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如何在接连遭遇法院重挫后,仍打算把关税置于其经济政策核心。他似乎始终放不下关税。2026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反对他在前一年宣布的大范围紧急关税,这让他遭遇重大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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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5月7日,一家联邦法院又推翻了他在最高法院裁决后宣布的临时关税。但特朗普看起来并未因此退缩,仍不断寻找替代方案,从B计划一路排到C计划、D计划。他在5月7日裁决后对记者说:“所以,我们总会换一种方式来做。我们碰到一个裁决,就换一种方式来做。”
眼下,这种“另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所谓的《301条款》授权。这一做法很可能引发更多诉讼,但最终可能比此前的关税措施更有力,也更持久。为此,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两项调查,为今年晚些时候针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新关税铺路。
这件事为何重要?对普通人来说,美国贸易政策或许像一团由缩写、法律术语构成的乱麻。但在我这个长期关注关税战的贸易经济学者看来,特朗普正试图把激进的全球关税政策打造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这一战略其实相当清晰,尽管他的整体贸易政策仍然很不受欢迎。
如果他成功,平均关税水平可能重新升至2025年4月“解放日”关税的高点。后来,美国虽在与贸易伙伴达成的后续协议中下调了部分关税,但这些协议并不完整。
乍看之下,特朗普对关税的执着似乎令人意外。
关税并未能提振美国制造业和就业,价格上涨的主要负担反而由消费者和进口商承担。但在特朗普看来,真正关键的是,最高法院在终止其紧急关税时,剥夺了他的关税制定权。现在,他想把这项权力拿回来。
事实上,“解放日”关税最吸引特朗普的,正是这种权力。它让他可以把税率定在任何水平,实施任意长的时间,并可灵活地对不同国家征收不同关税。借助这样的工具,他就能以更严厉的关税威胁来推动双边贸易协议。
此外,他还把这些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视为一种权力来源,因此对最高法院要求把这笔收入退还给缴纳关税的美国企业一事一直心怀不满。特朗普甚至对那些决定领取关税退款的企业也感到愤怒。
但特朗普尤其恼火的是他任命进入最高法院的两名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和尼尔·戈萨奇。正是他们的投票改变了2026年2月那次裁决的结果,而特朗普至今仍持续抨击他们。
他表示,自己对所有投票支持推翻关税的大法官都“感到羞耻”,并称他们“缺乏判断力”和“哈巴狗”,没有“勇气去做对我们国家正确的事”。特朗普还说,法院的裁决反而会促使他“征收更强有力的关税,而不是更弱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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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特朗普正从“解放日”关税转向我所说的“报复性关税”,试图向最高法院表明,法院阻止不了他。
1971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旨在纠正那些被认定为对美国商业构成歧视、不公平、不合理或造成负担的外国贸易做法。
这一条款对关税税额不设上限,允许总统区别对待被针对的国家,还能在不违反美国宪法征税条款的情况下带来关税收入。而宪法征税条款,正是最高法院2026年2月裁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它还有一个潜在优势:联邦法院通常会给予总统相当大的裁量空间,由其决定实施301条款时的目的、范围和补救措施。
特朗普去年在推出“解放日”关税时没有使用301条款,而是选择《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后者同样能赋予他那种几乎不受限制的关税权力,而且无需额外程序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他当时的判断确实成立——直到他在最高法院败诉。
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已提出两项301条款调查。一项针对多个国家所谓的“过剩工业产能”,也就是通过政府干预造成的过度生产;另一项则针对有关国家未能执行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规定。
对特朗普而言,这些调查的吸引力在于其覆盖范围极广。而且他已经表明,希望把由这些调查引出的关税当作施压工具。比如,如果某个已经签署贸易协议的国家考虑退出协议,特朗普警告说,他之后可能以301条款关税相威胁。
特朗普在2026年2月于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写道:“任何一个想拿这项荒谬的最高法院裁决‘玩花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的国家,都将面临比他们最近刚同意的更高、也更糟糕的关税。买家自负!!!”
简言之,如果动用301条款,就等于宣称美国每一个贸易伙伴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因此都可能成为惩罚性关税的对象。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也很可能遭遇法律挑战。
相关诉讼首先会提交国际贸易法院。该法院此前也曾推翻临时关税。之后的上诉将进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终还可能提交最高法院。
公平且平衡?国际贸易法本已建立起相应机制,允许贸易伙伴通过政策调整或谈判打击强迫劳动,或处理工业产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本应只是处理这些更实质性政策争议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似乎还有另一个目标:纠正他在“解放日”关税中同样提到的“贸易失衡不公平”问题。
一份政府提交的301条款请愿书称,外国过剩产能使一些国家得以积累“持续”的贸易顺差。另一份请愿书则称,强迫劳动产品贸易会损害美国贸易平衡,因为它增加了美国对低价产品的进口,同时迫使美国出口产品与廉价竞争对手竞争,从而压低美国出口。
如果这些请愿获得支持,特朗普随后就可以按照国家逐一征收301条款关税,以推进其全球贸易再平衡目标。特朗普还希望重新掌握其关税所带来的财政收入。
问题在于,301条款要求案件必须基于可采取行动的具体做法,而不是贸易平衡结果本身。更何况,2025年的关税甚至并未实现任何“再平衡”:那一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实际上还扩大了。
因此,动用301条款同样不太可能改善美国贸易平衡。因为贸易平衡取决于宏观经济因素,而不是外国过剩产能,也不是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
特朗普曾表示,计划在2026年7月推出新一轮关税。那么,这一计划是否会受到任何约束?部分答案取决于,法院在这类案件中是否还会像特朗普上台前那样,继续对总统保持传统上的尊重和让步。
特朗普显然把希望押在这一点上,但结果并非板上钉钉。许多专家质疑,所谓产能过剩是否构成贸易违规。
在强迫劳动问题上,美国《国家贸易评估报告》直到2026年3月才把其他潜在违规方纳入名单。这个时间点与当前301条款案件的推进高度吻合。强迫劳动案本身,实际上也可能意在迫使美国贸易伙伴放弃包含相关商品的供应链。
但现实是,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在禁止强迫劳动进口方面比美国更有效,因此本不应成为打击对象。贸易专家还指出,美国自己也在私人监狱中生产强迫劳动产品,而且长期未能有效阻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按照这些法律学者的说法,在未能执行此类贸易禁令方面,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难辞其咎。
尽管如此,法院在301条款问题上历来给予总统较大空间。它原本是为了让白宫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尊重美国当年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规则。
但特朗普一贯在削弱这些规则,外界也可以预期,他会尽可能把301条款的适用边界推到极限。事实上,从他的言论看,选择这些301条款案件,主要目的似乎是借此建立一种长期性的关税制度,为自己提供一种通用的谈判筹码,而不是纠正有害的外国贸易做法。
正因如此,特朗普在测试美国贸易法边界的过程中,很可能不仅会面临法律挑战,也可能在中期选举中给其所属政党带来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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