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女子在温州学的本事，成了桂阳市的名人

我叫何小禾，1990年生，郴州桂阳县荷叶镇的人。

荷叶镇在桂阳的南边，跟临武县挨着，是个产煤的地方。我小时候镇上到处是煤车碾出来的黑印子，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爸在镇上的小煤窑里挖煤，每天从矿井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只有眼白是白的，连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我妈在镇上的菜市场有个小摊位，卖豆腐和豆芽，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忙到中午收摊，下午去给镇政府扫楼梯，一个月多挣三百块。

家里三个孩子，我排老大，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从小到大，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吃饭的时候弟弟碗里有肉，我碗里没有。过年买新衣服，妹妹有我没有。我不恨弟弟妹妹，但我恨这个规矩。凭什么先出生的人就要吃亏？这个问题我问过我妈一次，她正在切豆腐，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就凭你是女的。

我读书还行。小学在荷叶镇中心小学，班里五十多个人我能考进前五。初中到了桂阳县城的三中，寄宿，一个学期回家两趟。城里的同学穿的用的跟我不一样，他们下课去小卖部买冰棍和辣条，我连五毛钱的零花钱都没有，只能坐在教室里假装写作业。那时候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从投胎那天就开始了。

2006年中考，我离县一中的分数线差了九分。九分，就是两道数学选择题的事。我爸在矿井里被一块掉下来的煤块砸伤了腿，在镇卫生院躺了两个月，家里那点积蓄全部交了医药费。他没有开口说让我别读了，但我知道，读不成了。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发了一下午的呆。天黑的时候我妈收摊回来，看了我一眼，把一袋卖剩的豆芽放在灶台上，说镇上有个在温州打工的邻居正月里要回去，问她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但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

2006年秋天，十六岁，我跟着那个邻居坐上了去温州的大巴。

大巴开了十多个小时，从桂阳的山路转上京珠高速，一路往东，过韶关、过赣州、过金华，最后在温州西站停下来。我拎着蛇皮袋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两条腿都肿了，脚底板疼得不敢踩地。温州西站外面是一条乱糟糟的马路，到处是拉客的三轮车和卖炒粉干的小摊，空气里飘着一股又腥又咸的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风，混合了皮革厂和电镀车间的气息。

邻居把我带到了一家鞋厂，在鹿城区双屿那边。那一片全是做鞋的小工厂，一家挨着一家，门口的招牌横七竖八的。街道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路面上永远是一层黑乎乎的泥浆，搞不清是油还是水。

鞋厂不大，一个车间七八十号人，做的是女式时装鞋，贴牌出口到俄罗斯和东欧。我被安排在成型线上刷胶。就是拿着一把小刷子，把黄胶涂在鞋底的粘合面上，刷匀，不能有多余的胶水溢出来。看起来简单，但一天要刷两千多只鞋底。干了半个月，手指头开始脱皮。黄胶里的溶剂把指腹上的皮肤腐蚀得一块一块地掉，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一碰水钻心地疼。

这还不算什么。

半年后鞋厂接了一批俄罗斯的加急订单，连续赶工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凌晨两点多，我隔壁工位的一个女工被针车扎穿了食指——针头直接从指甲盖中间穿过去，从指肚冒出来，血顺着机台往下淌。车间里没有急救箱，拉长扯了一张卫生纸给她包上，让她去外面的诊所处理。她走了之后旁边的几个女孩都吓傻了，但线上没有停，鞋子一双一双地还在往前流。我站在那里拿着刷胶的刷子，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被机器扎穿手指的吗？

答案是不。但我那时候没有别的选项。

在鞋厂做了将近一年之后，我攒了一点钱，不多，但够我离开那个全是黄胶味的车间了。我听同在双屿打工的一个老乡说，火车站那边有家足浴店招学徒，包吃住，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能挣两千多。两千多。我在鞋厂一个月底薪才七百，加班加到死也就一千出头。

那家足浴店在温州火车站后面一条巷子里，门面不大，楼上楼下两层，挂着一个红底黄字的招牌，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着“正规足浴”。我特意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温州本地女人，姓叶，短发，瘦脸，说话很快，像温州话和普通话掺在一起炒的一盘菜。她上下打量了我几秒钟，问我有没有经验。我说没有。她说没关系，培训一周就能上岗，先学按脚。

培训在店里二楼一间小屋里进行，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四川人，手劲大得吓人。她用我的脚做示范，大拇指往涌泉穴上一按，我疼得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她说你记住这个力度，客人要的就是这个酸爽。我说我是来学按别人的不是来被人按的。她乐了，说你连被人按都不知道什么感觉，怎么给别人按？

那是一段纯粹体力的时间。学习认穴位，学推经络，学怎么用拇指关节发力而不是用蛮劲。我每天从下午一点学到晚上十点，手泡在按摩油里一遍又一遍地揉、按、推、压，虎口的肌肉疼得筷子都拿不稳。一周之后正式上岗，被叶姐安排在了大厅散座区，先从最便宜的足浴项目做起。

散座区的客人最杂。有下了班来放松的上班族，有等火车没事干的旅客，有喝多了酒被朋友架进来的醉汉，还有一些说不清来路的人。我第一个月被一个喝醉的客人吐了一身，吐完他躺在沙发椅上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我叫来叶姐，她看了一眼说别吵他，让他睡，醒了自然会走。我在那股酸腐的酒气里足足守了三个小时。他醒了之后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给我，算是小费。

那二十块钱是我人生第一笔小费。我攥在手里，攥出了汗。

还有一次，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在沙发椅上几次三番想碰我。我站起来，声音压得很平，用我学得还不太像的当地话说：“先生，我们是正规的，要舒服有舒服的方法，但你得守我们的规矩。”他瞪了我好几秒，最后把手缩了回去。

但真正让我在这家店站住脚的，是一个老主顾。他姓郑，我叫他郑哥。郑哥四十来岁，是火车站附近一家小物流公司的老板，每天在货场和办公室之间来回跑，腰椎间盘突出特别严重。第一次来店里的时候他扶着腰走进来的，说试了好几家按脚的地方都不行，力道太轻没感觉，太重了又疼得受不了。

我给他按了一次。按完之后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说了一句——你这丫头手底下有数。

从那以后，郑哥每周末来一次，固定找我。他每次来都带两杯奶茶，坐在沙发椅上一边喝一边让我按。他不止是来按摩，他是来诉苦的。他说物流生意不好做，油价涨了运费涨不了，司机不好管，客户回款慢。他说他离婚五年了，儿子判给了前妻，每个月只能见一次。他说温州这个地方，看着有钱的人多，真正能说上话的朋友没几个。我一边按一边听，偶尔嗯一声。

有时候他会侧过头看我一眼，说小禾你这手艺在这小店里可惜了，你要去更大一点的地方。你是那种特别沉得住的人，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总笑一笑，说我已经在店里待得挺好。

2009年春节后，叶姐给我调了一级工资，还把我提到了二楼包间区。二楼比一楼安静，客人少但消费高。叶姐说以后上行的门我可以慢慢摸，要多练带精油推背的本事。

在足浴店的第三年，我名义上还是技师，但私下已经开始帮着叶姐管店里的新员工培训和排班表。那段时间微信刚出来还不普及，很多同行还在用本子记账，我已经抱着叶姐那台旧电脑研究排钟软件怎么用了。培训这件事让我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手法拆解成一步一步教给别人。叶姐后来能抽开身把旁边租金更便宜那间铺面也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发现我不光能帮她带新人，还能在她出差的时候帮她把整间店稳住。

她说小禾你以后一定会自己当老板。我说借你吉言。

2011年，我二十一岁，在温州待了五年。五年的时间足够把一个桂阳乡下的小姑娘，磨成一个能在火车站一带独当一面的足浴技师兼半个店面管理者。我的手指关节因为长期用力已经有点变形，但它们很稳。心里也稳了很多。

那年秋天，店里新来了一个湖南老乡，叫小丽，郴州宜章的，离我家桂阳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小丽比我小三岁，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坐公交车都能坐反方向，第一天就哭鼻子说不干了。我在宿舍里劝了她一晚上，给她冲了一碗方便面，打进去两个鸡蛋。后来叶姐指定我带她当徒弟，把她放到包间里当助手上精油，我就手把手从头教认穴。看着她手指关节按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的样子，忽然觉得——原来我已经成了当年那个手劲吓人的四川大姐了。

某天下午，店里没什么客人，我和小丽坐在一楼沙发上剪指甲。窗外的马路上三轮车突突突地过，有人在用温州话对骂。我说小丽，你来温州想干什么？她说挣钱啊。我说挣完钱呢？她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可能回老家嫁人吧。

我没有接话。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挣完钱然后呢？我已经从鞋厂的成型线逃到了足浴店的二楼包间，从刷胶工变成了能跟叶姐讨论排班和进货的管理后备。但下一步呢？我在温州这个地方，永远是一个外来妹，一个湖南妹。我的温州话能听懂五六成但说不好。我永远融不进本地人的圈子。如果我不想一辈子给人家捏脚，我就得学点别的东西。

2012年，我用业余时间去报了一个营养师的培训课程。选这个方向是因为那几年我常听客人聊养生——温州人很讲究食补，什么季节吃什么、煲什么汤都有讲究，而足浴店也在推“中医调理”“经络养生”的概念。我周一下午休息就去上课，坐在一堆穿白领衣服的本地女孩子中间，我这个手指关节粗大、口红都涂不匀的人显得格格不入。但我笔记记得最认真。

老师教怎么根据不同体质搭配食谱，教基础的人体营养需求，教怎么用食材调养亚健康。这些内容跟我做足浴时积累的那些穴位和经络知识刚好串起来了。我忽然发现，我其实一直是在做同一件事——用某种方式让人的身体舒服一点。以前是用手指，现在加上食材和调理方案，只是工具不一样。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我第一次觉得，我不是在逃离什么，而是在往上走。

与此同时，我开始更正式地参与叶姐第二家店的店面管理。排钟、进货、客诉处理、月底盘点、员工排休——全是琐碎的活，但适合我。我很擅长在一堆混乱的事情里理出优先级。叶姐越来越放心地把店交给我，自己跑去杭州看美容展。

就是在那个营养师培训班上，我认识了后来的老公，周磊。

周磊是温州本地人——准确地说，是温州周边一个小镇上的，在鹿城区一家连锁快餐店做门店经理。他当时来上营养师课是因为店里要推出“营养套餐”，老板让他来学。他坐在我后排，上课的时候废话很多，老师每讲一句他都要点评一下，好几次被我回头瞪了。后来每次上课他都给我带一瓶矿泉水放桌上，什么都不说。

2013年夏天我们结了婚，没有婚礼，没有酒席。两家大人坐在一起，在温州市区吃了个饭。周磊是从农村一路打拼到温州市区的，家里条件也一般，但他是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婚后我离开了足浴店，把营养师证挂在一家健康管理公司，同时开始帮周磊管理快餐店的账目和后勤。从打工妹到店长家属再到持证的营养顾问，这条路弯弯绕绕，但每一步都接上了。

2013年，我们把开店和打工攒的钱拢了拢，加上叶姐周磊帮忙凑的一部分，在温州市区靠近附二医的位置开了一家小型月子调理会所。我们资金不算大，规模也不大，只有几间调理室和配餐间。但凭着我在足浴店推经络的手法底子、营养师证，以及周磊的快餐供应链经验，我们把从产后调理餐到经络调理的服务体系做得小而全，客人在月子会所大机构花高价才享受得到的项目我们这边以更实在的价格提供。

在温州那些年，我们依靠那家月子调理小门店攒下了一笔钱，不多，但足够我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2018年，我们回了桂阳。

回桂阳的决定，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晚上定下来的。那天周磊关了快餐店的门回来，坐在床边说了一句，温州现在越来越难做了。我说，那就回去吧。他抬头看我，说你家那边还是我家那边。我说我家那边——郴州有人在做健康食品加工，经开区那边有厂房补贴。

说实话，我在温州十几年，始终觉得那是别人的城市。我是一个习惯在地方上慢慢铺路的人，小地方更宽松，容错率也高。我觉得回到县域开发健康调理食品，正是我能干的事。

2019年初，我们在桂阳经开区注册了一家食品公司，专做健康调理类的半成品食材和汤料包。湖南人本身就喜欢煲汤炖菜，我们的产品主打“产后调理”“术后调养”“日常养生”三个系列，刚好接住了那几年本地消费升级的趋势。厂房不大，但生产线是我和周磊一条一条跑出来的。本地米粉加工厂改的冻干车间，冷链车跑长沙找的第三方，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我前后跑了三个月，每一个章都是自己盖下来的。

公司真正站稳脚跟，同样是在疫情那几年。线下流通慢下来之后，正好留出一段窗口期让我们把产品配方稳定性做到了最优。到了2022年我们把主要精力转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带货把产品卖到了整个湘南地区，连广东那边都有代理商找上门来。

如今，我在桂阳县城有两处房产，一套自己住，一套给爸妈住。我爸早就不挖煤了，每天在小区里遛弯和邻居下象棋。我妈的豆腐摊子早就不摆了，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在抖音上看养生视频，看完了还会打电话跟我说你今天说那个汤料包的配方少放点盐。我说知道了。

我还是很喜欢给人按肩膀。周磊每天从厂里回来腰酸背痛，我给他按一按，他就在按摩床上秒睡。有时候他睡着了还在打鼾，我看着他后脑勺冒出来的几根白头发，想起当年在温州火车站后面那个小足浴店里，我第一次给醉酒的客人按脚的那个夜晚。那个时候我十七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手指用力就能活下去。

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恨过那家足浴店。它收留了一个十六岁从桂阳山里跑出来、口袋里除了身份证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它让我知道，人只要能吃下别人吃不下的苦，就不会饿死。

我花了将近二十年，才从一个给人低头按脚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个能挺直腰板说“这个配方我说了算”的人。这条路很长，但我每一步都踩得实。如果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只后悔一件事——后悔没早点去报那个营养师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