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乾州攻防战，皇帝都没了，五万大军为何还在拼命？

1911年深秋，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北时，陕西已经率先扯起了革命的大旗。西安城里“秦陇复汉军”的旗号一打出来，关中四十多个州县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几天之内全换上了新招牌。

清廷急眼了，陕西要是丢了，整个西北都可能不保。

情急之下，清廷还是想起了两个“狠人”。一个是前陕甘总督升允，蒙古镶黄旗出身，标准的保皇派老顽固；另一个是甘肃的回族将领马安良，手里握着号称“精锐西军”的私人武装。这两人凑一块儿，准备给陕西革命党来场“降维打击”。

升允老哥长得头颅硕大，陕西人背后叫他“升大sa”（sa在陕西方言里是头的意思）。他在陕西当过巡抚，后来因为反对立宪被革职，心里憋着一股气。辛亥革命一爆发，他就像打了鸡血似的，觉得自己的“第二春”来了。清廷重新启用他当陕西巡抚，督办军务，他立马在甘肃拉起了五万人的队伍，分南北两路杀向陕西。

马安良更夸张，他放出豪言要“马踏华阴庙，火烧长安城”。他在河州、狄道、循化等地强拔门兵，迅速扩编西军到十六营，马步齐全。他的父亲就是马占鳌，当年在太子寺之战中打败过左宗棠的清军，然后转头就投降，被左宗棠赐名“安良”。

乾州（今乾县）成了双方必争之地。这地方是西安的西大门，是西安“最后一道防火墙”。陕西军政府派张云山率两万人守城，这位哥老会出身的将领打仗有一套，更厉害的是他会玩心理战。晚上在城墙上多点灯火，还亲自拿着军号吹出各种号音，搞得城外的清军摸不清虚实，以为城里兵力雄厚。

战斗从1911年11月打到1912年2月，清军什么招都使了。架云梯攻城，守军就用炸弹、手榴弹甚至砖瓦石块往下砸。挖地道，张云山早有防备。最绝的是升允还想出了诈降计，派管带罗开福带着人在北门外跪地举枪假装投降，想混进城去。结果被义军识破，一顿炮火轰击，死伤无数。城外骑兵云集，城墙上架着云梯，千疮百孔。这大概是辛亥革命中最后的古典式攻城战了。

马安良亲自到前线督战时还差点栽了。有一次他带几十个护卫去乾陵附近视察，被埋伏的复汉军包围在武则天陵园的石人石马之间。子弹打穿了他的马靴，要不是升允及时带兵来救，这位“马踏长安”的豪言壮语就要变成“马陵被擒”的尴尬现实了。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大清王朝正式玩完了。消息传到前线，升允摘下顶戴花翎倒地大哭，“太后不该让位，使我辈奴才，不能尽力！”

但是哭完擦干眼泪，他做了个决定，封锁消息，继续打！

皇帝都没了，国家都改朝换代了，前线指挥官居然把电报扣下来不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继续让士兵卖命。这是典型的“信息茧房”，只不过这个茧房是人为制造的，代价是无数士兵的性命。

2月13日，张云山按照南北和议的电报精神，派行营执事官雷恒焱去跟升允谈判。雷恒焱出发前，张云山在城南门外设宴饯行，击案而歌，“旌旗烈烈阵云横，万马萧萧仗策行。自是河梁饯苏武，直当易水送荆卿。”各营升旗鸣炮，场面悲壮。

雷恒焱绕道到十八里铺见升允，把清帝退位、应该罢兵息民的道理说了一遍。升允听完大怒，直接把雷恒焱给杀了。而且是削鼻挖心，弃尸枯井。另一名使者朱长春也被钉死在礼泉东城门示众。手段非常残忍，以至于西安的记者都登报骂升允。

升允为什么这么疯？他已经不是在为清朝打仗了，而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他幻想着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到西北建立偏安小朝廷，自己就是“中兴功臣”。明明项目已经黄了，还非要砸锅卖铁继续烧钱，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翻盘。

马安良那边就现实多了，他虽然表面上还听升允的，但心里已经开始打小算盘。他其实早就从城上射下来的传单里知道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也收到了陕西回籍革命党人马玉贵的劝降信。马玉贵在信里说得很直白，“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兄执西北军机牛耳，何不反掌成共和元勋？”北京的回族领袖王宽也发电警告，“勿为一姓尽愚忠，而拂万兆之幸愿。”

马安良的处境很尴尬，继续打吧，没意义了；突然倒戈吧，又怕被骂。他多次向升允请求退兵，升允就是不答应。于是马安良开始私下跟张云山接触，双方在乾陵坡前会面，张云山一见面就说，“大哥，我给你磕头。”马安良连忙还礼，两人就这么握手言和了。谈判时马安良还提了个条件，要把升允的眷属从西安送到平凉。张云山答应了，不久就派人把升允的家眷送了过去。

3月初，陕西军政府请出关中理学名士牛兆濂、张晓山去劝升允。这两位老先生跟升允是老相识，常以理学相标榜。升允见到他们后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然后从怀里掏出清室逊位停战电文，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至于议和条约，已由彭马二公主持，我不过问。”

3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议。张云山和马安良在乾陵坡前再次会面，两军互赠牛羊，甘军还表演了马上功夫，然后各自撤军。仗打完了，仗打得莫名其妙，皇帝早没了，双方却多打了快一个月。

战后，升允逃到甘肃平凉后还不死心，给袁世凯写信要求撤销张凤翙的大都督职务，由他接任，然后再自行辞职，还要袁世凯拨200万两白银补偿他的损失。这脑回路清奇得可以，你都把人家革命军往死里打了，还想让人家给你发“离职补偿金”？

袁世凯当然没理他。后来升允辗转逃到青海、西伯利亚、东北，最后流亡日本，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1931年死在天津租界。

马安良撤回甘肃后，凭借西军的实力一度权倾甘肃，被称为“西北天子”。他在兰州把南滩改为“帅府街”，坐镇其中干预政局。但袁世凯只给了他一个甘州提督的虚衔，实际上把他排除出权力核心。1915年他被迫返回河州老巢，影响力大不如前。

张云山守住了乾州，乾州百姓在高等小学堂内给他建了生祠纪念。他回西安时乘四人抬的绿呢大轿，搴帷挂枪立于轿内，两边有背着春秋刀、双手带枪的卫士20名，后面跟着一百排骑兵，好不威风。不过这位哥老会大佬后来也没落得好下场，1915年就病逝了。

乾州守卫战牵制了清军主力，保住了西安，为陕西革命政权争取了时间。升允代表的是顽固的保皇派，马安良代表的是地方军阀势力，张云山代表的是革命力量，三股力量在乾州城下碰撞，最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收场。

这场仗打到最后，交战双方都知道皇帝已经退位了，只有前线的普通士兵还被蒙在鼓里。升允为了自己的政治幻想，让成千上万的士兵白白送死。马安良则是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出路，反正“老板”已经破产了，赶紧找下家才是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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