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目前看不到尽头美以伊战争,外界首先担忧石油供应链。相比于能源市场的震荡,战火引发的粮食问题尚未完全发酵,却势必酿成更严峻的全球性危机。
战争爆发后,国际化肥、尿素供应受阻、价格飙升,多国出现农民因买不起化肥而放弃春种的现象。这正是粮食危机“延迟效应”的可怕:问题不在于当下缺粮或“米贵”,而是几个月后无粮可收、无粮可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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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海峡:世界“粮食咽喉”
与油气能源比起来,霍尔木兹海峡看似跟粮食供应没有直接关联,但其实深刻影响着全球粮食生产、供应链的多个环节。仅宏观数据就可见一斑: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约30%的化肥贸易必经之地,权重不亚于石油贸易与供应;
海湾国家是全球尿素、氨、硫磺、甲醇原料的重要出口国,特别是撑起了全球硫磺贸易的半壁江山。
现代农业特别是农粮体系高度依赖化肥这个“粮食发动机”。20世纪初,德国化学家、“现代化学武器之父”弗里茨·哈伯创造了通过氮气及氢气合成氨的“哈伯—博施法”,实现了合成氮肥的大规模生产,极大提高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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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博施法”技术成就了哈伯本人的诺贝尔化学奖,更产出了全球三分之一至近半数人口所需的粮食。同时使用化肥能保持耕地肥力,极大减少开垦新耕地的需求,保住了大量森林、草地、湖泊,生态环境得以维系。
1970年代初,借助中美关系开启正常化的契机,中国化肥工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四三方案”引进了13套“大化肥”成套装置,实现了氮肥产量猛增、迅速减少对进口化肥的依赖,奠定了解决吃饱饭问题的基础。
化肥产品最主要的是氮肥,而其核心原料氨的合成离不开石油或天然气制成的氢气。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35%原油、20%液化天然气的必经通道,对化肥生产的影响可想而知。
硫磺约80%的硫用于硫酸,而硫酸60%的产能服务于化肥生产(特别是磷肥)。中东地区占全球硫磺产量的25%,占据国际海运硫磺贸易的50%,就此扼住了化肥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咽喉。
尿素则是化肥成品的“主菜”——基于合成氨技术生产的氮肥,也是浓度最高、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氮肥。伊朗是全球第三大尿素出口国(占全球贸易11%),而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三分之一的尿素贸易量。
从核心原料到成品运输,中东地区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化肥生产-流通各个环节的影响不可替代,决定了全球“粮食发动机”的运转效果。一旦供应受阻、价格震荡,势必破坏春耕施肥,最终导致秋季粮食减产、粮价暴涨。
毫不夸张地说,就粮食安全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就如同空气——你只会在窒息时,才会察觉到它的存在和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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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快速形成的全球粮食危机
理解了霍尔木兹海峡之于化肥、化肥之于粮食的重要意义,自然不难想象美以伊战争给国际粮食市场和各国粮农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恐慌。
截止到4月底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骤降90%,其中44艘化肥运输船在海峡滞留。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同期报告,平均每月150到300万吨的化肥贸易受阻,无法按期运抵的化肥可能高达400万吨。
在生产环节,占全球供应46%的中东地区尿素产量损失过半。而石油和天然气既是化肥的生产原料,又为运输环节不可或缺的动力,其供应链阻滞产生的代价只会更加昂贵。
不同于石油,化肥由于易挥发、腐蚀性强,长期储存成本极高,因此多数国家没有战略储备。供应链危机到来时,各国政府无法释放储备化肥、稳定市场供应,几乎只能眼睁睁看着价格飞涨。
市场震荡迅速传递到世界各地:中东地区的颗粒尿素价格一周内涨幅逼近20%(埃及达到28%),战争爆发一个月后涨幅已超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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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联合早报&法新社
缺乏财力的普通农民很快感受到了“种不起粮食”之痛。在传统农业国泰国,一袋化肥的价格已从800-900泰铢上涨到超过1200泰铢,意味着今年种地势必亏本。有农民被迫放弃施肥春耕,宁可去城里做日结工挣钱糊口。
这正是今年粮食危机或许更甚于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的迹象。当年农民大都只是减少播种规模,全球化肥消费量仅降低1.7%;如今从欧洲到东南亚,更多农民从“减产”转向“完全弃耕”,而二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其中处境最危险的,莫过于既高度依赖进口、又将海湾地区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东非(肯尼亚、索马里、苏丹)、中东(约旦、土耳其)地区农民将是最脆弱的群体。
目前南亚即将迎来雨季的种植和收获季,但化肥减产意味着下一季粮食产量很难喂饱地区20多亿人。内战进入第四年的苏丹本就有超过2500万人面临食品安全危机,未来形势只会更加可怕。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化肥80%依赖进口,化肥危机的伤害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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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西为代表的粮食出口大国同样深受其害。化肥短缺导致的产量下降、出口减损,不仅将扩大本国“饥饿人口”数量、恶化食品安全问题,还将产生外溢效应、波及全球粮食市场。
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所说:“这不只是能源震荡。这是影响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的系统性震荡。”
更严峻的考验尚未到来
中国是农业和化肥生产大国,却存在结构性制约:一方面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氮肥生产国,氮肥、磷肥自给率几乎100%;另一方面我国钾肥自给率不足50%,主要需要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进口。
就磷肥生产而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硫磺进口国,50%依赖国外进口(其中半数来自中东),更不用说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因此我国化肥市场既不像国际市场那般严重震荡,亦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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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中国化肥(特别是磷肥和三元复合肥)价格不可避免出现明显涨势,但相较于国际市场已算足够平稳。能尽力稳住价格,离不开多重努力,包括采取暂缓出口的应急措施:
3月14日起,中国海关暂停所有磷肥及含磷肥料的新出口报检,原则上在8月底以前暂停出口,尿素出口实施配额管理,以全力保障国内春耕用肥;
根据海关总署公告,5月1日起暂停硫酸出口,具体恢复时间待定,以保障国内春耕和工业生产用料。
南亚和东南亚多国高度依赖中国化肥进口,智利、印尼、刚果(金)的矿产冶炼依赖中国硫酸进口。此次应急措施无疑会加大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与矿冶压力,可面对现状“顾己失彼”实乃别无选择之举。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和农产品价格指数表明,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其主要推手就是谷物价格普遍走高(包括大米和小麦)。由于化肥涨价、运输成本提高、播种面积收缩,可以预见年内和明年初谷物价格上行压力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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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待到收获(特别是北半球)、确定减量之时,供应短缺、粮食通胀的危机方才全面爆发。俄乌战争至今各国民众持续忍受着通胀之苦,粮价若再涨,恐将是压垮部分国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处于战火和人道主义困境的国家和地区(如苏丹、加沙地带)而言,本就支离破碎的抗风险能力将近乎归零,已经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将变成全面危机——安全崩盘、大规模难民潮不可避免。
即便在没有战争和内乱的国家,粮食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密切关联同样值得警惕。
“阿拉伯之春”暴发前,恰逢国际粮价在金融危机后回归高位,俄乌等国又因极端天气原因小麦减产、实施出口禁令,高度依赖进口的中东非产油国出现了面包等主食价格暴涨的情况。吃不起饭和“面包暴动”,最终冲垮了地区国家脆弱的社会经济稳定。
近几年各国不是通过选举将民粹势力送上政治舞台,就是以“Z世代运动”浪潮快速冲垮建制派政府、历史性重塑政坛格局,直接诱因都是民生问题,尤其是民众对物价飞涨的严重不满。一旦生活成本高企波及物理意义上的饭碗,民间反噬的浪潮将更加不可想象。
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潜在的瓦解与重塑可能。
美以伊的战火,再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到全球化体系下的粮食生产—供应体系多么脆弱,在此基础上支撑的低成本农业与粮食生态未必具有可持续性。
危机发酵,使得粮食安全重回各国战略核心。一旦“饭碗端在自己手上”的观念在各国深入人心,基于粮食自主的逻辑,政策调整终将在长远上改变产业分工的生态。全球粮食供应体系的未来显然存在着巨大变数。
回到当下,从大战、大疫(埃博拉+汉坦),再到粮食危机可能遭致的饥饿,2026年的世界注定多灾多难、挑战与困局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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