或大国时,阻力瞬间拉满。
更典型的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当年专门针对塞尔维亚领导人,却对北约轰炸南联盟造成的平民伤亡视而不见,全程贯彻“双重标准”。
再看此次事件,若汗的指控属实,那是司法反腐的进步;但结合时间线、调查疑点与美以态度,政治报复的可能性远大于单纯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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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ICC从诞生起就被西方主导,所谓“全球正义”,不过是西方价值观与地缘利益的延伸——顺西方者,司法程序畅通;逆西方者,丑闻、调查、制裁随时上门。
卡里姆·汗被停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已给ICC乃至国际司法体系造成致命打击。
一方面,ICC的“中立公正”面具彻底碎裂。此前它还能以“国际正义”自居,如今却暴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本质,未来其任何调查、裁决,都会被打上“政治操弄”的标签,权威性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事件加剧国际秩序分裂。美西方主导的“西式司法霸权”,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抵制——俄罗斯、以色列早已明确不承认ICC裁决,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质疑其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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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卡里姆·汗的停职风波,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性丑闻”,而是国际司法体系沦为大国博弈工具的鲜活例证。所谓“不当性行为指控”,更像是一把精准的刀,在他最触动美以利益的时刻,精准将其“斩落马下”。
此次风波后,更多国家可能疏远ICC,甚至退出,进一步瓦解西方试图构建的“单一国际规则”体系。
而对巴以冲突而言,汗被停职意味着针对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调查大概率搁置,以色列将彻底摆脱国际司法追责,加沙平民的苦难或将持续,地区和平进程再添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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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司法不再追求公平正义,而是沦为强权打压异己的武器;当ICC的裁决只服务于西方利益,而非全球民众的福祉,这样的“国际正义”,早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场风波终会落幕,但它撕开的国际秩序裂痕、暴露的西式司法霸权本质,值得所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国家与人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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