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国平：过好每一天，随时准备走，这是我的人生态度

受访学人：周国平，中国当代知名学者、作家、哲学研究专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哲学相关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史讲义》《周国平哲思演讲录》等，纪实散文《妞妞》《宝贝，宝贝》《叩叩》等。

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就《周国平哲思演讲录》对周国平先生所作采访。本次采访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徐军、赵逸轩、陈诗浣、倪弘参与完成。

01

“尼采是属于青年人的”

学人：您研究尼采四十多年，也写过《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样影响了一代人的著作。回头看，您觉得自己当年写的这本尼采传记，今天读来还有哪些价值？您觉得当代读者理解尼采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如果今天重写尼采，您会有什么不同的角度？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不是一本尼采传记，毋宁说是我自己的一本精神传记，是我借由尼采哲学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一次巡游和表达。在当时写的“前言”中，我把尼采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两点，一是健全的生命本能，二是超越的精神追求。出于切身感受，我心中一直踊动着为个人的优异正名的强烈愿望，而阐释尼采哲学恰好使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由此而来的强烈共鸣，是尼采思想对我的经验的唤醒，在我的经验中的复活。而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转型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

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到处笼罩着一种精神浪漫的氛围，这本书的受欢迎是此种氛围的一个反映。我庆幸那个时候写了这本书，一是相对年轻，心中充满激情；二是有合适的时代氛围，换了今天，我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恐怕也难以出版。时代已发生巨变，当年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被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取代。但是，我认为尼采对于今天的时代仍有启示意义，他所揭示的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问题，包括传统价值的崩溃，信仰的空白，自我的迷失，文化的平庸，在今天并不是解决了，反而是更加尖锐了。

在新出版的尼采著译系列的总序中，我如此写道：

“我相信，无论在什么时代，青年都是天然的理想主义者，内心都燃烧着精神浪漫的渴望。我今天建议你们读尼采，是怀着一个七十岁的青年的心愿，希望你们不做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老人。尼采是属于青年人的，我说的青年，不只是指年龄，更是指品格。青年的特点，一是强健的生命，二是高贵的灵魂，尼采是这样的人，我祝愿你们也成为这样的人。”

《周国平哲思演讲录》（全4册）

作者：周国平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26.2

学人：尼采在中文世界有两副面孔：一面是反抗权威的哲人，一面是崇尚强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您怎么看这种误读？“权力意志”和“超人”这两个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该如何重新理解？

周国平：说尼采是一个崇尚强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的确是一种误读。尼采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强权，有许多论述，我不在这里重复。在尼采那里，“权力意志”和“超人”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哲学概念。按照我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强调的都是生命能量和精神能量的强度和力度。

学人：尼采的哲学与其病痛体验密不可分，这不同于古典哲学抽象的形而上思辨。您自己也在不同场合提到过，您和尼采一样是“比较悲观的人”。这种气质上的相近，您是如何察觉到的？这对您研究尼采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此外，在您看来，比较悲观的人又应该如何与周围的人和社会交流呢？

周国平：因为体弱多病，性格内向，青年时期又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尼采的悲观倾向非常明显。我自己早年也是体弱多病，性格内向，很早被死亡问题困扰，读尼采很容易发生感应，并且领悟他的哲学是对抗悲观的成果。悲观的人并非不能与周围的人和社会交流，但会排斥浅薄的交流，更注重交流的质量。

学人：尼采曾提出“末人”（The Last Man）这一概念，它代表了人类最平庸、萎缩的终极状态：追求绝对的“舒适”与“平庸”，创造力枯竭，不再渴望冒险。AI技术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似乎让这个概念变得更为接近现实。从Deepseek出现后，很多文章都有了AI的气息；而最近出现的Seedance2.0、OpenClaw功能更为强大。您如何看待AI发展对未来人类的影响？AI会让人类变成尼采所说的“末人”吗？

周国平：“末人”是“超人”的对立面，尼采提出“超人”概念，正是为了抵御人类走向“末人”的趋势。AI的确有可能加强和加速这个趋势。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技术，AI的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人类的使用，包括每个个体的使用。我的预测是，AI可能会加剧人在智能上的两极分化，精英善用AI而更加卓越，庸众被AI支配而更加平庸。

学人：在八十年代那个刚从集体主义走出来的时代，因为向中国人介绍尼采，强调个体的情感、精神的价值，您的作品对一代人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今天这个非常多元的时代，可能很难再有“国民级”的学者出现了。您自己开设了公众号，也在B站发布视频，举办直播活动或做演讲，以某种方式保持着和公众的交流，四十多年过去了，您觉得今天的时代和您年轻时的时代有何不同？您的读者/听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近些年，年轻人用“老登”“爹味”来形容思想过时、观念保守、爱说教的人，作为一位年长男性，您可能非常容易遭到这类批评。您会觉得自己的观念“过时”“落伍”了吗？

周国平：四十年前，一个作者要吸引读者来读自己的著作，靠的是地面活动、报刊评论以及口口相传。今天人们普遍从互联网和自媒体上获取信息，对于作者来说，一方面，传播的渠道多了，传播的速度快了；另一方面，新著出版的信息会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所以，有利也有弊。我的态度是顺应时代，用其利也接受其弊。从根本上说，创造是第一性的，传播是第二性的。我的主要职责是坚持读书写作，不断有新作品诞生，源头有活水，流动才会畅通。

尼采（Nietzsche）

我心目中的受众，是仍然认真读书的人，无论在什么时代，我都确信他们的存在。至于我的观念是否过时、落伍，让别人去评论吧，我只关心我的思想是否有活力和深度。

02

改变环境，靠的是拒绝被同化的每一个人

学人：您曾写过“沟通的必要和限度”，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完全沟通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位常年和大众沟通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可能”？您是否会、又如何平衡“自己想讲的”和“听众想听的”？在您看来，演讲者与听众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什么？

周国平：在“自己想讲的”和“听众想听的”二者之间，“自己想讲的”是主要的，必须是“自己想讲的”，自己有深入的思考，才会有内容，有亮点，听众才有可能想听。当然，既然是演讲，也必须考虑“听众想听的”，二者高度重合，就会有最佳效果。我注重互动环节，可以在其中呈现“自己想讲的”和“听众想听的”二者之间的重合点，展开有效交流，还可以在“自己想讲的”之外给“听众想听的”留出空间。我最喜欢的关系，是演讲者与听众都进入一种思考的状态，但这不容易，需要合适的听众，而且规模要小。

学人：您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及阅读、写作对自己的人生的重要性。您的写作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这套《周国平哲思演讲录》与您其他出版过的众多著作，有什么不同？

周国平：对于我来说，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工作，它们本身即是生活。我无法想象我过一种没有阅读和写作的生活。我的写作如果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意义，一是题材本身有意义，二是写这个题材对我的人生有意义。至于体裁，可以不拘一格，我的写作事实上有学术专著、译著、散文、纪实作品等各种体裁。

这套《周国平哲思演讲录》收录了我自上世纪末到现在的讲座、演讲精华70多篇，是从我的全部演讲文稿中挑选出能够代表我的思想而又表达精当的文字，按照主题分为：《生活的意义》《幸福的寻求》《心智的培养》与《文化的省察》，从生死困惑到爱情婚姻，从自我成长到人文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这套书里的很多内容都与生活紧密相关，例如怎么看待爱情、婚姻和死亡，怎么看待世俗成功与优秀的关系，怎么避免成为“空心人”，怎么过好一个不较劲的人生，等等。希望读者们能通过这套书找到一个更加清醒的人生方向，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

学人：孤独、幸福、灵魂、爱、死亡、自我……这是您的文章经常谈论的主题，您似乎更强调个体“内观”的重要性，即处理好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人们都可以感受到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很多心理疾病、社会情绪问题可能都与社会环境有关（“躺平”“卷”“佛系”）。如果不思改变环境，只是致力于提升自我，似乎无异于告诉一个频繁遭受霸凌的人提高自己的忍耐力，这似乎有些舍本逐末？

您经历过文革年代，想必比今天的年轻人更能理解外部环境对个体人生的决定性作用。您对那个年代有何反思？这种经历对您的思想有何特别的影响？

周国平：对于个人来说，如果外在环境不好，而凭一己之力改变不了，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坚持内在的修为，这是他凭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所谓内在的修为，不是磨灭精神的锋芒，消极顺应环境，而是积累精神的能量，使自己足以不被环境同化或者压垮。如果用一个频繁遭受霸凌的人打比方，在他无法反抗和逃跑的情况下，他当然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忍耐力，使自己足以不被霸凌降伏或者压垮。

我经历过文革年代，确实深知大环境对个体人生的巨大作用，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只能决定你的外在处境，不能决定你的内在境界。在那样一个鼓吹读书无用的年代，我仍坚持读书和写作，尽管这种坚持不但不能改变我的处境，反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坏，我也没有丝毫动摇。我坚信，无论时代怎样，一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过一种尽可能有精神意义的生活。事实上，不被环境同化和压垮的人多了，汇聚起来就是改变环境的力量。

学人：您在十多年前出版过与音乐人崔健对谈的书《自由风格》，这种跨界的对话非常有意思。您怎么会关注到音乐或者崔健的音乐？您觉得这种跨界对话给您带来的启发或者您觉得有趣之处是什么？

周国平：我和崔健很早就结识，当时他的《一无所有》刚刚开始被年轻人传唱，而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也不久，我们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感应。我眼中的崔健是一个执着的思想者，他首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其间没有阻隔也不需要过渡，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在他的思考中，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的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便是人怎样才活得真实。这个主题贯穿于他的音乐创作，也贯穿于他的生活态度，把他的艺术和人格统一了起来。

基于这个认识，我产生了与他进行思想对话的愿望，而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尽管他一向对发表公开谈话持慎重的态度，却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是《自由风格》一书的缘起。此后我还出版过别的跨界对谈的书，例如与王小慧谈艺术的《花非花》，与济群法师谈佛教的《我们误解了这个世界》《我们误解了自己》。对于我来说，这种跨界对谈的价值，一是学习，了解看世界的不同视角；二是沟通，心灵的共鸣本来就是不受职业和界别的限制的。

03

过好每一天，随时准备走

学人：您把西方哲学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三部分。在哲学研究中，前两者常常更被看重、更为根本，而您的研究和写作对人生论着墨更多。这种取向是您的兴趣使然还是有其他考量的推动？与文学家、艺术家甚至一些经历丰富的成功人士相比，哲学家谈论人生的独特性是什么？

周国平：如果试图构建哲学体系，本体论和认识论是核心，必不可少，但我无此意图，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不认为自己能够开辟新的路径，因此仅限于梳理哲学史上既有的路径。人生论则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可以容纳个人的人生经验、心灵感受和理性思考。当然，就理性思考而言，是不能没有本体论的关照和认识论的质疑的，这也许就是哲学家的独特性。

从哲学上谈人生，你不能不追问“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文学家、艺术家只需凭借心灵感受，经历丰富的成功人士只需凭借人生经验，而哲学家不能缺少理性思考和终极追问。

学人：爱情与婚姻是您经常谈及的话题。但今天步步走低的结婚率、生育率，似乎说明属于婚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曾经区分性是肉体生活，爱情是精神生活，婚姻是现实生活，婚姻之所以难以持久，是因为它需要整合这三部分的生活。但今天，性生活可以借助情趣用品实现，爱情可以借助AI虚拟恋人，这是否预示着传统婚姻必然的衰落？您怎么看待AI虚拟恋人的出现，这反映了当代年轻人情感需求的什么新变化？

周国平：情趣用品也许可以解决性欲，但与活生生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两回事。AI虚拟恋人与爱情更是两回事。这两种东西只是物理的存在，不是生命和情感的存在。性爱的价值在于全身心的体验，把它缩减成物理的操作，是一种悲哀。我不相信当代年轻人都以此为满足，很大程度上是图省事，怕真实的男女关系会带来的麻烦，但代价是意义的丧失。不过，由于生存的压力和观念的变化，不婚少子或许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学人：AI的发展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巨大，让这个社会更加重理轻文，您认为后续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培养人文社科类的学生？文科生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周国平：在我看来，AI的发展对自然学科的冲击更大，因为自然学科学习的大量内容是知识，而知识可以数字化，都将被AI超越和取代。人文学科本质上不是知识的获取，而是心灵的培养，这是不可数字化的，不会被AI超越和取代。所以，文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文素养、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的培养上，而非知识的获取上。其实，在AI时代，即使理科教育也应该更加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人类智能中AI不能超越和取代的核心是直觉、灵悟、想象力，它们是创造力的源泉，而正是在具备人文素养的科学家身上，这些因素最为活跃。

学人：死亡是人类不可回避的话题，您也曾经历过爱女夭折的痛苦。中国文化中一向有死亡禁忌，这背后或许是掩盖起来的“死亡焦虑”。您有死亡焦虑吗，如果有的话，又是如何克服的？回顾自己的人生，您觉得自己度过了让自己满意的一生吗？如果只有一句箴言可以给读者，您会说什么？

周国平：恐惧死亡是生命的本能，人很难完全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但可以克服对恐惧的恐惧，也就是直面死亡。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注定要离开它的。所以，最合适的态度是：过好每一天，随时准备走。我对自己的一生基本满意，爱是我的人生中最珍贵的珍宝，那么，我就把这句话赠给读者：

“一切终将黯淡，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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