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2日的北京记者会上,有一个问题的回答颇为引人注目。
中阿卫视记者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包括导弹零部件,他对此并不喜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致力于止战促和,推动局势降温。我们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无端指责。
那么,内塔尼亚胡当时是怎么说的?据外媒报道,内塔尼亚胡在5月10日 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中,确实提到了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并表达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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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主持人梅杰·加内特询问内塔尼亚胡是否掌握中国向伊朗提供具有实质价值的军事支持的情报。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中国在导弹制造的特定组件上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不能透露更多。”
当被追问他是否对此感到不安时,内塔尼亚胡回答道:“我不喜欢这件事。”并指出,中国是霍尔木兹海峡原油的最大进口国,一个更强大、可能控制该关键航道的伊朗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对于以色列掌握的具体细节,内塔尼亚胡表现得较为含蓄,称,“在必要时我也会保持沉默”。
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抛出此类言论,目的是在地缘博弈中向中方施压。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内塔尼亚胡虽然表明了态度,但在措辞上却表现得相当克制。
有人或许不解:以色列不是只在营救自己国民时很温柔,但在对外不顺意时,包括涉及欧洲、联合国甚至美国的部分政策时,往往辞令强硬吗?
不错,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展现出一种“差异化外交”,但在涉及中国时,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色列领导层通常表现得极为审慎且克制。这种“不愿意激怒中国”的表现,并非源于双方价值观的契合,而是基于极其现实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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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中国是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单一贸易伙伴,且以色列许多核心基础设施都有中企的深度参与。这种深度经济绑定令以色列不愿过分刺激中方,以免招致经济和后勤方面的风险。
尽管美国是以色列唯一的安全保障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毫无“战略缓冲”意识,相反,以色列一直试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在与美国关系出现波动时,内塔尼亚胡常以“访华邀请”或加强对华合作作为筹码,向华盛顿暗示以色列拥有其他大国选项。
这一点在以色列拒绝对华制裁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以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向以出口电动汽车、智能手机和电脑,以色列则主要对华出口半导体、集成电路及光学设备。作为全球最顶尖的芯片研发与设计高地之一,为了保护自身的技术出口市场,虽然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以色列的动作始终慢于其他盟友,试图在保住市场与取悦美国之间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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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被称为以色列航运经济“生命线”的海法新港同时也是以色列海军基地和美军第六舰队常停靠的战略地点,中方的运营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和安全担忧。尽管如此,以色列政府一直强调该项目是基于商业协议的“既定事实”。海法新港是目前以色列乃至东地中海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作为其核心建设者和运营者,中方的“大管家”地位依然稳固。
当然,与上述经济因素相比,以色列试图利用中国对伊朗的独特影响力来实现某些平衡,或许是最核心的政治原因。
中国是极少数能与伊朗直接对话并对其施加实质经济影响的国家,以色列对此非常清楚,希望通过维持外交礼节,促使北京在某些关键时刻游说德黑兰表现克制。他的担心是,如果公开激怒北京,可能会推动中国更多地向伊朗倾斜,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对以色列采取更严厉的单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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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交战线的现实主义也促使以色列要分清主次。以色列的外交资源有限,通常会将强硬姿态保留给那些直接、迫切的威胁,如哈马斯、真主党。对于中国这种“远在天边”的大国,以色列内部大多认为通过幕后沟通比公开指责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即便在质疑中国向德黑兰“提供导弹零部件”时,也只是加上一句“我不喜欢”,而非更激烈的谴责。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且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国际政治交往中的“恩怨”参数。很多人一提以色列,就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小打手”,美国是以色列的“黑大哥”;更为人所熟悉的场景是,每当关键时刻一到,有些人就在网上对以色列口诛笔伐。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中国和以色列“往日无怨,近日无仇”,这是中以政经交往、民间往来的最大背景板。
中以之间不存在深层、不可调和的地缘政治积怨或历史矛盾。不要说阿拉伯国家,就是英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也因昔日“趟过浑水”而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为双方在一般摩擦中保持克制提供了极大的心理缓冲。
中以两国地理位置相隔遥远,没有任何领土纠纷、边境冲突或资源争夺。同时,双方之间也无种族或宗教宿怨。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殖民或宗教迫害。相反,二战期间上海友善接纳犹太难民的历史,一直是双方外交辞令中反复提及的“友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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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错综复杂。站在以色列的视角看,中国虽然是伊朗的战略伙伴,但以色列认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主要是为了能源安全和地缘影响力,并非为了消灭以色列。只要北京不公开跨越“实质军事结盟”的红线,以色列倾向于通过接触来化解风险,而不是选择对抗。
同样,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主要是基于对“两国方案”的国际共识和在全球南方的战略站位,而非针对以色列国家本身。中国从未否认以色列的存在权,且始终视以色列为非常重要的“创新全面伙伴”。
同样不应忽视的还有文化上的“舒适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共鸣。
中以两国在外交上都带有极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以色列领导层非常欣赏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姿态,即便在批评以方时,北京也多停留在口头呼吁层面,这种外交风格让双方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可以“关起门来谈”,避免了公开激怒带来的决裂压力。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面对CBS的提问,内塔尼亚胡还是会说,在必要时“我也会保持沉默”。
对于这样两个“没有过不去的坎”的国家,双方都认为维持现状的收益要远大于彻底翻脸的代价。对于身在中东而需要安全的以色列、地处远东而需要石油的中国,目前的交往方式就是对冲不确定局势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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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良好的历史积淀并无法完全回避“近日”的真实挑战。尤其在 2024-2026年间,由于中东局势剧变,中以双方的结构性温差正在拉大。这首先表现为“朋友圈”的明显反差:以色列的头号威胁是伊朗及其代理人,而中国与伊朗维持着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
另外,出于安全顾虑,美国正不断施压要求以色列在科技出口和基建项目上对华“脱钩”,这使得以色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变得更加束手束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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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说,中以的“往日”拥有深厚的历史善意和稳固的利益纽带。尽管现在很多人动辄振臂高呼支持阿拉伯,但在1950年的新中国“婴儿期”,以色列是中东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种早期的政治承认对当时处于国际孤立的中方极具道义价值。深谙人情世故的中国人不会不理解这样一个浅显道理:无论是人与人交往,还是国与国往来,曾经的“雪中送炭”永远比后来的“锦上添花”更具分量——“富在深山有远亲”向来如此,而“贫居闹市也有人问”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然而,在2026年的当下,由于中以各自的“战略优先级”不同——以色列首重安全,而中国首重平衡与全球南方站位,这种“近日”的内涵正面临双方建交以来最大的信任考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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