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atson：“他从不把身体上的勤奋，和思考上的勤奋混为一谈” | 瀚海之因

James Dewey Watson，1928.4.6 - 2025.11.6；1958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Watson一生早早成名，但也争议无数、毁誉参半；对他最公平和准确的描写，我认为出自1979年出版的现代科学史巨著《创世纪的第八天》；这部1950年代的顶尖科学家群像，如一部科学版的《红楼梦》，而全书开篇，就是Watson的侧写。

《创世纪第八天》在今天尤其值得一读，因为这种叙事照见了当今最重要的盲区：时代的进步，市场、资本驱动下往往超越个人意志的渐进改良、微创新固然重要，但真正的飞跃，始终是少数天才的个性、灵感凝结所致。科学飞跃是人类的精神极限冒险，描写其间的人性非常困难，Watson的一生中，也始终在尝试讲述，未必成功、未必公平，但从未放弃。

昔人已乘黄鹤去，存于世间的，希望正是这种“ 思考上的勤奋 ”吧。

创世纪的第八天

（首章节选）

1968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三下午，我和Max Perutz正乘坐着那种伦敦特有的宽敞出租车，穿行于市区，前往利物浦街车站，准备搭乘去剑桥的火车。就在这趟旅途中，Perutz谈起科学家们从事研究的方式，并对James Watson送上了我所听过的科学家对同行最精准、也最慷慨的一句评价。

当天午餐时，Perutz谈起了他所专注的研究领域——分子生物学，尤其是血红蛋白分子。他讲解得清晰透彻，始终聚焦于科学本身，而回避谈及科学家个人。他说他不愿涉及人物评判。

原因之一是，那时Watso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DNA发现过程的回忆录《双螺旋》，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大大畅销，书中充斥着对人物性格和个人纠葛的描写，到了让许多与Watson十六年前在英国共事的科学家们极为愤怒的地步，觉得自己的隐私不仅被侵犯，甚至被用以牟利。

我听说，Francis Crick就是其中之一。Crick是Watson在破解DNA结构过程中最亲密的合作者与导师。而Watson的回忆录，则以一句令人绝对难忘的话开篇：“我从没见Francis Crick谦虚过。”然而，科学家们都深知（正如Watson为自己辩护时所说），个性在他们的研究风格中始终不可或缺，是其成果中的一种强大而往往未被正视的因素。事实上，没有哪种艺术或大众娱乐形式像科学那样，如此深深地植根于其领导者的个人才华、偏好和习惯之中。

Perutz本人，虽然在外界几乎默默无闻，却正代表着科学界的某种个性之一：他身形瘦弱，如今年逾花甲，温文尔雅，腼腆的棕色眼睛，学识渊博；严谨、常常显得忧虑、时而心不在焉；但温和外表的背后，却是坚韧如钢的意志——他不仅以登攀家乡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为乐，更在科学的“峭壁”前苦苦钻研，愿意花四十年时间去直面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难题：解析血红蛋白分子的三维原子结构——整整一万个原子。仅仅是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他就花了十五年，而这一发现本身，就让他顺带分享了诺贝尔奖。

Watson则截然不同：他缺乏耐心，猜忌多疑，从不知足，常常出尔反尔，也常常有始无终。五十岁的他，面容只比1953年的剑桥老照片稍微丰满，冰蓝色的眼睛突出，甚至有些狂野，嘴唇轮廓分明，总带着神经质、心不在焉的微笑。在成名之前，他主要研究细菌和捕食它们的病毒——这个领域的实验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顶多几天。他从没在一个问题上花超过两年的时间。

他最近关注的问题，是动物细胞的遗传、增殖、细胞膜，以及那些能把细胞转化为肿瘤的病毒。Watson认为，研究肿瘤病毒的作用机制，也许能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癌症如何发生。不过，他只会说这些问题“非常非常棘手”，而且现在他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同时还在写教材。

有九年时间，Watson同时管理着两个大型实验室——工作日待在哈佛，周末和整个夏天则在长岛冷泉港。1977年，他离开哈佛，专职负责冷泉港的工作。然而，回想起和Francis Crick一起合作的日子，Watson曾说过一句话：“想做出点真正重要的事，最好是让自己非充分就业。”两个实验室，会让他足够“非充分就业”吗？他脱口而出：“不。”停顿了一下，又补充：“可我们破解DNA结构的时候，我的确是非常地非充分就业。”

正是如此。

很大程度上，正是Watson年轻时在剑桥写给芝加哥母亲、以及帕萨迪纳的Max Delbrück等科学家的那些信——字里行间带着赤裸的少年漫不经心、不以为意的调侃——后来，他又在《双螺旋》中重现了这种语气和文风。这恰恰让普通读者觉得新鲜有趣，却也最让他昔日的同行们感到恼火。

然而，Perutz却看穿了这点，并在那个五月下午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上为他辩护。两人算是同辈。Perutz曾是沃森在剑桥的直接上级。回忆起和Perutz的第一次见面，Watson只记得对方告诉他，不需要成为数学家，也可以做分子结构的X射线研究。11年后，他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领取了诺贝尔奖——Perutz和John Kendrew，Watson和Francis Crick及Maurice Wilkins。在那张国王Gustaf VI Adolf与Francis Crick握手的照片里，Watson高高地站在后排，专注而憔悴；而Perutz则握着手，露出既腼腆又自豪的微笑，像是由衷高兴于这场隆重的社交场合进展顺利。

（台湾版《创世纪第八天》配图）

现在，当我们的出租车驶过海军拱门时，Perutz说：“很多人嘲讽Jim的书，说他在剑桥不过是打网球、追女孩。但其实这里有个严肃的意义。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Jim。我自己的课题，需要数以千计的小时去实验、测量、计算。我常常觉得，肯定有某种能够直达本质的办法，只要我能发现，就能优雅简洁地一举解决问题。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而Jim的问题，恰恰存在优雅的答案，这正是我佩服的地方。他之所以能找到，是因为他从不把身体上的勤奋和思考上的勤奋混为一谈，从不让苦干取代深思。所以他当然有时间去打网球、追女孩。”

本文2025年11月8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瀚海之因 （ ），风云之声获授权转载。

■ 译者简介

田江雪

原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副总裁，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创始成员，瀚海之因科学慈善智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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