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试管取卵，医生怪我昨晚同房，我愣住：我们4个多月没同房了

我叫陆沉舟，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

我老婆叫苏晚，比我小三岁，在一家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我们结婚六年，前三年忙着工作，没顾上要孩子。后三年想要了，怎么也怀不上。检查做了，药也吃了，中医西医都看了，该做的努力都做了，肚子还是没动静。去年秋天，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婴儿。苏晚在医院走廊里攥着那张建议书看了很久，抬起头跟我说：“做吧。”就两个字，声音很平，但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

试管的周期很长，光是前期检查就做了两个月。抽血、B超、宫腔镜、染色体、激素水平，一项一项地查，像过筛子一样。苏晚的血管细，每次抽血都要扎两三次才能找到，她不说疼，但每次针扎进去的时候她的手指会抓紧我的手臂，五根手指用力地扣着，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等她松开的时候，我的手臂上会留下五个白白的指印，过一会儿才慢慢变红，变成五个浅浅的月牙形的红印子。

今年开春，终于进入了促排卵周期。每天打针，连续打了十几天。那种针是打肚皮上的，针头细，但药水推进去的时候胀疼。苏晚自己下不了手，每天晚上洗完澡，她躺在沙发上，把衣服撩上去，露出肚皮，我蹲在旁边，消毒、捏皮、扎针、推药。她的肚皮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像一幅被画坏了的画。我问她疼不疼，她说“还行”，但每次打完针她都会在床上蜷一会儿，身体弯成虾米的形状，把被子拉到下巴，只露出两只眼睛。

取卵手术定在周五。

周三晚上，我加班到很晚。有一个项目的结构图要交，甲方催了好几遍，我盯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脑子里全是明天、后天、取卵、麻醉、穿刺。我把梁的配筋改了又改，改到第三版的时候发现自己把两个不同标高的楼层搞混了，全白改。我关掉CAD，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关电脑回家了。到家已经快十一点，苏晚房间的灯早灭了。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在客房躺下，盯着天花板，很久才睡着。

第二天早上是周四。

我醒得比平时早，厨房里有声音，碗碰碗、锅盖碰锅沿。苏晚在煮粥。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背对着我，围着那条蓝白格子的围裙，是她妈妈去年寄来的，上面绣了一朵小花，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她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撑在灶台边沿，另一只手拿着勺子在锅里慢慢地搅。肚子已经鼓起来了，不是因为怀孕，是因为促排卵针让她的卵巢变大了，医生说比正常人大了三四倍，像两个小气球，里面挂满了卵泡。她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小腹不敢用力，一步一步地挪，像一只笨拙的企鹅。

粥煮好了，她盛了两碗，一碗推到我面前，坐下来开始吃。她吃得很少，小半碗粥喝了好久，中间停下来歇了两次，筷子放在碗沿上，盯着电视里重播的天气预报发呆。我吃完以后去洗碗，她在身后说了一句“明天取卵，今晚早点回来”，我说“好”。

那天我在单位一直心神不宁。上午开技术交底会的时候，甲方提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我明明知道答案，但站起来的时候话到嘴边全忘了，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还是老李帮我解的围。下午画图的时候把一道梁的尺寸标错了，复核的时候发现不对，改过来，又发现另一处错了。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它们全在动，像一群受惊的蚂蚁。我关掉电脑，提前下了班。

到家六点多。推开门，苏晚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摊着明天去医院要带的东西——身份证、医保卡、病历本、就诊卡、一个保温杯、一双在医院穿的棉拖鞋。她正往保温杯里倒水，倒到一半手抖了一下，水洒在茶几上，她用纸巾擦，擦完又倒。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问她紧张吗。她说“不紧张”，手里的保温杯盖子拧了好几圈还在拧。我把保温杯从她手里拿过来，拧紧盖子放回茶几上。她看着自己的手，手指还保持着拧盖子的姿势，慢慢地蜷起来，收进掌心，像收了壳的蜗牛。

那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会儿电视，十点来钟她就去洗澡了。我在沙发上翻手机，翻了一会儿，没什么可翻的，关灯去客房躺下。明天早上七点就要到医院，我想早点睡，但睡不着，翻来覆去很久，最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

取卵手术那天是周五。

早上六点半，我被闹钟叫醒。苏晚已经在洗漱了，我换了衣服，检查了一遍要带的东西——身份证、医保卡、病历本、就诊卡、保温杯、棉拖鞋。一样不少。

到医院的时候七点二十，生殖中心的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护士把苏晚叫进处置室量血压、测体温，又确认了一遍昨晚的禁食禁水情况。苏晚说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护士在表上打了个勾。然后苏晚换上了手术服，手术服是淡蓝色的，棉布的，很薄，穿在她身上空空荡荡的，像套了一个大口袋。她的脖子和手臂露在外面，白得近乎透明，青色的小血管在皮肤底下一根一根的，像一张细密的网。

八点半，手术室来人了。一个护工推着轮椅过来，让苏晚坐上去。苏晚看了那个轮椅一眼，摇头说不用，自己能走。护工说这是规定。她没有再坚持，坐了上去，轮椅推过走廊的时候她没有回头，但我看见她的手从轮椅扶手上垂下来，手指攥着扶手下面的横杆，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轮椅在手术室门口停下来。护士从里面出来，核对了姓名和病历号，把苏晚接了进去。手术室的门是那种自动门，感应到人的动作就无声无息地往两边滑开，像一个在无声地张开嘴巴的、巨大的、白色的鱼。苏晚走进去，门在她身后合拢，门缝里最后消失的是她扎着头发的后脑勺，头发今天扎得很紧，一根碎发都没有，露出干干净净的一截后颈。

我退回到等候区，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来。走廊的灯管亮得晃眼，把白色墙壁反射出来的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浓烈的、刺鼻的、像一只手从你的鼻孔伸进去，一直伸到你的肺里。偶尔有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轱辘碾过塑胶地板，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很响。等候区还有几对夫妻，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小声说话，有的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像几尊被摆错了位置的雕像。

我拿出手机，打开一个新闻APP，看了两行，没看进去。又打开一个游戏，玩了一局，输了，第二局打到一半就退出来了。我关掉手机，把它扣在膝盖上，盯着走廊尽头手术室那扇紧闭的门。

时间过得很慢。一分钟像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像一天。走廊里的灯管在头顶嗡嗡响，空调的风从出风口呼呼地吹出来，把等待室的蓝色塑料椅子吹得冰凉。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忽然开了。

不是病人出来的那种开法。是猛地被从里面推开的，力道很大，门扇撞在门框上弹了一下才停住。那个穿淡蓝色手术服的医生从里面走出来，步子迈得很大，白大褂的下摆在身后飘起来。他脸上的口罩还没有摘，只露出一双眼睛和额头。那双眼睛我看清了——不是平静的，不是疲惫的，是一种我很少在医生脸上看到的表情。愤怒，极力的、压制的、但已经快要压不住的愤怒。

他直直地朝我走过来。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些等在塑料椅子上的男人女人，那个正在拖地的保洁阿姨，连护士站里正在低头写字的护士都抬起了头。

“你是苏晚的家属？”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让人后背发紧的力量，像一根绷紧了的弦，随时会断。

“是。”我站了起来。

他把口罩扯了下来。露出下面一张中年的、微胖的、被口罩勒出两道红印的脸。他的嘴唇很干，起了一层白色的皮，说话的时候那些皮在嘴唇上裂开，露出下面嫩红色的肉。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术前准备期间不能同房。取卵前一天更不能。”他的声音比刚才高了一些，走廊里的回声把他的话送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有护士听见了脚步声。她把头从护士站里探出来往这边看了一下，又缩回去了。

“取卵手术是在B超引导下经阴道穿刺卵泡，术前同房会增加感染风险，可能导致盆腔炎、腹膜炎，甚至影响卵巢功能。这些我上次讲注意事项的时候一条一条都跟你们讲过了，你签字的时候也确认过了，你怎么——”

“医生，”我打断了他，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大，大到我自己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我们四个多月没有同房了。”

走廊安静了。

很安静。安静到我听见了走廊尽头的护士站里有只圆珠笔掉在地上，骨碌碌地滚了两圈才停住。安静到我的呼吸声在耳朵里被放到最大，像有人把麦克风塞进了我的鼻腔。

医生的手停在半空中，他刚才一直在比划着什么的手僵在那里。

“不可能。”他说，“取卵前的超声检查结果显示，她阴道内有大量精子存在。这是典型的术前同房的指征，我们每周要做好几台取卵手术，这个我分得清。”

他在说“精子”这个词的时候声音很大，大到我身后的蓝色塑料椅子上有一个正在等待的男人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去，像一只被突然照亮的蟑螂。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愤怒，有困惑，有一点点被我刚才那句话动摇了根基但还死死撑着不肯倒的固执。他当了这么多年生殖科医生，见过不听话的、不遵医嘱的、甚至撒谎的病人，他以为我也是那种人。他不相信我说的，他相信自己看见的——显微镜下的、染了色的、数得清清楚楚的、科学的东西。

“医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的，平静得不像是我说的话，“从一月份到现在，我们就没在一起过。”

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不是对我的愤怒，是某种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从未遇到过的、无解的、让他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突然失效的东西。他的嘴唇张了一下又合上了，像一条被捞出水面的鱼，不知道该用哪个器官来呼吸。

他转身走回了手术室。这次门关得很慢，自动门缓缓合拢的时候，我看见他在门后面停下来，手撑在走廊的墙壁上，站了几秒钟。白色墙壁，蓝色手术服，他的手按在墙上，五根手指张得很开，像一个在用力推一堵看不见的墙的人。

我在走廊里站着，没有坐下。

时间又变得很慢。墙上的钟显示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苏晚进去的时间。我不知道手术室里面发生了什么，医生回去以后有没有再做什么检查，苏晚现在怎么样了，卵泡取出来了没有，她麻醉醒了没有，她知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林屿白是跟我一起来的，他是设计院的同事，今天正好也陪他老婆来做检查。他老婆就在二楼妇科，他送完老婆上来找我，看见我站在走廊里，脸色白得跟墙差不多。

“沉舟？怎么了？苏晚还没出来？”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两杯咖啡，递了一杯给我。

我接过来，没喝。咖啡烫的，透过纸杯壁传到我的手指上，有点疼，但我没有松手。

“医生说苏晚术前同房了。”我说。声音不大，但走廊里太安静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林屿白的咖啡举到嘴边没喝进去，停在那里。

“我说没有。”

林屿白看着我，嘴巴张着，咖啡杯里的热气往上冒，模糊了他的脸。

“那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忽然就明白了。咖啡杯被他慢慢放下来，放在旁边的窗台上，杯底磕在窗台的大理石台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他没有再问，也没有说“可能是搞错了”这种没用的安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的重量不轻不重，刚好让我感觉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二十分钟，可能四十分钟——手术室的门又开了。

这次推出来的是病床。苏晚躺在上面，身上盖着淡蓝色的薄被，脸色白得像纸，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在微微颤动，像蝴蝶翅膀合拢之后的那种颤动，不是全然的静止，是介于睡和醒之间的那种虚弱的、被药物控制着的晃动。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管子连着头顶的输液瓶，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坠，很慢，慢到我能数清楚每一滴。

护士推着床，我在旁边跟着，手扶在床边的栏杆上。苏晚的手指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握住了我的手指。她的手很凉，比走廊里的空气还凉，像一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没有完全解冻的肉。她握得很轻，几乎没有用力，手指只是搭在我的手指上，像怕用力了就会把什么东西捏碎。

“沉舟。”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小，小到我要把耳朵贴到她的嘴边才能听见。

“嗯。”

“取了十一个。”她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在笑。十一个，这个数字她记得，她从麻醉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问自己疼不疼，不是问手术顺不顺利，是数数。

“好多。”她说。声音里有一种虚弱的、来之不易的满足。

我握紧了她的手，她的手太小了，我一只手就能完全包住。我包住了，不敢用力，怕弄疼她，又不敢不用力，怕她感觉到我在发抖。

把她安顿到病房以后，护士来交代术后注意事项。不能剧烈运动，不能提重物，多喝水，预防OHSS。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念一份她已经念过几千遍的清单，念完就走了，门在身后关上。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苏晚躺在病床上，输液管里的药水还在滴，她的手背上贴着白色的敷贴，敷贴下面是一小块被针扎过的皮肤，有些青紫。她看着天花板，呼吸很轻，轻到我要很仔细才能看见被子在她胸口微弱的起伏。

我在床边坐下来，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忽然开口了。没有看我，看着天花板，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说给空气听的。

“昨晚你几点回来的？”

“六点多。”

“然后呢？”

“然后我们一起吃的饭。看了会儿电视。你洗澡。我睡了。”

她沉默了几秒。

“几点睡的？”

“十点多吧。”

“睡在哪？”

“客房。”

她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不是握紧，是动了一下，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碰到了什么东西，不确定是什么，先碰一下试试。

“沉舟。”

“嗯。”

“医生说检查结果有问题。”

我没有说话。

“他说身体里的东西不是你的。”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走廊里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轱辘碾过地板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的另一头。窗外有人在说话，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内容，但那声音的存在本身就让人烦躁，像一只绕着头顶飞的蚊子。

“沉舟，你怎么不说话？”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平静到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哪里来的力量。

她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还没有完全消退的麻药的浑浊，但浑浊的底层，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不可阻挡地往上涌。不是眼泪，比眼泪更沉，比眼泪更重，是某种她已经意识到了但还不敢面对、必须由我来替她说出来的东西。

“你有没有——”她的声音卡住了。喉咙动了一下，像在咽一根咽不下去的刺。“有没有什么时候，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或者你觉得我变了。”

她在问我。不，她在用问句的形式告诉我某件事情。

“苏晚。”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还是凉的，但比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暖了一点，药水可能是温的，在慢慢地往她的血管里流。“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哭，是那种没有任何声音的、不用力气的、像破了的水管一样自然而然地往外涌的水。她从被子底下伸出手来，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手指张开着，在空中划了一下，没有找到可以抓住的东西，又划了一下，碰到了我的手背，像一片落叶碰到了水面，轻轻地覆了上来。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窗户外面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一道细细的、金色的线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在想的事太多太乱像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找不到线头在哪儿。

我只知道她的手在我掌心里，越来越暖了。

床头的呼叫器在输液瓶下面亮着，红灯一明一灭的，像一个微弱的、无声的警报。

我没有按。

那个警报响在我身体里的某个地方，我找不到开关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