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内外，纸短情长：代写一封平安家书的尘封往事

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侨批”这一闽粤侨乡特有的通信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出圈”，“批”就是闽粤方言中的“信”。由于写一封得体的书信有一定的文化门槛，这种通信方式的维系，在很长时间内又常常需要借助于他人之笔。影片中的“代笔”既有艺术的加工，也有一定的现实投射。正如当下的人们热切地渴望永远在线的陪伴，在那个距今不怎么遥远的过去，世界的不同角落也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纸短情长的悲欢离合。当鸿雁传书还是人们主要的通讯方式时，连结遥远两端的媒介不止有走街串巷的邮差，还有无数端坐于大街小巷、以写信为职业的代笔之人。耐人寻味的是，在科幻电影《她》（Her，2013）中，那位生活在未来的男主人公西奥多，职业仍是一名代写书信的作者。当年影片中的人机互动已经照进现实，而代笔这一古老的职业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

电影剧照：《给阿嬷的情书》（左）和《她》（右）

在民间记忆里，代写书信的大多是老先生，在邮局外或集市边摆摊招揽生意。在我所生活的闽南侨乡小城，就曾经活跃着这些代笔先生，依稀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在市中心通往学校的一个斜坡两旁，还有好几个代笔摊子，老先生们要么百无聊赖地翻着报纸，要么聚精会神地和上了年纪的妇女一边攀谈、一边在信笺上写字。时至今日，代笔的场景虽然已远去，却并未完全从我们的生活消失。去年一度引发小范围关注的代书先生姜明典正是闽南地区为数不多的、仍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据说他在将近六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代写十几万封信，从未走出过家乡泉州的他，为此还曾自学多国语言，当之无愧地成为代书历史的见证者。

代书人姜明典

当然，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得以接受教育，“人人应当学尺牍”的理念也逐渐传播开来，作为极具实用价值的书信写作也成为课堂内外基础知识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儿童与青少年女性掌握写信技能，不仅自己乐在其中，还成为街坊邻里交口称赞的代笔“小先生”，而年轻学生在抗战时期为伤兵写家书更是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这篇小文章就来聊聊这些故事。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中，已有不少对代笔女性或年轻学生的艺术刻画，例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为旅人写信的退休女教师朵拉（《中央车站》，1998），或是在日本镰仓经营着祖传文具店、继承外婆衣钵代书的少女雨宫鸠子（《椿文具店：镰仓代笔物语》，2017），抑或是因父亲被捕而不得已在阿富汗的街头摆摊谋生的女孩帕瓦娜（《养家之人》，2019）……这些影视艺术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代笔女性这一群体的职业镜像，也是故事主人公们所生活的特定年代不可或缺的一道文化景观。

电影剧照：《中央车站》（左）、《椿文具店》（中）、《养家之人》（右）

如果把视线拓展到无偿服务的非职业代笔人，我们还可以在不少成长的记录中发现影像片段。例如，改编自林海音同名小说的电影《城南旧事》（1983）就有小主人公英子为奶妈“宋妈”写家书的情节。她能够迅速背出宋妈老家的地名，证明这并非她第一次为宋妈写“平安家信”。为了鼓励英子，宋妈带着羡慕的语气夸奖道：“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英子听了果然很兴奋，跃跃欲试，“逞起能来”，但她很快发现这次的任务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得多，最后只好把这封信交给爸爸代写。而在电影《恋恋风尘》（1986）中，正在干活的男主人公阿远被阿公唤来，帮找上门来的隔壁阿姨写信，敦促出门在外的亲人（可能是她的丈夫或长子）快些寄钱回家。阿姨用闽南语絮叨道：“两三个月没寄钱回来，他爸爸在生气。家里小弟、小妹吃的、穿的，都要用钱，叫他领钱，寄一些钱回来……”，阿远的笔尖飞快地在纸面划过，尽管代笔对少年来说不算难事，但他还是不得不请阿姨放慢语速，因为他需要把闽南语方言同步转化为逻辑清晰、文字通顺的书面语，还要确保书信术语的正确使用，而这些显然不是仅仅“识字”就能驾轻就熟的。

电影剧照：《城南旧事》（左）和《恋恋风尘》（右）

关于写信的难度，中国近代官派留美的女性、活跃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作家、学者陈衡哲（1890-1976）曾在自传中提到，自己七岁时在母亲的指导下学写信，采用的是文言文体：“那时候流行文言，孩子学的是士大夫阶级创立的传统文体。也就是说，我写的将会同我说的、想的完全不同……每封信虽然格式固定，内容却不同。因为母亲没空教我怎么把不同的内容变成固定的格式，我只能在每封信的开始和结束时用固定的格式，中间部分得发挥我的创造性写出内容。”（《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她在后来的作品中探索自己情感和思想的原创表达，也促使她积极地响应白话文运动。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任溶溶（1923-2022）同样曾在《代婶婶们写信》一文中，回忆儿时学写书信的挑战：

往日写信可不如现在简单，要用文言。因为我读过几年私塾，这不成问题。只是旧式书信有很严格的格式。我每个星期规定要给在上海的爸爸去一次信，信一开头便是“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是“敬请福安”，再来个“男（小字）根鎏敬禀”。爸爸来信一开头是“父字示”。辈分要分清，男女也有别。来不得半点差错。为此，我就得买来一些有关写信的书。把称谓等东西都读清楚了，信头信尾照书上写的抄。我桌上还摆着一些著名尺牍，如《秋水轩尺牍》等，空下来读读，好把信写得雅一点。写信也真是一种学问。

这里提到的《秋水轩尺牍》是清代最为知名的尺牍范本之一，由绍兴师爷许葭村（字思湄）的书信选辑而成，以措辞典雅、文情并茂而流传于世，为各种社交场合的应酬礼仪提供指导。任溶溶来自广东侨乡，“当时文盲多，识字的人少，字就显得珍贵，而且神秘，因此连写过字的纸也要敬惜”。习得写信方法的他，很快就成为婶婶们代笔小帮手：

我有不少婶婶和许多广东妇女一样，她们的丈夫到境外谋生，到香港、南洋甚至美国。有信来，她们不会看，就来请我读给她们听。要回信，她们不会写，也来找我代写。那时候有许多专门代人写信的摊子，我也就是一个代人写信的。……婶婶们的信都是写给丈夫的，因此我写的信开头总是“某某夫君妆鉴”，末尾也总是“某某敛袵”。谈的是家常，她们的丈夫也不是雅人，用不着写得怎么雅，有时她们讲的话我文言转不过弯来，也就写成直白的广州话了。

年少的任溶溶从为婶婶代笔的活动中培养了自信，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当时是个识字的小学生，在不识字的婶婶们看来，也算是个人物，她们用得着我。”不过儿时的他对书信术语似乎仍是一知半解，没有完全掌握正确用法，上文提到的“敛袵”的确是用作女性寄信时的自称，但是“妆鉴”用法不当，应是专用于致信女性，“妆”指女子的妆饰，代指女性，而“鉴”为审阅、察看之意，此处是在恭敬地邀请对方看信，通常接在“某某女士”而非“某某夫君”之后。

幼年的任溶溶（左）和孙幼军（右）

另一位同时代的代笔学童、著名童话作家、中国首位安徒生奖提名者孙幼军（1933-2015）在《写信》一文中回忆父子通信的温情片段，也述及代妈妈和代邻居写信的童年趣事：

8岁时我全家流亡到关内，爸爸为全家人的生计，大流浪中又有小流浪——把妈妈和我们弟兄几个安置在一个地方，自己到外地谋职。爸爸想起我多病的妈妈和五个孩子，牵肠挂肚，我们也想念爸爸，唯一能互通一点儿消息的办法只有写信。

记忆中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到北平，住在北锣鼓巷的日子。爸爸由朋友介绍、到邯郸一个什么“粮食配给所”当雇员，走了以后立刻写封“平安家信”来。妈妈识几个字，却不会写。我刚读小学二年级，倒成了家里文化层次最高的了，写回信的任务落在我肩上。我十分努力，但信写出来也不过是：“收到爸爸来信。我们很高兴，很好。”爸爸思家心切，当然不满足于内容如此空洞的家书，再来信就提了一连串问题：“幼君[军]读书跟得上吗”“占凤（我妈妈）的气喘病好些没有”等等。我不敢怠慢，对问题一一作复。但爸爸还是不满意，说他数过了，总共才30个字。

这样，我就得想办法让字数多些。每次写信，我不但问妈妈有什么话说，还要求妈妈“多说一点儿”。我尽量把家里的生活情景写进去，譬如，妈妈贴混合面饼子，也同时贴到自己鼻子尖儿上；晚上吃的菜是炒青草，大家嚼过之后都吐在桌子上，让爸爸猜一猜，是什么菜？爸爸接到这封信十分高兴，写信来夸奖我，还改了两个错别字。我情知自己在那里当仓颉，错别字何止两三个？爸爸该是怕一次改得太多，会挫伤我的积极性。……

流浪期间家人几度分离，我始终充当信息传递人，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街坊邻里知道“老孙家大小子会写信”，也央我代书。我发现自己成了有用的人，非常高兴，总是乐颠颠地跑去帮忙。有时他们包饺子，还会端来热气腾腾一大碗，特意交代说：“给学生吃！”大概是“润笔费”的意思吧！

孙幼军的故事说明，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儿童代笔并非是因为成人完全不识字，而是因为寻求帮助的成人觉得儿童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读写能力，可以更准确地传达意思。在这些故事中，善于写信的儿童也常常因为自己的义务劳动受到称赞、甚至是奖赏。除了上面提到的“润笔费”饺子，我还在一次口述访谈中，从一位上世纪40年代出生、来自余杭的老先生王水法那里听说，当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在他出生的江南古镇上为手艺人写信，信笺封好之后他会拿到一角钱，去邮局跑腿代寄，付了邮资还能赚两分钱，算是“辛苦费”（2025年对话，访谈稿待出版）。特别是在乡下地区，很多学生还经常受乡邻之托，提供无偿写信服务。因此，读书识字、学会写信使儿童能够与不识字或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成人保持一种互补、互惠的交往关系，突破年龄界限造成的等级差距。这使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动复杂化，提升了识字儿童的社会地位，并将他们融入到此前传统意义上由成人主导的社会网络之中。

写信活动不仅帮助年轻学生形成自己的交际网络，还将这一群体的角色从家庭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空间，从社区到国家层面的军队，使之能够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事务。掌握写信技能的年轻学生在赢得他人认可的同时，也用书写实践体现教育的社会价值。针对中国女性在战时的代笔活动，历史学者江松月（Nicole E. Barnes）在其英文专著《亲密社群：战时医疗与近代中国的诞生，1937–1945》（Intimate Communities: Wartime Healthcare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37–1945, 2018）中有所涉及并指出，数以千计的年轻知识女性为伤兵写信，从不同程度上贡献了“情感劳动”，巩固了原本陌生人群之间的情感纽带，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联结成一个休戚与共的亲密团体。那些能娴熟代笔的女性志愿者几乎都来自城市中产阶层，而绝大多数士兵则出身贫苦乡村。在通常情况下，这两个群体鲜有交集，更难以分享私密的人生经历。战争却将两者紧密相连，并使彼此相互依赖。当士兵们口述信件时，女学生得以了解士兵生活中的私密细节，对这些年轻战士不得不承受的心碎与艰辛有了全新的认识。由于多数士兵来自贫困的乡村家庭，这种理解无疑让养尊处优的城市女孩对乡村文化及村民的坚韧品性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

写慰劳信：一位女学生正在为士兵写家书（1938）

谢冰莹与黎明健在战地医院为伤兵写家书（1937）

这段珍贵的抗战记忆不仅定格在大量的镜头里，还有不少文字资料佐证。例如聂华苓（1925-2024）曾在回忆录中提及：“我们那些小女孩也排山倒海地参加抗日活动，去医院慰问伤兵，唱歌给他们听，代他们写家书，分送慰问品，上街募捐。”女兵作家谢冰莹（1906-2000）在长沙组成“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担任团长，率领成员二十人到前线参加上海保卫战，为负伤将士服务，代伤兵写家书的场景便被战地摄影记者赵定明所记录。散文作家、诗人方令孺（1897-1976）在《古城的呻吟》（1937）中记录了一次刻骨铭心的伤兵慰劳活动。内心沉重和茫然的她，跟着一队中学女生开启旅程，脑海中浮现着一幕幕血腥的画面，也许一路还做着心理建设，想象着将会看到伤兵们“断手、折足、皮破、血流、呻吟、哽咽，颜色灰白，愁痛不堪的样子”。在进入病房前，当她听到远远传来的“嚎叫”声音时，“心脏都为之收缩了”。不过，病房里的景象让她悬着的心稍微落下：

我们分开向每一个床前去问好，并问他们可要写信。啊，他们是那样和善，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脸上也露出一丝微笑的光辉，我先前所设想的一幕没有理由的骇怕，在这时完全消失了，心里充满着敬意。

有一位伤员可能是期待有学生主动过去帮忙写信，从床边的抽屉里拿出一瓶双妹牌的香水洒在被单上，以免自己的气味被嫌弃憎恶，这让方令孺觉得既滑稽又心疼，便过去为他写一封信，叮嘱他的哥哥安慰母亲，不愿让伤势传到母亲的耳朵里。她还看见另一位伤兵颈部中枪，已经无法动弹，表情却相当平和。还有一位伤兵虽然来自农村，不过相貌很秀美，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中学毕业生，想写信给父亲，述说自己光荣负伤，并想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父亲照看，确保孩子有上学的机会、未来才能有希望……与伤兵们的交谈让方令孺生出难以释怀的“怜悯与感伤”之情，感慨“无数的兵士正是这样纯洁的在牺牲，并不图财利，只为了祖国的安危而战”：

这古城，将近二十年我没有回来过，一切都还象一湾塘水似的凝滞不动，现在送来从敌人炮弹当中留下来的几千残废的躯体，却个个都有活跃英勇的灵魂，这灵魂该是最新鲜的雨水，冲净这一塘陈积的浮萍。

另一个故事来自于刘桃贞（1919-？）的讲述，她是陕西省三原女子中学的一名进步青年，曾是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刘桃贞与师生们热情投入到慰问抗日伤兵的活动中，筹款购买棉花和布匹、为伤兵缝制被褥、清洗血衣、演唱“慰问歌”、为伤兵写家书等。一位十九岁的士兵伤势严重，仅存头部和上身躯体，令人望而生畏，没有一个女生敢主动上前帮他写信。为了安慰鼓励他，刘桃贞自告奋勇上前，为自己之前冷落了他而道歉，给他递水并帮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他的父母，另一封写给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写给妻子的信尤其令人心碎：士兵恳求刘桃贞帮忙劝说新婚妻子赶紧另嫁他人，因为他在战争中身负重伤。刘桃贞起初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但她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位失去四肢的伤兵露出失望的神情，于是模仿一位专业的代笔先生对待顾客那样，带着尊重和耐心倾听他的讲述。为了不让新娘收到信后伤心，两人决定隐瞒士兵已失能的残酷事实，而是谎称他加入了“敢死队”，时刻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不愿拖累对方。刘桃贞将她的信稿读给这位士兵听，以确认自己的信文以最委婉的语言表达了士兵对爱人的“真情”以及分手的决心。她认为这封信更像是一篇“作文”，需要运用自己所学的修辞手法来表达寄信人的爱意和忠贞，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她也真切感受到：“这位小伤兵确实是忠诚善良的人”。多年后，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士兵对她的感恩和称赞：“你们这些学生娃，好像个算卦先生，把人家心里想的话都说全了。你们的老师真会教书。”士兵将她比作算卦先生，这既是对她写作能力的肯定，也是对她职业精神的认可。或许也正是士兵的赞扬，让她感到作为知识青年的社会价值。为了共同的抗战事业，像刘桃贞这样的年轻学生通常在代书过程中努力克服交流和心理的障碍，尽可能给予伤兵关怀和帮助。尽管几乎没有资料显示这些代书的年轻学生与其所帮助过的伤兵保持联系，但是学生们在代书过程中所目睹的惨烈战争给普通士兵所造成的身体痛苦，对于她们的精神洗礼是持久深远的。这些被战争裹挟的普通人的无奈与心酸，那些说不完的动人的慰劳代书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