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连进士都不是，缘何谥“文”｜钩沉

谥号，是古人死去后官方对其一生功过的总结。在清朝，只有成为官员才有机会得到谥号，要得到谥号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品级和品行。通常只有一品大员才能获得谥号，咸丰时期因为战乱放宽要求，为国殉难的二品文官、三品武官以上也有机会获得。

“文”是古代文官谥号的最高等级，其中以“文正”为最，其他如文忠、文襄、文端、文肃、文恭等也是比较尊贵的谥号。整个清朝历经268年，得到“文正”者不过8人：唐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官员谥号先是由内阁草拟，然后交由皇帝钦定，但“文正”只能由皇帝特批。

何以谥“文”？

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死后被追赠为太傅，赐谥“文襄”。“襄”是对战功卓著的评定，他平定太平天国、剿灭捻军、收复新疆，“襄”字当之无愧。可据《蕉轩随录》记载：“故事大臣非翰林不得谥文字。”左宗棠是举人出身，连进士都不是，更谈不上翰林了，他怎么会被谥“文”呢？

左宗棠

据民国柴小梵《梵天庐丛录》记载，左宗棠最初由举人升道员。后在骆秉章幕府，因战功升至巡抚。左宗棠准备西征时，刚好是会试年。于是一直对自己举人身份耿耿于怀的他在半路上突然上奏，要求卸去军务，进京赶考。朝廷于是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授翰林，左大喜。

柴小梵是民国文学大家。当时有人称他“两代明清掌故谙，四明巨手重东南”，“柴子小梵有经天纬地之才”。《梵天庐丛录》是柴小梵历经10年著成的得意之作。书中主要讲的是明清遗闻掌故，出版即成畅销书，10年重版4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但他的说法一定可信吗？

笔者查阅史料，左宗棠在入骆秉章幕府之前根本不是什么道员，没有任何官方身份。西征半路要求进京赶考，得以赐进士授翰林，更是无稽之谈。左宗棠性格固然偏激，但绝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

另一种说法是左宗棠因为举人出身，官至东阁大学士仍被其他同僚歧视。这让他无法接受，于是公然宣布要参加会试。堂堂恪靖侯、大学士要参加会试，这成何体统？慈禧一看立刻下旨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也有说是因为左宗棠战功卓著赐同进士出身，等等。这些其实都经不起推敲。对此，研究左宗棠的大家秦翰才在《左宗棠逸事汇编》一书中指出“奖道员、起监司与会试及清廷赏进士各节，绝非事实”。

道光七年（1827），左宗棠参加长沙府试，得第二名。同年因母亲病重，放弃院试，与秀才失之交臂。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通过纳捐取得乡试资格。起初并未录取，后在“搜遗”中得以录取。此后六年，他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可惜都未能高中。

左宗棠离进士最近的一次是在道光十五年（1835），他自己对这次会试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的。考完后他把文章重新抄写出来给朋友看，以为一定能中。然而，他的成绩是湖南省第十五名，因湖南省超额被撤下，仅取为“誊录”。对于这次失利，他在给周夫人的信中写道：“特自问非战之罪，似尚可归见江东父老耳！”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参加会试。未能成为进士，确实是他的一个心结。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在经历“樊燮案”后不得不离开工作了8年的骆秉章幕府。经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人协助，他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因此成为一名闲散人士。49岁的他想再次进京赶考，可一打听，发现不仅路上不安全，就连京城也有好些人想对付他，不得已放弃了进京赶考的想法。这是有据可考的，而且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有此想法。

那这“文”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

“非翰林不得谥文”这个说法本身是片面的。根据清朝制度规定，汉臣非翰林出身确实不能谥文。不过还有补充规定，一旦官至大学士，翰林出身这个门槛就自动消除了。左宗棠官至东阁大学士，自然是满足条件的。当时既非翰林又非大学士而赐谥“文”的特例是周天爵，进士出身，生前最高官职是总督衔。他在军中病死，咸丰皇帝念其劳苦，追赠尚书衔，破例赐谥“文忠”。

科举真那么重要吗

年近五旬，仍试图进京赶考，科举在左宗棠心中真的这么重要吗？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八股文的考题通常出自“四书五经”，要求模仿孔孟等先贤的语气来代圣贤立言，其结构、句法和字数都有严格限制。因此，八股取士也因形式主义严重、缺乏新意和实用价值而被诟病。但左宗棠却认为“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因为一篇好的八股文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揣摩，而且其观点还得颇有见地。

选拔制度虽然有问题，可身处其中是难以免俗的。左宗棠不仅自己放不下科举，对孩子的“入学”（考中秀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在家书中与子女们经常聊科举和读书这个话题。

同治元年（1862）五月，身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得知17岁的长子左孝威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他“颇以为乐”。左家几代以来能在十几岁便中秀才的只有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如今又有了左孝威，他怎能不乐？向来不屑于搞人情世故的他主动询问儿子的主考官是何人，要写信表示感谢。同年闰八月，得知左孝威以第三十二名中举，他更是异常高兴。不过同时他也开始担心儿子患上年少轻狂的毛病，“少年意气正盛，视天下无难事”。于是告诫儿子：“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泄也。”左宗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熟读史书的他深知自古以来成就大业的人，早年都是历经磨难才能有所建树。为此，他特意叮嘱儿子明年无须参加会试，要以学有用之学为主。

清左宗棠致女婿陶桄(字少云)谈及家中子弟读书治学的家书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得知左孝威进京赶考失利时表示“会试不中甚好”。他不希望儿子们的功名很顺畅，一方面是深信磨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担心这会“占去寒士进身之阶”而于心难安。

在左宗棠眼里，科举不过是块敲门砖，读书本身比科举更为重要。早在咸丰六年（1856），他就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也就是说，读书的目的并非为了科举考试，然而没有科举所带来的功名是很难谋生的，为了科举功名而读书实属人之常情。

那么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左宗棠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成天读书可行为却不如乡野村夫，这种读书好比是鹦鹉学舌。即便能考取功名，对社会、家庭非但没什么好处，反而可能是祸害。读书真正的目的是提升品行。读书识字是为了明理，至于科举考试，无论文章、道德好坏都能得之，不足为奇。左宗棠告诫侄子要立志成为德行一流之人，而不是掉进科举虚名的书呆子。他非常看重立志，而且认为“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子女们能立志向上，那才是真正的体谅父母苦心。

可以说，身处封建时代的左宗棠对科举的认知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人。以八股文选拔人才不足取，但问题在人而非八股文本身。读书不是为了科举，而是要能提升品德，要学有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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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丨 亚闻

美编 丨 黎珊

初审 丨 小可

复审 丨 叶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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