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灵魂之问：杜拉克如何定义现代管理的本质？

在技术喧嚣与资本狂欢的今天，我们为何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回答——管理，究竟对谁负责？

文：刘敬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爽

1980年代的美国华尔街，贪婪被奉为时尚。“垃圾债券之王”米尔肯与收购大鳄伊坎们纵横驰骋，恶意收购成为最快的致富捷径。企业被当作商品买卖，员工被视作成本项，而管理——这个曾推动战后美国经济腾飞的力量——似乎已沦为资本的附庸。

彼时，远在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彼得·杜拉克（又译德鲁克），正在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管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仅仅是帮企业赚钱的工具，还是承载着更深远的社会使命？

从1985年到1999年的十多年间，杜拉克逐步完善并最终确立了关于现代管理本质的核心理念——管理作为社会功能与人文实践。这一理念不仅重新划定了管理学的学科边界，更为知识社会的组织运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管理的诞生：从社会现象到独立学科

管理并非凭空产生。它的出现，源于一个全新的社会现象——大型企业的崛起。

时间回溯到1870年代的欧洲。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推进，大型企业登上历史舞台。这些前所未有的组织形态，呼唤一套全新的运作规则。随后，这一现象波及美国与亚洲的日本、中国，进而扩散至全世界。

然而，直到一战期间，人们才第一次朦胧地感知到“管理”的存在。真正让管理作为独立学科浮出水面的，是二战结束之后。

194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董事长唐纳森·布朗向杜拉克发出邀请——请他深入通用汽车内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

那时的杜拉克已非无名之辈。两部早期著作《经济人的末日》与《工业人的未来》，已为他在政治学领域赢得声望。美国政治学协会甚至推选他进入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那几乎是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等待杜拉克的将是政治学领域的光明坦途。但他接下了通用汽车的邀请。

本宁顿大学校长路易斯·琼斯得知消息后，忍不住直言相劝：“你会从此毁掉你的学术事业。你现在正站在研究经济学还是研究政治学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这个课题，你在这两个学科中都将失去别人的尊重。”

这番话直白而残酷：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学者，跑去企业里研究什么？这会让他在学术界两头不讨好。

但杜拉克有自己的坚持。

面对友人劝阻，他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我认定自己必须深入内部，从内部来真正研究一个大公司，把它作为一个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作为一个统一的机制来研究。”

请注意杜拉克选择的三个词：人类的、社会的、政治的。

在他眼中，通用汽车不只是一个造汽车的地方，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组织。他想钻进这个组织的血管与骨骼里，看看它究竟如何运转，如何决策，如何让成千上万的人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这次研究的成果，是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书名看似朴素，带来的冲击却远超所有人预期。这本书后来被公认为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之作。

这绝不只是一本关于企业的书。它首次把企业作为“组织”来解剖，探讨组织如何运作、如何管理、如何与个人及社会互动。杜拉克在书中首次提出“组织”这一概念——今天我们随口说出的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个革命性的创见。

回过头看，校长路易斯·琼斯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杜拉克既没有毁掉学术生涯，也没有失去任何一方的尊重。相反，他开辟出一个全新的领域——现代管理学，并因此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

八年之后，另一部奠基之作《管理的实践》问世。这本书的诞生，恰好伴生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经理人阶层的崛起。

1944年，美国颁布《退伍军人法令》。这项法案为二战归来的军人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于是，一幅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徐徐展开：数百万历经战火洗礼的年轻人脱下军装，走进课堂，然后怀揣学位证书，涌入美国各大企业的办公室。

与此同时，另一个群体也在悄然改变职场面貌。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不再满足于埋头研发，他们走向管理岗位，开始带领团队、制定决策。

两个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经理人。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拥有企业的人，也不是普通员工——只负责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是现代企业中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

杜拉克撰写《管理的实践》，正是想帮助这些从战场走来、从实验室走来的新晋经理人，成为“卓有成效的经理人”。

这本书后来被《哈佛商业评论》誉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之作”。它不仅界定了“管理”究竟是什么，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等一系列至今仍被广泛运用的管理理念。

时间继续向前。进入1970年代，杜拉克的视线开始上移。他从关心中层经理人，转向企业的高管群体。这一时期，他聚焦战略决策与组织结构——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如何思考企业未来，如何搭建组织骨架。

到了1980年代，杜拉克的视野再次扩展。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企业外部，投向了那些敢于“从零开始”的人。

1985年，杜拉克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书名中的“Entrepreneurship”，中文通常译为“企业家精神”。但如果你翻开这本书，会发现杜拉克讨论的远不止“精神”层面。他讨论的是行为——创业的行为，创办新企业的行为，在大企业内部开创新业务的行为。

换言之，杜拉克讲的根本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实践。

为什么他会在1980年代关注这一主题？因为时代变了。

1970至1980年代的美国，中小企业创业浪潮席卷而来，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大企业里做一名经理人，他们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场浪潮催生出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那些敢于冒险的创业者，开始在美国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经理人到高管，从高管到企业家——杜拉克研究的轨迹，恰恰映照出美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组织变迁史。

思想的转折：当杜拉克谈论“博雅艺术”

1985年，日本，世界管理大会。

台下坐着来自全球各地的管理学者和企业领袖。台上，杜拉克正在发表演讲，题目是——“作为博雅技艺的管理”（Management as a Liberal Art）。

在那个年代，管理学界的主流话语是战略、结构、绩效、控制。而杜拉克却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词汇搬了出来，并提出了一个关键见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管理学，德文常常称之为Geisteswissenschaft——对于这个难以理解的词，把它翻译成‘道德科学’，似乎比现代的‘社会科学’更恰当一些。实际上，古老的词汇‘人文学’可能比其他说法更适合。”

这段话里藏着三个概念的碰撞：

Liberal art，是德文的Geisteswissenschaft——翻译成英文，是“道德科学”；

Liberal art，是古希腊和罗马的一个古老名词；

Liberal art，也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

为什么要纠结于一个词的翻译？因为杜拉克想澄清的是管理的归属问题——这门学科，究竟该被划归到哪里？

如果管理只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关心的就是效率、结果和“怎么做”的问题。但如果管理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关心的就远不止这些——它还关心“为什么做”，关心“对谁负责”，关心“做什么才是对的”。

这正是杜拉克对现代管理学的根本判断：它不能只关心“经济人”的理性计算，还必须关心“完整的人”的道德选择。

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而智慧需要方向的引领。这个方向，来自人文学科所提供的道德教训与价值判断。

就在同一年，杜拉克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书中，他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判断：企业家群体正在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

创业与创新，在杜拉克的体系中，不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是实践——是把想法变成行动的完整过程。

这两条线索看似独立，实则相连。如果说《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讲的是管理“对外部成果的负责”，那么《作为博雅艺术的管理》讲的，就是管理“对组织内部人的成就和价值的负责”。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管理使命。

杜拉克当然不是凭空创造了现代管理学。

当他在1985年的日本演讲中，把管理重新定义为“博雅艺术”时，他其实是在为这门年轻的学科寻找根系。

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新柏拉图派，虽然哲学理论各异，路径却惊人地一致：他们都坚持哲学即是生活的实践，思辨反而是次要的。

用余英时的话说，在古代西方哲学中，“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

有趣的是，这种“实践优先”的思想，在东方的儒学传统中同样存在。中国儒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无一不是实践。

一边是古希腊的“精神训练”，一边是儒学的“六艺之习”。两种古老文明，在“知识必须付诸实践”这一点上，达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所以，当杜拉克强调管理必须是一种“实践”时，这条根系又延伸到了孔子对“习”的强调，延伸到了苏格拉底以生命践行的哲学。

管理的本质，从来不是发明新工具与新技巧。管理的本质，是让知识落地，让智慧生根，让人——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在组织中成为更完整的人。

这就是杜拉克从古老传统中汲取的思想资源，也是他留给现代管理学的终极追问：你的管理，是在“谈论”还是在“实践”？

面对现实：恶意收购与社会功能的缺失

1980年代的美国，华尔街正经历一场道德地震。

“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用高风险债券撬动一桩桩收购案，卡尔·伊坎这样的“企业掠夺者”横行无忌，恶意收购成为最快的致富手段。公司不再是创造价值的组织，而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员工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沦为财报上的成本项。

在这场浊流中，最触目惊心的案例之一，是卡尔·伊坎对环球航空公司（TWA）的收购。

环球航空，美国四大航空公司之一，曾承载无数人的飞行梦想。但在伊坎眼中，它只是一堆等待变现的资产。

1985年，伊坎通过杠杆融资——也就是借钱收购——强行拿下TWA的控制权。持股超过20%并出任董事长后，他的操作开始了。

他没有兴趣经营一家航空公司。他感兴趣的是：这家公司能拆出多少钱？

资产被一件件变卖，现金被一笔笔抽走。1988年，伊坎通过杠杆收购将公司私有化，个人获利高达4.69亿美元。

而留给TWA的，是5.4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这家曾经的航空巨头，被自己的董事长掏空了。2001年12月1日，环球航空再次申请破产保护。最终，它被美国航空收购，一个品牌就此消失在天空中。

杜拉克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切背后的根源。

他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为什么资本可以如此肆意践踏企业的长期价值和社会责任？

答案在于：组织管理合法性的缺失。

当一个企业的管理权力缺乏正当性基础——也就是说，管理者无法证明他们的权力是为了组织的长远发展、为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那么资本就可以乘虚而入。那些只关心短期套利的掠夺者，便能把企业当作提款机。

杜拉克不是在批判伊坎这个人。他追问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管理，究竟对谁负责？

如果管理只对资本负责，那么伊坎的操作就是合法的——他用资本的手段获取资本的利益。但如果管理还对社会负责、对员工负责、对企业的长期存在负责，这种“合法”就值得重新审视。

杜拉克在1986年出版的《管理的前沿》，正是带着这样的追问，把“管理作为社会功能”这一概念推至前台。

管理不是资本的附庸，不是股东的工具，而是一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需要具备正当性基础的社会功能。当这一功能失效，当权力失去正当性，贪婪就会撕开裂口，吞噬一切。

理念的成熟：

“社会功能与人文实践”合二为一

多年来，杜拉克一直在两条并行却独立的轨道上思考。

一条轨道是“作为人文实践的管理”——管理如何关注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这类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让人在组织中成为更完整的人。

另一条轨道是“作为社会功能的管理”——管理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为组织的长远存在负责，如何抵御资本对企业的短期掠夺。

1989年，在《新现实》中，杜拉克这两条轨道终于交汇。

他首次将二者合二为一，完整地提出那个影响深远的理念：“管理作为社会功能与人文实践”（Management as Social Function and Liberal Art）。他给出了一个近乎教科书式的定义：“管理之所以是人文（Liberal）的，是因为它关注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这些最根本的问题；而之所以称其为实践（Art），是因为管理具有可实践性与可应用性。”

管理者不是学者。他们的使命不是生产知识，而是让知识产生结果。一个医生可以把医学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但治不好病人，那就是无效的管理；一个教师可以满腹经纶，但教不会学生，那同样是无效的管理。

管理者的工作，就是把人文的智慧转化为实践的成果。

就在同一年，杜拉克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预言——苏联即将解体。

他在《新现实》中分析了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不是导弹不够多，不是军队不够强，而是知识工作没有产生效率。

苏联拥有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它僵硬的管理体制让这些知识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火箭可以上天，商店里却买不到面包；核弹可以威慑美国，老百姓却买不到一双像样的鞋。

知识被生产出来，却没有被“管理”好。它被锁在实验室里，锁在研究所里，锁在厚厚的报告书里，就是没能走进车间、走进农场、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

两年后，1991年，苏联解体。

这一预言从反面印证了杜拉克对管理本质的判断：管理的本质，是让知识具有生产力。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亦然。无论你拥有多少博士、多少专利、多少先进设备，如果知识不能被组织起来、应用起来并转化为成果，那么一切等于零。

《新现实》把杜拉克几十年的思考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因为它关注人的成长、智慧的形成与价值的判断；

管理是一项社会功能——因为它承担着让知识产生生产力的使命，对组织、对社会、对未来负责；

管理是一种实践——因为它最终必须落地为成果，治愈病人，教导学生，建造桥梁，做出好用的软件。

这三者，缺一不可。

杜拉克对自己的终极追问

1999年，杜拉克开始回答一个他从未正式回应过的问题——

“你最重要的管理贡献是什么？”

这个问题，别人问过他无数次，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但这一天，他决定写下答案。

第一，管理是组织型社会的一种社会功能。

杜拉克写道：“早在60年前，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型社会的基本器官与功能。”在杜拉克的隐喻体系中，组织是社会的器官，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而管理，则是组织的器官，让这个组织能够运转、能够生长、能够完成使命。没有管理，组织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社会就是一盘乌合之众。

第二，管理不仅仅是商业管理的功能。

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像是常识，但在杜拉克说出它的年代，人们提起“管理”，默认就是“企业管理”。杜拉克打破了这个狭隘的定义。他指出，管理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之中——政府机构需要管理，非营利组织需要管理，医院、学校，甚至教会都需要管理。他在《非营利组织教给企业什么》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正在成为美国管理方面的先驱。在战略和董事会有效性这两个领域，他们正在从事绝大多数美国企业还停留在嘴上的活动。”

第三，管理本身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杜拉克强调，管理不是经济学的分支，不是社会学的附庸，不是心理学的应用，更不是一堆工具和技巧的简单集合。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假设观念、独立的目标、独立的工具、独立的绩效标尺与衡量方法。换句话说，管理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学术殿堂里，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

第四，管理是一门真正的人文艺术。

杜拉克写道：“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这一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人文艺术。”

两年后，《杜拉克管理精要》出版。他在书中写道：“在大多数商学院里，管理被教授成为一系列的技能，比如说做预算的技能。的确，管理如同任何其他工作一样，有它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技能。但是就像医学的存在最重要的不是尿检的分析技能，虽然尿检技能本身也很重要；管理最重要的不是一种技能和学会一整套检测的方法。”

这个比喻锋利而精准。

医学生当然要学习尿检，这是基本功。但如果一所医学院只教尿检，那就不叫医学院，而是化验员培训班。医生的使命是治病救人——诊断病情、制定治疗方案、与患者沟通、做出艰难的伦理抉择。尿检只是工具，不是目的。

同样，管理者当然要学习预算、绩效考核与流程优化。但如果管理学只教这些，那就不叫管理学，而是工具书大全。管理的使命是让组织运转，让人发挥作用，让知识产生价值。杜拉克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促进知识具有生产力。换句话说，是一项社会功能。管理作为一项实践，是真正的人文实践。”

1993年，杜拉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把这一命题推向了更深远的历史维度。

他梳理了人类对知识看法的三次转变——

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西方人开始不再把知识仅仅当作满足好奇心的东西，而是把它用在生产上。物理知识被用来制造机器，以机械力量替代肌肉力量。这带来了工业革命。

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泰勒把知识用在工作上。他分析工作步骤、设计流程、改善工具，让普通工人的产出成倍增长。这带来了生产力革命。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中期。杜拉克本人把知识用在知识上。他追问：如何让知识本身产生效率？如何让那些拥有知识的人——管理者、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师——协同工作、创造价值？这带来了管理革命。

这三场革命，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知识社会，

我们为何更需要杜拉克的那盏“明灯”？

杜拉克探索现代管理本质的历程，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从1985年首次提出“作为道德科学的管理”，到1989年将“社会功能”与“人文实践”合二为一，再到1999年总结自己的四大贡献，他不断深化和完善着对管理本质的理解。

在这一历程中，杜拉克始终坚守一个核心理念：管理是一项社会功能，被赋予了社会使命与社会责任；管理作为一种实践性学科，是真正的人文实践。

管理的本质，是让知识具有生产力。这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适用于一切需要协作达成共同目标的人类活动。

在知识工作者已然成为社会主体的今天，杜拉克的思想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管理不只是一套预算、绩效考核与流程优化的工具和技能，更是关于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人与社会的关系。

正如杜拉克所言：“管理是传统上所称的博雅艺术：之所以称其为‘博雅’，是因为它涉及基础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之所以称其为‘艺术’，是因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和应用。”

在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商业模式不断迭代的当下，这一理念犹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思考管理的根本目的——让知识创造价值，让人实现价值，让社会更加美好。

这，也许正是杜拉克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