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多栖学者,清华大学刘兵老师的研究涉及科学史、科学传播、科学与艺术、环境理论学等领域。他不仅学术造诣深厚、阅读涉猎范围广泛,而且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近期,刘兵老师的新书《我看科学传播:一些非正统的观察》付梓。这本逾25万字、近400页的文集,是他近年来有关科学传播的通俗性论文、评论、跋、序和谈话等的结集。全书分为深度观察、漫议传播、科普评论、书前书后、闲话科学5个部分,共计64篇文章,把散落于不同场合的思考,以相对体系化的方式鲜活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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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看科学传播:一些非正统的观察》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1月)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科普创作与传播工作,出台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等一系列文件。从供需角度看,市场与受众需求旺盛,整体规模日趋扩大;少儿科普一枝独秀,成人科普需求稳中有升。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内容和质量良莠不齐,数量飙升,但缺乏精品;追求热点,导致科普图书内容同质化严重;科学与传播分离,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缺乏创作与传播方面的技巧;激励机制不够,导向不明确;结构覆盖不均,受众精准度有待提升。
刘兵在书中针对科普创作、科普出版、科幻、科学教育、博物学文化、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等内容,进行了独辟蹊径的讨论。他从一位深耕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视角,深入探讨了科学传播里习而不察的问题。他认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中复杂,科学传播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传递的层面,公众真正需要理解的是科学如何运作、科学家怎样思考。相比厚重严整的专著,这些随着研究进展、形势变化与热点更替而写下的文字,往往能更真切地反映出思想的发展变化,值得有识之士开卷一阅。
一
视角:独辟蹊径谈科学传播
在科学传播中,传播者的立场和科学观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传播什么”以及“为什么传播”问题。科学传播的根本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对公众形成有益的影响。除了掌握科学知识,对科学本身,以及思维方式、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理解都不可或缺。
科学传播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刘兵更偏爱选取一些鲜见的话题,采取独特的视角来写作,因此“非正统”似乎也一直是他选题、研究和写作的特点。在他看来,当下无论是科普图书还是科普活动,讲到科学家和科学史时常常习惯采用从成功走向成功、几乎毫无曲折的单向叙事模式。长期接受这种叙事,会使公众形成一种盲从的科学观。这种固有的叙事路径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它塑造了公众对科学的绝对信任,认为科学会给出唯一而确定的结果;科学永远正确,它对社会只有促进作用;科学家从不犯错。
事实上,当专家们对同一事件看法不一致时,这种绝对信任往往会转化为不信任感,反而损害科学的公信力。这种观念忽视了科学家也是普通人、科学和社会有着复杂关系,更忽视了科学既是改变社会的力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回眸史册,科学本身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绝对正确的东西,科学家也会犯错误。所以,科普工作者首先要有明确的科学意识。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公众明白科学本身就是在争论、试错和修正中逐步逼近真相。而科学史是一个便捷的工具,它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展现了科学家如何在不同观点的争议、修正中推进科学,这对今天理解科学依然非常有益。
二
内容:融通科学与人文
书名中的“非正统”,是刘兵的个人化概念。相对于目前主流的科学传播内容而言,他在书里探讨了一些大家谈论较少的话题,如地方性知识、科普与科学教育的结合、科学本质问题等,甚至在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书中谈到“狐狸与刺猬”这个来自古希腊的隐喻:“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也就是说,“狐狸之道”代表着为追求成功而采取灵活、通融且有着新意的策略,而“刺猬之道”则是更为坚守传统、更为固执地不作妥协的策略。刘兵借助这一隐喻,旨在对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局面进行某种“融通”,希望将“刺猬之道”与“狐狸之道”这两种单独使用都难以奏效的策略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笔者看来,当下的科普主力大体上还比较传统,虽然许多政策与文件都强调科普不只是传播知识,但大多数的科学传播实践仍局限于知识的维度,对科学家如何思考、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等问题鲜有涉及。
刘兵认为,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从原则上来讲要完善和改变传播者的理念与方式,突破传统局限,重视对人文维度的关注。过去我们强调向科学家学习,但现在应该强调更好地利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科普作品创作中,除了必要的科学背景之外,还需要有恰当的表达方式,才能被读者接受和喜欢,而后者正是一种人文素养的体现。事实上,无论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还是科学精神,都紧密关联着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坚信科普能影响民众对科学、科学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解,甚至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秉持这样的理念去开展科学传播时,传播内容和方式自然就会有所不同。在这种变化之下,科学传播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而真正影响公众的观念,进而提升其科学素养。
三
理念:科普的“建构”与责任
在较长一段时间,学界和业界对科普作品的基本要求是传播科学精神、科学理念,介绍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前沿成果,具有人文关怀,文字生动、内容丰富有趣。其中,无科学性错误是硬性要求,也是科普作品不可突破的底线。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但在通俗性上,其实存在一些不同理解。在科学传播中,需要对科学知识进行“再构建”,同样的,科普文本也需要“再语境化”。一般来说,通俗性是判定科普作品的重要标准。科普图书的核心内容是科学,但又不同于科学专著,某种程度上“既要科学上准确,又要表述上通俗”。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性”与“通俗性”这两个要求之间是矛盾的,需要创作者进行平衡。
科普作品要想有新意,反映新观点,其重要的基础和保障是学术研究的积累。一部称得上优秀的科普作品,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个性,需要真正独到的创意,“因人而异”“有的放矢”是谋求理想传播效果的有效方式。这其中,科普内容的陌生化和神秘感是唤起读者兴趣的要素之一。
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要想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科普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是要用心并有责任感。以科学家传记这一类型来说,作者总结出3个必备的创作条件:一是打破科学家传记“圣人”刻画模式,将其祛魅后还原为更真实的科学家形象,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情;二是探索传记中科学性与可读性的平衡,多角度呈现传记主人公的面貌;三是全面提升传记作家的综合能力,培育作家的人文素养。对于科普图书来说,语言的通俗和科学概念的准确只是最起码的要求,甚至连趣味性都可归于此类。而真正优秀的科普作品应该向读者传达一种精神、一种思考方法,带给读者一种独特的视角,以及传递科学的品位和人文的观念。
四
余论
刘兵认为,在科普或科学传播中,关注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被其困扰。然而,一旦涉及科学问题,它就变得难以被普遍接受。解决的方法有二:首先,科普或科学传播主体应充分认识科学的不确定性,并在传播实践中如实反映这一特性,帮助公众建立对科学更全面的理解;其次,公众应改变那种将科学视为绝对正确的科学观。
近年来,科学界经常出现舞弊、剽窃等现象,许多出版物为应急之需,未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学术不端等行为,要靠科学界共同治理,包括同行评议、论文审查、重复实验等。在科普创作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现实生活中,公众很容易盲目追捧新奇而前沿的东西,缺少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作为科普创作的手段,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度降低生成图像、视频或文字的成本,这给创作者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信息污染和伦理争议等风险。无论是对人工智能本身,还是对它生成的信息,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理性观察。刘兵提醒读者,伦理是公域的,道德是私域的;公共是公域的,安全是私域的。他针砭时弊地指出:仅凭技术能解决的问题有限,借用网暴手段达到反腐的目标,实际上潜在地付出泄露个人隐私的代价。当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国家级的现象在广泛传播之时,不仅是对技术的滥用,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遗憾。
通信作者:
游苏宁,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研究方向为科技期刊、科学文化等。
(拟刊发在《科普创作评论》上,最终文字以刊发时为准。)
《科普创作评论》期刊征稿信息
编辑:张彩凤
审核:邹 贞
终审:陈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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