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帮助了一名女大学生，后来她嫁给了我

1995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帮助了一名女大学生，后来她嫁给了我 【楔子】

坐了整整二十六个小时的硬座，从部队驻地一路颠簸回老家，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但我顾不上这些，三年没回家了，部队批了探亲假，我恨不得直接飞回去。

我叫赵大勇，那年二十五岁，在北方某野战部队服役，已经是第三年了。我家在鲁西南一个叫刘家沟的村子，穷是真穷，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八岁入伍，就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这次探亲，我随身带了两千块钱，这是我在部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津贴，打算给家里翻修一下那间漏雨的东屋。

长途汽车站设在县城，离我家还有二十多里路。我背着行军包走出车站，天已经擦黑了，腊月的天黑得早，不到六点就已经暮色四合。我正准备去路边拦个三轮车，余光瞥见车站售票处门口围了一群人，里头传来嚷嚷声。

我本不想多管闲事，当兵三年，什么热闹没见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我正要走，一声尖叫让我停住了脚步。

“你放开我！我不认识你！救命！”

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尖利里带着哭腔。

我转头看去，人群中央站着一个穿着灰白色羽绒服的姑娘，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全是泪水。一个中年男人拽着她的胳膊，大声嚷嚷着：“你装什么装？拿了我的钱就想跑？你把我的血汗钱还回来！”

旁边还有一男一女，像是那男人的同伙，跟着起哄：“就是就是，骗了钱还想跑，报警抓她！”

那女孩拼命挣扎，羽绒服都被扯歪了，露出里面的碎花棉袄。她哭喊着：“我没有拿你的钱！我不认识你！求求你们放开我……”

围观的人不少，但没有人上前。这也难怪，九十年代中期的县城火车站，鱼龙混杂，谁知道谁是谁非？多管闲事惹祸上身的例子太多了。

但我看那女孩的眼神，不是装的。我当兵三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一个人是不是在演戏，我能看出来。那姑娘眼睛里的恐惧和绝望，是演不出来的。

而且，那三个人的套路，我好像在哪听过。先诬陷，再纠缠，然后把人弄走，尤其是年轻女孩，一旦被拖走，后果不堪设想。

我没多想，把行军包往地上一撂，大步走了过去。

“放手。”

我的声音不算大，但当兵的人，嗓门天生带着一种穿透力。那三个人同时愣了一下，转头看我。

那个中年男人上下打量我一眼，见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嘴角一撇：“当兵的？管什么闲事？她骗了我的钱，我抓她去派出所怎么了？”

那女孩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拼命朝我喊：“解放军同志，我没有拿他的钱！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来坐车的，他们突然上来拉住我……”

“你闭嘴！”那男人猛地一拽，女孩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上前一步，挡在女孩面前，看着那男人的眼睛：“你说她拿了你的钱，多少钱？什么时候？在哪拿的？”

那男人眼神闪了一下，随即又横起来：“五百块！就在那边小吃摊上，她趁我不注意，从我兜里抽走的！你看她那个样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后面那个中年妇女也跟着帮腔：“就是就是，我们亲眼看见的，她还敢不承认？”

我心里有了数。五百块钱，在这种小县城不是小数目，要是真的被偷了，这男人能这么淡定地抓着人不放？正常的反应应该是赶紧报警，而不是在这里拉扯。

“行，”我说，“那就去派出所说清楚。前面拐弯就是城关派出所，走，我陪你们去。”

那男人脸色变了，抓着女孩的手松了劲。那妇女也愣了一下，不吱声了。

我蹲下身子，拉开行军包的侧袋，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我那两千块钱。我抽出一张，然后站起来，把信封放回去，拉好拉链。

“你说你丢了五百块，我现在包里有一千九百块，这是我所有的钱，我从部队带来的，每一张都有编号。”我看着那男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现在去派出所，让民警查一下，你身上有多少钱，编号是多少，看看谁能对上。当兵的说话不骗人，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你敢不敢去？”

那男人的脸彻底垮了。他松开了女孩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嘴里嘟囔着：“算了算了，算我倒霉……”转身就要走。

“等下。”我叫住他。

他回过头，脸上带着明显的心虚。

我说：“你刚才说她是小偷，现在又不追究了，这不对吧？要么你把事情说清楚，要么我们就去派出所，你自己选。”

那男人脸色铁青，后面的同伙拉了他一把，三个人灰溜溜地钻进了人群，很快就消失在了暮色里。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说“当兵的好样的”，也有人说“这姑娘命大”。我懒得听这些，弯腰拿起行军包，拍了拍土，准备走。

那女孩还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谢谢……谢谢你……”

我看她这样，心里也不好受。她看上去二十岁左右，眉眼清秀，但脸色很差，嘴唇干裂起皮，像是一天没吃东西的样子。

“你是哪里人？要去哪？”我问。

她擦了擦眼泪，声音还在发抖：“我是……我是省城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回家，我家在……在河南那边，我本来是要坐长途汽车回去的，但是我刚到车站，就被那几个人缠上了……”

“你的车票呢？”

她咬着嘴唇，眼泪又下来了：“还没买……我身上没钱了，只剩二十几块钱，都买吃的了，我本来想打电话让我妈来接，但是电话亭关了……”

我看了看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车站里的班车已经发完了，末班车是五点半，早就走了。

“今晚没车了，”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她茫然地看着我，像是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她看起来又冷又累又怕，站在那里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鸟，让人看了心疼。

我犹豫了一下。我是个当兵的，不能看着一个姑娘大冬天流落街头不管。但我也知道，一个单身男人在大晚上领着一个陌生姑娘，传出去不好听，尤其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唾沫星子能淹死人。

但转念一想，我怕什么？我又没做亏心事。

“这样吧，”我说，“我家在下面的刘家沟，离这里二十多里路，你要是不嫌弃，先跟我回去，让我妈给你弄点吃的，住一晚，明天一早我再送你来车站坐车。你看行吗？”

她看着我的军装，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用力点了点头。

二

刘家沟是个小村子，百来户人家，九五年那会儿还没通柏油路，进村的土路坑坑洼洼，三轮车蹦得人屁股疼。我花五块钱雇了一辆，带着女孩和我的行李，在黑灯瞎火里颠了快一个小时才到家。

到村口的时候，我让三轮车停了。剩下的路不多了，我想走走，顺便给家里打个电话——哦对了，那会儿村里只有大队部有一部电话，我没法提前通知。反正我妈看见我突然回来，肯定高兴得合不拢嘴，多双筷子的事儿。

女孩跟在我后面，走得很慢，路上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几家窗户透出的微弱灯光。她踩到一个坑，差点摔倒，我下意识伸手扶了她一把。

“小心。”

“谢谢。”她的声音很小，像是怕惊动什么人似的。

我笑了笑：“你不用一直说谢谢。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苏晚。”她说，“苏州的苏，晚上的晚。”

“苏晚，好听的名字。”我说，“我叫赵大勇，刘家沟的。”

她轻轻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到了家门口，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院子里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妈正在灶台前忙活，一股玉米糊糊的味道飘过来。

“妈，我回来了。”

我妈手里的勺子差点掉了，她转过身来，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两秒钟，然后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抓着我的胳膊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大勇？真是你？你不是说不回来过年吗？这咋突然……”

“部队批了探亲假，我就回来了。”我说，“妈，我带了个朋友回来。”

我妈这才注意到我身后的苏晚，眼神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那是一种混合了惊讶、好奇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意味的神情。她打量了苏晚几秒钟，然后赶紧堆上笑脸：“哎呀，姑娘你进来进来，外面冷，快进来。”

苏晚局促地点了点头，跟着我妈进了屋。我妈先让她在灶台边坐下，又去倒了一碗热水递给她：“姑娘你冻坏了吧，快喝口水暖暖。”

苏晚接过碗，喝了一口，嘴唇哆嗦着说：“谢谢阿姨。”

我妈又去看锅里糊糊，加了几瓢水，又往里磕了两个鸡蛋。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暖，三年了，家里的样子没怎么变，还是那几间土坯房，院子里的枣树还是那棵枣树，我妈的头发倒是白了不少。

吃饭的时候，我妈把两个鸡蛋都捞到了苏晚碗里，苏晚推辞了一下，我妈非要给她，她就红着眼圈吃了。我简单说了一下车站的事儿，我妈听完，脸色变了，拍着大腿说：“现在的坏人怎么这么多？大白天就敢在车站抢人？姑娘你别怕，你就住这儿，想住几天住几天！”

苏晚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掉进了碗里。

晚上我妈把苏晚安排在了我妹妹以前的房间，我妹妹赵小兰嫁到邻村去了，那间屋一直空着。我的房间还在原来那间，床上的被子我妈前几天刚晒过，闻起来有股阳光的味道。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窗外的风呼呼地吹，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苏晚在车站被拉扯的画面，一会儿又想到我爸。我爸三年前去世的，那时候我刚入伍不到半年，家里没告诉我，怕我在部队分心。等我第二年探亲回来，才知道我爸已经走了快一年了。这事我一直憋在心里，谁都没说，但这根刺扎得很深。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我推门出去，看见苏晚蹲在井边帮我妈洗衣服，手冻得通红，洗得很认真。我妈在旁边说什么“不用不用”，但也没真拦着。

我看了一眼，回屋拿了钱，然后去灶台边找了张纸，把我妈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写了下来——虽然我妈不识字，但万一有什么事，别人可以帮她看。

“走吧，我送你去车站。”

苏晚站起来，把手在棉袄上擦干，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我：“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我在省城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二。赵大哥，你的地址也给我一个，我来了一定还你的钱。”

我摆了摆手：“不用还，就一百块钱的事儿。”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突然想到，我总共就那两千块钱，昨晚雇三轮花了五块，给了苏晚一百买车票，还剩下多少来着？我在心里算了一下，还剩一千八百九十五——不对，昨晚我妈好像说家里的盐没了，让我今天去买，那又得花几块。但这些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我很快就把它们压了下去。

苏晚却很坚持，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赵大哥，你一定要给我你的地址，不然我心里过不去。”

我说不过我，就让我妈找了一张烟盒纸，撕了一块，把我所在部队的代号写给了她。她接过去折好，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棉袄最里面的口袋里。

去车站的路上，还是坐三轮车。清晨的风比昨晚还冷，苏晚可能冻得受不了，身体直往我这边缩，我脱了自己的军大衣给她披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

到了车站，我帮她买了去省城的票，那会儿车票不贵，但也要三十多块。我把剩下的六十多块零钱塞给她：“路上买点吃的。”

她不要，推了好几回，最后我硬塞进了她的棉袄口袋。车来了，她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眼眶红红的：“赵大哥，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说：“行，到了给我打个电话，村里大队部的电话你记一个，就说找赵大勇的妈，让人喊我一声就行。”

车开了，她还在窗户里朝我挥手，手抬得很高，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看着她远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空了一块，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我自己骂跑了，人家是个大学生，我算个什么东西？连高中都没读完就辍学当兵了，也就认得几个字，不在一个层次。

三轮车又把我颠回了刘家沟，生活还是那个生活，该下地下地，该喂鸡喂鸡。我妈问起苏晚的事儿，我就说送走了，别的没多说。

我妈看着我的表情，叹了口气：“那姑娘是个好姑娘。”

“我知道。”我说。

“你心里有数就行。”我妈说完，也没再多问。

那几天我在家里翻修了东屋的屋顶，又帮邻居二叔家砍了两车柴，每天累得倒头就睡。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苏晚的脸，想起她在车窗里挥手的模样。这种念头让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人家是大学生，将来是要当老师或者坐办公室的，我一个小兵，退伍回来可能去工地搬砖，实在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十天后，苏晚真的来了。

三

那天是大年二十八，村里已经开始贴对联了，我正在院子里扫雪，大队部的老李头气喘吁吁地跑来：“大勇！电话！找你的！省城打来的！”

我扔下扫帚就跑。跑到大队部，拿起电话，那头传来苏晚的声音，清脆得像冬天里的铜铃：“赵大哥，是我，苏晚。我已经到家了，之前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村里电话坏了，昨天才修好。谢谢你那天帮我，钱我寄给你了，你收到了吗？”

“寄了？”我一愣，随即想起来，前几天村里确实有邮递员来过，但我不记得领过什么东西。

“年前从邮政局汇的，一百七十块，一月的，应该到了呀。”苏晚的声音里有点着急。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百七十块，不是我帮她垫的一百，而是多出来了七十。这说明她不但还了钱，还多给了我七十块的路费和饭费。这个姑娘，心眼也太实在了。

“汇款单还没收到，”我说，“等收到了我去镇上邮局取。苏晚，你多寄了七十多块钱，这不行，回头我把那七十给你寄回去。”

“不要不要！”苏晚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赵大哥，你帮了我那么大忙，还让我在你家吃了一顿饭，住了一晚，你给我买的军大衣我也穿走了——对了，军大衣我过完年给你寄回去。”

“不用寄——”

“一定要寄。”她很坚决，“还有，赵大哥，我爸妈想请你来我家过元宵节，我家在省城边上，骑马山那边，你到时候坐车到省城汽车站，我去接你。”

我握着电话，愣住了。去她家过元宵节？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快，不对，我和她之间哪有什么进展，我们认识还不到一个月，就见过一面，她怎么就邀请我去她家了？

“苏晚，这个……不太合适吧？”我说，“我和你又不熟，去了不是添麻烦吗？”

“不麻烦不麻烦，”苏晚说得很急，“我爸妈就是想当面谢谢你，要不是你，我那天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赵大哥，你一定要来，你要是不来，我心里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她的语气很真诚，真诚到我不好意思拒绝。我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说：“那我看看吧，如果部队那边不急着回去，我就去。”

“太好了！”苏晚的声音里透着掩饰不住的欢喜，那种欢喜透过电话线传过来，让我心里那个空着的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

挂了电话，我站在大队部门口，风吹得脸生疼，但我不觉得冷。老李头在旁边抽烟，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说：“大勇啊，是不是有对象了？”

“没有没有，”我连忙摆手，“就是那天车站帮忙的一个姑娘。”

老李头嘿嘿笑了两声，没再说话。

那笔汇款我后来收到了，一百七十块钱整。我去镇上邮局取钱的时候，邮局的人问我：“谁给你寄的？”我说：“一个朋友。”那个人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过完年，大年初二我就回了部队。部队的生活枯燥而规律，每天就是训练、学习、站岗、吃饭、睡觉，日复一日。但正月十五越来越近，我心里也越来越不踏实。那几天苏晚又打了一次电话到我所在部队的传达室，问我能不能来，我说能来，她高兴得在电话那头直叫。

我请了三天假，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省城。苏晚在车站接我，看见我从车上下来，远远地就朝我跑过来，跑到跟前却又站住了，脸涨得通红，像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她那天穿着一件枣红色的大衣，头发扎成了一个马尾辫，脸上带着笑，眼睛亮晶晶的。和我第一次在车站见到她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鸟，现在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光彩。

“赵大哥，”她终于开口了，“你来了。”

“嗯，来了。”我说。

“路上累不累？”

“不累，当兵的哪能说累。”

她笑了笑，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像是在试探什么，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走吧，我爸妈在家等着呢，他们做了好多菜。”

苏晚家住在省城东边的骑马山，那一片算是城乡结合部，她爸妈在纺织厂上班，住的是一栋老式居民楼，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她爸苏长河看起来四十多岁，身板硬朗，话不多，但眼神很锐利，看我的时候像是在审视什么。她妈王秀兰是个热情爽利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就是赵大勇？来来来，快坐下，路上冷不冷？喝口热水暖暖。”

饭桌上摆了一桌子菜，有鸡有鱼有肉，丰盛得不像平时的家常饭。我注意到苏晚坐在我对面，时不时偷偷看我一眼，每次我目光扫过去，她就赶紧低下头，耳朵尖红红的。

吃饭的时候，苏长河给我倒了一杯白酒，端起来说：“赵大勇，我敬你一杯。我家晚晚那天要不是遇上你，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是她爸，这个恩情我一定要还。”

我连忙站起来，把酒杯端得比他的低：“叔叔您别这么说，举手之劳，谁碰上了都会帮忙的。”

苏长河看着我端杯的手法，不动声色地说：“你当兵几年了？”

“第三年了。”

“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还凑合吧，”我说，“立过两个嘉奖，去年光荣加入了党组织，现在在连队当了个班长。”

苏长河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端起杯子一饮而尽。我也跟着喝干了。

王秀兰在旁边夹菜，嘴里念叨着：“吃菜吃菜，大勇你多吃点，看你瘦的，部队伙食是不是不好？”

“挺好的阿姨，”我说，“就是训练量大，不怎么长肉。”

“那可不行，年轻人要多吃。”王秀兰又给我夹了一筷子红烧肉，那热情让人招架不住。

吃完饭，苏晚帮我收拾碗筷，她妈把她拉到厨房，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苏长河坐在我对面，点了一根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赵大勇，你是农村的吧？”

“是，鲁西南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个妈，我爸三年前去世了。”

苏长河又吸了一口烟，烟雾遮住了他的表情：“你以后什么打算？退伍之后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说实话，我确实没想好以后干什么。我家就那几亩地，我妈身体也不太好，退伍回去我大概率会在县城找个活干，工地搬砖、看大门、开出租车，什么能挣钱干什么。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不是觉得丢人，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对苏长河说。

“先当好兵再说，”我最后说，“退伍以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

苏长河没再问了，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行，年轻人踏实点好。”

我在苏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本来打算走的，但王秀兰非要留我再吃顿饭，说“来都来了怎么也得吃顿早饭再走”。我拗不过，就留下来吃了早饭。吃完早饭，苏晚送我去汽车站，路上两个人走得很慢，谁都不说话。路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阳光打在地面上，有一种冬天里难得的暖意。

快到车站的时候，苏晚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种我读不懂的情绪：“赵大哥，你以后还会来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好半天才说：“如果部队还有假的话。”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上次帮你买军大衣的七十块钱，你说不要，但是我觉得……应该还给你。”

我愣了一下，没有接：“我说了不用。”

“那你把我的军大衣还给我。”她抬起头看着我，眼圈有点发红。

“你不是说寄回——”

“我不寄了。”她打断我，声音低下去，“赵大哥，你帮了我，但是你不要我的钱，我欠你的就还不了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什么。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很快，快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而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兵。

“苏晚，”我说，“你是不是——”

“没有，”她连忙说，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就是想谢谢你。真的，就是谢谢你。”

她说“真的”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七十块钱从她手里接过来：“好，那我收下。”

她笑了，笑得很明亮，然后转身走进了车站。我跟在后面，买了票，上了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我看她还站在候车室外面，朝我挥手，还是和上次一样用尽了全身力气。

车子开出去很远，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圆点，融进了省城灰蒙蒙的天际线里。

四

回到部队以后，苏晚开始给我写信。第一封信是一封很正式的信，抬头写的是“赵大勇同志”，内容也很客气，讲了她在学校的情况，说她上学期考了班级第三名，说她们学校图书馆很大，说她加入了学校的话剧社。信的末尾写了“祝好”两个字，规规矩矩的。

我看了信，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就给她回了一封信。我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我写得很认真，把我在部队的训练和生活都写了一遍，最后也写了“祝好”两个字。

没想到她收到信以后，第二封信就写得亲热多了，抬头变成了“大勇哥”，信的内容也更多、更细，写学校里的趣事，写她室友谈恋爱结果被骗了八百块钱的事，写她妈妈做的红烧肉味道，最后还画了一个笑脸。

我不得不承认，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就像在枯燥的沙漠里忽然看见了绿洲。我把她的信放在枕头底下，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看，有时候一看就是十几遍。

就这样通了半年的信，到那年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微妙了。她的信里开始出现一些让人心跳加速的话，比如“大勇哥，我今天在学校里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教官，觉得还不如你好看”，或者“我最近在学习，就想到你之前说过的那句话，觉得自己好像又靠近你了一些”。我不确定这些算不算暗示，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在越来越近。

那年八月，我请了第二次探亲假。这次我没有先回刘家沟，而是直接买了去省城的票。我没告诉苏晚我要来，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坐了一夜的硬座，到省城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背着行包走出车站，深吸了一口省城灰扑扑的空气，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骑马山的地址。

出租车开了四十分钟，我在苏晚家楼下下了车。那会儿才早上七点多，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门。

开门的是王秀兰，她看见我站在门口，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一把把我拽进屋里：“大勇？你怎么来了？晚晚她不知道你来吧？”

“想给她一个惊喜，”我挠了挠头，“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打扰什么呀，快进来快进来，你吃早饭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

王秀兰把我让进屋里，转身就去厨房忙活了。苏晚还没起床，我坐在客厅里，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一声惊呼，接着是拖鞋在地板上急促的脚步声。

苏晚从卧室里冲出来，头发还披散着，穿着睡衣，看见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但她忍住了，笑着说：“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想惊喜一下嘛。”我说。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转身跑回了卧室，关上了门。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穿戴整齐地出来了，头发扎好了，脸上还扑了粉，看起来精心打扮过。

王秀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笑容意味深长。

那几天我在苏晚家住着，每天陪她去菜市场买菜，帮她妈做饭洗碗，陪她爸下棋聊天。苏长河还是话不多，但看我的眼神明显比以前温和了，偶尔还会主动给我倒杯酒。有一天晚上，我和苏长河坐在阳台上乘凉，他忽然对我说：“大勇，你是个踏实的人，我看得出来。”

“谢谢叔叔。”我说。

“晚晚这孩子，心气高，一般的男孩她看不上，”苏长河顿了一下，“但她对你……我和她妈都看得出来。”

我的心跳得很快，但我忍住没有追问。苏长河也没有再说下去，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当兵的人，说话一是一、二是二，你要也得要，你不要也得要，反正你自己想清楚。”

那天晚上我躺在苏晚家客厅的折叠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苏长河的话。我承认我喜欢苏晚，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配得上她。我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兵，她是个大学生，将来的前途比我光明一万倍。我不怕吃苦，但我害怕我耽误了她。

可是每次我看向苏晚的时候，那种恐惧就会被另一种情感压下去，一种更强大的、不讲道理的情感，它告诉我：你应该和她在一起，不管以后会面对什么。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和苏晚在楼下的小公园里散步。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平行线，偶尔交错在一起。九月的晚风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

“大勇哥，”苏晚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说。”我的心跳加速了。

她低着头，踢了一脚地上的小石子，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然后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但嘴角是笑着的：“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

夜风很轻，但在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蝉鸣、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楼下大爷收音机里的京剧，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她的话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回响。

“你不怕……”我的声音有点哑，“你不怕我耽误你吗？”

“你耽误我什么了？”她的眼睛很亮，“你救了我，你对我好，你在那么冷的天里把自己的大衣脱给我穿。大勇哥，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看着她，胸口有什么东西裂开了，是一种暖融融的、带着疼痛的感觉。我伸手，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在我手心里，慢慢暖了过来。

“苏晚，”我说，“我知道我不够好，但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当兵的说话算话。”

她靠过来，把头抵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们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站了很久，谁都不愿意先离开。最后是我先松开了手，因为我得赶最后一班车回部队，第二天一早还有训练。

她站在路边送我上车，车开了，我回头看，她还在那儿站着，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一根线，连着我的心。

五

我承认，和苏晚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她每个月给我写三四封信，每一封都写得很长，密密麻麻好几页纸，写她学校的事，写她室友的八卦，写她想我了。我给她回信，写部队的生活，写我手下的兵，写我也在想她。

九六年她大三那年暑假，她来部队看我。我提前和连队领导汇报了，说一个认识的姑娘要来，想看能不能安排住招待所。连长是个快四十岁的老兵，听完我的汇报以后，笑得很促狭：“你小子行啊，人家姑娘大老远跑来看你，你就让人家住招待所？”

“那不然呢？”

“你自己想办法。”连长拍了我一下肩膀，走了。

苏晚到的那天，我去车站接她。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像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人。部队驻地在山沟里，进出的路很难走，苏晚穿的高跟鞋踩在石子路上，走得摇摇晃晃的，我让她扶着我的胳膊，她不肯，非要自己走，走了没几步就把鞋脱了，赤着脚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笑，说“这石子还挺硌脚”。

我带她在营地周围转了一圈，让炊事班的老班长开了小灶，炒了几个菜。吃饭的时候，她就坐在我对面，笑得眼睛弯弯的，那种笑容让我觉得所有训练时的苦和累都值得了。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理由，在连长家蹭了一顿饭，把苏晚也带去了。连长媳妇是个爽快人，当着连长和我的面，对苏晚说：“姑娘你看着就是个聪明的，赵大勇这小子有福气。”苏晚被说得脸红红的，但没有否认。

苏晚待了两天就走了。走之前，她和我在营地后面的山坡上坐了很久，看着远处的山，谁都不说话。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和那天在省城的小公园里一样。

“大勇哥，”她忽然说，“我明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我要当老师，我想到你们老家那边去教书。”

我一愣：“为什么？”

“因为那边离你近啊。”她说得很自然，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苏晚，”我说，“你这是认真的吗？你是省城师范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省城当老师不好吗？这边工资高，条件好，你去我们老家那边……”

“那边怎么了？”她转过头看我，“那边是你家，也是你妈住的地方，我想离你近一点，这有问题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喉咙又堵了。这个姑娘，她怎么就这么倔呢？明明是条平坦的大路不走，非要往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走。

“苏晚，你要考虑清楚，这不是小事。”

“我想得很清楚，”她的眼睛很认真，“从那天在车站你拉着我的时候，我就想得很清楚了。”

我闭上眼睛，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闻到她身上的肥皂香味。那时候我想，我赵大勇何德何能，能遇上这样的姑娘。

九七年，苏晚大学毕业了。她真的没有留在省城，而是通过支教的政策，被分配到了我们县的一所乡镇中学当语文老师。我退伍也在那一年，比我原计划提前了，因为那年部队有裁军的名额，我报了名。连队领导找我谈话，说你这水平放回去可惜了，再干几年也许能转个志愿兵。我说不用了，家里有老有小，得回去照顾。

我说的“小”，是指苏晚。

我退伍回到刘家沟的那天，苏晚已经在镇上中学报到两个多月了。我在家里安顿好，第二天就骑着我妈那辆二八大杠，骑了十几里路到了镇上中学。那时候正赶上放学，我在校门口等着，看见她夹着一摞教案本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头发盘了起来，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有了几分老师的样子。

她看见我，愣住了，教案本从手里滑了下去，散了一地。她没有去捡，而是直接跑了过来，跑进我怀里，抱住我的脖子，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一声不吭。

周围的学生和老师都在看，我有点不好意思，拍了拍她的背：“好了好了，这么多人呢。”

“我不怕，”她闷声说，声音里带着哭腔，“让她们看去。”

这就是苏晚，看起来文文静静的，骨子里比谁都倔。

我和苏晚的婚事，双方家长都没什么意见。我妈这边当然没意见，她觉得能娶一个大学生儿媳妇，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苏晚的父母那边，王秀兰是完全支持的，苏长河也没有反对，但有一次喝多了酒，对我说了一句话：“大勇，我女儿嫁给你，是她自己的选择，我和你阿姨尊重她。但你记住，她为了你放弃了省城的工作，到一个穷乡僻壤去当老师，这份情，你得用一辈子来还。”

我说：“叔叔你放心，我会的。”

苏长河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欣慰，也有担忧。我当时以为他担心的只是我没钱没房没车，以后日子不好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担心的不止这些。

九七年秋天，我和苏晚在刘家沟办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没有婚纱照，没有婚车队，没有酒店宴席，就是在村口的操场上搭了个棚子，请全村人吃了顿大锅饭。苏晚穿着她妈从省城买的一件红色连衣裙，头上别了几朵花店买的绢花，笑得眼睛弯弯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

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大勇有本事，娶了个省城的大学生！”村里人也跟着夸，说赵家祖坟冒青烟了。这些话虽然是好话，但传到苏晚耳朵里，多少有点刺耳。但她从来不在我面前说什么，每天起早贪黑地去镇中学上课，放学回来还要帮我妈做饭洗衣。我妈身体不好，有老胃病，苏晚就变着法儿地给她做软和好消化的饭食，有时候还在镇上买些营养品带回来。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在家里种了两年地，后来在县城找了一份工作，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挣十八块钱。苏晚的工资也不高，一个月三百多块，两个人加在一起，勉强够花。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我们感情很好，从来不为钱的事吵架。

九九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叫赵念晚。这个名字是苏晚取的，说“念晚”就是想念晚晚的意思。我说这名字太文绉绉了，村里人叫不惯。苏晚说管他们叫不叫得惯，我女儿的名字我做主。最后就定了这个名字。

有了孩子以后，经济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奶粉要钱，尿布要钱，孩子看病要钱，什么都离不开钱。我一天十八块钱的工钱根本不够用，苏晚的工资也发得不及时，有时候拖两三个月都不见影子。那段时间我们过得很难，苏晚的脸色越来越差，但她从来不跟我说这些，每天该上班上班，该带孩子带孩子，忙得脚不沾地。

九九年底，镇上的建筑队接了个大工程，我从小工干到技工，工钱涨到了三十块一天。我高兴坏了，觉得日子终于有盼头了。谁知道好景不长，两千年开春，工程队老板卷款跑了，我们三个月的工钱一分没拿到。那天我蹲在工地上，看着一堆没建完的烂尾楼，抽了半包烟，心里堵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苏晚正在灯下给女儿织毛衣，看见我脸色不好，放下手里的针线走过来问：“怎么了？”

我把事情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事，钱没了再挣，人没事就行。”

“三个月的工钱啊，”我咬着牙说，“我天天从早干到晚，一天没落下，他卷款跑了？那狗日的不得好死。”

苏晚没说话，她走过来站在我身后，把我低下去的头轻轻扳到她的肩膀上。她的肩膀很窄，但靠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委屈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就是在那段最难的日子里，苏晚提出来，说想让她弟弟苏明过来住一阵子。

苏明是苏晚的弟弟，比我俩小三岁，在家排行老二，从小被父母惯得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在省城读了个大专，学的市场营销，毕业后换了五六份工作，没一个干超过三个月的。不是嫌工资低就是嫌老板不好，要不然就是嫌同事太蠢。他的口头禅是“这破工作配不上我的才华”，但谁也不知道他的才华到底在哪。

以前我对苏明的印象就是个有点娇生惯养的城里小伙子，嘴皮子溜，但人不坏。他来刘家沟之后，我才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人。

六

苏明是两千年初夏来的。他从省城倒了两趟长途车，扛着一个大行李箱，穿得光鲜亮丽，头发打了摩丝，一进村就把那些土狗吓得直叫唤。

我骑摩托车去镇上接的他，他一上车就皱眉头：“姐夫，你这摩托车也太破了，屁股底下硌得慌。”

“将就坐吧，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

“你这路也不好，”他一边被颠得上下起伏，一边嘟囔，“县道都这么烂的吗？这要是在省城……”

“省城好你怎么不在省城待着？”我嘴上不饶人，但语气是开玩笑的。

他瘪了瘪嘴，没接话。

到了家，苏晚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弟弟来了，笑着迎上去：“明子，来了？路上累不累？”

“还行吧，”苏明把行李箱往地上一放，四处打量了一圈，眼神里那种嫌弃藏都藏不住，“姐，你们就住这儿？”

苏晚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她很快又笑了：“农村都这样，住一阵你就习惯了。大勇，帮明子把孩子那间屋收拾一下，让他先住下。”

我没说什么，转身去收拾屋子。说实在的，苏明那话让我不太舒服，但我想他是城里长大的，没见过农村什么样，不习惯也正常，住一阵子适应了就好。

最初的几天，苏明确实表现得很积极。他说他想在村里搞点事情做，问我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下镇上的人，看看有什么项目可以搞。我虽然觉得他说的“项目”两个字有点大，但见他有心干点正事，还是很高兴的。我带他去见了镇上招商办的一个干部，又给他介绍了村里几个搞养殖的能人，让他自己了解情况。

苏明跑了两天，回来以后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变得热络了很多，开始有事没事找我聊天，问我在部队的事，问我退伍以后怎么打算的，问我觉得村里什么人靠谱、什么人不能深交。我那时候觉得这小伙子挺上进的，虽然嘴上油滑了点，但心眼不坏，毕竟是苏晚的弟弟，是一家人。

但我忽略了一个人——苏晚。那阵子苏晚不太对劲，经常一个人发呆，我问她怎么了，她总说没事。有几次我晚上起来上厕所，看见她房间的灯还亮着，隐隐约约听到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我没多想，以为是学校的事。乡镇中学的老师事情多，经常晚上还要和家长沟通，这很正常。

直到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天下午我妈从镇上赶集回来，脸色不太好看，把篮子往灶台上一放，看着我欲言又止。

“妈，怎么了？”我问。

我妈犹豫了一下，说：“大勇，我在集上碰到你二婶了，她说……她说前两天在镇上看见你媳妇和一个男的在饭馆吃饭，那男的还请她喝的汽水。”

我愣了一下：“什么男的？”

“你二婶不认识，说是穿得挺体面的，像是个干部。”

“那可能是学校同事，一起吃个工作餐。”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但那眼神里分明写着“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当时确实没当回事，苏晚在镇上教书，和同事吃饭太正常了。但我妈那句话像颗种子，埋在了我的脑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芽。

发芽的那天来得比我预想的要快。

那是两千年的夏天，七月中旬，天气热得像蒸笼。我在地里浇玉米，裤腿挽到膝盖以上，赤着脚踩在泥水里，身上的汗像下雨一样往下淌。苏明在我旁边帮忙，干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嚷嚷着受不了，跑树荫底下抽烟去了。

我一直干到中午，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皮，才收拾东西回了家。到家的时候，苏晚还没有回来，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电风扇嗡嗡地转。我洗了把脸，正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苏明从外面回来了，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往我面前一放：“姐夫，喝一个。”

“不喝了，下午还下地。”我说。

“你这人，干起活来不要命，”苏明给自己开了一瓶，仰头灌了一大口，“姐夫，我问你点事。”

“说。”

他看着我的眼睛，表情忽然认真起来：“你和我姐……你们的关系，没什么问题吧？”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什么问题？”

“就是……”他斟酌了一下措辞，“我姐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她不想教书了？”

“没有，她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会不想教？”

“哦，那就行。”苏明又喝了一口酒，明显没把话说完。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把毛巾往桌上一甩，直视着他。

苏明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姐夫，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但你是自家人，我不说你迟早也会知道。我姐他们学校有个男的，叫林志远，好像是镇教育办的副主任，对我姐……挺殷勤的。”

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紧的拳头出卖了我。

“我前两天去镇上，在饭馆里碰见的，”苏明说，“我姐和林志远坐在一块吃饭，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我就没过去打招呼，怕尴尬。”

“一起吃饭怎么了？”我说，“同事之间吃个饭，很平常。”

“吃完了那男的还开车送我姐回来的，”苏明看了我一眼，“送回学校的。我姐住学校宿舍那几天，那男的经常去接她。”

“你姐住学校宿舍的时候，我在家带孩子，她知道我在家，所以住在学校方便一些，”我说，“你别想多了。”

“行，是我多想了吧。”苏明举起啤酒瓶，跟我碰了一下，“姐夫人好，我姐知道珍惜。”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当时以为是善意的调侃，现在回想起来，那笑容里藏着别的东西，一种我那时候完全看不懂的东西。

那天晚上苏晚回来得很晚，快九点了才到家。她穿着一件碎花裙子，头发披散着，脸上还化了淡妆。这在平时是不常见的，她一般上课的时候都素面朝天，说化不化妆都一个样，学生还嫌你花花绿绿的。

“怎么回来这么晚？”我问。

“学校开会，”她说，“期末总结会，开了一下午，完了又一起吃了顿饭。”

“和谁吃的？”

“就学校几个领导，还有教育办的人，”她随口答道，“林主任也去了，就是教育办的林志远副主任，人挺不错的，还请我们吃了顿饭。”

林志远。这是这个名字第一次在我家里出现。

“男的还是女的？”我问。

苏晚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男的，怎么啦？”

“没什么，”我说，“就是问问。”

苏晚没再说话，去洗了澡就回屋睡了。我躺在凉席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苏明说的那些话。我知道我不该乱想，苏晚不是那种人，但心里的那根刺已经扎进去了，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七

两千年底，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苏晚的生活轨迹，也让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身边这个女人，是不是我所以为的那个人。

那年十一月，镇上要搞一个教育信息化项目，上面拨了一笔专项资金，要在镇中学建一个电教室，买三十台电脑，还要铺设网络。项目不大，但因为涉及财政拨款，就成了镇上的香饽饽。几家做电脑生意的公司闻风而动，通过各种关系来搭线。

苏明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件事，找到我，说：“姐夫，这个项目你能不能帮我牵个线？我手里有个朋友，做电脑这块很有经验，想竞标这个项目。”

“你朋友做什么的？”我问。

“省城一个公司，叫启航科技，专门做教育信息化的，业务很规范。”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

“以前在省城上班的时候认识的，关系一直不错。”苏明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自然，但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在省城根本没有上过正经的班，更谈不上认识什么正经的公司的正经人。

我当时没有怀疑他。他是苏晚的亲弟弟，我凭什么怀疑他？而且他来了小半年了，一直在试着找事情做，我也希望他能做出点名堂来，哪怕挣不了大钱，能安顿下来也是好事。

“我怎么帮你？”我问。

“我听说教育办的林主任在这件事上能说得上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姐帮忙打个招呼，了解一下情况？”

“让你姐打招呼？”

“对啊，我姐不是和林主任挺熟的嘛，吃顿饭的事。”

我看着苏明的脸，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轻描淡写了，好像让苏晚去找林志远是一条很自然的路径。但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我太敏感了，人家就是姐弟之间正常的沟通，没什么大不了的。

犹豫了半天，我还是跟苏晚提了这件事。苏晚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明子让你跟我说的？”

“嗯。”

“他那个朋友，靠谱吗？”

“他说靠谱的。”

苏晚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行，我找个机会跟林主任说说，了解一下情况。但大勇，你要跟明子说清楚，这只是了解情况，别的我们不能帮他做，不能做违规的事。”

“我晓得。”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卡车，朝着我完全控制不了的方向一路狂奔。

苏晚找林志远了解了项目的情况，林志远很热情地接待了她，详细介绍了招标的流程和要求。苏晚把这个信息转给了苏明，苏明说他朋友那边都符合条件，会正常参加竞标。

然后，启航科技中标了。

这件事让我心里不太踏实，但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我专门问了苏晚，启航科技中标的程序是不是正规的，苏晚说应该是正规的，林主任跟她保证了，完全按照规定流程来的。

我想，既然林志远都说没问题了，应该就没问题吧。人家是镇教育办的领导，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出纰漏，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但我错了。

项目启动后大概两个月，镇上突然来了调查组。起因是有人举报，说镇中学的电教室项目存在围标串标的问题，中标公司不具备相应资质，是通过不正常手段获取的中标资格。

调查组在镇上查了三天。三天后，林志远被停职了。

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劈柴，苏明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来，脸色煞白：“姐夫，出事了！”

“什么事？”

“林志远被停了！调查组说他和启航科技有利益输送，有人在举报信里提到我姐了，说我姐是中间人！”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斧头差点砸到自己的脚。

“你说什么？”

“调查组查到启航科技的法人代表，是我一个所谓的朋友，但其实……其实那家公司是他的名义，下面的人还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但举报信里说我姐从中……从中拿了回扣……”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苏明，你跟我说实话，你那个启航科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那个朋友到底是不是靠谱的人？”

苏明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姐夫，我骗了你，启航科技不是什么省城的大公司，就是一个朋友注册的空壳公司，他之前跟我说能拿下镇上这个项目，让我帮忙找关系，事成之后分我三万块钱……我不知道会出这种事，我真的不知道……”

我手里的斧头掉在了地上，砸在我脚面上，但我感觉不到疼。我盯着苏明，这个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男人，觉得他像一个陌生人。

“你姐知道吗？”我问。

“她……她不知道公司是空壳的，”苏明结结巴巴地说，“她以为就是正常的公司，真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帮我问了林志远项目的情况……”

“那你姐有没有拿回扣？”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绝对没有，她的钱我一分没动过……”

我闭上了眼睛。太阳穴突突地跳，脑子里像有一百只苍蝇在嗡嗡叫。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弯腰把斧头捡起来，放在柴堆上。

“苏明，你现在给我听清楚，”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去找那个什么朋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搞清楚，所有细节，一分一毫都不能漏。然后我去镇上，去找调查组，把情况说清楚。你姐要是被你害了，你苏明这辈子别想进我赵家的门。”

苏明哆嗦着点头，爬起来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苏晚回来得很晚，她进门的时候眼睛红肿，明显哭过。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大勇，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明子那个朋友是那样的……”

我看着她，心里又酸又疼。我想骂她，问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和林志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问她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不更谨慎一些。但我看着她的眼泪，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嗓子眼里。

“你和我，去镇上，”我说，“明天一早就去。把事情说清楚。”

她点了点头，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第二天一早，我和苏晚去了镇上，主动找到了调查组。我把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说明，苏明后来也来了，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启航科技的所有情况都交代了。调查组经过核实，确认苏晚确实没有参与任何利益输送，她只是帮弟弟了解了一下项目情况，属于不知情的过失，没有构成违纪违法。

但林志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调查组查实，他虽然在启航科技中标的过程中没有直接收受好处，但确实在资格审查环节存在失职，没有认真核查投标公司的资质。他被给予了行政警告处分，调离了教育办，被安排到了另一个闲职上。

这件事在镇上闹得沸沸扬扬，风言风语传遍了每一个角落。有人说苏晚和林志远有不正当关系，苏晚通过林志远帮弟弟的公司拿项目，拿了回扣；有人说苏晚嫁了农村人，心里不平衡，在外面找补；有人说得更难听，甚至牵扯到了我和苏晚的女儿，说那孩子指不定是谁的。

这些风言风语，我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但我选择不相信。我相信苏晚不是那种人，我相信我们这几年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相信那个在车站被我救下的女孩、那个为了我放弃省城工作来这里教书的姑娘，不会背叛我。

但我妈不信。或者说，她信了那些风言风语。

八

事情发生后，我妈对苏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她虽然嘴上偶尔会说苏晚几句，但那都是婆媳之间正常的磕碰，不伤和气。但这次不一样了，她开始当着苏晚的面说难听的话。

“有些人啊，嫁到我们赵家来，不是安心过日子的，是来搞事的。”

“当老师就当老师，跟什么主任吃吃喝喝的，像什么话？丢人不丢人？”

“大勇，你也是没出息，自己的媳妇看不住，让外面的野男人钻了空子。”

这些话，我妈说的时候苏晚就在场。苏晚的脸色白得像纸，但她不吭声，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听着。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跟我妈说：“妈，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苏晚已经跟调查组说清楚了，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调查组调查组，”我妈冷笑了一声，“调查组知道什么？调查组能钻到你媳妇心里去看看她到底想什么？大勇啊大勇，你这人就是太好骗了，人家说什么你都信。”

我看着我妈，又看看苏晚，夹在中间，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苏晚那段时间瘦了很多，她本来就不胖，现在更是瘦得脱了相。每天天不亮就去学校，晚上回来倒头就睡，也不跟我说话，也不跟孩子玩了。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因为我自己心里也有一道坎过不去。

那就是林志远。

我反复告诉自己，苏晚和林志远之间没有事，但从苏晚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他请我吃过几次饭”，“他开车送我回过学校”——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脑子里，让我翻来覆去地想着同一个问题：苏晚，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请你吃饭？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开车送你？

有一天晚上，我忍不住了。苏晚洗完澡出来，坐在梳妆台前擦头发，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问了一句：“苏晚，你和林志远，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的动作停了。她慢慢地放下毛巾，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雾。

“你觉得是什么关系？”她反问。

“我问你。”

“你是在问我，还是在质问我？”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被丈夫怀疑的妻子。

“我谁都没问，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苏晚看着我，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样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声音也不抖，一字一句地说：“赵大勇，我跟了你五年，从大二那年在车站认识你，到现在给你生了个闺女，五年了。这五年我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吗？”

“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单独吃饭？”我问。

“因为他是领导，因为学校里有些事情需要他支持，因为我是语文组的组长，有些事情我需要去沟通。这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过你了，”苏晚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我说过学校开会，一起吃饭，我说过林主任请客。我说了，你没当回事，怪我没说清楚？”

我沉默了。她说的是事实，她确实提过，只是我没有追问，我选择了信任。但现在我质疑了，我问出了那句话，这件事就已经不一样了。

信任就像一张白纸，皱了就再也抚不平了。

那晚我们没有再说话，我睡在了客厅的折叠床上，我听到苏晚在房间里哭，哭声压得很低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我躺在折叠床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地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苏晚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赵念晚回了省城。

她走的时候没有跟我说，只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我需要静一静。”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张纸条，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

后来的几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我隔三差五给苏晚打电话，有时候她接，有时候不接。接的时候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然后就挂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知道。我问她还在不在学校教书，她说请了长假。我问她是不是要跟我离婚，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赵大勇，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她叫我“赵大勇”，不是“大勇”，也不是“大勇哥”。

这个称呼的变化，像一把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

两千零一年春天，我做了个决定。我把女儿安顿在我妈那里，买了张去省城的车票，去找苏晚。我要当面把话说清楚，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要一个答案。

苏晚住在骑马山她爸妈家，我到的时候是下午，王秀兰开的门，看见我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侧身让我进去了。

苏晚坐在阳台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我一眼就看出她根本没在看。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方向，但什么都没有聚焦。

“苏晚。”我叫她。

她转过身来，看见我，眼睛里有一瞬间的光亮，但那光亮很快就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疲惫的平静。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回家。”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大勇，你先坐下吧。”

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的脸。几个月不见，她又瘦了，眼窝深深的，颧骨都凸了出来，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你瘦了。”我说。

“没事，就是最近累。”

“是被我气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大勇，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我握紧了拳头：“你说什么？”

“你想想看，”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树叶，“你是农村的，我是省城的，你是初中毕业，我读过大学，你的世界里是种地、打工、盖房子，我的世界里是教书、读书、跟人打交道。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天你不救我，我们就不会有交集，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也许都比现在好。”

我盯着她，胸口像被人狠狠捅了一刀，疼得我喘不过气来：“苏晚，你跟我说这些，是因为你觉得我不配你？还是因为你觉得那天我不该救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我站起来，声音在发抖，“苏晚，我救你那天，我从没想过以后要你嫁给我，我更没想过用这件事来绑架你一辈子。是你说你喜欢我，是你说要来我们这里教书，是你自愿嫁给我的。你现在跟我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当初呢？当初你为什么不说？”

苏晚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地哭。

王秀兰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个场面，叹了口气，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大勇，你坐下来，坐下来说话。晚晚她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心里乱，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我看着苏晚哭得稀里哗啦的样子，心里的气消了一大半，但那种被剜了一刀的感觉还在。

“苏晚，”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我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回去？”

她抬起头，哭红的眼睛看着我，嘴唇颤抖着，好一会儿，她点了点头。

那一次，我把苏晚接了回去。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变了，裂痕一旦产生，就算表面上看起来弥合了，底下的东西却还在，像地下的暗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冲破地面。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苏晚回了学校上课，我继续在建筑工地干活，我妈帮忙带孩子。苏晚对我妈比以前更客气了，客气得有些不自然，像是对待一个需要小心伺候的长辈，而不是亲密无间的家人。我妈对苏晚也客气了，但那种客气里带着疏离，像一层薄薄的冰，看着不厚，但踩上去就会碎。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两千零三年，赵念晚四岁了，上了镇上的幼儿园，苏晚也评上了中学一级教师，我的工地活也越干越顺手，甚至还带了一支小施工队。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表面的平静让我以为那条裂缝已经被时间填平了。

直到那个下雨的夜晚。

九

两千零三年十月的一个雨夜，苏晚接了个电话，去了阳台。我以为是她妈打来的，没有在意。但过了十几分钟她还没回来，我走到阳台门口，听到她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和以前我半夜起来听到的那样。

但我这次听清了几句话。

“我知道了……你别急，我会想办法的……现在不方便，等过几天……”

我推开阳台的门，苏晚回头看见我，脸色刷地一下变了，对着电话说了句“有事，先挂了”，然后就挂了。

“谁的电话？”我问。

“我妈。”

“你妈有什么事不能白天说，非要大晚上打？”

苏晚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慌张，但很快就消失了，换上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是我妈身体不太舒服，让我回去看看。”

“那明天我陪你去。”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苏晚，”我说，“你跟我实话实说，到底是谁的电话？”

“我妈的，我说了。”

“那你把你妈的号码拨回去，我来说。”

苏晚的脸色彻底变了，不是慌张，是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绝望。她站在原地，手里的手机握得很紧，指节发白。

“大勇……”

“到底是谁？”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从她手里拿过手机，翻开通话记录，最近的一个来电，备注是一个名字：林。

我的心猛地一沉。

“林志远？”我的声音自己都觉得陌生。

苏晚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她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板上。

我拿着手机，看着那一个字的备注，脑子里所有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我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做不到。我把手机轻轻放在茶几上，然后转身走出了家门。

雨很大，砸在脸上生疼，但我没有回头。苏晚在后面喊我的名字，声音在雨声里断断续续的。我没有停，一直走，走出了村子，走上了出村的那条土路，雨水混合着泥土，变得泥泞不堪。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久，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我走到国道边上，在一棵杨树下蹲了下来。雨小了一些，但风很大，吹得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但打火机湿了，打不着。我把烟叼在嘴里，感受着烟草苦涩的味道。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九五年那个冬天的傍晚，想起她在车站无助的眼神，想起她在车窗里拼命挥手的模样，想起她说“我觉得我喜欢上你了”时亮晶晶的眼睛，想起她在部队山坡上靠在我肩膀上的温度。我想起我们的婚礼，想起女儿出生时她疼得满头大汗却笑着对我说“是个闺女”的样子。

这一切，难道都是一个笑话吗？

天快亮的时候，我站了起来，腿已经麻木了，但我还是走回了家。苏晚坐在客厅里，灯没开，她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看见我进来，她猛地站起来，冲过来抱住我，号啕大哭。

“大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站在那里，任由她抱着，没有推开，也没有回抱。

“你说吧，”我的声音很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我都听着。”

苏晚哭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她从沙发上坐起来，抽了一张纸巾擦了脸，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说。

“林志远是两年前调走的，去了县教育局。他走之前找我谈过一次话，想让我也调到县里去，他说他有办法。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想离开这里，不想离开你。但是他后来又开始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一些做教育项目的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我说没有。他说他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知道你挣钱不容易，说有些项目我可以以专家的名义参与评审，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补贴。”

“你拿了吗？”我问。

苏晚低着头，声音像蚊子：“拿了。”

“拿了多少？”

“断断续续大概……三万多。”

“三万多？”我以为我听错了。

“大勇，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没有跟他有任何超出工作之外的关系，但是钱我拿了。学校要评职称需要发表论文，他说他能帮我发，我就把论文给了他。后来他帮我发了，我给了他一笔钱，但他没收。再后来他又找他办了几次事，每次他都说不要钱，但我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你就继续拿他的钱？”我的声音提高了。

“不是这样的大勇，”苏晚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她抓住我的手，被我甩开了，“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们那个圈子是什么样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不找关系不花钱，什么都办不成。我只是想让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让念晚以后能上个好学校，让你不要再那么拼命干活……”

“够了。”我说。

苏晚愣住了。

“你说你不靠男人，”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说你想靠自己，你说你不需要林志远的帮助。苏晚，你骗了我多久？两年？三年？从你第一次拿他的钱开始，你每天晚上跟我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撒了多少谎？”

苏晚捂住脸，哭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一件事，”我说，“我知道我下面问的你可能不想回答，但我必须要问。你和林志远，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说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信你，但你要告诉我，你和他之间，到底有没有？”

苏晚猛地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泪痕：“赵大勇，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跟他睡了？”

“我问你，有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她的声音尖利起来，“赵大勇，我苏晚跟了你八年，我可能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对，但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从来没有！”

我看着她发红的眼眶，看着她颤抖的嘴唇，我信她这一次。

但这改变不了什么。

“那三万块钱，在哪？”

苏晚低下头：“有一部分花了，发了论文、请人吃饭、托人办事，都花在那些事情上了。还剩一万多，在我的卡里。”

“明天，你去把那剩下的一万多取出来，我们去找林志远，退给他。还有之前花掉的那些，我们折算成现金，也退给他。”

“大勇……”

“你不去，我去。”我说，“苏晚，你是人民教师，你做这种事，要是被人知道了，你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但你用错了方式。我们现在把这件事了了，把所有的账都清掉，从今往后，不要再跟林志远有任何联系。”

苏晚哭着点头。

第二天，苏晚去银行取了一万八千块钱，我们又从家里的积蓄里凑了两万，凑够了四万块钱。我带着钱去了县城，找到了林志远的办公室。

林志远看见我的时候，脸色有些不太自然。这个人四十出头，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一看就是在机关待了很多年的人。

“你是苏晚的……”

“她丈夫。”我把一个信封放在他桌子上，“这里面是四万块钱，苏晚这些年从你这里得到的所有的钱，或者等价的物品，我都折了现，全部在这里。从今天起，苏晚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以前的那些事，到此为止。”

林志远看着那个信封，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赵同志，你可能误会了，我和苏晚之间，没有什么——”

“我说得很清楚，”我打断了他，“从今天起，不要再打电话给她，不要再联系她。如果你再联系她，我会把这些材料和转账记录整理好，送到县纪委和教育局去。你自己看着办。”

林志远的脸色变了，他看着我的眼神里有了点不一样的东西，不是恐惧，是一种被戳破伪装后的恼羞成怒。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提醒。”我说，“你好自为之。”

我转身走了出去，没有再看他一眼。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和苏晚坐在院子里，月光很好，照得整个院子亮堂堂的。念晚已经睡了，我妈也早早回屋了，院子里只有我和苏晚两个人，像很多年前我们在省城小公园里散步那样。

“大勇，”苏晚开口了，声音很轻，“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不是没用，”我说，“是糊涂。”

她苦笑了一下：“对，我是糊涂。我以为那样做是对你好，以为那样做是为了这个家，但到头来，我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自己。”

“苏晚，”我说，“我问你个事，你得跟我说实话。”

“你说。”

“你当初嫁给我，有没有后悔过？”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看起来很憔悴，但眼神是认真的：“赵大勇，我从没后悔嫁给你。我后悔的是，我没有做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聊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聊过的话题。苏晚说她在镇上中学这些年，其实过得很压抑，周围的同事都知道她是从省城下来的，看她的眼光总是带着那种“你怎么会嫁给一个农村人”的审视。她努力想证明自己，想做出成绩来，但越努力越觉得力不从心。林志远的出现，给了她一种捷径的诱惑，她没有扛住。

“我知道这是错的，”她说，“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每次他帮我办成一件事，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再也不找他。可是下次又来了，我又会说服自己，这是为了家庭，为了念晚，为了你。”

我听着她说，心里像有一把钝刀在慢慢地割。

“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她最后说，“大勇，如果你要离婚，我签。”

院子里很安静，风从枣树叶子间穿过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凉意。我看着她，看着这个跟了我八年的女人，想着我们从相遇、相爱到结婚的点点滴滴，想着她为我放弃的一切，也想着她为了这个家做出的一切努力，哪怕是错的。

“不离。”我说。

苏晚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不离，”我重复了一遍，“但有一个条件。”

“你说。”

“从今往后，不管什么事，你都要跟我说。大事小事，都不许瞒着我。你觉得自己撑不住了，你就跟我说，我赵大勇别的本事没有，但我能扛。我是你男人，有什么事我扛不住要让你去求别人的？”

苏晚扑过来，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搂着她，搂得很紧，像很多年前在风雨交加的车站里，她抓住我的胳膊那样紧。

那天晚上的月光，真好。

十

事情并没有因为我的原谅而画上句号。恰恰相反，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两千零四年，也就是我和苏晚彻底把话说开的那一年之后，事情开始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发展。先是苏明。这个在启航科技事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小舅子，忽然又出现了，而且这次不是空手来的，带着一个所谓的“合作项目”。

他约我在镇上的一家饭馆见面，穿得比以前更光鲜了，手腕上还戴了一块看起来不便宜的机械表。他点了一桌子菜，给我倒了杯酒，笑嘻嘻地说：“姐夫，好久不见，想你了。”

我看着他那副模样，心里的警铃就开始响。苏明这种人，没事的时候找你，一定是有事，而且是大事。

“什么事，直接说。”我没动筷子。

“姐夫你这就见外了，我请你吃饭还能有什么事？就是叙叙旧——”

“苏明，”我打断他，“上次你那个启航科技的事，害得你姐差点丢了工作，害得我们两口子差点离婚。你要是再搞什么幺蛾子，别怪我不讲情面。”

苏明的笑容僵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姐夫你这话说得，那次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那个朋友这么不靠谱。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我自己注册的公司，正规的，有执照的，做的是正经生意。”

“什么生意？”

“建材。”

我当时在承接一些小工程，搞建材确实能搭上边。苏明显然做过功课，打的就是这个切入点。

“你以前做过建材？”我问。

“没做过，但我了解了市场，这个行业利润率高，而且现在县城到处都在盖楼，建材不愁卖。姐夫你现在也在搞工程，你的施工队如果用我的建材，我给你最优惠的价格，比市场价低两成。”

“低两成？你拿什么挣钱？”

“薄利多销嘛，先把渠道打开，后面再说利润的事。”苏明的样子看起来很专业，说的话听起来也像那么回事。

我犹豫了。一方面，我对苏明这个人已经不信任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这个人不靠谱。但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我老婆的弟弟，是我女儿的亲舅舅，我也不想跟他把关系搞得太僵。

“我要看看你的公司资质。”我说。

“没问题，明天我把所有材料都带给你看。”

第二天苏明确实带来了一堆材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司印章，看起来一应俱全。我虽然不是内行，但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能看懂的，从纸面上看，确实是一家合法注册的公司。

“钱呢？”我问，“你注册公司要资本吧？你哪来的钱？”

苏明笑了笑：“姐夫，我在外面跑了好几年了，多少攒了点。”

我看着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件事跟苏晚说了，苏晚听完，表情比我还要紧张：“大勇，你不要跟他掺和，明子这个人，从小到大没干过一件靠谱的事。”

“他说他有注册公司，材料我都看过了，是正规的。”

“你看过了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工商局的，你分得清真假？”

我被苏晚说得有点心虚，但又不愿意承认苏明这次可能是真的在做事。毕竟他是苏晚的弟弟，我也不想永远把他挡在门外。

“我再看看吧，”我说，“如果他的资质没问题，价格也确实有优势，用谁的不是用？”

苏晚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但她的表情告诉我，她不同意。

后来的事情证明，苏晚的直觉比我准得多。

我和苏明合作了大概半年，从他那里进了大约十五万块钱的建材，用于我当时正在做的一个镇上安置房的项目。苏明的报价确实便宜，一开始供货也及时，质量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到第三批货的时候，问题来了。

那批钢筋到了工地，我手下的工头看了一眼就说：“赵哥，这批钢筋的标号不对，比合同上写的低一个等级，用在安置房上，虽然短期看不出问题，但三五年后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我当时就炸了，立刻给苏明打电话。苏明接了，态度出奇地好，说“肯定是发错货了，我马上换”。他确实换了，但换过来的第二批，工头又说是贴牌的，不是正规厂家的。我把样品送到了县质监局检测，结果出来，果然是贴牌的劣质产品，根本达不到国家标准。

我带着检测报告去找苏明，这次他的态度就变了。他看着那叠报告，不但没有慌张，反而冷笑了一声：“姐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去质监局举报我了？”

“苏明，你给我的建材是有质量问题的，你知道这是要出人命的吗？”

“出什么人命？”他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安置房嘛，国家的钱，又不是你家的，你操什么心？再说了，你的施工队用了我的材料，你自己也有责任，验收的时候你不查清楚就签字，现在出了问题，你觉得你能撇得一干二净？”

我盯着他，拳头捏得咯咯响。

“苏明，你再说一遍。”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姐夫，我劝你想清楚，不要跟我撕破脸。你在镇上干了这么多年，签过多少字、盖过多少章、拿过多少该拿不该拿的钱，你最清楚。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不介意把我手里的那些材料拿出来，跟你好好算算账。”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苏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换上了一副阴冷的表情，“我手里有一些东西，关于你这些年承接镇上那些工程项目的东西。包括你在材料上签字确认的那些单据，一些来路不太清楚的款项……姐夫，你不会以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天衣无缝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

“苏明，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他又笑了，这次的笑容里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我想让你知道，人不能太清高，谁屁股上都不干净。你当初拿四万块钱去找林志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你这么正义凛然地教训林志远教训我姐，你自己呢？你敢说你赵大勇的手是干净的？”

我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愤怒。

苏明是苏晚的弟弟，是我的小舅子，我曾经把他当家人。他来到刘家沟的时候，我给他安排住处，带他找项目，介绍人脉，我把他当亲弟弟一样对待。而他，在利用了我之后，不但没有感恩，反而一直在暗中收集我的把柄，就等着有一天用来对付我。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来投靠我的，他是来布局的。

“我手里没有一分不该拿的钱，”我看着苏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举报，我等着。”

苏明嗤笑了一声：“姐夫，你还是这么天真。你以为我说的是真的假的有区别吗？关键是，我手里的材料，足够让纪委立案调查你。一旦立案了，就算你最后没事，你的工程队还能不能接项目？你在镇上还能不能待下去？你好好想想。”

我转身就走，不想再跟他说一句话。

出了苏明的办公室，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十月的风已经有了凉意，刮在脸上，让我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冬天的傍晚，想起车站里那个无助的女孩，想起我穿着军装走上前去的那一步。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相信一切，相信正义，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现在我三十四岁了，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了将近十年，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我以为我对这个世界的险恶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但现在我才知道，我最大的敌人，不是那些明面上的坏人，而是披着亲人外衣、笑嘻嘻地捅你一刀的人。

回到家，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苏晚。这一次，我没有瞒她一个字。

苏晚听完，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呆坐在椅子上，好久好久没有说话。然后她捂住脸，发出了那种压抑到极点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从胸腔里挤出来的、破碎的声音。

“是我……是我引狼入室……”她哭着说，“是我把明子带过来的……是我害了你……”

“不是你的错，”我说，“你没有害我，你害不了我。”

“他说的那些材料，是真的吗？你……你真的做过那些事吗？”

我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苏晚，”我说，“我问你一件事，你跟我说实话。”

她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我。

“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苏晚愣住了。

“你说你从来没有后悔嫁给我，你说你只是后悔没做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我看着她的眼睛，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重得像石头，“那我现在问你，你还愿不愿意信我？”

苏晚看着我，眼泪还在流，但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我就告诉你，”我说，“我没有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我在工地上干了十年，每一张签字确认的单据都是真实的，每一笔款项的来龙去脉都经得起查。苏明手里的那些所谓材料，不过是他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我办公桌上翻拍的一些文件，再添油加醋编出来的。他以为这样能吓住我，但他打错了算盘。”

苏晚的眼泪掉得更凶了，但她嘴角在笑，那是如释重负的笑。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不会……”

“但是你弟弟，”我说，“你弟弟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十一

对付苏明这件事，我没有莽撞。我先找到了县里一个相熟的律师，叫老周，以前在工地上打过交道。老周听完事情经过，皱着眉头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的话：“赵大勇，你放心，他那些材料糊弄外行可以，糊弄不了纪委。他手里没有实证，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复印件和你签过字的正常单据，构不成任何有效的举报材料。他要真敢去举报，他这是在自掘坟墓，因为他给你供应的那些劣质建材，本身就是违法的事，他要是去举报你，等于把自己的犯罪证据主动交出去。”

“那他现在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单纯想威胁我？”

“他想要什么？”老周反问我。

我想了想：“他没明说，但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让我继续用他的建材，或者帮他在镇上拉更多的单子。他现在手里这个空壳公司，没有我的工程队给他背书，他根本转不起来。”

“那就对了，”老周说，“他是在用威胁的方式逼你继续跟他合作。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以为抓住了你的把柄，其实他连你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搞清楚。”

从老周那里出来，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但我没有马上行动，因为这件事牵扯到苏晚，我必须先跟她把话说清楚。

“苏晚，”那天晚上我跟她说，“我要对付你弟弟了。”

她正在叠念晚的衣服，手里的动作停了，但没有说话。

“我不是要报复他，”我说，“但我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随便能碰的人。他手里的那些东西是假的，但如果我们不反击，他就会一直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们，今天要你继续买他的建材，明天要你帮他拉项目，后天他就敢把主意打到念晚头上。这个人现在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他没有底线。”

“你打算怎么做？”苏晚的声音很平静。

“第一，我会正式发函给他，终止所有业务往来，并要求他退回剩余货款和赔偿劣质建材的损失。第二，我会把他给我供应劣质建材的证据整理好，如果他敢轻举妄动，这些东西就会送到质监局和市场监管局。第三，如果他再敢骚扰你或者我们家里的人，我会直接报警。”

苏晚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有多难，苏明再混蛋，也是她亲弟弟，她从小看着他长大，他们之间有割不断的血缘。

“苏晚，”我说，“你可以替他说情，你可以让我放他一马。你说一句，我就听你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红了，但这一次她没有哭。

“不放，”她咬着嘴唇，声音在颤抖，但很坚定，“赵大勇，这一次，我不替他说情。他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会拦着你。”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第二天，我按照计划给苏明发了一份正式的函件。函件发出去后两天，苏明打了电话过来，我没接。第三天，他直接找上了门。

他站在我家门口，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狂怒和恐惧的混合体。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手指着我说：“赵大勇，你真想跟我撕破脸是吧？”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苏明，在你眼里，我们之间有什么脸面可以撕的？”

“你以为你手里那点东西能拿我怎么样？”他的声音很大，脸涨得通红，“你那些所谓的证据，顶多能让我公司吃点罚款，我又不坐牢！但我手里的东西，足够让你在镇上身败名裂！”

“那就一起去举报，”我说，“看看谁先完蛋。”

“你——”

“苏明，”我往前走了一步，盯着他的眼睛，“我再说一遍，你手里那些东西我不怕。你举报我，纪委来查，查完了，我清清白白，你违法供应劣质建材的事也会被一起查出来。到时候你不光公司保不住，你自己还得进去蹲几年。你自己想清楚这笔账。”

苏明的脸色变了。他看着我，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他最后挤出这句话，声音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底气。

“我从来没说我是好东西，”我说，“但我做的事，我敢认。你敢吗？”

苏明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站在我家门口，脸上的表情扭曲着，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了一样，但我知道他不敢动我。他从来就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他比谁都怂。

他走了，走的时候狠狠地摔了一下我家的大门，铁门哐啷一声响，震得灰尘都飞了起来。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还在晃动的铁门，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疲惫。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好女婿，好包工头，好退伍军人。我对所有人都有一个交代，但到头来，我发现自己连一个“好人”都算不上，因为在苏明这种人眼里，我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他可以利用的棋子。

苏晚从屋里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指。

“大勇，”她说，“你还记得那次在车站，你帮我拦住那三个人的事吗？”

“记得。”

“那天你要是没有出手，我会怎么样？”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光，像是回忆，又像是感激，还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更深的东西。

“可能被那几个人带走，”我说，“也可能不会。谁也说不准。”

“那你为什么要出手？你不怕惹麻烦吗？你不怕他们是本地人，背后有势力吗？”

我想了想，说：“没想那么多，就看不惯。”

苏晚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然后抬起头看着远处，夕阳正好落在天边，把半边天都染成了橘红色。

“就因为你‘看不惯’，”她说，“我这条命就保住了。”

“别说得那么严重——”

“大勇，”她转过身看着我，表情忽然变得很认真，“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嫁给你这些年，最让我骄傲的，不是你对我有多好，也不是你有多能吃苦，而是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是苏明永远都学不会的。”

“什么东西？”

“你有一颗干干净净的心。”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这样说，我要不好意思了。”

“是真的，”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很多年前在省城车站送我走的时候那样亮，“你不会算计人，不会害人，不会把别人当工具使。你做人有一条线，过了那条线的事，你打死都不会做。苏明不懂这个，他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只要有好处，什么线都可以跨过去。所以他永远理解不了，你为什么不怕他手里那些东西，因为你从来没有跨过那条线。”

我看着苏晚的脸，觉得这个女人比我以为的要了解我。

但也比我以为的要了解她自己。

那一天苏明离开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月没有找过我们。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甚至开始觉得也许苏明是真的想通了。但我太天真了，苏明这种人，永远不会自己想通。他只会换一种方式，更阴险，更隐蔽，更让人防不胜防。

两千零四年十二月，一个冬天的傍晚，我接到县质监局的一个电话，说有人举报我在安置房项目中使用了不符合标准的建筑材料，他们需要我配合调查。

我放下电话，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风很大，枣树的枯枝在风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要断了，但还是连着。

我知道，苏明终于动手了。

十二

质监局的调查持续了半个月。他们调取了我的采购合同、供货单据、施工记录，还到工地上实地抽检了材料。我在整个过程中全力配合，所有能提供的资料全部提供，所有能说明的情况全部说明。

最终，质监局给出了结论：经核查，在该项目中确实发现有批次建材存在质量问题，但该批次建材系供货商苏明所创办的公司单方面供应的劣质产品，赵大勇及其施工队在收到该批次建材后，进行了分批抽样检测，发现质量问题后，第一时间停止了使用并封存了所有问题材料，且及时向发包方和监理单位报告了相关情况。因此，赵大勇及其施工队在本次事件中不承担主要责任，反而发现了问题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应予肯定。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虽然质监局认定我没有责任，但“安置房项目使用劣质建材”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县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项目进行了全面审查。在审查期间，我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被叫停了，施工队没法开工，十几号工人没有活干，天天打电话找我。

更糟的是风声传了出去之后，镇上那些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朋友、合作伙伴，开始一个个疏远我。没有人明说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里，我读出了同一种东西：这个人沾上了麻烦，离他远点。

那段时间很难熬。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有无数件烦心事等着我：工人们催着要活干，材料商催着要结账，银行催着还贷款，还有各种不想让我好过的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苏晚每天早出晚归地教书，回来还要照顾念晚和我妈，累得跟陀螺似的。我看着她的背影，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

我妈也变了。以前她总是埋怨苏晚这个那个的，但出事以后，她反而安静了，不再说那些难听的话。她开始主动帮苏晚带孩子、做饭、洗衣服，两个人之间的那层冰，在这段最难的日子里，反而慢慢融化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抽烟，我妈端了一碗饺子出来，放在我旁边，然后在我对面坐下。

“大勇，”她说，“妈跟你说个事。”

“嗯。”

“以前妈错怪你媳妇了。”

我转头看着我妈，她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像做错事的孩子。

“以前妈说她跟那个什么林主任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还说她不安心过日子。现在出了这事，妈看明白了，这个家要不是你媳妇撑着，早就散了。你看看她，每天天不亮就去学校，晚上回来还要备课，还要带孩子，还要做饭洗衣服，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妈活了大半辈子，看人看走了眼。”

我妈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妈，你别这样说——”

“你让妈说完，”我妈抹了一把眼泪，“妈以前是嫉妒她，嫉妒她是省城人、是大学生，怕她看不起咱们农村人。所以妈总是挑她的毛病，说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就是怕她跑了。妈错了，大勇，你替妈跟你媳妇道个歉。”

我看着我妈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戳了一下。

“妈，你自己的错，你自己跟她说。”

“妈说不出口……”

“你都说你看走眼了，你还说不出口？”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端着饺子进了屋。我在院子里听到她对苏晚说：“晚晚，来，吃饺子，妈包的，还热乎着。”

苏晚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带着一丝疲惫但温和的笑意：“谢谢妈。”

就三个字，“谢谢妈”，没有质问，没有抱怨，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

这就是苏晚。她从来不记恨，不管我妈以前对她说过多难听的话，她都不会放在心上。我妈对她一分好，她就还十分。我妈对她十分不好，她还是一分好。

赵念晚从屋里跑出来，嘴里嚼着饺子，含混不清地喊：“爸爸，妈妈叫你进去吃饺子了！”

我掐灭了烟，站起来，进了屋。

屋子里灯火通明，我妈在灶台前忙活，苏晚在捏饺子，念晚在旁边捣乱，面粉弄得满桌都是。

我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不管外面有多少风雨，这个家，就是我的全部。

两千零五年春天，一个转折出现了。

联合调查组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调查，最终出具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确认，苏明所经营的公司确实存在供应劣质建材、伪造质检报告、偷逃税款等多重违法行为，相关证据已经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报告也确认，赵大勇及其施工队在项目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调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我正好在工地上干活。老周打电话给我，说了结果，然后加了一句：“赵大勇，你那个小舅子，恐怕要吃官司了。”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很久：“他说什么了吗？”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涉及金额不小，如果罪名成立，三到五年是跑不掉的。”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工地上，点了一根烟。阳光很好，晒得人暖洋洋的，但我心里一点都不暖。

当天晚上，苏晚接到了一个电话。她在阳台上接了很久，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是不是苏明？”我问。

她点点头：“他说他想见你。”

“见我？”

“他说他要去自首了，想在去之前……跟你说几句话。”

我看着苏晚，她没有替苏明说情，没有求我原谅，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我做决定。

“什么时候？”

“明天上午，在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镇上的派出所。苏明被临时安置在询问室里，两个民警在旁边站着。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打了绺，衣服皱巴巴的，眼睛下面青黑一片。

看见我进来，他站了起来，身子晃了一下，又坐了回去。

“姐夫。”他说。声音沙哑。

我坐在他对面，没有说话。

他看着我的脸，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姐夫，谢谢你肯来。”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说。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旁边的民警都有些不耐烦了。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说话。

“姐夫，从小到大，我爸妈对我比我姐好。我姐学习好，考上了大学，我爸妈从来没夸过她一句。我学习不行，考了个破大专，我爸妈反倒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逢人就说我儿子上大学了。我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爸妈说没关系，慢慢找。我换了五六份工作，每一份都干不长久，我爸妈说没关系，慢慢来，总有适合你的。”

“我来了刘家沟以后，你对我好，我看得出来。但是姐夫，你知道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吗？”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嫉妒，”他说，“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嫉妒你。你什么都不是，一个农村退伍兵，初中都没毕业，但你娶了我姐。我姐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她考上省城的大学，她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但她嫁给了你。而我，我爸我妈宠了我二十多年，我什么都得不到，我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所以你就想毁了我？”我说。

“不是毁了你，”他的双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我是想证明我比你强。我一直觉得，我姐嫁给你是委屈了，她应该在省城，应该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而不是在乡下受苦。我觉得我能帮她，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但我做不到，我什么都做不到。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搞垮了你，我姐就会离开你，就会回到省城，就会……”

“就会怎么样？”我看着他，“就会感激你？就会说，明子你真厉害，搞垮了我丈夫，谢谢你？”

苏明的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

“苏明，”我说，“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脆弱。

“你从来不想靠自己去得到什么。你靠你爸妈，靠你姐，靠我，靠你那些所谓的朋友。你总想着别人能给你铺好路，你总觉得这个世界欠你的。但你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你自己配不配得到这些？”

苏明的脸色变得煞白。

“你以为我把事情搞大了，就证明你比你姐更有本事？你错了，你和你姐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你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比过。她做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而是因为那是她想做的事。她想当老师，她就去当了老师，不是因为当老师能挣多少钱、能有多体面。她想嫁给我，她就嫁给了我，不是因为我能给她什么，而是因为她在那个时刻想跟我在一起。你从来没有过这种勇气，苏明，你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完这些话，然后站了起来。

“姐夫——”他的声音在发抖。

“我不想再见到你，”我说，“但你姐愿不愿意来见你，那是她的事。你想跟她说什么，等你出来以后再说吧。”

我转身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苏明压抑的哭声，像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在哀嚎。

但我没有回头。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风很大，吹得我眼睛有点睁不开。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来，烟气在风里瞬间消散。

苏晚站在派出所大门外面，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看见我出来，朝我走了两步，然后又站住了，远远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把烟掐了，看着她的眼睛。

“他哭了。”我说。

苏晚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

“你要去看他吗？”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现在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去看他，他会觉得我原谅他了。但他需要的不是我的原谅，他需要自己去承受他应该承受的东西。”

我看着苏晚，在那一刻，我觉得她不只是我的妻子，她还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要勇敢得多的人。

十三

两千零五年秋天，苏明的案子判了。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苏明当庭没有上诉。

宣判那天，苏晚的爸妈都来了。王秀兰哭得站都站不住，苏长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苏晚站在他们中间，一只手扶着她妈，另一只手握着她爸的手臂，脸上没有哭，但嘴唇一直在发抖。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一切。念晚牵着我的手问我：“爸爸，舅舅怎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解释这些，只说：“舅舅犯了错，要在里面待一段时间。”

念晚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那舅舅什么时候出来？我想他了。”

我把女儿抱起来，搂得紧紧的。

苏长的铁窗生活开始后，苏晚每个月都去看他一次。她从来不带我去，也从来不跟我说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每次从监狱回来，她都会沉默一整天，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我从不问她那些事，也从不拦着她去。那是她的弟弟，她有权利做她想做的事。

两千零六年，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林志远。

他出现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肉松垮垮，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夹克，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农村老头，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教育局干部的派头。

“赵大勇。”他站在门口，表情很复杂。

“林志远？”

“我想跟你聊聊。”他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他进了屋。苏晚去学校了，我妈带着念晚去了镇上赶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坐在我家那把老旧的沙发上，四下打量了一圈，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这几年，过得好吗？”他问。

“还行。你呢？”

他苦笑了一下：“你觉得我能过得好吗？从教育办调走以后，我去了一个闲职，天天喝茶看报混日子，熬了两年，退了休。你现在看到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接话。

“赵大勇，”他忽然看着我，眼神变得认真起来，“我今天来找你，不是来翻旧账的。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一件你可能一直想知道但从来没问出口的事。”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你说。”

“苏晚和我之间，没有那种关系，”他停顿了一下，“但我要跟你说的是另一件事。”

他停顿的时间更长了一些，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给自己鼓劲。

“你知不知道你当初救苏晚的那个事，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

“你说什么？”

“我说，九五年冬天你在车站救苏晚的那件事，不是巧合，是有人安排的。”

我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哐当一声砸在地上。

“你再说一遍？”

林志远看着我惊恐的表情，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忍，但还是继续说下去了：“苏晚没有骗你，她确实不认识那三个人，那三个人确实是骗子。但她出现在那个车站、在那个时间点被你撞见，不是巧合。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谁？谁安排的？”

林志远低下头，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出那个名字。

“说话！”我的声音已经变了调。

“苏明。”

我站在原地，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林志远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断断续续的，但又格外清晰。

“苏明那年在省城不上班，整天混社会，认识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在汽车站火车站搞这种碰瓷诈骗的勾当。苏明跟他们关系不错，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聊到了自己的姐姐，说姐姐太优秀了，一般的男人配不上，得给她找个靠得住的。那几个人就开玩笑说，那我们帮你姐设计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专门挑当兵的，当兵的最容易上钩……”

“苏明当真了。他观察了你一段时间，知道你每年探亲回家都要经过那个车站，时间他都算好了。那三个人是他找的，你出现的时间、地点，都是他算过的。他赌的就是你这种当兵的、心软、见不得这种事的人一定会出手。”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但我感觉不到疼。

“赵大勇，”林志远看着我，“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个，但你得知道真相。我不是为了挑拨你们夫妻关系才来说这个的，苏明现在已经进去了，这些事情没人知道，他可以一辈子不告诉你，但我……”

“你为什么说出来？”我盯着他的眼睛，“你跟苏明是什么关系？”

林志远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他的眼神没有躲闪：“我跟苏明，是合作关系。准确地说，是他找的我。他知道我在镇上教育办有权力，知道他姐夫以后可能会需要我，所以提前跟我打好了关系。你以为电教室那个项目是怎么来的？你以为苏明那个空壳公司是怎么中标的？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从你救了苏晚的那天起，这个局就开始了。”

我的脑子里像有一千只蜜蜂在嗡嗡叫。我想起了这十年来的一切——苏晚的来信，她的示好，她来部队看我，她放弃省城的工作来这里教书，我们的婚礼，女儿的出生，所有的所有，难道全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不对，”我忽然想到了什么，“苏晚不知道这件事，她不可能知道，她——”

“苏晚不知道，”林志远肯定地说，“这件事苏明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她一直以为你们是偶然相遇、相爱。她知道的那部分是真的，她对你所有的感情都是真的。但你们的相遇，不是真的。”

我站在那里，浑身发抖。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看着林志远，“你有什么目的？”

林志远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因为苏明在里面给我写了一封信，让人带出来的。他在信里跟我摊牌了，说他进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了一个本子上，藏在一个地方，如果我敢不按照他说的做，他就让人把那个本子寄到纪委去。他要我做的事情，是继续纠缠你老婆，让你老婆跟你感情破裂，然后离婚。这样他出来以后，就可以利用你老婆重新开始……”

“所以你抢在他前面来告诉我。”

林志远点了点头：“我不想再被他利用了，也不想再被他威胁了。赵大勇，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当初跟他合作。我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不想再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我盯着林志远的脸，想从他的表情里找到说谎的痕迹。但我找不到。他的眼神太真实了，那种疲惫和绝望，不是装出来的。

“除了苏明和你，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我问。

“苏晚不知道，我确定。那三个被抓的人也不知道苏明的真实身份，苏明跟他们联系用的是假名。”

“苏明的那个本子，你知道在哪吗？”

林志远摇了摇头：“他藏的地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但我不打算去找。赵大勇，我把这件事说出来，就是不想再被他控制了。他要告就让他告，我无所谓了，反正我已经退休了，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

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然后走向门口。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赵大勇，你对苏晚的感情是真的，苏晚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这件事不管你怎么处理，别伤害她。她是无辜的。”

门关上了。林志远的脚步声在院子里渐渐远去，然后消失在了村道尽头。

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没有动。

苏晚放学回来的时候，还像往常一样，换了鞋，去厨房看了看锅里的饭，然后出来抱了抱念晚，跟我打了个招呼：“大勇，今天吃什么？”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笑起来弯弯的眼睛，看着那些被农村生活刻在脸上的细纹，看着她眼角的疲惫和嘴角的温和，心里有一万句话想问她：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喜欢、每一个拥抱，是不是都是别人替你设计好的剧本？

但我没有问出口。

“大勇？”她见我发呆，走过来伸手在我面前晃了晃，“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没什么，”我说，“可能是今天活干多了，有点累。”

“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她说完就转身进了厨房，围裙系上，开始在灶台前忙活起来。

我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看着她因为长期握着粉笔而变得粗糙的手指，看着她因为常年弯腰批改作业而微微佝偻的背。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大学生了，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在乡下中学教书教了快十年的人民教师。

那些岁月留在她身上的痕迹，都是真的。那些深夜里她给我盖上的被子，那些她偷偷塞在我包里怕我在工地上饿着了的馒头和咸菜，那些她为了我妈的胃病专门去镇上卫生所买的药，那些她抱着发烧的念晚在夜里跑去卫生院的身影——这些东西如果是假的，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的了。

至于十二年前那个冬天的傍晚，那个车站，那三个人，那一声“救命”，那个穿着军装走上前去的我——这些是不是有人安排的，也许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不管那是不是一个局，不管苏明当初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十二年的日日夜夜里，在这个破旧的屋檐下，在无数个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里，我和苏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

她是真的，我也是真的。

这就够了。

十四

但是够了，不代表不在乎。

知道真相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直视苏晚的脸。每次看到她，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林志远那些话，想起这段婚姻的起点原来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会在半夜惊醒，盯着天花板发呆，反复地问自己：赵大勇，你活了这么多年，你到底活在真实里，还是活在一个别人替你写好的剧本里？

我没有告诉苏晚真相。不是因为我怕伤害她，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苏晚，你知道吗？当年你弟弟安排了三个人在车站骗你，目的是为了让我英雄救美，然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嫁给我了。”

这种话说出来，她会怎么想？她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笑话，会觉得自己的感情从头到尾都是被操纵的。这种感觉，比知道自己的丈夫怀疑自己出轨要难受一万倍。

我不想让她承受这个。

但我承受得住吗？

那段时间我瘦了很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样。苏晚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说没事，就是累。她信了，给我煮了红糖姜水，让我早点睡。

我看着那碗红糖姜水，热气腾腾的，姜味和红糖的甜味混在一起，是我喝过无数次的味道。但这一次，我觉得那碗水烫得我拿不住。

两千零六年冬天，我去监狱看了苏明。

这不是我第一次去，但这一次我的心态和之前完全不同。之前我去看他，是出于情面，是看在苏晚的面子上，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我小舅子，不能太绝情。但这一次，我是带着所有的真相去的。

隔着玻璃窗，苏明穿着囚服，头发剃得极短，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精神看起来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好了不少。他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

“姐夫，好久不见。”他拿起电话。

我也拿起了电话：“苏明，林志远来找我了。”

苏明的笑容僵住了。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包括九五年你安排那几个骗子的事，包括你从一开始就在布局的事，包括你这些年所有的事。”

苏明沉默了很久。电话那头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

“他还说什么了？”苏明的声音很低。

“他还说你在里面给他写了信，用那个写着所有事的本子威胁他。苏明，你把所有的路都算好了，对吧？你连自己坐牢都算进去了，你连自己进去了以后怎么遥控外面的事都算好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姐夫——”苏明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别叫我姐夫，”我说，“你不配叫这两个字。”

苏明的眼眶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看着我，像一个被拆穿所有伪装后无所遁形的孩子。

“苏明，我今天来，不是来骂你的，也不是来跟你算账的。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有没有想过，你姐如果知道了这些事，她会怎么想？”

苏明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他低下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哭声。

“说话！”我提高了声音。

“我……想过，”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想过很多次，我在里面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地想……我想过如果有一天她知道了真相，她会怎么看我，她会不会觉得这辈子都在被我骗……我后悔了，姐夫，我真的后悔了……”

“后悔有用吗？”

“没用。”

“你后悔的不是做错了事，”我说，“你后悔的是事情败露了，你被抓进来了，你手里的那些牌打不动了。苏明，你自己心里清楚，你要是还在外面，你要是还有机会继续操控这一切，你根本不会后悔，你只会变本加厉。”

苏明抬起头，隔着玻璃看着我，满脸的泪水，嘴巴张了又合，最后只说出了一句话：“姐夫……求你……别告诉我姐……”

我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绝望的眼神，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男人，直到现在，他最害怕的还是真相被拆穿，而不是他做过的那些事。

“我不会告诉她，”我说，“不是因为你想保护她，是因为我想保护她。你没有资格保护任何人，你连保护你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苏明趴在桌子上，哭得浑身发抖。

我放下了电话，转身离开了探视室。

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然后掐灭了，扔进了垃圾桶。

苏晚在外面等我，她靠着车门站着，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鼻尖冻得发红。看见我出来，她朝我走过来，眼睛里有期待，也有担忧。

“他怎么样？”她问。

“还好，”我说，“胖了一些。”

苏晚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我们上了车，我发动了车子，开上了回刘家沟的路。车窗外面的田野光秃秃的，冬天的农村没有什么颜色，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灰蒙蒙的路。

开了大概一半的路程，苏晚忽然开口了。

“大勇。”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

“没有啊，怎么了？”

“你别骗我了，”苏晚的声音很平静，“这两个月你变了，你以前睡觉不打鼾，现在每天晚上翻来覆去，有时候半夜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烟。你以前从来不在我面前藏心事，有什么事都跟我说，但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大勇，我不是傻子，我看得出来。”

我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路面在车灯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惨白的颜色。

“苏晚，”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经历过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会怎么办？”

苏晚沉默了很久。车里的暖气嗡嗡地响，挡风玻璃上起了一层薄雾。

“那要看是哪个部分假的了，”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如果是感情是假的，那我肯定会很难过。但如果只是经历是假的，感情是真的，那我不会难过。”

“为什么？”

“因为经历只是一个壳子，感情才是里面的东西。壳子是别人造的也好，是老天爷给的也好，都无所谓，只要里面的东西是真的，我就认。”

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熄了火。车灯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只有远处的村庄里透出零星的灯光。

“苏晚，”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骗过你？”

她转过头看着我，在黑暗里，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我相信，”她说，“因为那个人就是你。”

那一刻，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但我忍住了，我重新发动了车子，继续往前开。苏晚没有追问，她只是把手伸过来，放在我握着挡把的手上，轻轻地握着，像很多年前我们在省城的小公园里那样。

车子开进了刘家沟，从村口的操场上经过，那是我和苏晚办婚礼的地方。操场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根生锈的旗杆在风中发出轻微的声音。

我想起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二日，那个阳光很好的下午，苏晚穿着红色连衣裙站在这个操场上，笑得眼睛弯弯的。我妈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说大勇有本事，娶了个大学生。苏长的面子很沉，但眼角有一丝藏不住的得意。念晚还没有出生，我们还没有经历过那些风风雨雨，我们都还是年轻的模样。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苏晚二十二岁。

现在的我三十五岁，苏晚三十二岁。

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小学生，足够一个士兵役满退伍，也足够一段感情经历信任、质疑、崩塌、重建，然后再回到原点。

回到那个最简单的原点：你是谁，你要跟谁过一辈子。

十五

两千零七年，苏明的本子被发现了。

不是被纪委发现的，是被王秀兰发现的。苏明入狱后，王秀兰收拾他的房间，在一个旧书包的夹层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个厚厚的本子和几张纸条。

王秀兰不识字，但她认识苏明的字。她把信封收了起来，等苏晚回省城的时候交给了她。

苏晚拿到那个本子的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她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接到。等我回到住处看到未接来电回拨过去的时候，接电话的是苏晚，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不正常。

“大勇，你明天能来省城一趟吗？”

“怎么了？”

“有件事……我需要当面跟你说。”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了省城，在骑马山苏晚父母家里见到了她。王秀兰和苏长河坐在客厅里，两个人的脸色都很凝重，苏晚坐在他们对面，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什么？”我问。

苏晚没有回答，她把信封推到我面前。我打开，拿出里面的本子，翻开第一页，看见苏明那歪歪扭扭的字：

“一九九五年，赵大勇。目标：省城师范大学学生，苏晚。地点：县城长途汽车站。时间：腊月十九，下午五点。参与者：李二蛋、刘军、王红梅。计划：制造纠纷，引赵大勇出手。费用：五百元。”

我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住了。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每一页都是一个记录，记录着苏明这些年做的每一件事。他认识林志远的时间，他和林志远之间的每一笔交易，他通过苏晚接触镇上项目的情况，他注册空壳公司的资金流向，他和那些所谓的“朋友们”之间每一次见面的细节。

还有一页，记录了他和我有关的事。

“二〇〇〇年，我去了刘家沟。目标：获取赵大勇的信任，打入他的工程圈子。手段：利用姐姐的关系，取得姐夫的信任。进展：姐夫带我见了一些人，介绍了项目信息。目前来看，他是个比较谨慎的人，但时间长了，应该能摸到更多情况。”

“二〇〇一年，姐夫对我还有戒心，不太愿意让我插手他的核心业务。我得想办法让他放松警惕。也许可以通过姐姐来做他的工作，他对姐姐很信任，这是他的软肋。”

“二〇〇三年，姐夫发现了我跟林志远的通话，跟姐姐闹翻了。我有点慌，怕事情败露，但后来他们和好了。姐夫的底线比我想的要高，但他心软，只要姐姐哭一哭，他什么都听。”

“二〇〇四年，我决定动手。用劣质建材的事逼他，逼他继续跟我合作，逼他欠我人情。他不吃这套，反而查了我的货。他是个硬茬，比我预想的要难对付得多。但我手里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用，那些东西足以让他身败名裂。”

“二〇〇五年初，他去找了质监局举报我，也断绝了我所有的渠道。我走到这一步，没有什么退路了。这个本子我会藏好，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这个本子就是我最后的筹码。不是用来威胁他的，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他越干净，我就越脏，这个道理我懂。但我没办法，我停不下来了。”

我看完了最后一页，把本子合上，放在茶几上。

客厅里安静极了，连钟表的滴答声都显得巨大。

苏晚低着头，一言不发。王秀兰在抹眼泪，苏长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我看着苏晚，看着她低垂的眼睫，看着她微微颤抖的肩膀，看着她紧紧攥在一起的手指。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问。

“昨天晚上，”苏晚的声音很轻，“我看了一整夜。”

“看完了？”

“看完了。”

又是一阵沉默。

“苏晚，”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我。”

“你问。”

“如果你提前知道我们相遇的事是你弟弟安排的，你还会嫁给我吗？”

苏晚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红肿，但没有眼泪。她看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会，”她说，“因为嫁给你这件事，是我这辈子唯一自己做主的选择。”

王秀兰哭了，苏长河的烟灰掉在了裤子上，他没有弹掉，就那么看着它燃成了一个灰碳。

“我的相遇是被安排的，”苏晚的声音在发抖，但她咬字很清楚，“我的婚姻是被设计的，我丈夫是我弟弟选中的目标，我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局。但赵大勇这个人，他不是假的，他对我的感情不是假的，我对他也不是。这就够了。”

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握碎一样。

“大勇，你现在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你可以选择离开我，我不怪你。如果你要走，我不拦你。”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跟了我十年的女人，想着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好的、坏的、甜的、苦的、信过的、疑过的、对过的、错过的。

“苏晚，”我说，“你是不是傻？”

她愣住了。

“我说你是不是傻？”我重复了一遍，“我为什么要离开你？你弟弟搞的鬼，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骗我什么了？你骗我感情了？你骗我钱了？你骗我色了？”

王秀兰在旁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马上又捂住了嘴。

“大勇——”苏晚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当年你弟弟安排了那三个人在车站骗你，你是不知情的。你后来的每一封信、每一句话、每一次跑来看我、每一次帮我妈做饭洗衣、每一次在深夜里给我盖被子，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不是你弟弟安排的。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凭什么因为这些就离开你？”

我伸出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苏晚，我们之间的账，早就不是用真相或者谎言来算的了。我们之间的账，是用十年、二十年来算的。你对我好不好，我心里有数。我对你好不好，你心里也有数。这就行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苏晚扑过来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我搂着她，像很多年前在军营后面的山坡上那样，搂得紧紧的。

王秀兰在对面看着，抹着眼泪笑了。苏长河终于弹掉了裤腿上的烟灰，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嘴角动了一下，没有笑，但那表情分明是释然的。

那天晚上，我在苏晚家住了一夜。半夜醒来，我走到阳台上，看着骑马山黑黢黢的轮廓，吹着早春料峭的风。苏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醒了，披着外套走到我身后，把一件大衣披在我身上。

“不冷吗？”她问。

“不冷，”我说，“苏晚，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你说。”

“我们回刘家沟吧。明天就回。”

苏晚没有说话，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春天的风还是有些凉，但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刺骨了。

十六

时间到了两千零八年，苏明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苏晚每月还去看他，每次都带一些吃的和书去。她从来不跟我提探监的事，我也不问，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我的工程队在调查结束后恢复了正常运转。经过那场风波，我反而因祸得福，县里认为我在劣质建材事件中处理得当、没有推诿责任，反而给了我几个政府项目。我把施工队从十几个人扩大到了五十几个人，工程从镇做到了县，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不少。

苏晚还是在镇上教书，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带的班级语文成绩连续三年全县第一。学校里新来的年轻老师叫她“苏老师”，语气里全是尊重。没有人再提林志远的事，那些曾经在背地里嚼舌根的人，也早就被时间冲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我妈老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她的精神很好，每天早早起来在院子里转圈锻炼身体，逢人就说：“我儿媳妇是省城的大学生，是高级教师！”语气里全是炫耀，没有任何阴阳怪气。苏晚每次听见都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她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没放下，我知道是什么。

两千零九年春天，苏明出狱了。

我们没有去接他，这是苏晚的意思。她说：“他需要自己走出那扇门。”

苏明出狱后没有回省城，而是选择了留在县城。他在一个朋友的厂子里找了一份工作，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一个月工资一千二百块钱。他租了一间城中村的单间，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日子过得清苦但踏实。

他每周给苏晚打一个电话，每次都说差不多的话：“姐，我挺好的，工作挺顺心的，同事对我也挺好的，你不用惦记我。”苏晚每次都说：“好好干，别想那么多。”两个人从不说过去，好像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想见我，托苏晚转达了好几次。我一直没点头，不是不想见，是不知道见了说什么。直到那年冬天，苏晚跟我说：“大勇，他要结婚了，请我们去喝喜酒。”

我看着苏晚的脸，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期待。

“对象是谁？”

“厂里的同事，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儿。说对他挺好的，不嫌弃他坐过牢。”

我沉默了一会儿：“什么时候？”

“腊月十八，在县城的饭馆里。”

腊月十八。十二年前的腊月十九，是他在车站给我和他姐设局的日子。

他选了这个日子，说明他心里是有数的。

我去了，苏晚也去了，念晚也去了。饭馆不大，摆了四桌，来的人都是苏明厂里的同事和几个亲戚。苏长河和王秀兰也来了，王秀兰看见苏明穿着西装戴着红花站在门口的样子，哭得稀里哗啦。苏长河站在一旁，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一句：“好好过日子。”

苏明的新娘叫刘梅，是个长相普通、说话大嗓门、一看就是能吃苦的女人。她看见我们就喊“姐”“姐夫”，一点也不生疏，好像已经认识我们很多年了。她拉着苏晚的手说：“姐，明子以前不懂事，做了很多错事，他现在改了，真的改了。你姐夫要是不原谅他，我替他给你们磕个头。”

苏晚赶紧拉住她：“不用不用，妹妹你别这样。”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苏明。他也看见了我，目光交汇的一瞬间，他的眼睛里闪过很多东西——紧张、愧疚、期待、恐惧，什么都有。

我没有走过去，他也没有走过来。

婚礼开始了，没有司仪，没有仪式，就是大家坐下来吃饭喝酒。苏明带着刘梅一桌一桌地敬酒，敬到我们这桌的时候，他端着一杯白酒站在我面前，手在微微发抖。

“姐夫，”他说，“这杯酒我敬你。”

我没有端杯子，就那么看着他。

他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忐忑，从忐忑变成了难堪，从难堪变成了绝望。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眶开始泛红。

整个饭馆都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苏晚在旁边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大勇。”

我看了苏晚一眼，然后伸手端起了面前的酒杯。

苏明愣住了，像是没想到我会端杯。

“姐夫——”

“苏明，”我端着酒杯看着他的眼睛，“过去的账，我喝了这杯酒，不是因为我算了，是因为不想让你姐再操心。你以后好好对刘梅，好好过日子，别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要是再搞，别说我不认你这个连襟。”

苏明的眼泪掉了下来，他仰头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酒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混着眼泪滴在了他的西装上。

“姐夫，我不会了，”他说，声音哽咽，“这辈子再也不会了。”

我把杯子里的酒也干了。

苏晚在旁边悄悄抹眼泪，念晚仰着小脸问她：“妈妈你怎么哭了？”苏晚说：“妈妈没哭，妈妈是高兴。”

二〇一〇年，苏晚的生日那天，我送了她一件礼物。不是金银珠宝，不是衣服鞋子，而是一封信。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了一个多小时，写写改改，改改写写，最后写完了，又觉得写得太糙了，想撕了重写，但想想算了，赵大勇就是这个水平，装什么文化人。

苏晚看完信，哭了，然后又笑了，把信折好放进她那个永远随身带的小包里，对念晚说：“念晚，你爸爸今天开窍了，会写情书了。”

念晚说：“爸爸给我也写一个。”

我说：“行，爸爸给你写一百个。”

苏晚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那笑容和十五年前她在省城汽车站朝我挥手时的笑容一模一样。

十五年了。

从一九九五年到二零一零年，从车站到刘家沟，从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到一段真真实实的爱情，从怀疑到信任，从崩塌到重建，这条路我们走了十五年。

但我觉得不亏。

屋外的风还在吹，枣树的枯枝在风里轻轻摇晃。我妈的房间灯已经灭了，念晚房间的灯也灭了，只有我和苏晚还坐在院子里。

“苏晚，”我说，“你再问我一次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你在骑马山问我的问题。”

她看着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笑了：“我们在一起，是不是一个错误？”

“嗯。”

月光洒在她的脸上，她已经不年轻了，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也没有以前那么白了，但在我眼里，她还是那个穿着白裙子、在省城车站朝我挥手的好看的姑娘。

“不是，”她说，“这个问题我十五年前就回答过了。赵大勇，我们在一起，不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对我说过的话一直都是真的，从来没有骗过我。当兵的说话算话，是不是？”

我笑了，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当兵的说话算话。”我说。

月光很好，风也很轻，枣树的新芽正在悄悄地鼓起来。春天快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