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金瓶梅研究张竹坡、张远芬、吴敢、徐景洲四家比较 | 李修运

《金瓶梅》研究历经百年，从一部“淫书”逐渐被正名为中国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这一漫长的学术史中，徐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学术积淀，成为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四位与徐州密切相关的学者——清代批评家张竹坡、当代学者张远芬、吴敢、徐景洲，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路径切入《金瓶梅》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取向。本文试对他们的研究侧重点进行分析与比较。

张竹坡：评点体系的奠基者

张竹坡（1670—1698），徐州铜山人，清代康熙年间的文学批评家。他不到二十岁便开始评点《金瓶梅》，二十四岁完成《金瓶梅》评点，二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然而，就是这短暂的生命，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竹坡研究的核心是“文学批评”。他以评点的方式，对《金瓶梅》进行了系统性的解读，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张竹坡的评点并非随性的眉批，而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批评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苦孝说”。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孝子”之作，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是“泄愤”与“苦孝”。“苦孝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质疑，但它代表了张竹坡试图为《金瓶梅》寻找一个“合法性”解释的努力。在《金瓶梅》被视为“淫书”的时代，张竹坡的评点实际上是第一部为《金瓶梅》“辩护”的学术著作。

其次，张竹坡建立了“寓意说”。他通过对人物命名、情节设计的分析，揭示《金瓶梅》的象征意义。例如，他指出“应伯爵”谐音“应嚼”，意指其靠“吃”为生的帮闲本质。这种解读方式，开启了《金瓶梅》象征研究的先河。

第三，张竹坡在小说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写实论”“结构论”“章法论”等批评概念，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汝梅评价张竹坡的批评体系“以性格论、结构论总结小说艺术规律”，其成就“达到古代小说理论的高峰”。

张竹坡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文本中心”。他关注的是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叙事技巧，而非作者是谁、成书过程如何。这种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方法，与后来考证派形成了鲜明对比。

张竹坡评点的学术价值，直到20世纪后期才被充分认识。刘辉在为吴敢著《张竹坡与金瓶梅》作序时说：“我虽然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张竹坡，也翻检了一点有关他的材料，但没有吴敢同志研究得那么深，现在让我谈论张竹坡，似乎没有这个发言权。”这番话说明张竹坡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直到吴敢等人的工作才使其得到应有的重视。

张远芬：作者考证的攻坚者

张远芬（1939— ），山东枣庄人，长期在徐州从事教学工作，曾任徐州教育学院院长。他的《金瓶梅》研究以“作者考证”为核心，其代表作《金瓶梅新证》于1984年出版，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张远芬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金瓶梅》作者为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的新说。这一说法的提出，建立在他对大量地方文献的发掘和对小说中方言俚语的系统考辨之上。

张远芬的治学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献考证加方言调查”。他带着《金瓶梅》中的数百个方言词，到峄县农村进行调查，“每当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把某个词解释得明明白白之后，常令我无限欣喜”。这种将书面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在当时的金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张远芬对“方言”一词有着严格的界定。他认为，“必须强调‘独有’二字，亦即是说，某个词只有此一地方的人懂得并时常运用，而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懂，或即使能懂却从未用过的词，才可称为方言词”。这一方法论意识，使得他的考证工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严谨性。

张远芬还参与了《金瓶梅词典》的编纂工作，在《金瓶梅》语言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特点是“问题导向”——瞄准《金瓶梅》研究的核心难题（作者是谁），集中火力进行攻坚。

徐景洲在回忆中提到，张远芬的《金瓶梅》作者考证“在学界掀起了《金瓶梅》研究热潮，这也是后来‘金学’产生的发轫之作”。吴敢在《金瓶梅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中，也将张远芬列为新时期金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吴敢：学术组织的推动者

吴敢（1946— ），徐州人，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曾任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徐州教育学院院长。他的《金瓶梅》研究有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张竹坡研究，二是金学史研究。

吴敢在张竹坡研究上的贡献，被黄霖评价为“彻底干净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经过艰苦的调查，发现了《张氏族谱》等珍贵资料，彻底廓清了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之谜。刘辉称这一成果“彻底廓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

在此之前，张竹坡几乎是一个“隐身人”——人们知道他的评点，却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有怎样的生平经历。吴敢的工作让张竹坡从历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使得对张竹坡评点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王汝梅指出，“《张氏族谱》的发现是新时期《金瓶梅》研究中的重要发现，推动了关于《金瓶梅》评点的研究”。

如果说张竹坡研究是吴敢的“学内之功”，那么他对金学学术史的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贡献，则可以称为“学外之功”。吴敢撰写出版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对百年金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项工作之所以可能，与他深度参与金学组织工作密切相关——作为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学会、对金学事业有一本最清晰的账”。

吴敢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5年）和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年），使徐州成为全国金学研究的中心。黄霖评价他“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实干家、大总管、顶梁柱”，其贡献“代表着‘金学’的一个时代”。

吴敢的研究特点是“宏观视野加组织协调”。他不只是个人研究者，更是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者。他既做具体的学术研究，又做学术史的梳理和学术活动的组织，这种“多重身份”使他在金学发展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徐景洲：文本细读的普及者

徐景洲，江苏邳州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曾任邳州日报社主任编辑。他的《金瓶梅》研究以《读破金瓶梅》（2011年出版）为代表，特点是“札记式解读”和“细节挖掘”。

徐景洲的研究路径与前三者不同。他不做作者考证（张远芬的路），不做批评体系建构（张竹坡的路），也不做学术史梳理和组织工作（吴敢的路）。他做的是“文本细读”——从小说中挖掘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以小见大，揭示《金瓶梅》的精妙之处。

例如，他注意到“应伯爵的混饭术”这一主题，用近万字的篇幅分析应伯爵如何通过“吃”来维持与西门庆的关系。他指出，“应伯爵”三字的中心是“爵”，即“嚼”，即“吃”字。这种解读，其实与张竹坡的“寓意说”一脉相承——通过对人物命名的分析，揭示其本质特征。

徐景洲的《读破金瓶梅》以札记形式写成，全书由一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组成。这种写法不同于学院派的学术专著，更像是“读书笔记”的集合。但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解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能够吸引普通读者走进《金瓶梅》的世界。

徐景洲的研究特点是“微观视角加文学鉴赏”。他关注的是小说的语言、细节、人物对话、情节逻辑等具体问题，而不追求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他的目标不是解决某个学术难题，而是“读破”这部小说——把其中的奥秘揭示出来，让更多人能够欣赏。

根据他的自述，他读《金瓶梅》的契机之一，是“生活在类似《金瓶梅》所描写的大运河岸边的县城里”。这种地域性的亲近感，使他对小说中的市井生活有着独特的理解。

四位学者侧重点之比较

将四位学者的研究侧重点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清晰的差异与互补：

张竹坡是“评点派”的代表，研究方法是“文本阐释”。他的贡献在于建立了《金瓶梅》的文学批评体系，提出了“苦孝说”“寓意说”等核心理论。他的目标是“证明《金瓶梅》不是淫书，而是杰作”。

张远芬是“考证派”的代表，研究方法是“文献考证加方言调查”。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贾三近说”，并推动了《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热潮。他的目标是“解开作者之谜”。

吴敢是“学术史派”的代表，研究方法是“史料发掘加宏观梳理”。他的贡献在于廓清了张竹坡的身世之谜，并系统梳理了百年金学的发展历程。他的目标是“为金学建立学术谱系”。

徐景洲是“细读派”的代表，研究方法是“细节挖掘加文学鉴赏”。他的贡献在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普通读者展示《金瓶梅》的精妙之处。他的目标是“让更多人读懂、欣赏《金瓶梅》”。

如果做一比喻：张竹坡是“建筑师”，为《金瓶梅》研究搭建了批评框架；张远芬是“侦探”，致力于破解作者之谜；吴敢是“史官”，记录和推动金学的整体发展；徐景洲是“导游”，带领普通读者走进文本的深处。

这四种研究路径，恰好构成了古典小说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批评理论、作者考证、学术史、文本细读。四位学者各擅胜场，形成了徐州金学研究的“四足鼎立”格局。

徐州在中国《金瓶梅》研究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并非偶然。张竹坡是徐州人，他的评点本为清代《金瓶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徐州成为全国金学研究的中心；张远芬、吴敢、徐景洲三位徐州籍学者，分别从作者考证、学术组织、文本细读三个维度推进了金学的发展。

这四位学者虽然研究方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金瓶梅》都有一种“家乡人”的亲近感。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年仅二十余岁，他的评点充满激情与洞见；张远芬带着书中方言到峄县农村调查，发现“不识字的农民”能够解释那些困扰学界多年的词汇；吴敢为寻找《张氏族谱》奔走于张氏后人之间，那份执着源于对乡贤的责任感；徐景洲生活在运河边的县城，对小说中的市井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地域性的学术传统，使徐州金学研究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它既有学院的严谨，又有民间的情怀；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当下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