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规整治洗钱乱象 黄金珠宝行业迈入严监管时代

来源：中国经营报

近日，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宝协”）正式发布《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最佳实践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黄金珠宝行业涉及的洗钱风险一直备受各界关注。业内专家认为，零售、回收、支付结算仍是洗钱风险集中高发领域，《指引》落地既释放从严监管导向，也填补了行业反洗钱实操规范空白。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金银分会副秘书长、山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宝协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出台实操指引，填补了法律与规章落地的实施空白，标志着行业自律组织被正式纳入国家反洗钱体系，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双向合力，贵金属和宝石行业将进入一个常态化、精细化的反洗钱监管时代。

行业反洗钱体系迎来标准化重构

《指引》由贵金属和宝石行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自律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参考《中国贵金属和宝石行业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风险评估报告（2025）》，结合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编写，衔接 FATF 建议与国内监管要求，旨在指导贵金属及宝石从业机构正确认识和理解行业特有风险，建立基于风险的反洗钱工作体系，切实落实各项法定义务，规范经营行为。

梁永慧表示，《指引》释放三大核心监管信号。其一，监管标准全面接轨国际，将国内贵金属宝石行业反洗钱监管纳入全球治理体系，明确行业反洗钱全面收紧、体系化落地，压实市场主体责任；其二，监管逻辑从传统合规引导转向实质风险管理，聚焦机构主体与业务关键环节风控，细化管控目标与实操流程；其三，行业自律正式纳入国家反洗钱监管体系，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协同发力格局，行业进入常态化、精细化监管周期。

在行业层面，梁永慧认为，《指引》终结了以往从业机构反洗钱措施参差不齐的乱象，统一了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测、记录留存等全流程操作标准；同时贴合贵金属宝石交易特性，搭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大幅提升行业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长远来看，反洗钱合规体系的完善将重塑行业信任根基，推动行业摆脱传统交易模式，向制度化、合规化、现代化转型，筑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深圳市律师协会民事侵权法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长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晓萍补充称，《指引》落地标志着贵金属珠宝行业彻底告别监管盲区，正式纳入法定反洗钱监管范畴。同时，这也是我国非金融领域严格履约 FATF 高价值实物交易商监管规则的具体体现，彰显国家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责任。此外，监管思路正式转向风险为本、行业自治，摒弃 “一刀切” 管控模式，兼顾合规底线与行业实际经营需求。

郑晓萍进一步指出，《指引》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将抽象法律义务转化为可落地、可核查的实操规范。长期以来，中小珠宝商户普遍存在知晓反洗钱要求但缺乏执行标准的困境，《指引》清晰界定风险评估、客户尽调、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资料存档等核心工作规范，相当于为全行业提供统一合规手册，推动行业从零散被动合规迈向体系化、标准化主动风控新阶段。

零售回收及资金结算成防控核心

黄金珠宝行业具有高价值、易变现、现金交易占比高、回收链条分散等特点，历来是洗钱及恐怖融资的高风险领域。此次《指引》专门针对零售、回收、大额现金、第三方支付等高频场景设置风险识别指标。

梁永慧分析，回收业务环节是首要风险洼地。行业回收渠道杂乱，街边小店、个人私下回收现象普遍，普遍存在客户身份核验宽松、交易记录留存不规范、尽职调查缺失等问题，交易链条隐蔽难以溯源，成为洗钱资金变现的重要出口，极大增加资金监管与追踪难度。

其次是零售交易环节风险突出。高价值珠宝首饰易成为不法分子洗钱载体，部分人员通过 “化整为零” 拆分交易、跨门店分时段批量采购等方式，规避大额交易监管门槛，正常消费与洗钱行为难以甄别；同时不少零售机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对异常交易场景缺乏精准判断。

另外，支付结算环节监管漏洞明显。行业传统现金交易习惯根深蒂固，大额现金交易监测难度大；部分商户绕过对公正规结算，通过个人第三方支付、私下转账、线下现金完成交易，资金流向无法穿透追溯。此外，代买代持、异地代购、个人携带贵金属跨境流转、境外账户结算等模式，进一步隐匿交易主体，形成监管灰色地带，滋生跨境洗钱风险。

郑晓萍指出，当前黄金珠宝行业的洗钱风险主要集中在四个环节：一是零售入口风险，大额现金交易、异地及境外客户频繁采购、刻意拆分交易规避10万元现金监管门槛，以及客户不问资质、快速成交等异常行为，均存在资金来源不明隐患；二是回收变现风险，无购买凭证、金饰来源不明、全新饰品低价急售等情形频发，极易成为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所得的洗白通道；三是资金支付风险，现金交易匿名性强、第三方代付、多卡分流等方式模糊资金链路，是监管重点排查领域；四是高风险客户与跨境交易风险，FATF 高风险地区客户、外国政要关联人员、制裁及恐怖关联主体等隐蔽性强，一旦管控缺位将引发重大合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