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音乐家，创作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23岁却不幸溺亡

你能想象吗？

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者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

真的，没钱，没背景，也没学历。

23年的人生，穷到冬天连件棉衣都买不起。

最后，溺死在异国的海浪里。

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音符。

1912年2月14日，云南昆明甬道街72号，有个叫“成春堂”的中医馆。

临街的小铺子，那天清晨，一声清脆的啼哭，打破了整条街的安静。

这家医馆的老板，迎来了最小的儿子。

父母给这孩子取名聂守信，字子义。

我们现在都叫他聂耳，这是他成年后，一直用到走的笔名。

说起来也有意思，这名字不是瞎取的。

他天生耳朵灵，辨音特别准，不管多细微的声响、多细微的旋律差别，他都能抓得住。

朋友们开玩笑，叫他“耳朵先生”，久而久之，就简化成聂耳，一直传到现在。

聂耳的童年，没什么大富大贵，但也浸在音乐和书里。

他爹聂鸿仪，是个懂诗书、心肠好的中医，没事的时候，就抱着小聂耳念诗词、讲药理。

那些细碎的文字和道理，慢慢养着他的性子。

他娘彭寂宽，温柔又能扛事，会唱滇戏，也会唱花灯曲牌。

那些带着烟火气的调子，天天在院子里飘，成了聂耳最早的音乐启蒙。

没人教他，可他从小就聪明，记东西又快，小小年纪就认识不少字。

尤其对调子，特别敏感，好像天生就该跟音乐打交道似的。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

聂鸿仪

1916年，聂鸿仪积劳成疾，走了，才37岁。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就剩彭寂宽一个女人，带着六个孩子过日子。

那种难，不是过来人，根本体会不到。

为了养活一家人，彭寂宽咬着牙，考了行医的资格，守着“成春堂”。

白天坐诊看病，晚上就着油灯，帮人洗衣服，忙到后半夜。

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连一块胰子（肥皂）都舍不得买。

就算拼了命，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经常断米断粮，只能靠亲戚朋友凑点东西，勉强糊口。

1918年，聂守信6岁，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他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去学堂，眼睛里全是向往。

彭寂宽看着儿子的眼神，心都软了，再难也得让孩子读书。

她翻遍家里，找出聂鸿仪留下的唯一值钱物件——一架八音钟，拿去当了。

再凑上亲戚朋友给的几块银元，才算勉强凑够学费，把他送进了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

很多人不知道，这架八音钟，不只是个物件，是聂耳童年里，为数不多的温暖念想，也是父亲留下的痕迹。

后来聂耳出了名，无数次想把这架钟找回来，哪怕看看也好，可到最后，也没能如愿。

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藏在心里，从来没跟人多提过。

其实聂耳的音乐课堂，不只是在学校里。

家附近的邻居，有个邱木匠，手艺好，没事就爱吹竹笛。

悠扬的笛声，天天飘在小院里，聂耳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听。

不说话，就安安静静地听，听着听着，就把调子记下来了，还能跟着哼。

邱木匠看这孩子有天赋，又是真喜欢，就主动教他，还把自己不用的旧竹笛，送给了他。

就从这时候起，聂耳才算真正踏上了音乐这条路。

没人教他乐理，全靠自己琢磨，二胡、三弦、月琴，这些民间乐器，他都慢慢学会了。

后来，他还拉着两个哥哥，组建了个“家庭小乐队”。

每天放学回家，兄弟三个就凑在一起演奏，调子不算多专业，却很质朴，很好听。

街坊邻居路过，都愿意停下来听一会儿，还会夸上几句。

那时候的聂耳，还不懂什么音乐的时代意义。

就是单纯喜欢，高兴了就唱，难过了就拉几句，用调子抒发心里的情绪而已。

1922年，聂耳10岁，初小毕业了，成绩很好，本来能直接升本校的高小。

可没办法，家里太穷，连昂贵的童子军装备费都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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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转去私立的求实学校，也就是现在昆明象眼街上的长春小学，后来这所学校的学生，还专门编了个剧目《我的同学是聂耳》，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

谁也没想到，这次看似无奈的转学，竟然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求实学校跟别的学校不一样，学风很开明，老师也都有家国情怀，眼界很宽。

他们经常给学生讲当下的局势，讲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还会给学生看各种进步书刊。

聂耳就像饿了很久的人，遇到了粮食，拼命地读，拼命地学。

《生活知识》《创造月刊》这些书，他翻来覆去地看，经常读到深夜，连灯油都舍不得多烧。

在学校里，他成绩好，人品也正，老师同学都喜欢他，还选他当学生自治会会长。

学校里的文艺晚会、游艺活动，他从来不会缺席。

既能上台清唱、演双簧，还能指挥校园儿童乐队演奏。

有一次校园游艺晚会，他指挥乐队演民间曲子，节奏踩得准，调子也动听。

全场都在鼓掌，校长苏鸿纲当场就说：“聂守信这孩子，天生就是搞音乐的料。”

1925年1月，聂耳高小毕业，还拿了学校的最高荣誉——第一号褒状。

这份荣誉，能看出他比同龄人，多付出了多少努力。

可穷，还是挡在他求学路上的最大障碍，没钱读普通高中。

他那时候特别迷茫，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以前的老师伸出了援手，资助他去考云南第一联合中学。

这所学校特别难考，录取率还不到10%，门槛很高。

聂耳没让人失望，凭着扎实的底子和一股韧劲，考上了。

没钱住学校宿舍，他就每天走读，往返十几里路，不管刮风下雨，从来没缺过课。

上了中学，聂耳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很多。

军阀网图

那时候的中国，山河破碎，军阀混战，外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

底层老百姓，苦得活不下去，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

聂耳看在眼里，心里特别难受，经常在日记里写自己的想法，写对国家的担忧。

也是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李生萱，也就是后来特别有名的哲学家艾思奇。

两个人脾气相投，都喜欢文艺，都心里装着国家。

经常凑在一起看书，聊国家大事，琢磨着国家以后该怎么走。

有一次校园音乐会，聂耳带着乐队，演了《梅花三弄》《小桃红》这些传统曲子。

曲子很好听，很温润，但演出结束后，李生萱直接跟他说：“这些曲子是好听，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不合适。”

李生萱还说：“现在国家危难，老百姓受苦，我们需要的是能让人振奋、能唤醒大家、能凝聚力量的调子，你怎么不试试写这样的歌？”

就是这几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聂耳心里。

李生萱

他跟李生萱保证，一定要写出一首属于中国的《马赛曲》，用调子唤醒大家的斗志，让中国人听了，就能鼓起勇气，往前冲。

从那以后，聂耳就下定决心，要用音乐报国，开始琢磨着自己写曲子。

1927年夏天，聂耳初中毕业，还是因为家里穷，不能继续升学。

他不甘心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就想着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费院校，不用花学费，能省不少钱。

考试特别严，一共三轮，聂耳凭着真本事，考上了高中部的外国语组，学英语。

这所学校，不仅让他能继续读书，更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里是昆明学生进步运动的核心，地下党、共青团，都在这里秘密开展活动。

聂耳主动加入了共青团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慢慢明白了革命的意义。

他的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要投身革命，救国家、救老百姓。

1928年3月30日，聂耳亲眼看到了一件事——优秀共产党员赵琼仙，被敌人逮捕后，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敌人的残忍，赵琼仙的骨气，还有她在刑场上喊出的救国口号，深深震撼了16岁的聂耳。

他那时候就想明白了，只有起来革命，起来反抗，才能打破这黑暗的世道，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同年秋天，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形势特别不好，聂耳还是偷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候他才16岁。

之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到革命里，跟着大家一起学理论，印传单，贴标语，组织学生游行。

用自己的一点力量，为国家奔走呐喊。

他在作文《我的人生观》里写：“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我们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没有什么华丽的话，全是心里话，能看出一个少年的担当。

可危险，也在慢慢靠近。

因为聂耳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云南军阀把他列进了抓捕黑名单，随时可能抓他坐牢，甚至杀他。

1928年11月，16岁的聂耳，瞒着家里人，偷偷报名加入了十六军学生军，想着能去前线，报效国家。

他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经过越南海防，再坐船到广州，进了十六军的新兵队，集训了三个月。

集训结束后，他被调到文书上士的岗位，本以为能好好做事，没想到部队缩编，1929年4月，他被遣散了。

一下子，没了工作，没了依靠，在陌生的广州，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试过很多办法，报考黄埔军校，因为没有军官身份，报不了；想考别的专业院校，要么没到考期，要么没钱。

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化名“聂紫艺”，考上了欧阳予倩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演剧学校音乐班。

本来想好好学专业音乐，结果发现，这里只教粤剧的锣鼓、丝弦伴奏，跟他想写的进步音乐、救国调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只上了一天学，就果断退学了。

1929年5月，在同乡教官的帮助下，聂耳才好不容易回到昆明。

这段广州之行，全是坎坷，到处碰壁，可也让他彻底清醒了——只有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才能真正为国家做贡献。

回到学校后，他一边好好读书，一边更努力地学音乐，打磨自己的技艺。

也是在这时候，他遇到了柏希文，一位法籍老师，这个人，彻底改变了他的音乐格局。

柏希文学识很广，人也善良，创办了英语学会，免费给穷学生补英语，聂耳就是其中一个。

柏希文知道聂耳喜欢音乐，还有天赋，就主动免费教他钢琴，教他西方的乐理知识。

也是从这时候起，聂耳才真正接触到古典音乐，听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的曲子，学会了五线谱，补上了专业上的短板。

后来，聂耳还拉着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九九音乐社”，经常聚在一起，演奏中外的经典曲子。

《伏尔加船夫曲》《梦幻曲》这些调子，经常飘在校园里。

他也经常在文艺活动上登台，拉小提琴，给歌舞剧伴奏，大家都叫他“洋吹鼓手”，不是贬义，是佩服他的才艺。

很多人不知道，聂耳不只是会乐器，还会口技、双簧、魔术，甚至能用树叶吹曲子，这些本事，都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平静的日子，还是没能持续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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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24日深夜，反动宪兵突然闯进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抓了很多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聂耳的同学，几乎都被抓了。

危险，越来越近。

5月10日，他三哥得到消息，军阀的黑名单上，早就有聂耳的名字了，随时可能来抓他。

聂耳只能到处躲，不敢露面，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1930年7月1日，聂耳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可因为团支部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他在昆明，再也待不下去了。

刚好，他哥哥在上海的“云丰”商号上班，商号需要店员，老板答应让聂耳顶替他哥哥的名额，去上海打工。

就这样，18岁的聂耳，背着一把老旧的小提琴，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昆明，一个人去了千里之外的上海。

他以为，这是一条逐梦之路，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更多的艰难。

刚到上海的时候，聂耳过得特别难。

他在云丰申庄当无薪店员，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整理货物、打扫店铺、接待客人，忙得脚不沾地，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晚上，就住在狭小潮湿的阁楼里，夏天热得喘不过气，冬天冷得缩成一团，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可就算这么难，他也没放弃音乐。

每天深夜，忙完工作，不管多累，他都会拿出小提琴，拉上一会儿。

指尖磨出水泡，破了又结茧，他也不管，一直坚持着，从来没停过。

1931年，聂耳终于迎来了转机，加入了明月歌舞剧社，当专职小提琴手。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做跟专业音乐相关的工作。

可理想和现实，差得太远了。

黎锦晖

剧社的负责人黎锦晖，喜欢搞“软性娱乐音乐”，就是那种用来消遣、用来娱乐的歌舞，怎么商业化怎么来。

这跟聂耳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聂耳觉得，现在国家都快亡了，音乐不能用来享乐，应该用来为老百姓发声，用来唤醒大家，用来救国。

有一次，黎锦晖让聂耳演奏低俗的流行曲子，聂耳直接拒绝了。

他说：“当下家国危难、山河破碎，音乐不该用来消遣享乐、博取欢愉，而应肩负使命、为民发声，成为唤醒民众、助力救国的武器。”

就因为这句话，黎锦晖生气了，聂耳在剧社里，越来越受排挤，日子不好过。

可他没妥协，也没放弃，一有空，就去研究民间音乐，琢磨怎么写曲子，默默攒力气。

1932年，聂耳干脆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去了联华影业公司，加入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也就是苏联之友社。

在这里，他认识了很多跟他一样，心怀家国的文艺工作者。

田汉和妻子网图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田汉，那个影响他一生的创作搭档。

田汉比聂耳大11岁，是有名的剧作家、诗人，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

田汉欣赏聂耳的音乐天赋，更佩服他的革命热情；聂耳敬佩田汉的家国情怀，也喜欢他的文采。

他们经常聊到深夜，聊时事，聊创作，田汉总鼓励他，坚持自己的初心，用音乐传递力量。

在田汉的指引下，聂耳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写什么——写底层老百姓的苦难，写青年的抗争，写民族的自救。

1933年初，在田汉的介绍下，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人生，也是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他写曲子，不再只是因为喜欢，更是因为责任，因为革命，因为国家。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他的救国初心，藏着他对国家的热爱，成了刺破黑暗的利器。

也是在这一年秋天，聂耳在上海霞飞路散步，偶然听到了一阵叫卖声。

声音清脆，还带着点韵律，是个十几岁的小报童。

那孩子长得瘦小，衣服破破烂烂的，背上的布袋装满了报纸，压得肩膀都弯了，可还是不停地奔走叫卖。

聂耳走过去，买了一份报，跟孩子聊了几句。

才知道，这孩子叫“小毛头”，父亲重病躺在床上，家里没了收入，只能靠他卖报，挣钱给父亲治病，养活家里。

看着孩子那副坚韧又心酸的样子，聂耳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很多跟小毛头一样，在苦难中挣扎的孩子。

心里又沉又酸，满是心疼。

回到住处，他一夜没睡，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进了旋律里，连夜写出了《卖报歌》的初稿。

很多人不知道，这首家喻户晓的童谣，并不是聂耳凭空创作的，而是源于这样一段真实的街头见闻，藏着他骨子里的温柔。

写完初稿，他还特意去找小毛头，唱给孩子听，问他好不好听。

小毛头听完，特别开心，随口说：“能不能加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我平时就是这么叫卖的。”

聂耳一听，觉得特别好，马上就改了。

就是这一句接地气的歌词，让《卖报歌》更有温度，更让人记住。

后来，这首歌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全国，唱了近百年，直到现在，还有孩子在唱。

它唱的是底层孩子的苦，也唱的是孩子的坚韧。

1934年，聂耳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当音乐部副主任。

这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有了更好的平台，也有了更多的机会。

短短一年时间，《大路歌》《毕业歌》《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一首接一首经典，接连问世。

每一首歌，都紧扣着时代，都藏着家国情怀，用调子诉说着乱世的苦难，歌颂着中国人的抗争。

为了写《大路歌》，也就是电影《大路》的主题曲，聂耳没闭门造车。

他主动去了筑路工地，跟工人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亲身感受工人的辛苦。

他把工人的劳动号子，记下来，融入到曲子里，打磨出那种铿锵有力、气势十足的调子。

这首歌，唱出了工人的不屈，唱出了大家的团结，一唱出来，就震撼了全国，成了鼓舞大家抗争的号角。

还有《毕业歌》，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句歌词，配上激昂的调子，说出了那个年代，青年的担当。

那时候，无数热血青年，听完这首歌，摆脱了迷茫，挺身而出，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直到现在，很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还会唱这首歌，提醒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要扛起自己的责任。

聂耳的曲子，越受欢迎，反动当局就越忌惮他。

他的每一首歌，都是刺向黑暗的刀，动摇着他们的统治，所以国民党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到处抓他。

1935年初，田汉在写一部电影剧本，本来叫《凤凰的再生》，后来改名叫《风云儿女》。

剧本写的是乱世里，爱国青年挺身而出，参加抗日救亡的故事。

田汉还专门为这部电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两节歌词。

可没想到，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入狱前，他把歌词稿藏了起来，通过朋友，偷偷交给了聂耳。

那时候，聂耳也处在危险中，随时可能被抓。

党组织为了保护他，让他先去日本躲一躲，之后再去欧洲、苏联深造。

临走前，聂耳看到了田汉写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看完之后，他心里特别激动，热血沸腾，当场就发誓，一定要给这首歌词谱曲，写出一首能唤醒整个民族的战歌。

时间特别紧，他闭门不出，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作曲上。

田汉和聂耳

心里的焦虑、对敌人的愤怒、对国家的期盼、对革命胜利的信仰，都融进了每一个音符里。

一个音符不满意，就通宵修改，指尖弹得磨破了，结了痂，渗出血，他也不停。

就用了两夜时间，他就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

初稿写完，他还找了《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主创孙师毅等人，一起商量修改。

听大家的意见，调整节奏，强化气势，最后，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激昂铿锵的曲子。

这首曲子，藏着中华民族的骨气，藏着中国人的不屈，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1935年4月，聂耳告别了上海的战友和家人，坐船去了日本。

就算在异国他乡，他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利用空闲时间，把《义勇军进行曲》修改定稿，第一时间寄回了国内。

后来，贺绿汀请了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给曲子配了器，这首传世之作，才真正完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传遍了全国。

那时候的聂耳，满心都是憧憬。

他想着，等学成归国，就继续写曲子，写更多能救国的歌，亲眼看着国家太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着民族崛起。

可命运，就是这么无情。

这位心里有光、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没能等到那一天。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走了，才23岁。

很多人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口袋里还装着密密麻麻的音符草稿，那是他打算修改《义勇军进行曲》的思路，是他没完成的音乐梦，是他没来得及实现的家国心愿。

他没来得及看《风云儿女》上映，没来得及听完整版的国歌，响彻华夏大地，没来得及看到山河光复，祖国强盛。

23岁，正是最美好的年纪，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音乐，献给了国家。

他的青春，永远停在了1935年，停在了他最热爱的音乐报国路上。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主题曲，在影院里响了两次。

那激昂的调子，刺破了当时的阴霾，直击每个人的心底。

全场的观众，都自发地站起来，跟着哼唱，眼里含着泪，心里满是激动。

这部电影，一上映就火了，场场爆满，《义勇军进行曲》也跟着传遍了大江南北。

不管是校园、工厂，还是城市、乡村，不管是后方，还是战场，亿万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

用调子当号角，抒发自己的爱国心，凝聚起抗争的力量。

这首诞生在乱世的歌，是黑暗里的一束光，照亮了大家前行的路；是危难中的一面旗，凝聚起了整个民族的力量；是绝境中的一声吼，唤醒了无数人的热血。

它陪着中国人，走过了烽火岁月，经历了风雨，成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象征。

刘良模

1936年，爱国人士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国际上。

享誉全球的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被这首歌里的民族骨气打动，把它翻译成《起来》，灌成唱片，在全世界发行。

这是中国的抗日战歌，第一次走出国门，响彻世界。

那时候，陶行知在埃及金字塔下，听到了这首歌；梁思成去美国讲学，看到外国的孩子，也在哼唱这首调子。

这首歌，跨越了国界，跨越了种族，成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纽带，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屈和勇敢。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把它定为我国的国歌。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国歌写进了宪法，给了这首调子，最高的国家地位。

直到今天，每当国歌响起，清晨的操场上，孩子们昂首敬礼；天安门前，旗手振臂挥旗；远在异国的游子，眼里会泛起泪光。

那调子，还是那么滚烫，还是那么有力量。

可很多人不知道，写下这段旋律的，是一个从来没进过专业音乐学院的昆明少年。

他穷到要靠典当父亲留下的八音钟，才能凑够学费；他冬天买不起棉衣，只能冻着；他23岁就走了，溺死在异国的海浪里。

他叫聂耳。

23岁，永生。

如果他还活着，应该能看到，现在的中国，山河无恙，家国梦圆。

如果他还活着，现在也不过是个110多岁的老人。

或许，他正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在校园里，听孩子们唱他写的歌。

可惜，没有如果。

但他留下的旋律，替他活过了这近百年，替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一切。

有些人的23岁，只是自己的23岁。

可聂耳的23岁，活成了整个民族的23岁。

下次，国歌响起的时候，请记得。

那不是一个冰冷的符号，是一个少年，用自己短暂、清贫，却无比滚烫的一生，写给我们的信仰。

致敬聂耳。

也致敬所有，把热爱活成信仰，把平凡活成不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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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把老旧的小提琴，曾为一个民族，拉响了一首永不褪色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