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回村葬父无人搭理，只有1户人家热心帮忙，20年后我去报恩

拖拉机在泥泞的路上颠簸，柴油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紧紧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怕他疼。工头说，父亲摔下来的时候后脑着地，没受什么苦，当场就去了。

可我知道他在骗人。我在医院太平间看到父亲时，他的眉头是锁着的，嘴微微张开，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你是老杨家的孩子？”老师傅大声问。

“嗯，杨国良是我爸。”

老师傅叹了口气，不再说话。雨就在这时下了起来，先是零星几点，转眼就连成了线。老师傅从座位底下扯出一块塑料布递给我：“盖上吧，别淋着。”

我没盖自己，把塑料布仔细裹在红布包外。父亲生前最怕冷。

拖拉机在村口停下时，天已经擦黑。雨越下越大，村口那棵百年老槐树在雨中静默着，树皮皲裂如老人脸上的皱纹。

“就这儿吧，我家还得往前。”老师傅说。

我跳下车，朝他鞠了一躬。他摆摆手，拖拉机冒着黑烟开走了。

我站在槐树下，望着这个父亲心心念念的村庄。青瓦泥墙的房屋错落分布，几盏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空气中弥漫着炊烟和泥土混合的味道，是我记忆深处模糊的气味。

父亲常说，等挣够了钱，就回老家把老屋翻新，在院子里种棵枣树，养两只鸡。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有光，仿佛那个破旧的老屋是什么宫殿。

现在他回来了，以最轻的方式。

我抱着骨灰盒朝村里走。第一家是村支书杨德海家，两层小楼，瓷砖贴面，在村里很气派。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锃亮的轮圈反射着微光。

我抬手敲门。

敲了三下，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谁呀？”

“婶子，我是杨帆，杨国良的儿子。”

门里安静了几秒，然后脚步声远去。我等了约莫五分钟，又敲。这次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半张女人的脸，是支书老婆王秀琴。

“哎呀，是帆娃子啊。”她的笑容很勉强，“这么晚啥事？”

“婶子，我爸……他走了。我带他回来，想葬在祖坟里。能不能……”

“哎哟！”王秀琴像是被烫到一样，“这个事……这个事得问你德海叔，可他不在家，去乡里开会了。你明天再来吧。”

话音未落，门已经关上了。我听见里面插门闩的声音，很响。

雨打在我脸上，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你德海叔是我本家堂兄，小时候我替他挨过打。”

第二家是父亲另一个堂兄杨国富家。这次门根本就没开，只在屋里回了句：“这事我们做不了主，你找德海吧。”

第三家、第四家……

雨越下越大，我的布鞋已经湿透，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的水声。怀里父亲的骨灰盒依然干燥温暖，塑料布起了作用。

走到第六家时，我已经不再敲门，只是站在雨里，看着一扇扇亮着灯却对我紧闭的门窗。我明白了，他们不是不在家，是不想惹这个麻烦。

父亲是横死的，按村里的老说法，横死的人不吉利，不能进祖坟。就算进了，也要做三天法事，请全村人吃饭赔罪。可我没有钱，工头给的抚恤金只有八百块，除去火化和路费，只剩下五百二十三元六角。

五百多块钱，在1992年能干很多事，但不够做一场体面的法事，不够请全村人吃饭，甚至不够买一副像样的棺材。

“这不是老杨家的国良吗？”

我转身，看见一个老人撑着伞站在身后。他很瘦，背佝偻得厉害，脸上皱纹深如沟壑，但眼睛很亮。

“赵伯。”我认出他来。父亲说过，整个杨家村，只有赵伯是他真正的朋友。他们同年，一起上过学，一起偷过生产队的红薯，一起追过邻村的姑娘。后来父亲去了城里打工，赵伯留在村里种地，但每年春节父亲回来，第一件事总是去赵伯家坐坐。

赵伯的目光落在我怀里的红布包上，他的手开始发抖，油纸伞在雨中摇晃。

“国良他……”

“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三天前走的。”我说得很平静，因为眼泪已经在来时的路上流干了。

赵伯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睁开。他没说话，只是把伞移到我头顶，自己大半个身子露在雨中。

“走，先回家。”

我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村路上。赵伯家在村西头，是三间低矮的土坯房，院墙是篱笆扎的，院里堆着柴火，晾衣绳上挂着几件打补丁的衣服。

“大山！大山！”赵伯朝屋里喊。

一个壮实的青年应声出来，二十五六岁模样，浓眉大眼，憨厚的长相。这是赵伯的儿子赵大山，比我大十岁。

“爸，这是……”

“这是你国良叔的儿子，杨帆。”赵伯声音低沉，“国良……没了。”

赵大山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我怀里的红布包，眼圈一下就红了。他大步走过来，想拍拍我的肩，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最后只是说：“进屋，快进屋。”

屋里很简陋，但很干净。堂屋正中央挂着毛主席像，下方是张八仙桌，两条长凳。靠墙摆着一个老式碗柜，漆已经斑驳。

“坐，快坐。”赵伯招呼我，又对赵大山说，“去烧点热水，再做点吃的。”

“不用了赵伯，我……”

“让你坐就坐。”赵伯的语气不容拒绝。

我抱着骨灰盒坐下。赵伯在我对面坐下，眼睛一直盯着红布包。

“国良走的时候……痛苦吗？”

“工头说很快，没受苦。”我没说我在太平间看到的样子。

赵伯点点头，从怀里掏出旱烟袋，手抖得厉害，半天没点上。我放下骨灰盒，接过火柴帮他点。火光跳跃中，我看见老人眼里有水光。

“今年春节他还说，等再干两年，攒够了钱就回来，把老屋翻新。”赵伯吸了口烟，呛得咳嗽起来，“这个傻子，总说再干两年，再干两年……结果把命搭进去了。”

赵大山端了热水进来，又去灶房做饭。我捧着搪瓷缸，热气熏着眼睛，有点疼。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赵伯问。

“把父亲葬了，然后回城里。工地答应让我顶父亲的岗位，做小工。”

“十六岁，太小了。”赵伯摇头，“书不念了？”

“不念了。”我答得干脆。其实我成绩很好，班主任说我考县重点高中没问题。但父亲走了，我就得养活自己，这是现实。

赵伯沉默了很久，久到灶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久到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

“国良葬在哪？”

“想葬在祖坟，可他们……”

“我来办。”赵伯掐灭旱烟，站起身，“明天我去找德海。国良是杨家人，就该进杨家的祖坟。”

“可是钱……”

“钱的事你别管。”赵伯打断我，“我和国良是一辈子的兄弟，他走了，我得送他最后一程。”

那天晚上，我在赵伯家吃了三个月来第一顿热乎饭。白菜炖粉条，玉米面饼子，还有一碗鸡蛋羹。赵大山执意把鸡蛋羹推到我面前：“你正长身体，多吃点。”

夜里，我和赵大山挤一张床。他鼾声如雷，我却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漏进来，照在桌上父亲的骨灰盒上。

父亲常说，落叶归根。现在他的叶子落了，根却不肯接纳他。

第二天一早，赵伯就出门了。赵大山在院里劈柴，我帮着收拾院子。

“帆娃子，”赵大山边劈柴边说，“你别怪村里人，他们不是心坏，是怕。”

“怕什么？”

“怕晦气，怕破财。”赵大山苦笑，“这些年村里出了几档子事，都是横死的人进祖坟后发生的。王老三他爹掉河里淹死，下葬后第二年他家的牛就病死了；李寡妇家男人被车撞死，下葬后她儿子就摔断了腿。老人们都说，横死的人怨气重，会带走活人的运气。”

“这是迷信。”

“是迷信，可人就这样。”赵大山放下斧头，认真地看着我，“但你记住，我爸不怕，我也不怕。国良叔是好人，好人不该死了还受委屈。”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扫地。

中午赵伯回来了，脸色很难看。

“德海说，进祖坟可以，但得按规矩来。”赵伯坐下，端起水碗一饮而尽，“要请和尚念经，要摆酒席请全村人，要买棺材重新装殓——不能直接下葬骨灰盒，不吉利。”

“多少钱？”

“最少也得一千五。”

五百和一千五，中间差着一千块。在1992年，一千块是赵伯这样的农户一年的收入。

“我去借。”我说。

“你找谁借？”赵伯摇头，“我去找德海，是想让他以村支书的名义，号召大家伙儿凑点。可他说，村里有村里的规矩，不能破例。谁破了例，以后村里再有事就不好管了。”

我明白了。规矩是假，怕担责任、怕出钱是真。

“那就简单葬。”我咬牙说，“不办仪式，不请客，买个薄棺材，直接葬了。”

“那你在村里就永远抬不起头了。”赵伯盯着我，“他们会说，杨国良的儿子不孝，随便挖个坑就把爹埋了。”

“我不在乎。”

“我在乎！”赵伯一拍桌子，“国良要脸了一辈子，不能死了让人戳脊梁骨！”

我们都沉默了。灶上的水开了，噗噗地顶着壶盖，就像我心里那股无处发泄的委屈和愤怒。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赵伯站起身，“大山，你下午去你姐家一趟，看她能凑多少。我去趟镇上。”

“爸，你去镇上干啥？”

“把咱家那头猪卖了。”

我和赵大山都愣住了。赵伯家就一头猪，养了一年多，准备过年杀了卖肉，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

“不行！”我脱口而出，“赵伯，不能卖猪。我爸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去偷还是去抢？”赵伯眼睛一瞪，“这事听我的。国良是我兄弟，我送他，天经地义。”

那一刻，我看着眼前这个佝偻的老人，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总说，杨家村他唯一牵挂的就是赵伯。有些人，即使几十年不见，情分还在骨子里。

下午，赵伯真的去镇上卖猪了。赵大山去了他姐姐家，我留在家里。看着空荡荡的猪圈，我突然做了个决定。

我抱起父亲的骨灰盒，径直走向村后的山坡。杨家祖坟就在那里，埋着杨家十几代人。

雨后的山路很滑，我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但始终把骨灰盒护在怀里。到了祖坟地，我找到祖父的坟——父亲说过，他死了要葬在爷爷脚边。

没有工具，我就用手挖。泥土混着石子，指甲很快劈了，渗出血。但我没停，一直挖，直到挖出一个一尺深的坑。

我把骨灰盒放进去，用红布仔细盖好，然后一捧一捧地填土。

“爸，儿子不孝，只能这样送你。”我一边填土一边说，“但您放心，总有一天，我要风风光光地给您立碑修坟。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着，您儿子有出息，您没白养我。”

土填平了，我在上面压了三块石头做记号。然后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额头抵在潮湿的泥土上时，我发誓：这辈子，赵伯的恩情我一定还。而其他人的冷漠，我也永远不会忘。

回到赵伯家时，天已经黑了。赵伯和赵大山都回来了，两人脸色都不好。猪没卖掉，价格压得太低；赵大山的姐姐家也只能凑出五十块。

“我去葬了父亲。”我平静地说。

赵伯手里的旱烟袋“啪”地掉在地上。

我说了葬的地方和方式。赵伯听完，很久没说话，最后长叹一声：“也好，国良不会怪你的。等以后你有钱了，再好好修坟立碑。”

那天晚上，赵伯做了个决定：让我暂时住下，等开春了再回城里。

“你一个人回城里，我不放心。先在这儿住着，开春跟我学种地，好歹有口饭吃。”

我没有拒绝。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温暖。

夜里，我躺在赵大山身边，听着他均匀的鼾声，心里默默算着：五百二十三块六角，除去这几天花的，还剩五百一十块。这些钱，是我全部的家当。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探出头，清冷的光照进屋里。我睡不着，干脆爬起来，从包里翻出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

翻开扉页，是父亲工整的字迹：

“给儿子杨帆：爸没本事，只能卖力气挣钱。但你要记住，人穷志不短。好好读书，活出个人样。”

我抚摸着那些字，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粗糙的手指。笔记本后面，记录着父亲在工地每天的收支：今天赚了八块五，花了三块二，结余五块三；今天加班，多赚了三块……

翻到最后一页，是父亲出事前一天的记录：

“今天发工资，二百四十块。给帆娃子存二百，下个月他开学交学费。剩下四十块，二十块寄回家，二十块留着用。等帆娃子考上大学，我就轻松了。”

我合上笔记本，抱在怀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无声的，滚烫的，砸在封面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水渍。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帮赵大山喂鸡、扫院子。赵伯坐在门槛上抽烟，看着远处的山。

“帆娃子，”他突然开口，“你想不想念书？”

我愣住。

“我寻思了一夜，”赵伯慢慢说，“国良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念书，有出息。你现在回去打工，就真没机会了。”

“可是钱……”

“钱的事我想办法。”赵伯站起身，像是下定了决心，“镇上中学的校长我认识，我去求他，看能不能让你减免学费。你成绩好，兴许能行。”

“赵伯，我不想再给您添麻烦了。”

“这不是麻烦。”赵伯看着我，眼神坚定，“国良走了，你就是我半个儿子。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对得起国良，对得起我们几十年的交情。”

赵大山也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听我爸的。你这么聪明，不念书可惜了。我是不行了，小时候贪玩，现在只能种地。你不一样，你能飞出去。”

我看着这对父子，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那一刻我知道，我这辈子欠赵家的，还不清了。

但我会还。用我的一生去还。

少年寄人篱下遭非议，苦读备考遭遇重重阻挠，与赵家父子共度时艰。

赵伯说到做到。

三天后，他穿上那件只有走亲戚才穿的中山装，带着我去了镇上。向阳镇中学的校长姓吴，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老赵，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吴校长客气地让座。

赵伯搓着手，有些局促，但还是把来意说了。我站在一旁，低着头，盯着自己露出脚趾的布鞋。

吴校长听完，看看我，又看看赵伯：“孩子，你上次考试多少分？”

“期末考试，全班第三，全县第二十八名。”我低声说。

吴校长眼睛一亮：“这么好的成绩，怎么不念了？”

赵伯替我回答了原因。吴校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让孩子参加个入学考试，如果成绩确实好，学费可以减免一部分，剩下的可以拖欠，等以后有了再补。”

考试安排在第二天。语数外三科，我从早上八点考到下午四点。交卷时，吴校长就在旁边看着，不时点头。

成绩当天就出来了：数学满分，语文九十八，英语九十二。

“好苗子。”吴校长拍着我的肩，“学费全免，书本费你自己想办法。住宿的话，学校有宿舍，但得交住宿费。”

住宿费一学期三十块。赵伯当场就要掏钱，我拦住了。

“我走读。”我说。

“从村里到镇上，十里地呢。”吴校长皱眉。

“我能走。”我语气坚定。

不是我不想住校，是不想再花赵伯的钱。我知道，那三十块，可能是他攒了半年的私房钱。

最终就这么定了。我成了向阳镇中学初三的插班生，离中考还有八个月。

回到村里，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人说赵伯傻，养个外人；有人说我脸皮厚，赖在别人家不走；更多的人等着看笑话，看这个没爹没妈的孩子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这些话，赵伯和赵大山从不告诉我，但我能从邻居的眼神里看出来，能从那些突然降低的窃窃私语中听出来。

我装作不知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赵大山干完活，揣上赵伯准备的玉米饼，步行十里地去上学。放学后，再步行十里地回村，路上就着凉水啃完饼子，回家继续干活。

赵大山心疼我，想把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给我骑。我拒绝了，说走路能背单词。

其实我是怕骑坏了，他们家就那一辆自行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冬天来了，山路结冰，我摔过无数次，膝盖和手肘总是青一块紫一块。但我一次课都没缺，一次迟到都没有。

期中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三。吴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发了十块钱奖金。

我把钱交给赵伯。他不要，我硬塞给他：“您要不收，我就不念了。”

赵伯收下了，转身就去镇上割了半斤肉。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三个月来第一顿肉。赵伯把肉都夹到我碗里，自己只吃白菜。

“您也吃。”我夹回去。

“我牙不好，嚼不动。”赵伯说。

赵大山在桌子底下踢我脚，使眼色。我明白了，鼻子发酸，低头猛扒饭，把眼泪憋回去。

腊月二十三，小年。赵伯的姐姐赵秀娥来了，带着她儿子王小军。王小军比我大两岁，在县城读技校，穿一件时髦的夹克，头发抹得油亮。

吃饭时，王小军斜眼看我：“你就是那个寄住在我舅家的？”

“小军，怎么说话呢！”赵秀娥瞪儿子。

“我就问问嘛。”王小军撇撇嘴，“舅，不是我说，你现在养着他，以后他能给你养老送终？别到时候翅膀硬了，飞了，您白忙活一场。”

饭桌上一片死寂。赵大山“啪”地放下筷子，赵伯脸色铁青。

我站起身，朝赵秀娥和王小军鞠了一躬：“姑，军哥，你们放心。赵伯和大山哥的恩情，我一辈子记得。以后我有了出息，一定报答。”

说完，我转身出了堂屋。外面下雪了，雪花很大，一片一片，安静地落。

赵大山追出来，把棉袄披在我身上：“小军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就那样，混不吝。”

“大山哥，”我看着漫天飞雪，“你说，人为什么要分三六九等？”

赵大山愣了愣，挠挠头：“我也不知道。可能……可能这就是命吧。”

“我不信命。”我说，“我爸信命，他一辈子老老实实，最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赵伯信命，他一辈子与人为善，可连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凑不齐。如果这就是命，我不认。”

赵大山看着我，像第一次认识我。许久，他拍拍我的肩：“对，不认。帆娃子，你比哥有出息，你一定要飞出去，飞出这大山，飞得高高的。”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今日之辱，他日百倍还。今日之恩，他日千倍报。

春节到了。村里鞭炮声阵阵，孩子们穿着新衣跑来跑去，空气里弥漫着肉香。

赵伯家也买了鞭炮，不多，就一挂。赵大山点燃，噼里啪啦几十响，很快就没了。邻居家都在放二踢脚，一声接一声，震天响。

年夜饭有肉，有鱼，还有一瓶白酒。赵伯给我倒了一小盅：“来，帆娃子，过年了，你也喝点。”

我从来没喝过酒，辣得直咳嗽。赵伯和赵大山哈哈大笑，笑着笑着，赵伯眼角有泪。

“要是国良在，该多好。”他说。

我们都沉默了。屋外，别人家的欢笑声传进来，更显得屋里冷清。

“爸，咱看电视吧。”赵大山打破沉默。

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是赵伯家最值钱的东西。打开，雪花一片，赵大山出去转天线，转了半小时，终于出人影了——春节联欢晚会。

赵本山在演小品，我们三个笑得前仰后合。笑着笑着，我又想起父亲。去年春节，我们父子俩在工棚里，用收音机听春晚。父亲说，等明年有钱了，也买台电视。

明年到了，电视有了，父亲却没了。

守岁到十二点，村里鞭炮齐鸣。赵伯掏出两个红包，一个给赵大山，一个给我。

“爸，我都多大了，不要。”赵大山推辞。

“拿着，讨个吉利。”赵伯硬塞给他。

我捏着薄薄的红包，知道里面可能就一块钱。但这一块钱，可能是赵伯攒了很久的。

“谢谢赵伯。”我深深鞠躬。

“谢啥，一家人。”赵伯摸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粗糙，很温暖。

夜里，我和赵大山躺在床上，都睡不着。

“帆娃子，你想你爸吗？”

“想。”

“我也想我妈。”赵大山轻声说，“她走的时候，我才八岁。我记得她最后跟我说的话是：大山，要照顾好你爸。”

“大山哥，你为什么不成亲？”

赵大山沉默了很久：“家里穷，谁愿意嫁啊。前年说了个媒，姑娘家要三百块彩礼，我家拿不出来，就黄了。后来我就想，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三百块，在城里可能只是一顿饭钱，在这里却能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娶上媳妇。

“睡吧，明天早起拜年。”赵大山翻了个身。

可我睡不着。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远处传来狗吠。我在黑暗中睁着眼，心想：我一定要有钱，有很多很多钱。不让赵伯再为钱发愁，不让大山哥打光棍。

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埋进心里，在寒冷的冬夜里，悄悄生根发芽。

正月十五过后，开学了。中考的压力扑面而来。吴校长找我谈话，说我如果保持这个成绩，能考上县一中，那是省重点，每年都能出大学生。

“杨帆，你只有这条路。”吴校长推推眼镜，“考上县一中，就有希望考大学。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

我懂。所以我更拼命了。走路在背课文，吃饭在记公式，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题到半夜。赵伯心疼灯油，但从来没说过我，只是每次夜里起来，都会给我披件衣服。

三月，倒春寒。我感冒了，发高烧。赵伯要去请赤脚医生，我拦住了，说喝点热水就好。我知道，请一次医生要五块钱，开药更贵。

那天我没去上学，躺在炕上昏睡。梦里全是父亲，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一遍又一遍，我在下面接，可怎么也接不住。

“爸！爸！”我惊叫着醒来，满头大汗。

赵伯坐在炕边，用湿毛巾给我擦脸：“做噩梦了？”

“嗯。”我声音沙哑。

“别怕，赵伯在。”他像哄孩子一样拍着我，“睡吧，睡一觉就好了。”

我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自从父亲走后，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哭。

病好后，我更加拼命。四月初，全县模拟考，我考了全县第十五名。吴校长高兴得在办公室里转圈，说照这个势头，县一中稳了。

好消息传回村里，风向变了。以前避着我走的邻居，开始主动打招呼；以前说闲话的婶子，见面会塞给我一个煮鸡蛋。连村支书杨德海见了我，也会点点头。

只有赵伯家，还和以前一样。赵大山照样一大早下地，赵伯照样坐在门槛上抽烟。有人对赵伯说：“老赵，帆娃子要是真考上县一中，以后有出息了，你可就享福了。”

赵伯只是笑笑：“孩子有出息就好，享不享福的，不重要。”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更加坚定了决心：不仅要考上，还要考出最好的成绩，让赵伯在人前扬眉吐气。

五月，离中考还有一个月。学校组织最后一次模拟考，我考了全县第八。吴校长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二十块钱，是学校奖励优秀学生的。你拿着，买点营养品，最后冲刺阶段，身体不能垮。”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这二十块，对我来说是巨款。

我没买营养品，而是去镇上供销社买了二斤五花肉、一条鱼，还有一瓶好酒。回到家，赵伯看到，脸一沉：“乱花钱！”

“学校奖励的。”我把剩下的钱塞给他，“赵伯，这一个月，您和大山哥辛苦了。今天咱们吃顿好的。”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红烧肉、糖醋鱼。赵伯喝了两盅酒，话多了起来，讲他年轻时和父亲一起干过的荒唐事。赵大山也喝高了，拍着桌子唱起了山歌。

煤油灯下，三个人的影子映在墙上，摇摇晃晃，却莫名温暖。

吃完饭，我抢着洗碗。赵大山凑过来，小声说：“帆娃子，哥跟你说个事。”

“你说。”

“村东头的刘婶，给我说了个媒。姑娘是邻村的，比我小两岁，人挺好，就是……”赵大山搓着手，“就是她爹要四百块彩礼。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哪拿得出四百块。”

“所以……”

“所以我想出去打工。”赵大山下定决心似的，“去南方。听说那边工资高，干一年，怎么也能攒个几百块。”

“可赵伯怎么办？他一个人……”

“所以我还没跟他说。”赵大山叹气，“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要是走了，他一个人我不放心。可我不走，这亲事就黄了。我都二十七了，再拖下去，真成老光棍了。”

我看着他憨厚的脸，心里一阵难受。赵大山是个好人，勤快，孝顺，可就是因为穷，娶不上媳妇。

“大山哥，你再等等。”我说，“等我考上高中，办了助学贷款，就去找兼职。我帮你攒彩礼钱。”

“傻话！”赵大山瞪我，“你的任务是好好念书，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就是跟你唠叨唠叨，你别往心里去。”

可我已经往心里去了。那晚，我在笔记本上又加了一条：帮大山哥娶媳妇。

六月初，中考前三天，赵伯突然病倒了。发高烧，咳嗽，喘不上气。赵大山要去请医生，赵伯死活不让，说躺躺就好。

我摸了摸赵伯的额头，烫得吓人。

“大山哥，你去请医生，我去镇上买药。”我当机立断。

“你有钱吗？”

“有。”

我把吴校长给的二十块钱剩下的，加上平时攒的，一共十二块五，全带上了。跑到镇上卫生院，医生一听症状，说是肺炎，得赶紧治，开了一堆药，一共九块八。

我捏着剩下的两块七，又买了两个苹果——赵伯最爱吃苹果，但从来舍不得买。

回到家，赵大山已经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打了针，吃了药，赵伯的烧退了些，但还是很虚弱。

中考那天，我五点就起床，熬了粥，喂赵伯吃了，又把中午的药分好。

“快去吧，别迟到了。”赵伯催促。

“您一个人行吗？”

“行，快走。”

我骑上赵大山那辆破自行车，往镇上赶。路上，我一直想着赵伯苍白的脸，差点摔进沟里。

考场上，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一连三天，每天考完试，我第一件事就是骑车回村看赵伯。

最后一门考完，我冲出考场，自行车蹬得飞起。回到家，赵伯已经能坐起来了，赵大山正在喂他喝粥。

“考得咋样？”赵伯问。

“还行。”我说。

其实我知道，我考砸了。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看错了条件，英语作文写跑题了。但我不想说，不想让赵伯担心。

成绩要等半个月才出来。这半个月，我除了照顾赵伯，就是帮赵大山下地干活。六月，麦子熟了，金黄的麦浪翻滚，空气里都是麦香。

割麦子是体力活。我从来没干过，第一天手上就磨出了水泡。赵大山不让我干，我说我能行。水泡破了，流血，结痂，最后变成茧子。

赵伯能下地了，坐在田埂上看我们干活，偶尔递壶水。夕阳西下，我们三人坐在麦堆上，看着远处的山。

“帆娃子，”赵伯突然说，“不管考没考上，你都是好孩子。”

我鼻子一酸，低头摆弄麦穗。

成绩出来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半夜爬起来，走到院子里。月光很好，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我走到猪圈前——猪已经卖了，圈是空的。我又走到鸡窝前，鸡在睡觉，偶尔扑腾一下翅膀。

这个简陋的院子，这三间土坯房，是我这半年来唯一的家。

我走到父亲坟前。坟上已经长了草，我拔干净，坐下来。

“爸，明天就出成绩了。我要是考不上，您别怪我。我尽力了。”

风吹过，草叶沙沙响，像父亲的回应。

“爸，赵伯对我很好，大山哥对我也好。我欠他们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您要是泉下有知，保佑我考上，让我有机会报答他们。”

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回去时，赵伯屋里还亮着灯。我推门进去，他坐在炕上抽烟。

“赵伯，您怎么还没睡？”

“睡不着。”赵伯拍拍炕沿，“来，坐。”

我坐下。赵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钱，有零有整。

“这里是八十块钱，我这些年攒的。”赵伯把钱塞给我，“不管考上考不上，你都拿着。考上了，当学费；没考上，当路费，回城里找个活干。”

“赵伯，我不能要……”

“拿着！”赵伯眼睛一瞪，“你要是不拿，就是看不起我赵老三。”

我捏着那叠钱，钱还带着赵伯的体温。我知道，这可能是他全部的积蓄。

“赵伯，”我声音哽咽，“我要是考上了，一定好好念书。我要是没考上，就去打工，挣了钱，加倍还您。”

“傻孩子，说什么还不还的。”赵伯摸摸我的头，“我和你爸是兄弟，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爹给儿子钱，天经地义。”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钱紧紧贴在胸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考上，必须考上。

第二天，我、赵大山、赵伯，三人一起去了镇上。学校门口贴出了红榜，围了很多人。

我挤进去，从最后一名往前看。看到第五十名，没有我；看到第三十名，没有我；看到第二十名，还是没有我。

手心开始出汗，腿有些发软。

“让让，让让。”赵大山护着我往前挤。

第十名，没有。第五名，没有。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难道真没考上？

这时，我听见有人说：“第一名是谁啊？怎么没见过这名字。”

“杨帆，是哪个村的？”

我猛地抬头，看向红榜最上方。那里，赫然写着：

第一名：杨帆 总分：587分

我愣住了。赵大山也愣住了，然后猛地抱住我：“帆娃子！第一！你是第一！”

赵伯挤进来，看看红榜，再看看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只是用力拍我的肩。

周围的人都看过来，有羡慕，有惊讶，有嫉妒。我看到了同班同学，看到了老师，看到了吴校长。

吴校长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好小子！给学校争光了！县一中打来电话，说要免你三年学费，还提供生活费！”

我机械地点头，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走出人群，直到回到赵伯家，我才反应过来：我考上了，而且是第一名。

“今天加菜！”赵伯大手一挥，“大山，去割肉，买酒！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那天晚上，赵伯家前所未有的热闹。邻居们都来了，带着鸡蛋，带着青菜，说着恭维的话。村支书杨德海也来了，拎着两包点心。

“帆娃子有出息啊！”杨德海拍着我的肩，“给咱们村争光了！以后好好学，考上大学，当大官！”

我笑着应酬，心里却明镜似的。半年前，就是这个人，把我拒之门外。

赵伯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国良，你看见了吗？你儿子有出息了，考了第一名！你在那边可以放心了……”

赵大山也喝醉了，抱着我哭：“帆娃子，哥替你高兴，真的高兴……”

夜深了，客人都散了。我收拾着碗筷，看着满地狼藉，心里却异常平静。

考上县一中，只是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多远，身后永远有一个叫赵伯的老人，和一个叫大山的哥哥，在等我回家。

而这份恩情，我会用一生去偿还。

山村少年初入县城，在重点中学的精英丛林中挣扎求存，贫富差距与自尊心的激烈碰撞。

1993年9月1日，清晨五点。

天还没亮，赵伯就起来了。灶房里传来烧火的声音，不一会儿，煎鸡蛋的香味飘出来。我睁开眼，看见炕头的椅子上，整整齐齐叠着三件新衣服——白衬衫，蓝裤子，还有一双解放鞋。

“醒了？”赵伯端着碗进来，“快起来吃饭，吃了饭好赶车。”

我坐起身，看着那些新衣服。白衬衫是的确良的，裤子的布料挺括，鞋是崭新的，胶底还泛着光。

“赵伯，这……”

“你考上县一中，是大喜事，得穿新的。”赵伯把碗递给我，里面是两个荷包蛋，煎得金黄，“快吃，六点半的车，别误了点。”

我端着碗，手有些抖。这身行当，少说也得三十块钱，赵伯哪来的钱？

赵大山推门进来，肩上扛着个编织袋：“都收拾好了，铺盖、脸盆、暖壶都在里面。对了，这是二十斤粮票，我找德海叔换的。”

“大山哥，你的自行车……”

“给你了。”赵大山咧嘴笑，“县里地方大，有辆车方便。反正我在家也少骑。”

“不行，那是你的……”

“让你拿着就拿着！”赵伯一瞪眼，“一家人推来推去的像什么话。”

我低下头，大口吃鸡蛋。蛋黄哽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吃完饭，天蒙蒙亮。赵伯和赵大山送我出村，一直送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赵大山把自行车绑在长途车顶的行李架上，赵伯把编织袋塞进车窗。

“到了学校就给村里打电话，村委会有电话，我让德海告诉我一声。”赵伯叮嘱。

“钱放好，分开放，别都放一个兜里。”

“跟同学好好处，别惹事，但也别怕事。”

“好好念书，家里不用操心。”

他一连说了七八条，我一一应着。车要开了，我跳上车，从车窗探出头。

赵伯站在晨雾里，佝偻着背，朝我挥手。赵大山站在他旁边，憨憨地笑。

车开了，越来越快，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气中。我坐回座位，眼睛发热，但没哭。我把眼泪憋回去了，从今天起，我要做个大人。

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县城。和镇上比，县城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三层四层的楼房随处可见，街上自行车川流不息，还有几辆绿色的吉普车呼啸而过。

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县一中。气派的校门，大理石柱子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校牌。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和家长，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提着皮箱，有的还有父母开车送来。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白衬衫，突然觉得这布料太新，新得扎眼。

“同学，你是新生吗？”一个戴着红袖章的高年级学生走过来。

“是，我是杨帆。”

他在名单上找了找：“初三（一）班，杨帆……找到了，你是第一名考进来的啊！宿舍在203，跟我来。”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操场。操场是煤渣铺的，但很大，有篮球架，有单双杠。教学楼是三层红砖楼，窗户玻璃擦得锃亮。

宿舍楼在操场后面，也是三层。203是八人间，上下铺。我来得早，宿舍里还没人。靠窗的下铺已经被人占了，放着一个棕色的皮箱。我选了靠门的上铺，把编织袋放上去。

“被褥学校统一发，一会儿去后勤处领。”学长说，“食堂在宿舍楼后面，水房在楼下，洗澡要去公共澡堂，一次两毛。”

他交代完就走了。我开始铺床。床板很硬，我铺上自己带的褥子——那是赵伯用旧棉絮改的，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

正忙着，宿舍门被推开，一个穿白衬衫、卡其裤的少年走进来，身后跟着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着西装，女人烫着卷发，提着大包小包。

“哎呀，这宿舍条件也太差了。”女人一进门就皱眉，“志强，要不咱们还是住校外吧？”

“妈，学校规定必须住校。”少年有些不耐烦，目光扫过我，在我洗得发白的床单上停留了一秒。

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他的床单是印花的，被套是缎面的，枕头上还绣着名字：王志强。

“同学，你也是这个宿舍的？”王父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烟是红塔山，五块钱一包。

“谢谢，我不会。”我摆手。

“哦，好习惯。”他收回烟，打量我，“你家哪里的？”

“杨家村的。”

“杨家村……哦，山里的。”他点点头，语气里有种不易察觉的优越感，“我儿子志强，以后你们是同学，多照顾。”

“叔叔客气了。”

王志强的父母帮他铺床，挂蚊帐，摆日用品。暖壶是牡丹花的，脸盆印着熊猫，香皂盒是塑料的，还带盖子。我默默地看着，把赵伯给我的搪瓷缸、掉了漆的暖壶、印着“劳动光荣”的脸盆，一样样摆好。

差距，从一开始就这么赤裸裸。

下午，全班在教室集合。班主任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戴眼镜，很严肃。

“我叫刘文英，教语文，也是你们的班主任。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县一中的学生了。在这里，成绩是唯一的通行证。月考、期中、期末，每次考试都排名，后十名要写检查，连续三次倒数，劝退。”

教室里鸦雀无声。

“现在点名，点到的同学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

“李娜。”

“到。”扎马尾的女生站起来，“我叫李娜，来自县农机厂家属院，喜欢看书。”

“王志强。”

王志强懒洋洋地站起来：“王志强，我爸是县工商局的。”

“杨帆。”

我站起来，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叫杨帆，来自杨家村。”

“杨家村？”有人小声嘀咕，“山里来的？”

“安静！”刘老师敲敲桌子，“杨帆同学是本届中考第一名，587分。你们要多向他学习。”

这句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变了。有惊讶，有怀疑，有不服。王志强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点名继续。全班四十八个人，有一半来自县城，一半来自各乡镇。但像我这样来自山村的，只有三个。

开完班会，发新书。厚厚一摞，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历史，还有一本《中学生行为规范》。我把书小心地装进书包——那是赵伯用旧帆布给我缝的，很结实，但和同学们花花绿绿的双肩包比，显得土气。

食堂六点开饭。我拿着新领的饭盒去打饭，看到窗口上方的价目表：白米饭五分，馒头三分，炒青菜一毛，肉菜两毛。我算了一下，一天三顿，就算只吃青菜馒头，也得三毛六，一个月就是十块八。加上其他开销，赵伯给的八十块，最多撑四个月。

“让让，让让。”王志强挤过来，掏出饭票，“红烧肉，炒鸡蛋，再来个鸡腿。”

他打了三个肉菜，花了六毛。我默默退到一边，要了二两米饭，一份炒青菜，一共一毛五。

端着饭盒找座位时，我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男生，也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只要了一份咸菜。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你好，我是杨帆。”

他抬起头，很清秀的一张脸，眼睛很大：“我叫周晓峰，来自周家沟。”

“你也是山里来的？”

“嗯。”他点头，声音很小，“我们村离你们村不远，翻过两座山就是。”

我们相视一笑，有种同类的亲近感。从那以后，我和周晓峰就成了朋友。他是我们班另一个山村来的学生，中考第六名。

晚自习从七点到九点。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和写字的声音。我在预习明天的数学课，忽然闻到一股香味，是饼干。扭头一看，王志强在课桌底下偷偷吃桃酥。

我没在意，继续做题。但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晚上那点青菜米饭，早消化完了。

“给你。”旁边递过来半块桃酥，是王志强。

我愣了愣。

“看什么，不吃拉倒。”他有点恼。

“谢谢。”我接过来，小口吃着。很甜，很酥，是我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你家真在山里？”王志强小声问。

“嗯。”

“那你上学要走很远吧？”

“以前在镇上念，要走十里。现在来县里，更远了。”

王志强沉默了一会儿，又从桌兜里掏出两块桃酥塞给我：“给你，我不爱吃甜的。”

我知道他在撒谎，但没拆穿。后来我才知道，王志强虽然家境好，但人不坏，就是有点少爷脾气。

第一个周末，我没回家。来回车费要四块，太贵。周晓峰也没回，我们约好去县图书馆。

县图书馆很大，三层楼，藏书几万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书，眼睛都看直了。办了借书证，一次能借三本。我借了《平凡的世界》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周晓峰借了《红岩》和《青春之歌》。

“你看得完吗？”周晓峰问。

“看得完，晚上看。”

我们坐在阅览室里，一看就是一整天。中午啃自带的干粮，渴了去水房喝自来水。但心里是满的，那些书里的世界，比现实广阔得多。

傍晚回学校，在校门口遇到王志强和他几个朋友。他们刚看完电影回来，嘴里哼着《新鸳鸯蝴蝶梦》。

“杨帆，周晓峰，你们去哪了？”王志强问。

“图书馆。”

“图书馆？”一个穿花衬衫的男生笑了，“星期天去图书馆，你们可真用功。”

“李斌，你少说两句。”王志强瞪他，转头对我们说，“明天我生日，在国营饭店请客，你们一起来吧。”

“不了，谢谢。”我摇头，“我们还有作业。”

“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李斌插嘴，“王哥请客，可是有肉吃。”

“真的不用了。”周晓峰也拒绝。

王志强脸色有些不好看，但没勉强：“行吧，那改天。”

回到宿舍，周晓峰小声说：“他们那种圈子，我们融不进去的。”

“我知道。”我说，“但王志强人其实不坏。”

“他是不坏，但他那些朋友……”周晓峰没说完，但意思我懂。

李斌是县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张涛是副县长的侄子，他们那个小圈子，非富即贵。我和周晓峰这样的山村孩子，在他们眼里，大概就像路边的野草，虽然存在，但不会多看一眼。

但我不在乎。我来县一中，是为了念书，为了考大学，不是为了交朋友。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三，年级第十。周晓峰第五，王志强第二十八。成绩单发下来那天，王志强一整天没说话。

晚自习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帮我补补数学，有偿。”

我回：“有偿不用，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从那以后，晚自习结束后，我和王志强、周晓峰会多留半小时，一起做题。王志强基础不差，就是贪玩，有人带着，进步很快。

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年级第五。王志强进了前二十，高兴得请我们吃冰棍。三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我吃得小心翼翼，生怕化了。

“杨帆，你以后想考什么大学？”王志强问。

“不知道，能考上就行。”

“我想去北京。”王志强说，“我爸说，北京是首都，机会多。”

“我想学医。”周晓峰说，“我们村没有医生，我奶奶是得病没的，要是有医生，她就不会走。”

我没说话。我想学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考上大学，要挣钱，要让赵伯过上好日子，要帮大山哥娶上媳妇。

这个目标很俗，但很实在。

十一月，天冷了。赵大山突然来学校找我，背着一大袋红薯。

“帆娃子！”他在宿舍楼下喊，嗓门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

我跑下去，看见他穿着单衣，脸冻得通红。

“大山哥，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点红薯，家里种的，甜。”他把袋子递给我，沉甸甸的，得有三十斤，“对了，我爸让你放心，他身体好着呢。就是天冷了，老咳嗽，不碍事。”

“赵伯咳嗽还没好？去看医生了吗？”

“看了，开了药，吃着呢。”赵大山搓搓手，“那个……我下个月要去南方了。”

“什么？”

“刘婶说的那个姑娘，她爹松口了，彩礼降到三百五。我寻思着，去南方干一年，怎么也能攒够。”赵大山憨笑，“等我把媳妇娶进门，我爸就有人照顾了，我也能放心。”

我心里一紧：“大山哥，南方那么远……”

“远怕啥，年轻人，就得出去闯闯。”赵大山拍拍我的肩，“你在学校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等我挣了钱，给你寄学费。”

“我不要，我有助学金……”

“那是两码事。”赵大山打断我，“我走了，你放假回家，多去看看我爸。他嘴上不说，其实可想你了，老念叨。”

“我知道。”我鼻子发酸。

赵大山又从怀里掏出个手绢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五十块钱：“这个你拿着，买点好吃的，别亏着自己。”

“大山哥，我不能……”

“拿着！”他硬塞给我，“我是你哥，给你钱花，天经地义。”

我攥着那五十块钱，手心里全是汗。这钱，可能是赵大山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是他去南方的路费。

“大山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你。”

“不用送，我悄悄走，不然我爸该难受了。”赵大山看看天，“不早了，我得去赶车。你回吧，好好念书。”

他转身走了，背影在寒风中有些单薄。我站在原地，直到他消失在校门外，才抱着那袋红薯回宿舍。

红薯很沉，沉得我几乎抱不动。就像赵家对我的恩情，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周末，我回了趟家。用助学金买了二斤肉，一瓶酒，还给赵伯买了条围巾。

赵伯看到我，高兴得直搓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买这些干啥，乱花钱。”

“不花钱，助学金买的。”我撒谎。

赵伯信了，乐呵呵地收下。晚上，我们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赵伯吃了两碗。

“大山呢？”我问。

“去他姐家了，过两天回来。”赵伯神色如常。

我心里一酸。赵大山骗了我，他也骗了赵伯。他去南方的事，没告诉赵伯。

“赵伯，大山哥他……”

“我知道。”赵伯打断我，叹了口气，“这孩子，打小就实诚，不会撒谎。他前几天收拾东西，我就猜到了。去南方就去南方吧，年轻人，是该出去闯闯。”

“您不怪他？”

“怪啥？”赵伯点上旱烟，“他二十七了，该成家了。咱家穷，拿不出彩礼，他不出去挣，谁家姑娘愿意嫁？”

烟雾缭绕中，赵伯的脸有些模糊。我突然发现，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手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

“赵伯，等我考上大学，工作了，接您去城里住。”

“不去不去，城里憋屈，还是村里好。”赵伯摆摆手，“你好好念书，别惦记我。我有手有脚，饿不着。”

那晚，我躺在熟悉的炕上，听着赵伯的鼾声，怎么也睡不着。赵大山要去南方了，赵伯一个人在家，万一生病怎么办？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天快亮时，我做了个决定：每个月至少回来一次，看看赵伯。

回到学校，我更加拼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去操场背英语；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书。期中考试后，我稳定在年级前三，拿到了最高档的助学金：每月十五块。

十五块，加上赵伯之前给的，我省着花，能撑到期末。但我还想多攒点，寒假给赵伯买件棉袄，他身上的棉袄已经穿了十年，棉花都硬了。

十二月初，学校组织“学雷锋，送温暖”活动，去县福利院慰问。我和周晓峰都报名了。

福利院在县城西边，很旧的院子，住着二十几个孤寡老人和孤儿。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

我被分到后院，扫落叶。正扫着，听见有人叫我：“小同学，能帮我个忙吗？”

抬头，是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七八十岁年纪，头发全白，但精神很好，眼睛很亮。

“爷爷，您说。”

“我屋里的窗户有点问题，关不严，能帮我看看吗？”

我跟着他进了屋。屋子很小，但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满了书。

窗户是木头的，合页松了。我找了块石头，把合页敲紧，窗户能关严了。

“谢谢你啊，小同学。”老人笑，“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的？”

“杨帆，县一中的。”

“县一中，好学校。”老人点头，“喜欢看书吗？”

“喜欢。”

“喜欢看什么书？”

“什么都看，小说，历史，地理……”

老人眼睛一亮，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递给我：“这个，看过吗？”

我接过，是《史记》，中华书局出的，很厚。

“没看过，但听说过。”

“送你了。”老人说，“年轻人，多读史，明智，明理。”

“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书就是让人读的。”老人摆摆手，“我姓陈，以前是县一中的老师，退休了，无儿无女，就住这儿了。你以后有空，可以来找我，我这儿书多。”

我收下书，深深鞠躬。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是县一中的老教师，教了一辈子语文，文革时受过冲击，平反后不愿回学校，就在福利院住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每隔一两周就去趟福利院，帮陈老师干点活，听他讲历史，讲文学。他知识渊博，从《诗经》讲到《红楼梦》，从秦始皇讲到孙中山。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

“小杨，你很有灵性。”有一次，陈老师对我说，“但记住，读书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明理。理明了，路就宽了。”

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期末考试前，赵大山来信了。信是寄到学校的，很厚。我拆开，里面是三张信纸，还有一张照片。

信是赵大山口述，别人代写的。他说他到了广东，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一天能挣十块钱，管吃管住。就是活累，搬砖，和水泥，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但他不嫌累，因为一天十块，一个月就是三百，干一年，彩礼钱就攒够了。

照片是他在工地拍的，戴着安全帽，一脸灰，但笑得很开心。背后是高楼大厦的脚手架，天空很蓝。

我把信看了三遍，小心地收好。照片夹在笔记本里，时时拿出来看。

期末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一。刘老师在班会上表扬我，还发了二十块钱奖金。我攥着那二十块钱，心里盘算：十块给赵伯买棉袄，五块给陈老师买点心，剩下五块攒着。

放寒假那天，雪下得很大。我拎着给赵伯买的棉袄，还有学校发的一袋面粉，坐上了回家的车。

车上人很多，挤得喘不过气。但我心里是暖的，因为要回家了。

车到村口，我一眼就看见赵伯站在老槐树下，身上落满了雪。他在等我。

“赵伯！”我跑过去。

“慢点慢点，路滑。”赵伯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考得咋样？”

“年级第一。”

“好！好！”赵伯笑得合不拢嘴，“走，回家，饺子都包好了，猪肉大葱馅！”

我跟着他往家走，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一大一小，深深浅浅。

这个寒假，我几乎没出门，天天在家陪赵伯。帮他劈柴，扫雪，腌咸菜。赵伯话多了，总是念叨赵大山，说南方热，不知道他适不适应；说工地上危险，让他千万小心。

腊月二十三，小年。赵大山寄回来一百块钱，还有一封信。信里说，他过年不回来了，工地上加班，一天给三十。他让赵伯别舍不得花钱，该买啥买啥。

赵伯拿着那一百块钱，手直抖：“这孩子，挣点钱不容易，寄回来干啥。”

“大山哥孝顺您。”我说。

“孝啥顺，他把自己照顾好，我就放心了。”赵伯把钱小心地收好，“这钱给你攒着，以后上大学用。”

“赵伯，我有助学金……”

“助学金是助学金，这是你哥的心意。”赵伯固执地说。

我没再争。我知道，在赵伯心里，我和赵大山一样，都是他的孩子。

除夕夜，我和赵伯两个人过。包了饺子，炖了鸡，还炸了丸子。赵伯喝了点酒，话匣子打开了，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和我父亲偷生产队的西瓜，被看瓜的老头追了二里地。

“国良跑得快，我跑得慢，被逮着了。国良又跑回来，说西瓜是他偷的，让我先跑。”赵伯眼睛红了，“结果他被吊在树上打，三天没下来床。这个傻子……”

我听着，心里发酸。父亲和赵伯的友情，是那种可以为对方挡刀的友情。这种情义，现在还有吗？

春节过后，我回学校。赵伯送我，一直送到村口，就像半年前一样。

“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

“您保重身体，按时吃药。”

“知道知道，啰嗦。”

车开了，我回头，赵伯还站在老槐树下，朝我挥手。雪还没化，天地白茫茫一片，他的身影那么小，那么孤单。

我转过头，擦掉眼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长大，快点有出息，快点报答。

高二分文理科，我选了理科。陈老师说，理科好找工作，来钱快。我想了想，也是，我想让赵伯过上好日子，想让赵大山娶上媳妇，需要钱。

王志强也选了理科，周晓峰选了文科。分班那天，我们三个在校门口的小摊吃了碗馄饨。

“以后就不能一个班了。”周晓峰有点伤感。

“还在一个学校，还能一起吃饭。”我说。

“对，还能一起打篮球。”王志强说，“杨帆，你篮球打得不错啊，跟谁学的？”

“自学的，瞎打。”

“下周末，咱们班跟二班有比赛，你上不上？”

“上。”

分班后，学习更紧张了。物理、化学、生物，都是硬骨头。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看书、做题。陈老师说我是“拼命三郎”，我说我不拼命，就赶不上了。

确实赶不上。县城里的同学，初中就学完了高中物理，英语口语流利，还会用计算器。而我，连计算机都没见过。

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我能做的，就是用时间弥补。别人学一小时，我学三小时；别人做一遍题，我做三遍。

期中考试，我保住了年级前三。王志强进了前五十，他爸高兴，给他买了辆山地车，五百多块，相当于赵伯家一年的收入。

“杨帆，试试？”王志强把车推到我面前。

我摇头：“不会。”

“我教你，很简单。”

“不用了，谢谢。”

我不是不想学，是不敢学。我怕骑上去，就舍不得下来。那种风一样的感觉，那种自由的感觉，会让我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高二下学期，学校组织数学竞赛，一等奖高考加十分。我报了名，每天泡在图书馆，啃竞赛题。陈老师帮我找资料，给我开小灶。

“竞赛题和高考题不一样，考的是思维，是方法。”陈老师说，“你不能死学，要活学。”

我似懂非懂。直到有一次，陈老师给我讲了一道几何题，用了三种方法，最后一种最简单，也最巧妙。

“看，这就是思维。”陈老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要找最近的那条。”

我好像明白了。从那以后，我不再盲目刷题，开始思考，总结，归纳。竞赛前，我已经能解出大部分历年真题。

竞赛在市里举行，学校包车送我们去。那是我第一次出县城，看什么都新鲜。高楼，汽车，穿着时髦的行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

“杨帆，看啥呢？”王志强拍我肩膀。

“没什么。”

“等考完了，我带你逛街，百货大楼可大了，啥都有。”

“不用了，我想早点回去。”

“你啊，就是太闷。”王志强摇头。

竞赛结果出来，我拿了二等奖，加五分。一等奖只有一个，被市一中的学生拿走了。刘老师有些遗憾，但还是很高兴：“二等奖也不错，高考加五分，能甩开多少人。”

我自己也满意。五分，可能就是一个大学的距离。

高三，冲刺开始了。教室里挂上了倒计时牌，每天撕一页。同学们都像上了发条，走路都在背单词，吃饭都在看公式。

我更加拼命，体重从一百二十斤掉到一百零五斤，眼圈总是黑的。陈老师心疼，让福利院的阿姨给我炖汤，每周送一次。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别熬垮了。”陈老师说。

“我知道，谢谢陈老师。”

“谢啥，你考上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1996年5月，离高考还有一个月。赵大山又来信了，说他攒够了彩礼钱，年底就回来结婚。信里夹着一张照片，是他和那个姑娘的合影。姑娘很秀气，扎着麻花辫，笑得腼腆。

我把照片给赵伯看，赵伯戴着老花镜，看了又看，笑得合不拢嘴：“好好，这姑娘好，看着就贤惠。”

“大山哥要结婚了，您高兴吧？”

“高兴，高兴。”赵伯抹抹眼睛，“就是不知道我这身体，能不能等到抱孙子。”

“您别瞎说，您身体好着呢，长命百岁。”

赵伯笑了，没说话。但我知道，他身体越来越差了。咳嗽一直没好，夜里经常喘不上气。我让他去县医院看看，他不去，说老毛病，不碍事。

6月，高考前一周，赵伯突然晕倒了。邻居托人捎信到学校，我请假赶回去，把他送到县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肺气肿，心脏也不好，得长期吃药，不能干重活。

“老人年纪大了，得有人照顾。”医生说，“这病不能拖，得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我拿着诊断书，手在抖。药很贵，一个月要三十多块，复查一次要十几块。赵伯没有收入，赵大山的钱要留着娶媳妇，我的助学金只够自己开销。

钱，又是钱。

“帆娃子，咱回家，不住院，浪费钱。”赵伯醒了，第一句话就是要出院。

“不行，得住几天，观察观察。”我说。

“观察啥，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没事。”赵伯挣扎着要起来。

“您别动！”我按住他，声音很大，吓了他一跳。

病房里安静下来，隔壁床的病人看过来。我深吸一口气，放柔声音：“赵伯，您听我的，住几天。钱的事，我想办法。”

“你能想啥办法？你还得高考……”

“高考我会考好，钱我也会挣到。”我打断他，“您要是真为我好，就好好治病，别让我分心。”

赵伯看着我，眼睛红了：“帆娃子，伯拖累你了。”

“您说的什么话。”我鼻子发酸，“没有您，我早不知道在哪了。您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您好好的，我才能安心考试。”

赵伯住了三天院，花了八十多块。我拿出攒了一学期的助学金，又向王志强借了五十，凑够了。

“这钱我一定还你。”我对王志强说。

“不急，你先用着。”王志强拍拍我，“高考加油，你肯定能考上。”

高考前三天，赵伯出院了。我把他送回家，安顿好，又赶回学校。这三天，我几乎没睡，把所有的知识点过了一遍又一遍。

7月7日，高考。我坐在考场里，握着笔，手心全是汗。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语文，数学，英语，理综。两天时间，四场考试，决定一生的命运。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阳光刺眼。我站在校门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有哭的，有笑的，有面无表情的。

“杨帆！”王志强跑过来，搂住我的肩膀，“考得咋样？”

“还行。”

“我觉得我数学能考一百四！”王志强很兴奋，“走，我请客，咱们去吃羊肉泡馍！”

“不了，我得回家，赵伯一个人。”

“哦，对。”王志强松开手，“那改天。对了，分数出来记得告诉我。”

“好。”

我坐上了回村的车。车上，有人在对答案，有人在大声说笑。我靠着车窗，闭上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题，没有答案，只有赵伯佝偻的身影，赵大山憨厚的笑脸，还有父亲临终前没合上的眼睛。

回到家，赵伯正在院子里喂鸡。看到我，他放下鸡食盆：“考完了？”

“嗯。”

“累了吧？进屋歇着，我给你做饭。”

“我来做。”

我接过他手里的盆，去灶房生火。柴火噼啪响，火光映着脸，很暖。

“帆娃子，”赵伯坐在灶前的小凳上，轻声说，“不管考没考上，你都是好孩子。”

我没说话，往锅里添水。水开了，下了一把挂面，打了个鸡蛋。

面好了，我和赵伯一人一碗，坐在院子里吃。夕阳西下，天边一片火烧云，很美。

“赵伯，”我忽然说，“等分数出来，填了志愿，我想去趟南方。”

“去南方干啥？”

“看看大山哥，也看看，有没有我能干的活。”

赵伯放下碗，看着我：“你想打工？”

“嗯，挣点钱。您得吃药，不能停。”

“我的病不碍事……”

“得吃。”我打断他，语气坚定，“您要是不吃药，我就不去上大学。”

赵伯愣住，很久，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倔。”

我笑了，低头吃面。面条很香，鸡蛋很嫩，夕阳很暖。

这一刻，我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无论高考结果如何，无论未来怎样，我都有必须守护的人，必须走的路。

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我会一直走下去。

山村状元南下广东，在汗水中见证人生百态，在绝境中抓住命运稻草。

1996年7月25日，高考成绩公布。

我以全县第三、全市第十八名的成绩，被省城重点大学录取。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那天，刘老师亲自送到村里，身后跟着校长、乡长，还有县电视台的记者。

“杨帆同学是我们县一中的骄傲！”校长握着我的手，闪光灯咔嚓咔嚓地响。

“寒门出贵子，是咱们乡的光荣！”乡长拍我的肩，很用力。

记者把话筒伸到我面前：“杨帆同学，你取得这样的成绩，有什么感想？”

我看着镜头，看着周围看热闹的村民，看着赵伯躲在人群后抹眼泪。我想说，我想感谢赵伯，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但最后，我只是说：“感谢学校，感谢老师。”

场面话，谁都会说。但我心里清楚，我最该感谢的人，正在人群后面，佝偻着背，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树。

热闹过后，人群散去。乡长留下一个信封，说是乡里的奖励，五百块。校长也留下一个信封，学校的奖励，三百块。还有几个企业老板，凑了一千块助学金。

一千八百块，厚厚一叠。我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赵伯，这钱……”

“你收好，上大学用。”赵伯说，“学费、生活费，省着点花，够一年了。”

“您的药……”

“我的药不急，你先紧着自己。”

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八百，交学费；一份五百，留着生活费；一份五百，塞给赵伯。

“这五百您拿着，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要是我知道您断了药，我就不去上学了。”

赵伯看着我，眼睛又红了：“你这孩子……”

“您别哭，这是高兴的事。”我笑着说，心里却发苦。大学一年学费八百，住宿费三百，书本费杂费最少二百。一千三就没了。生活费一个月省着花也得一百，一年又是八百。两千一，加上路费，两千二打不住。

我手里这一千三，只够半年。下半年怎么办？

“我想好了，”我对赵伯说，“开学前，我去趟广东，看看大山哥，也打点零工，挣点钱。”

“广东那么远……”

“不远，坐火车一天一夜。大山哥能去，我也能去。”

赵伯沉默了很久，最后叹口气：“你去看看他也好。那孩子，半年没来信了，也不知道咋样了。”

我心里一紧。是啊，赵大山上次来信是三个月前，之后音讯全无。打电话到工地，说是早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我得去，必须去。

三天后，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硬座，三十六个小时。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脚臭味、泡面味混在一起。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怀里抱着帆布包，里面装着录取通知书、八百块钱，还有两个馒头。

对面是个打工的大叔，四十多岁，一脸沧桑。

“小兄弟，去哪儿？”

“广东。”

“打工？”

“找人。”

“找谁？”

“我哥。”

大叔点点头，不再多问。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个烧饼，分我一半。我接了，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给他。我们默默地吃着，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村庄、电线杆。

夜里，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鼾声和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我睡不着，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偶尔闪过几点灯光，像遥远的星。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抱着骨灰盒站在雨中的少年。如果当时赵伯没有出现，我现在会在哪里？可能在某个工地搬砖，可能在某个餐馆洗碗，可能像父亲一样，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赵伯救了我，不止一次。

天亮了，火车进入广东地界。窗外是连绵的丘陵，是成片的厂房，是高耸的烟囱。和北方的粗犷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拥挤、匆忙、生机勃勃。

广州站到了。我随着人流挤出车站，立刻被热浪包围。七月的广东，像蒸笼。空气黏稠，混杂着汽车尾气、汗水和各种食物的味道。

我按照赵大山信上的地址，找到那个工地。在郊区，一片正在建设的小区，十几栋楼同时施工，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工地大门紧闭，保安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正在打瞌睡。

“大爷，我找赵大山。”

“谁？”

“赵大山，河南来的，在这干过活。”

“早走了。”老头眼皮都不抬。

“什么时候走的？”

“三四个月了吧。”

“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每天进进出出那么多人。”

“那工地负责人呢？我能不能见见？”

老头睁开眼，打量我：“你找他干啥？”

“赵大山是我哥，半年没信了，家里担心。”

老头犹豫了一下，指指里面的工棚：“去那边问问，姓陈的工头可能知道。”

我谢过他，走进工地。地上堆着钢筋水泥，工人们赤着上身，皮肤黝黑，在烈日下忙碌。有人推着斗车从我身边跑过，汗水甩到我脸上，咸的。

工棚是简易房，铁皮顶，里面热得像烤箱。我找到姓陈的工头，他正在算账，桌子上堆着一摞工资单。

“找谁？”

“陈工头，我找赵大山，半年前在这干过活。”

“赵大山……”工头翻着工资单，“哦，那个河南大个子。他早不干了，三月份走的。”

“为什么走？去哪了？”

“为什么？”工头笑了，“干活不仔细，从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老板赔了钱，他就走了。去哪了不知道，可能回老家了吧。”

我心里一沉：“摔断了腿？严重吗？”

“不严重能走吗？老板赔了五千，够意思了。”工头摆摆手，“行了，我忙着呢，你走吧。”

我站在工棚外，太阳晒得头皮发烫。赵大山摔断了腿，他没告诉家里，也没告诉我。他拿着五千块钱，去哪儿了？

“你找大山？”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是个年轻工人，二十出头，瘦瘦的，脸上有块疤。

“你认识他？”

“嗯，我们一起干过活。”疤脸递给我一根烟，我摇头，他自顾自点上，“大山哥人不错，干活实在，就是脾气倔。摔断腿那次，是因为工头让他上夜班，他连续干了十六个小时，太累了，没站稳。”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拿了赔偿金就走了，说要去深圳，那边工价高。但就他那腿……”疤脸摇摇头，“我劝他回老家养养，他不听，说家里等钱用，得赶紧挣钱。”

“他腿伤得重吗？”

“不轻，打了石膏，走路一瘸一拐的。老板赔的五千，治病花了三千，还剩两千。他说够了，去深圳找个轻活干。”疤脸抽了口烟，“你是他弟？”

“嗯。”

“那你可得劝劝他，别硬撑。钱是挣不完的，身体垮了就啥都没了。”

我谢过他，走出工地。站在马路边，看着车来车往，心里一片茫然。深圳那么大，我去哪儿找？

想了想，我决定先在广州落脚，找份工作，再慢慢打听。身上还剩两百多块钱，得省着花。

我在城中村找了间最便宜的旅馆，一晚十块，四人间，公共厕所。同屋的是三个打工仔，一个在餐馆洗碗，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一个在工地搬砖。

“小兄弟，来找工作？”洗碗工问，他叫阿强，湖南人。

“嗯，也想找人，我哥。”

“你哥叫啥？在哪儿干过？广州我熟，说不定认识。”

我说了赵大山的名字，在工地干过，腿摔断了，可能去了深圳。

阿强摇头：“不认识。广州工地几百个，工人几十万，不好找。深圳更大，更难找。”

“那怎么办？”

“先找个活干着，慢慢打听。”阿强说，“你会啥？”

“我会……我会念书。”

“念书顶个屁用。”另一个工友笑了，“在这儿，有力气才行。”

我没说话。是啊，在这里，知识不能当饭吃，力气才能。

第二天，我开始找工作。先是去劳务市场，人山人海，招工的大多要熟手，要技术。我一个高中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人要。

又去工厂区，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招女工的多，男工也要，但大多要十八到二十五岁，我虽然才十九，但长得瘦小，看起来像十六七，人家不要。

三天过去了，工作没找到，钱花了几十块。晚上回到旅馆，又热又闷，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污渍，心里发慌。

难道真要回工地搬砖？可我这一身力气，能撑几天？

第四天，我决定降低要求。洗碗工，扫大街，发传单，什么都行。走到一个菜市场，看见招搬菜工，一小时三块，现结。

我走过去：“老板，要人吗？”

老板是个胖子，正蹲在地上杀鱼，头也不抬：“要，能干吗？”

“能干。”

“行，先把这几筐菜搬进去。”

一筐青菜，少说七八十斤。我咬咬牙，搬起来。筐底有泥水，顺着裤腿流下来，鞋湿了。一趟，两趟，三趟……搬了十筐，汗如雨下，胳膊抖得厉害。

“还行。”老板看我一眼，“一天干八小时，早上四点来，中午管顿饭，干不干？”

“干。”

“那明天来吧。”

“老板，能不能今天就开始？我……我缺钱。”

老板看我一眼，扔过来一张五块的：“今天先干半天，明天正式来。别迟到，迟到扣钱。”

“谢谢老板。”

我接过钱，攥在手心。五块钱，在县城能买三碗面，在这里，是我两天的饭钱。

从早上十点干到下午两点，我又搬了二十筐菜，洗了三大盆鱼，扫了整个摊位的卫生。老板给了我十五块，加上上午的五块，一共二十。

“小子，挺实在。”老板递给我一个盒饭，“吃吧，明天记得来。”

盒饭里有米饭，青菜，还有两片肉。我蹲在墙角，狼吞虎咽。肉很香，是这四天来第一次吃到肉。

晚上回到旅馆，我数了数身上的钱：还剩一百五十七块。加上今天挣的二十，一百七十七。能撑一周。

躺在床上，浑身酸痛，但心里踏实了点。至少，我能养活自己了。

第二天，我四点准时到菜市场。天还没亮，市场里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搬菜，卸货，打扫，一直干到中午。老板给了二十四块，管了顿饭。

下午，我去劳务市场继续找工作。搬菜工只能干上午，下午没事干，我得再找一份。

转了一圈，没什么合适的。正打算离开，看见角落里有个摊位，招抄写员，字迹工整即可，一天二十，日结。

我走过去：“老板，抄什么？”

老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整理文件：“抄合同，抄资料，要工整，不能错字。你会写字吗？”

“会，我字还行。”

“写几个我看看。”

我接过笔，在纸上写了“天道酬勤”四个字。我的字是跟陈老师学的，工整，有力。

“不错。”老板点头，“一天二十，下午一点到五点，四个小时。能干吗？”

“能。”

“那明天来，带上身份证。”

“老板，我今天就能干。”

老板看我一眼，从桌上抽出一沓文件：“抄这个，十份，一份两页，不能有错。错一个字扣一块。”

“好。”

我坐下来，开始抄。是建筑工程合同，条款很多，专业术语也多。我抄得很慢，很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四点，抄完十份，检查一遍，没错字。

老板看了看，很满意：“不错，明天继续来。这是今天的工钱。”递给我二十块。

我接过钱，心里一喜。上午二十四，下午二十，一天四十四块。一个月就是一千三，比大学毕业生工资还高。

“谢谢老板。”

“你叫什么？”

“杨帆。”

“杨帆……明天记得来，我姓林，叫我林老板就行。”

“好，林老板。”

走出劳务市场，天还亮着。我攥着四十四块钱，决定奢侈一回，去吃碗面。五块钱的牛肉面，肉很多，汤很浓，我连汤都喝光了。

晚上回到旅馆，阿强他们还没回来。我洗完澡，坐在床上算账：一天四十四，一个月一千三，干两个月，两千六。学费八百，住宿费三百，书本费杂费二百，生活费一个月一百，半年六百，加起来一千九。还剩七百，可以给赵伯买药，可以给赵大山……

等等，赵大山。我还没找到他。

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收支，又写下明天的计划：上午搬菜，下午抄写，晚上去城中村打听赵大山的消息。

城中村鱼龙混杂，是打工者的聚集地。晚上，我在小巷里穿行，看见墙上有招工广告，有寻人启事，有治疗性病的小广告。路灯昏暗，不时有浓妆艳抹的女人站在街边，朝路人招手。

“小兄弟，玩不玩？”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拦住我。

“不玩，我找人。”

“找谁？姐姐帮你找。”

“赵大山，河南人，个子很高，腿有点瘸。”

“瘸子啊……”女人想了想，“前阵子好像在那边麻将馆见过一个瘸子，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哪个麻将馆？”

“往前走，左拐，有个‘好运来’。”

我谢过她，找到“好运来”麻将馆。里面烟雾缭绕，十几桌麻将哗啦哗啦响。我在门口张望，没看到赵大山。

“打牌还是找人？”看场子的混混问。

“找人，赵大山，河南人，腿瘸。”

“瘸子赵？”混混想了想，“他啊，早不来了，欠了钱跑路了。”

“欠钱？欠谁的钱？”

“欠我们老板的，五百块。说是看病，借了钱，到期没还，人就不见了。”混混打量我，“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弟。他欠的钱，我还。但我想知道，他去哪儿了。”

混混眼睛一亮：“你还？行啊，五百块，拿来。”

“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你告诉我他去哪儿了，我明天拿钱来。”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知道还能让他跑？”混混不耐烦地挥手，“要还钱就快点，不还就滚，别挡着门。”

我走出麻将馆，心里发沉。赵大山欠了高利贷，跑了。他会去哪儿？还在深圳吗？还是去了别的地方？

回到旅馆，阿强他们回来了，正在吃盒饭。

“帆子，找到你哥了吗？”阿强问。

“没有。”我摇头，把麻将馆的事说了。

阿强皱眉：“欠了高利贷，麻烦。那些人心黑，利滚利，五百块能滚成五千。你哥要是被他们找到，得脱层皮。”

“那怎么办？”

“能怎么办，要么还钱，要么跑得远远的，别被找到。”阿强叹气，“你说你哥也是，借钱看病，去正规医院啊，借高利贷，不是找死吗？”

我一夜没睡。第二天，我照常去搬菜，去抄写。中午休息时，我去找了林老板。

“林老板，我想预支点工钱。”

“预支？预支多少？”

“五百。”

“这么多？你要干什么？”

“我哥欠了钱，我得帮他还。”

林老板看着我，推了推眼镜：“你才来两天，我怎么信你？”

“我身份证押您这儿，还有这个。”我从帆布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我是大学生，九月开学。这五百块，我一定还您。”

林老板接过录取通知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省重点大学……你是大学生，怎么跑来打工？”

“挣学费，也找我哥。”

林老板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数出五百块：“这钱，算我借你的。不用押东西，我相信你。不过，你得继续给我干活，直到开学。”

“谢谢林老板！”我深深鞠躬。

“别谢我，我也是穷学生过来的。”林老板摆摆手，“当年我上大学，也是靠打工挣学费。不容易啊。”

拿了钱，我立刻去麻将馆。看场子的混混还在，我把钱给他。

“五百，数数。”

混混接过钱，舔着手指数了一遍：“行，两清了。这是借条，给你。”

我接过借条，上面是赵大山的名字，手印，还有麻将馆的章。

“我哥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能说啥，就说去东莞，那边有个老乡，能给他介绍工作。”混混把借条撕了，“行了，钱还了，这事儿了了。以后别来了。”

东莞。又一个地方。

我回到劳务市场，继续抄写。林老板问我钱还了没，我说还了。

“那你哥呢？找到了吗？”

“没有，可能去了东莞。”

“东莞……”林老板想了想，“我在东莞有个朋友，开电子厂的，我可以帮你问问。你哥叫什么？多大？有什么特征？”

“赵大山，二十七，身高一米八，左腿瘸，河南口音。”

“行，我帮你打听。”

“谢谢林老板。”

“别老谢来谢去的，好好干活。”

那天下午，我抄得特别认真，一个字都没错。下班时，林老板多给了我十块：“奖金，干得不错。”

“这……”

“拿着，大学生，不容易。”

我攥着那十块钱，心里暖暖的。这个世界上，有冷漠，也有温暖。有麻将馆的混混，也有林老板这样的好人。

晚上，我去城中村继续打听。这次，我学聪明了，买了两包烟，见人就发，问有没有见过一个瘸腿的河南人。

“瘸子？前阵子好像在那边工地见过，不过前两天走了。”一个卖水果的大叔说。

“去哪儿了？”

“不知道，听说去惠州了。”

惠州。又换地方了。

我有点绝望。广东这么大，赵大山又居无定所，我怎么找？

回到旅馆，阿强看我垂头丧气，安慰我：“别急，慢慢找。你哥一个大活人，丢不了。说不定过阵子，他就联系你了。”

“但愿吧。”

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着赵大山。他腿还没好，能干什么活？高利贷虽然还了，但他身上还有钱吗？吃饭怎么办？住哪儿？

越想越心焦，干脆爬起来，拿出纸笔，给赵伯写信。信里说，我找到工作了，在抄写，一天二十，包吃住。赵大山还没找到，但有了线索，在东莞，我继续找。我一切都好，让赵伯别担心，按时吃药。

写完信，天快亮了。我洗了把脸，去菜市场搬菜。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上午搬菜，下午抄写，晚上找赵大山。一个月下来，挣了一千三百块，加上之前的存款，一共两千五。足够交学费和第一学期的生活费了。

但我没停，继续干。我想多挣点，给赵伯买台电视机，给他解解闷。赵大山结婚，我也得随份子。

八月中旬，林老板带来消息：他东莞的朋友说，没见过赵大山这样的人。

“可能没去东莞，或者去了又走了。”林老板说，“你别急，我托其他朋友也打听打听。”

“谢谢林老板。”

“对了，下个月有个活儿，你干不干？”林老板说，“我有个朋友，开书店的，要整理一批旧书，按本算钱，一本一毛。活儿不累，就是费时间。”

“我干。”

“那行，我跟他打招呼，你下周一过去。”

周一，我去了书店。在一条老街上，店面不大，里面堆满了书，从地上摞到天花板。老板是个老先生，姓王，戴着老花镜，正在整理古籍。

“小王跟我说了，你字写得好，人也实在。”王老板说，“这些书，你分门别类，登记在册。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份，都要写清楚。一本一毛，能行吗？”

“能。”

“那开始吧。”

我戴上手套，开始整理。书很旧，有的发了霉，有的被虫蛀。我一本本拿起来，擦干净，登记。小说，散文，历史，哲学，科学，什么都有。很多书我都没见过，光是看书名就很有意思。

整理到一半，我翻到一本《国富论》，亚当·斯密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72年版。书很旧，但保存完好。我翻开，扉页上有一行字：“知识就是力量。——赠爱徒陈文远，1973年秋。”

陈文远？这个名字好熟。我想了想，是陈老师。福利院的陈老师，就叫陈文远。

“王老板，这本书……”我拿着书走过去。

“怎么了？”

“这本书的原主人，我可能认识。”

王老板接过书，看了看扉页：“陈文远……哦，我想起来了。这书是我从一个老先生手里收的，他姓陈，住在福利院。他有一屋子书，后来年纪大了，处理不掉，就卖给我了。怎么，你认识？”

“陈老师是我老师，他教过我。”

“那巧了。”王老板笑了，“这书你要吗？要的话，便宜卖你。”

“多少钱？”

“本来卖五块，你给三块吧。”

我掏出三块钱，买下这本书。不只是因为陈老师，也因为书里的内容。我翻了几页，虽然看不懂，但觉得有用。

整理工作干了十天，整理了三千多本书，挣了三百块。王老板很满意，又多给了五十块奖金。

“小伙子，你不错。以后有活儿，我还找你。”

“谢谢王老板。”

离开书店，我去了趟邮局，给赵伯寄了五百块钱，又写了封信，说我一切都好，赵大山有消息了，在惠州，我这就去找。

其实没消息，但我得让赵伯安心。

八月底，我辞了搬菜和抄写的工作。算算账，这一个半月，我挣了三千二百块。交学费住宿费一千一，生活费留八百，给赵伯寄五百，还剩八百。八百块，够我去惠州找赵大山，也够应急。

离开广州前，我去找了林老板，向他道谢。

“要开学了？”林老板问。

“嗯，九月三号报到。”

“行，好好念书。这社会，没知识不行。”林老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你拿着。”

“林老板，这……”

“不是钱，是我的一些心得。”林老板把信封推过来，“我年轻时也像你一样，穷，但肯干。后来赶上好时候，做了点小生意。这里面是我这些年的一些体会，关于学习，关于做人，关于赚钱。你拿去看看，也许有用。”

我接过信封，很薄，但很重。

“林老板，谢谢您。等我毕业了，一定来看您。”

“好，我等着。”林老板拍拍我的肩，“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别丢了本心。人这一辈子，钱重要，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

“我记住了。”

离开林老板的办公室，我直接去了汽车站，买了去惠州的车票。车开动时，我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心想：广州，我还会回来的。

惠州比广州小，但更乱。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工厂，到处是打工的人。我按照在广州的方法，在劳务市场、城中村、工地附近打听，但一无所获。

三天过去了，身上的钱花了二百，没找到任何线索。我开始怀疑，赵大山是不是根本没来惠州，或者来了又走了。

第四天，我决定去派出所问问。派出所的民警听了我的描述，查了记录，摇头：“没这个人。你要不去收容所看看？有时候流浪人员会被送到那里。”

收容所在郊区，很破旧。我说明来意，工作人员带我去看登记簿。翻了半天，找到一个叫赵大山的，河南人，但年龄对不上，四十五岁。

“不是这个。”我失望地说。

“那你再找找吧。”工作人员同情地看着我，“每天来来去去那么多人，不好找。”

走出收容所，天已经黑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心里空落落的。赵大山，你到底在哪儿？

“小兄弟，坐这儿干啥？”一个扫大街的大妈问。

“大妈，我找人。赵大山，河南人，个子很高，腿瘸，您见过吗？”

“瘸子……”大妈想了想，“前阵子好像见过一个，在那边天桥下睡觉，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天桥在哪儿？”

“往前走，过两个路口，右拐就是。”

我谢过大妈，朝她指的方向跑去。天桥下，躺着几个人，盖着报纸或麻袋。我一个个看过去，没有赵大山。

“找谁？”一个流浪汉坐起来，警惕地看着我。

“赵大山，河南人，腿瘸。”

“没这个人。”流浪汉躺回去。

我正要走，另一个流浪汉说：“你说的是不是大个子赵？他前阵子是在这儿，不过前两天被打了，送医院了。”

“被打了？为什么？哪家医院？”

“为什么？欠钱呗。哪家医院不知道，可能是人民医院。”

我又跑到人民医院。急诊科，住院部，一个个病房问。问到三楼骨科，护士说：“是有个姓赵的，腿骨折，在302。”

302病房。我推开门，三张病床，最里面那张床上躺着一个人，背对着门。我走过去，看清那人的脸——是赵大山。

他瘦了很多，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左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他睡着了，眉头紧锁，嘴角有淤青。

“大山哥。”我轻声叫。

赵大山没醒。我坐下来，看着他。半年不见，他老了十岁。手上全是老茧，脸上有伤，头发乱糟糟的，像草。

“大山哥。”我又叫了一声。

赵大山睁开眼，看到我，愣住了，然后揉揉眼，再看，猛地坐起来：“帆子？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我鼻子发酸，“你怎么不告诉我？怎么不回家？”

赵大山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没脸回去。说好出来挣钱，钱没挣到，还把腿弄断了。老板赔的钱，治病花了，剩下的……剩下的……”

“剩下的赌输了，还欠了高利贷，对不对？”

赵大山猛地抬头：“你怎么知道？”

“我去广州找你了，麻将馆的人说了。”我把还钱的事告诉他。

赵大山眼圈红了：“帆子，哥对不起你，对不起爸。我……我不是人……”

“别说了。”我握住他的手，“咱们回家。”

“回家？我没钱回家……”

“我有。”

我拿出剩下的钱，五百多块：“够买车票，也够你治腿。大山哥，咱们回家，赵伯等着呢。”

赵大山看着我，眼泪掉下来，砸在床单上：“帆子，哥没用，哥对不起你……”

“别说这个。”我给他擦眼泪，“你是我哥，一辈子的哥。”

办了出院手续，花了二百。赵大山的腿还没好，得拄拐。我扶着他，一瘸一拐地去汽车站。买了票，坐上回广州的车，再从广州转车回河南。

路上，赵大山一直不说话，看着窗外。我知道他难受，也不多问。

车到郑州，转车回县城。到县城时，是下午三点。我没告诉赵伯我们要回来，想给他个惊喜。

坐上班车，到镇上，再走十里山路。赵大山拄着拐，走得很慢，我扶着他，走一段歇一段。十里路，走了三个小时。

到村口时，天已经擦黑。远远地，看见老槐树下站着一个人，佝偻着背，朝这边张望。

是赵伯。

他也看见了我们，愣了几秒，然后跌跌撞撞跑过来。跑得太急，差点摔倒。

“爸！”赵大山喊了一声，扔掉拐杖，单腿跪在地上。

赵伯扑过来，抱住他，老泪纵横：“大山啊，你可回来了……你可回来了……”

“爸，我对不起您……”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对抱头痛哭的父子，眼睛也湿了。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炊烟袅袅升起。有狗叫声，有孩子的笑声，有母亲的呼唤声。

这就是家。无论走多远，无论多落魄，总有人等你回来。

回到家，赵伯做了满满一桌。炒鸡蛋，炖鸡，拍黄瓜，还有赵大山最爱吃的红烧肉。我们三个，像过年一样。

“帆子，你大学啥时候开学？”赵伯问。

“九月三号报到，我二号走。”

“那没几天了。”赵伯给我夹了块肉，“多吃点，学校里吃不到这么好的。”

“嗯。”

“大山，你的腿……”

“没事，医生说再养两个月就好了。”赵大山说，“爸，我以后不出去了，就在家守着您，种地，养鸡，啥都能干。”

“不出去了，不出去了。”赵伯抹抹眼睛，“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比啥都强。”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赵大山说了他在广东的经历，怎么摔断腿，怎么治病，怎么欠了高利贷，怎么被追打。赵伯听了，又是心疼又是生气。

“你个傻小子，有事咋不跟家里说？”

“我怕您担心……”

“你不说，我更担心！”

我听着，心里发酸。这就是家人，会骂你，会打你，但永远不会抛弃你。

夜里，我和赵大山挤一张床。他很快就睡着了，打鼾。我睡不着，看着窗外的月亮，想着这一个多月的经历。

广州的酷热，工地的尘土，麻将馆的烟雾，林老板的善意，王老板的旧书，收容所的凄凉，医院的药水味……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

我长大了。不再是那个躲在赵伯身后，抱着骨灰盒瑟瑟发抖的少年。我独自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我拿出林老板给的信封，打开，里面是三张信纸。字很工整，是林老板亲笔写的。

“杨帆小友：见字如面。知你出身寒微，但志存高远，甚为欣慰。我年长你许多，有些话，想说与你听。

其一，知识改变命运，此话不假。但知识不止于书本，更在阅历，在人心。你南下月余，所见所感，皆是知识。

其二，人穷不可怕，怕的是志短。你打工挣钱，是为志气；寻兄还债，是为情义。志气与情义，乃立身之本。

其三，钱财乃身外物，但无钱寸步难行。你已尝此中滋味。日后求学，当思如何将知识化为财富，惠及家人，回报社会。

其四，世道艰险，人心难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寻兄之事，可见一斑。

其五，亦是最后一点：无论走多远，勿忘来路，勿失本心。你之来路，是山村，是赵伯，是苦难，亦是财富。守住这份心，前路方坦荡。

言不尽意，望你珍重。他日若有缘，再把酒言欢。林文山，1996年8月。”

我读了三遍，小心折好，放进笔记本里。林老板的话，字字珠玑，我会记一辈子。

窗外，鸡叫了。天快亮了。

我轻轻起身，走到院子里。晨雾弥漫，远山如黛。村东头，父亲的坟静静立在那里。我走过去，跪下。

“爸，儿子要上大学了。您放心，儿子一定好好念书，活出个人样。赵伯和大山哥，我会照顾好，像照顾亲爹亲哥一样。您在天有灵，保佑我们。”

我磕了三个头。起身时，东方既白，朝霞满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

寒门学子初入象牙塔，在知识殿堂与世俗差距间挣扎，遇恩师指点迷津，确立人生方向。

1996年9月2日，清晨五点，我又一次站在了村口的老槐树下。

这一次，赵伯和赵大山都来送我。赵大山的腿还瘸着，拄着拐，但气色好了很多。赵伯拎着行李——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二十个煮鸡蛋。

“到了学校就给村里打电话，村委会那部电话，我跟德海说好了，有你的电话他就来叫我。”赵伯第一百次叮嘱。

“知道了赵伯。”

“钱放好，分开放。学费缝在内裤兜里，生活费放书包夹层，零钱放外面口袋。”赵大山补充，这是他用血泪换来的经验。

“记住了大山哥。”

“跟同学好好处，别舍不得花钱，该吃吃，该喝喝。”

“嗯。”

车来了，是那辆熟悉的破旧中巴。我把行李放上车，转身，看着赵伯和赵大山。晨光中，他们的脸被镀上一层金边，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回吧，天凉。”我说。

“等你上车我们就回。”赵伯说。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车开动了，我探出车窗挥手。赵伯和赵大山也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黑点，消失在山路拐弯处。

我坐回来，闭上眼睛。这一次，我没有哭。心里满满的都是力量，是责任，是希望。

车到县城，转长途汽车到市里，再转火车到省城。一路颠簸，下午四点，终于到了省城火车站。

出站口人山人海，举着各种牌子接站的人挤成一团。我找了半天，看到“省理工大学”的牌子，挤过去。

“新生？”一个戴眼镜的学长问。

“嗯，杨帆。”

他在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物理系，杨帆。跟我来，校车在那边。”

校车是大巴，已经坐了不少人。我上车，找了个靠后的座位。同学们大多有家长陪着，大包小包，欢声笑语。我旁边坐着一对母子，母亲正给儿子剥橘子，一瓣一瓣喂到他嘴里。

“同学，你一个人来的？”母亲问。

“嗯。”

“家远吧？”

“山里。”

“哦。”母亲不再问了，继续喂儿子橘子。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省城很大，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和广州不同，这里的繁华更有秩序，更像书本里描写的现代化城市。

车开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学校。气派的校门，宽阔的马路，高大的教学楼，绿树成荫的校园。同学们发出惊叹，我默默看着，心里想：这就是我要生活四年的地方。

报到，交费，领被褥，找宿舍。我被分到3号楼207，四人间，上下铺。我到的时候，另外三个室友已经到了。

靠窗的下铺是个白白胖胖的男生，正在整理一堆零食，看见我，咧嘴笑：“你好，我叫刘浩，北京的。”

“杨帆，河南的。”我简单回应。

“哟，河南的啊，高考大省，厉害厉害。”刘浩说着递过来一包薯片，“吃吗？”

“谢谢，不用。”

上铺一个瘦高个探出头：“王志强，上海的。”

“你好。”

靠门的下铺是个黑黑壮壮的男生，正费劲地套被罩：“赵刚，东北的，哥们儿搭把手。”

我帮他套好被罩，他拍拍我的肩：“谢了兄弟，以后有事说话。”

“客气。”

就这样，207宿舍四个人到齐了：北京的刘浩，上海的王志强，东北的赵刚，河南的我。天南海北，因为一纸录取通知书，聚到了一起。

收拾完床铺，刘浩提议去食堂吃饭。我们四人一起出门，刘浩和王志强走在前面，讨论着学校哪个食堂最好吃。赵刚和我走在后面，他问我：“兄弟，你行李够简单的啊。”

“嗯，用不上那么多。”

“也是，缺啥买啥呗。”赵刚很健谈，“我跟你说，咱学校西门外面有条小吃街，可热闹了，晚上咱去逛逛？”

“行。”

食堂很大，有四个窗口。刘浩要了红烧肉和鱼香肉丝，王志强要了糖醋排骨和炒青菜，赵刚要了三个馒头一碗汤，我只要了二两米饭一份炒白菜。

“你就吃这个？”刘浩瞪大眼睛。

“嗯，够吃了。”

“别啊，第一天，我请客。”刘浩不由分说，又去打了一份红烧肉放我面前，“吃，客气啥，以后都是兄弟。”

我看着他真诚的脸，没再推辞。红烧肉很香，肥而不腻，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肉。

晚上，刘浩果然带我们去了小吃街。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烤串、麻辣烫、煎饼果子、臭豆腐，各种香味混在一起。刘浩一路买，一路分给我们。我吃了一根烤肠，很辣，但很过瘾。

“这才叫大学生活！”刘浩举着啤酒瓶，“来，为了咱们的四年，干杯！”

我们碰杯，泡沫四溅。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我的人生，真的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新的一页，并不总是美好。

开学第一周，军训。九月的太阳还很毒，站军姿，走正步，踢腿，一天下来，浑身酸疼。晚上回宿舍，倒头就睡。

军训第三天，我晕倒了。低血糖，加上中暑。校医给我挂了葡萄糖，说营养不良，让加强营养。

“杨帆，你平时都吃什么啊？”刘浩问我。

“就……正常吃。”

“正常吃能营养不良？”王志强撇嘴，“你是不是舍不得花钱？”

我没说话。是的，我舍不得。一顿饭，有菜有肉要一块多，一天三顿就是三四块，一个月一百多。我只有八百块生活费，要撑一学期，必须省。

“这样不行。”赵刚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省那几个钱，把身体搞垮了，得不偿失。要不这样，以后你跟我一起吃，我饭量大，打一份菜咱俩分，你多打点米饭，反正米饭便宜。”

“这怎么行……”

“有什么不行的，都是兄弟。”刘浩拍板，“就这么定了，以后咱们四个一起吃饭，菜钱平摊。杨帆那份，我们仨出了。”

“不行！”我猛地坐起来，“绝对不行！”

他们愣住了。我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放缓语气：“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不能占你们便宜。我有助学金，够用。我只是……只是以前吃得少，突然军训，不适应。”

“真的？”王志强不信。

“真的。”

他们没再坚持，但从此以后，每次吃饭，刘浩都会多点一个肉菜，说是自己想吃，但吃不完，分给我。王志强会“不小心”多买一份汤，赵刚会“恰好”买了水果分给大家。

我心知肚明，但没再拒绝。有些情义，记在心里就好。

军训结束，正式上课。物理系课程很重，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线性代数、英语，还有思想政治。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吸收知识。早上六点起床，去操场背英语；晚上自习到十一点，教室熄灯了，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

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全系第三。刘浩第二十八，王志强三十五，赵刚四十二。

“杨帆，你还是人吗？”刘浩哀嚎，“天天一起上课，一起自习，你怎么就考那么高？”

“可能我比较笨，所以得多花时间。”我说。

“你这是骂我们更笨。”王志强翻白眼。

玩笑归玩笑，他们开始跟我一起自习。我给他们讲题，他们请我吃饭。渐渐地，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而不是室友。

十月底，学校发助学金，我拿到一等，每月八十块。加上之前的存款，手头宽裕了些。我给赵伯寄了五十，让他买药。又给赵大山寄了三十，让他买点营养品补腿。

赵大山回信了，字歪歪扭扭，但看得出很用力：“帆子，钱收到了。腿好多了，能下地走了。爸让你别寄钱，说你上学要用。你在学校好好吃饭，别省。我找了点零活，编竹筐，一天能挣两三块，够我和爸花了。别惦记家里，好好念书。”

信里夹了十块钱，皱巴巴的。我捏着那十块钱，鼻子发酸。赵大山腿还没好利索，就开始干活了。他说一天挣两三块，但编竹筐，一个才几分钱，要编几十个才能挣两三块。他的手，该磨出多少泡？

我把那十块钱小心收好，夹在笔记本里。这是赵大山的心意，我不能花。

十一月初，系里组织参观实验室。带我们参观的是个年轻老师，姓周，刚从国外回来，博士，很厉害。

“这是光学实验室，这是电学实验室，这是近代物理实验室……”周老师边走边介绍，语速很快，“物理是基础科学，但也是应用科学。学物理，不能只学理论，要想着怎么用。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真本事。”

走到最后一个实验室，门上挂着牌子：“凝聚态物理实验室（建设中）”。

“这个实验室还在筹备，主要是做材料研究。”周老师说，“比如半导体材料，超导材料，都是前沿方向。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提前了解。”

我透过玻璃门往里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张实验台，一些仪器箱子。

“周老师，做材料研究，将来能干什么？”我问。

“能干的可多了。”周老师推推眼镜，“半导体是电子工业的基础，超导材料是能源、医疗、交通多个领域的关键。这么说吧，谁掌握了先进材料，谁就掌握了未来。”

未来。这个词让我心跳加速。

参观结束，我找到周老师：“周老师，我对材料研究感兴趣，能跟您学吗？”

周老师打量我：“你叫什么？大几？”

“杨帆，大一。”

“大一？基础课还没学完呢。”

“我可以自学。高中物理竞赛我拿过奖，大学物理我已经自学完了。”

周老师来了兴趣：“哦？那我考考你。什么是能带理论？”

“能带理论是描述晶体中电子能量状态的理论。晶体中电子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形成能带。价带、导带、禁带……”

“停。”周老师抬手，“可以了。你确实有基础。不过，做研究不是有基础就行，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而且，我实验室还没建好，缺人，更缺钱。你来了，可能得从打杂开始。”

“我不怕苦。打杂也行，只要能学东西。”

周老师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行，你先跟着我。每周三、周五晚上，来我办公室，我教你。但前提是，不能耽误正常课程。”

“谢谢周老师！”

从那以后，我每周三、周五晚上都去周老师办公室。他给我开小灶，从固体物理讲到量子力学，从半导体讲到超导。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吸收。

“你为什么对材料这么感兴趣？”有一次，周老师问我。

“因为有用。”我说，“您说，谁掌握了先进材料，谁就掌握了未来。我想掌握未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为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周老师笑了：“很实在的理由。但杨帆，你要记住，科研不只是为了钱，更是为了推动人类进步。当然，有了成果，钱自然会来。”

“我明白。”

十二月底，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系第一，高数满分，大物九十八，线代九十五。成绩单寄回家，赵伯让村委会的人念给他听，听完，拿着成绩单在村里转了三圈，逢人就说：“我家帆子，考了第一！”

寒假我没回家。一来回一趟车费要一百多，二来我想留在学校，跟周老师做实验。周老师的实验室批下来了，五万启动资金，买了些基础设备。

“这个寒假，咱们的任务是把实验室搭起来。”周老师说，“会很苦，没补助，管饭，干不干？”

“干。”

于是，寒假里，当同学们都回家过年时，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和周老师一起搬设备，装仪器，调试设备。实验室在四楼，没有电梯，我们要把上百斤的仪器一台台抬上去。周老师年纪大了，腰不好，主要是我在抬。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累不累？”周老师问。

“不累。”

“说实话。”

“累，但值得。”

周老师笑了，递给我一瓶汽水：“杨帆，你是我见过最刻苦的学生。但刻苦是优点，也是缺点。有时候，你得学会抬头看路，而不是一味低头拉车。”

“看路？”

“对。你知道现在国际上最热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吗？”

“超导？”

“是高温超导。”周老师眼睛发亮，“去年，瑞士的实验室发现了临界温度30K的超导材料，这是突破。如果能把临界温度提高到液氮温区（77K），甚至室温，那将是革命性的。能源传输将没有损耗，磁悬浮列车将成为现实，医疗、军事、航天，所有领域都会被改变。”

我听不懂，但大受震撼。

“那我们现在研究什么？”

“我们从基础的开始，做半导体薄膜。这是基础，但也是关键。半导体是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从收音机到计算机，都离不开它。”

“我们能做出来吗？”

“不知道。科研就是这样，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但不去做，永远不知道。”周老师拍拍我的肩，“杨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赌一把？”

我看着周老师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有火，有对未知的渴望。我想起林老板的话：知识改变命运，但知识不止于书本，更在阅历，在人心。

“我愿意。”我说。

寒假结束，实验室初具规模。虽然简陋，但该有的设备都有了。周老师给实验室起了个名字：“未来材料实验室”。

“名字有点大，但志向不能小。”周老师说。

新学期开始，我正式加入实验室。除了上课，所有时间都泡在实验室。做样品，测数据，分析，失败，重来。有时候一天重复几十次，得到的却是一堆废数据。

“烦不烦？”周老师问。

“烦，但得做。”

“对，得做。科研就是这样，99%的时间是失败，1%的时间是成功。但为了那1%，值得。”

三月份，我接到赵伯的电话。村委会的人跑来学校叫我，说赵伯病了，住院了。

我请了假，连夜赶回家。赵伯躺在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脸色蜡黄，瘦得脱了形。

“赵伯！”

赵伯睁开眼，看到我，笑了：“帆子，你咋回来了？不上课了？”

“不上课了，陪您。”我握住他的手，冰凉。

医生说，赵伯是旧病复发，肺气肿加重，还有心力衰竭，得去县医院治。但赵伯不去，说花钱。

“去县医院，多少钱我都出。”我对医生说。

“帆子，别浪费钱……”赵伯摇头。

“您要是不去，我就不上学了。”我斩钉截铁。

赵伯看着我，眼泪流下来：“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倔。”

最后，赵伯还是去了县医院。住院费，医药费，检查费，一天一百多。我带来的钱，三天就花光了。

我给周老师打电话，说明情况。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等着。”

第二天，周老师汇来一千块钱。留言只有三个字：“先治病。”

我又给刘浩他们打电话，他们凑了五百块。王志强甚至要把他新买的手表卖了，我拦住了。

“杨帆，是兄弟就别客气。”刘浩在电话里说，“钱不够再说，我们想办法。”

“谢谢。”

“谢啥，赶紧给赵伯治病。”

赵伯住了半个月院，花了三千多。我欠下周老师一千，欠下刘浩他们五百，还欠了医院八百。

赵伯出院那天，我扶着他走出医院。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帆子，花了多少钱？”赵伯问。

“没多少，学校给报销了。”我撒谎。

“你别骗我，我都听见护士说了，一天一百多。”赵伯叹气，“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得花这么多钱。”

“您值得。”我说，“您要长命百岁，看着我毕业，看着我工作，看着我娶媳妇，看着我的孩子叫您爷爷。”

赵伯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好，我活，我活到一百岁，等着享我帆子的福。”

把赵伯送回家，安顿好，我又赶回学校。赵大山的腿好多了，能走路了，但还有点瘸。他说他在镇上找了个活，看仓库，一个月一百五，虽然少，但稳定。

“你放心去上学，爸有我呢。”赵大山说。

“大山哥，辛苦你了。”

“辛苦啥，都是一家人。”

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算了一笔账：欠周老师一千，欠刘浩他们五百，欠医院八百，一共两千三。我得还。

怎么还？打工。但打工一个月最多挣三四百，不吃不喝也得半年。而且不能耽误学习，我是全系第一，不能掉下去。

压力像山一样压下来，但我没慌。在广东的一个多月，我明白了：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挣钱。

回到学校，我直奔实验室。周老师正在做实验，看见我，点点头：“回来了？赵伯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您。”

“钱的事别急，慢慢还。”周老师递给我一份资料，“看看这个。”

我接过，是一份英文文献，关于半导体薄膜制备的新方法。

“我托国外的同学寄来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周老师说，“咱们的制备方法太落后，得改进。你看看，能不能看懂。”

我看了一晚上，查了一晚上词典，大概明白了：用磁控溅射法，可以制备出更均匀、纯度更高的薄膜。

“周老师，咱们的仪器能做磁控溅射吗？”

“不能，那仪器太贵，一台几十万。”

“那……”

“所以得想办法。”周老师眼睛发亮，“我有个想法，咱们自己改装。用现有的设备，加装磁控装置。可能需要点钱，但比买新的便宜。”

“多少钱？”

“两三千吧。”

两三千，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对实验室来说，可能只是一笔小钱。

“周老师，我能做什么？”

“你帮我查资料，画图纸。钱的事，我想办法。”

从那天起，我除了上课、自习，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查资料，画图纸，计算参数。周老师则到处跑，找系里批经费，找厂家加工零件。

四月，春暖花开。我们的改装方案出来了，预算两千五。系里批了一千，周老师自己掏了一千，还差五百。

“五百……”周老师眉头紧锁，“我去找校长。”

“周老师，这五百，我能出。”我说。

“你？你哪来的钱？”

“我去挣。”

“怎么挣？”

“我还没想好，但一定能挣到。”

我确实没想好，但我知道，我必须挣到这五百块。不只是为了还债，更是为了这个实验室，为了周老师眼里的光。

我开始在校内找兼职。家教，促销，发传单，什么都干。但来钱太慢，一个月最多一百。

五一放假，刘浩他们回家，我没回。我去了趟市区，在劳务市场转悠。一个摊位前围了很多人，我挤进去，看见招工的牌子：“翻译，英文资料，千字五十。”

千字五十，一万字就是五百。我眼睛一亮。

“老板，我试试。”

老板是个中年人，看看我：“学生？英语几级？”

“四级过了，六级在考。”

“行，先试译一段。”老板递给我一份资料，是机械说明书。

我看了十分钟，拿起笔开始译。专业术语有点难，但基本能看懂。半小时后，我交稿。

老板看了，点头：“还行，就是有几个术语不准确。不过第一次译，可以理解。这样，千字四十，干不干？”

“干。”

“好，这份资料一共两万字，三天交稿，能做到吗？”

“能。”

我抱着资料回到学校，三天没出宿舍，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翻译。困了用凉水洗脸，饿了啃馒头。第三天晚上，终于译完了。两万字，手写了厚厚一摞纸。

老板很满意，当场给了我八百块：“小伙子不错，以后有活还找你。”

八百！我攥着钱，手在抖。三天，八百，比我一个月的助学金还多。

“谢谢老板！”

“别谢我，是你自己挣的。”老板拍拍我的肩，“英语不错，继续努力。”

我拿着八百块，跑到实验室。周老师正在调试设备，看见我，愣了一下：“杨帆？你怎么了？眼睛这么红？”

“周老师，五百块，我挣到了。”我把五百块放在桌上。

周老师看着那五百块，又看看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沉默了很久。

“你几天没睡了？”

“三天。”

“这三天，你就干这个？”

“嗯，翻译资料，千字四十，两万字八百。”

周老师眼圈红了。他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抖动。好一会儿，他转回来，拍拍我的肩：“好孩子，好孩子。”

设备改装很顺利。五月底，磁控溅射装置安装完毕。第一次试运行，失败了。薄膜不均匀，有杂质。

第二次，失败。第三次，还是失败。

周老师不气馁，我也不气馁。我们一遍遍调整参数，一遍遍清洗靶材，一遍遍优化工艺。

六月，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系第一，但只比第二名高五分。周老师说我退步了，我说没有，是别人进步了。

“你分心了。”周老师说，“因为实验室的事。”

“我不后悔。”

“我知道你不后悔，但我后悔。”周老师叹气，“我不该把你拉进来，你还年轻，应该以学习为主。”

“周老师，在实验室，我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多。”

周老师看着我，摇头笑了：“你啊，跟我年轻时一样，倔。”

七月初，放暑假。我又没回家，留在学校，继续做实验。刘浩他们也没回，说陪着我。

“反正回家也没事，不如在学校学习。”刘浩说。

“对，还能给你打下手。”赵刚说。

“我英语好，可以帮你查资料。”王志强说。

我心里暖，但拒绝了：“实验室有我就行，你们该玩玩，该学学。”

“那不行，207宿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刘浩搂住我的肩，“不就是做实验吗，我们一起干。”

于是，207宿舍全体加入实验室。刘浩负责查资料，王志强负责数据处理，赵刚力气大，负责搬设备。我负责实验操作，周老师负责指导。

四个人，加一个老师，没日没夜地干。累了就在实验室打地铺，饿了就吃泡面。有时候半夜突然有了灵感，爬起来就做。

七月十五日，凌晨三点。第一百零八次实验。

“真空度达标。”

“温度达标。”

“磁场强度达标。”

“开始溅射。”

我按下按钮，设备嗡嗡作响。靶材在磁场中旋转，原子被激发，沉积在基片上，形成薄膜。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时间到。我关掉设备，打开真空室，取出样品。

银白色的薄膜，均匀，光亮，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测电阻。”周老师声音发颤。

我把样品接到测试仪上，调整参数，读数。

电阻率：1.5×10^-6 Ω·m。

“成了？”刘浩问。

“成了。”我声音也在抖。

“真的成了？”王志强问。

“真的成了。”周老师接过样品，手在抖，“这是我们自己的磁控溅射薄膜，电阻率达标，均匀性达标，纯度……估计也达标。”

实验室里一片寂静，然后爆发出欢呼。刘浩抱住我，赵刚把我举起来，王志强绕着实验室跑圈。周老师背过身，擦眼睛。

这一刻，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失败，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我们把样品送到学校的检测中心，做全面测试。三天后，结果出来：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甚至有几个指标优于进口样品。

“老周，你可以啊！”检测中心的老师拍着周老师的肩，“不声不响搞出这么大动静。”

“是学生们的功劳。”周老师笑，笑出了眼泪。

系里开了表彰会，给我们发了五百块奖金。周老师把钱分给我们四个，一人一百二十五。

“这是你们应得的。”周老师说。

“周老师，这钱我们不能要。”我说，“实验室需要钱，您留着买设备。”

“对，我们不要。”刘浩他们附和。

“让你们拿着就拿着。”周老师眼睛一瞪，“这是规矩，出了成果，参与者都有份。实验室的钱，我再去申请。”

我们拗不过，只好收下。我的一百二十五，加上之前翻译挣的八百，还了刘浩他们的五百，还剩四百二十五。还欠周老师一千，欠医院八百。

路还很长，但至少，看到了光。

八月，我带着一千块钱回家。一千块，五百给赵伯，五百给赵大山。赵伯不肯要，我说是学校发的奖学金，他才收下。

赵大山的腿好了，走路看不出瘸了。他在镇上的家具厂找了份工，一个月二百，管吃住。

“帆子，这钱你拿着。”赵大山把五百块还给我，“你在上学，用钱的地方多。我现在有工作了，能挣钱了。”

“大山哥，你拿着，娶媳妇用。”

“娶媳妇的钱，我自己挣。”赵大山很坚持，“这钱，你留着，买点好吃的，别省。”

我没再推辞。但我知道，这钱我不会动，我会存着，等赵大山结婚时，加倍还给他。

在家待了半个月，我帮赵伯收拾屋子，修了漏雨的屋顶，砌了鸡窝，还买了两只小鸡。

“等鸡下蛋了，给你煮着吃。”赵伯说。

“好，我等您煮给我吃。”

临走前一天，我去看了父亲。坟上长满了草，我拔干净，摆上水果，烧了纸。

“爸，我上大学了，学物理，以后做研究。赵伯身体好多了，大山哥也有工作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也会活出个人样，不辜负您。”

风吹过，坟头的草轻轻摇曳，像在回应。

回到学校，大二开始了。周老师的实验室出名了，学校拨了五万经费，添了新设备。我们继续做研究，这次目标是提高薄膜的导电性。

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上课，实验，打工，还债。忙碌，但充实。

十月的一个周末，我接到林老板的电话。他说他来省城出差，想请我吃饭。

我们在学校门口的餐馆见面。林老板胖了点，头发白了些，但精神很好。

“小杨，好久不见。”他拍拍我的肩，“长高了，也壮了。”

“林老板，您还是老样子。”

“老啦。”林老板笑，“你怎么样？大学生活还好吗？”

“很好，谢谢您当初帮我。”

“举手之劳。”林老板摆摆手，“我这次来，是有事找你。”

“您说。”

“我有个朋友，开电子厂的，做计算器。现在竞争激烈，想提高性能，降低成本。他听说你们学校在材料方面有研究，想找人合作。我推荐了你。”

“我？我只是个学生……”

“学生怎么了？你做的薄膜，不是已经成功了吗？”林老板说，“我朋友要的就是这个，用你们的薄膜，做计算器的导电层。如果能成，他愿意出钱，买你们的专利。”

专利？钱？我愣住了。

“具体事宜，你们谈。但我提醒你，小杨，技术是值钱的，别贱卖了。”林老板意味深长地说，“你周老师是个书呆子，不懂这些。你得多长个心眼，该要的要，不该让的别让。”

“我……我明白了。”

“行，那你准备一下，下周我带他来见你。”

林老板走了，我站在餐馆门口，心里翻江倒海。技术，专利，钱。这些词，离我很远，又很近。

晚上，我去找周老师，把林老板的话说了。周老师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怎么想？”他问。

“我觉得是机会。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应用，是好事。”

“是好事，但也是双刃剑。”周老师推推眼镜，“科研的目的是探索真理，但一旦和商业挂钩，就可能变味。你明白吗？”

“我明白。但周老师，我们需要钱。实验室需要钱，您也需要钱。而且，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变成产品，造福社会，不也是好事吗？”

周老师看着我，笑了：“杨帆，你长大了。你说得对，科研不能关在象牙塔里，要走出去，要应用。行，这事你负责，和他们谈。但记住，底线不能丢。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用于正当途径，不能助纣为虐。”

“我记住了。”

一周后，林老板带着他的朋友来了。姓张，四十多岁，精明的生意人。

“周老师，杨同学，久仰。”张总很客气，“我看过你们的样品，很不错。我们厂想和你们合作，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计算器上。条件你们开，只要合理，我都答应。”

周老师让我谈。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准备了好几天的条件。

“第一，技术转让费，五万。第二，销售额提成，百分之三。第三，你们厂得建一个标准实验室，供我们继续研究。第四，不能将技术用于非法用途。”

张总听完，笑了：“小伙子，条件挺硬啊。五万转让费，可以。百分之三提成，高了，百分之一。实验室可以建，但不能太大，而且你们得派人指导。第四点没问题，我们是正规企业。”

“百分之一太低了，至少百分之二。”我坚持。

“百分之一点五，不能再高了。”张总说，“我们是小厂，利润薄。”

我看向周老师，周老师点头。

“好，百分之一点五。但实验室必须按照我们的标准建，设备我们出清单。”

“行，一言为定。”

合同很快签了。五万转让费，周老师拿了三万，给我和实验室各一万。我没要，但周老师坚持。

“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这个实验成不了。”

“可是……”

“别可是了，拿着。”周老师把钱塞给我，“还债，改善生活，买点书。你是学生，但也是人，得吃饭，得穿衣。”

我收下了。一万块，在1997年，是一笔巨款。我还了欠周老师的一千，欠医院的八百，还剩八千二。我给赵伯寄了两千，给赵大山寄了一千，自己留了五千二。

“我发财了。”在给赵伯的信里，我写道，“赵伯，这钱您拿着，把房子修修，买台电视机，再买几件新衣服。别舍不得花，我还能挣。”

赵伯回信，字是找人代写的：“钱收到了，房子不修，电视不买，衣服不买。这钱给你攒着，以后娶媳妇用。你在学校别省，该吃吃，该喝喝。大山要结婚了，姑娘是邻村的，人挺好。彩礼三百，我出。你别操心，好好念书。”

我捏着信，又哭又笑。这个倔老头，一辈子都在为我着想。

赵大山的婚礼定在腊月二十六。我请假回去，当了伴郎。新娘叫王秀英，个子不高，但很勤快，见人就笑。婚礼很简单，但很热闹。赵伯穿上了新衣服，笑得合不拢嘴。

“帆子，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赵大山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赶紧找个媳妇，让爸抱孙子。”

“我还早呢。”

“不早了，二十了，该找了。”

我笑笑，没说话。我心里装着实验室，装着学业，装着还不完的恩情，装不下别的。

婚礼结束，我回学校。火车上，我拿出笔记本，写下新的目标：大二下学期，发一篇论文。大三，申请国家级项目。大四，保研。

还有，还清所有债务，让赵伯过上好日子，帮赵大山把日子过红火。

车窗外，田野飞速后退。远处，朝阳升起，霞光万丈。

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利益，纯真学子直面金钱诱惑，初心与现实的第一次激烈碰撞。

1998年春天，实验室的账户上多了五万块钱。

这笔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物理系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周老师把三万分给了实验室，用于购买新设备和耗材；给我和另外三个参与的同学各分了五千；自己只留了五千，说是“象征性收点辛苦费”。

“周老师，这不行。”我把五千块钱推回去，“您是主要负责人，应该拿大头。”

“我一个老头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周老师摆摆手，“你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小刘要买电脑，小王想出国，小赵家里困难，你……你得还债，还得养家。拿着，别推辞。”

我还是没动那五千块钱，把它存进了银行，账户名写的是赵伯。我想好了，这笔钱是赵伯的养老钱，谁都不能动，包括我自己。

但麻烦很快来了。

先是系里其他教授找上门，有的说实验室经费应该系里统筹，不能由周老师一个人支配；有的说学生参与科研可以，但拿这么多钱不合适，影响学习风气。

“老周啊，不是我说你，让学生拿这么多钱，传出去不好听。”系主任张教授语重心长，“咱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工厂车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是赚钱。”

周老师推了推眼镜：“张主任，学生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挣的钱，合理合法。而且，正是因为参与科研，杨帆他们的成绩才更好了，上学期全系前三名，我们实验室占了两个。”

“成绩好是一回事，但风气是另一回事。”张教授摇头，“现在系里已经有闲话了，说你们实验室成了‘小金库’，说学生钻到钱眼里去了。这对系里的声誉有影响。”

“那依您的意思？”

“这样，实验室的经费，系里统一管理。学生的劳务费，按学校规定来，一个月最多两百。多出来的，退回来，或者捐给系里做助学金。”

周老师火了：“凭什么？这是我们自己拉来的项目，自己挣的钱，凭什么要上交？”

“凭这是学校的实验室，凭你们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张教授也提高了声音，“老周，你别忘了，实验室的设备是学校的，场地是学校的，连你们用的水电都是学校的。没有学校这个平台，你们能做出成果？”

两人不欢而散。

消息很快传开了。刘浩气得在宿舍拍桌子：“凭什么？我们熬了多少夜，吃了多少苦，才做出成果。现在赚钱了，他们就来摘桃子？做梦！”

王志强比较冷静：“系里这么干，肯定不合规。但张主任说得对，实验室是学校的，咱们确实是用了学校的资源。这事得好好商量，不能硬来。”

赵刚挠头：“那怎么办？钱都分了，难道真要退回去？”

我坐在床上，一言不发。五千块，对张主任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我，对赵伯，对赵大山，是救命钱。赵伯的药不能停，赵大山刚结婚，处处要花钱。这钱，我不能退。

“我去找周老师。”我起身出门。

周老师正在实验室生闷气，看见我，叹了口气：“你都知道了？”

“嗯。周老师，这事不能答应。答应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咱们再做项目，赚再多钱，也到不了咱们手里。”

“我知道。但张主任那边……”周老师皱眉，“他在系里经营多年，人脉广，硬碰硬，我们吃亏。”

我想了想：“周老师，咱们的项目，合同是和厂里签的，钱是厂里直接打到实验室账户的，系里没出过一分钱，对吧？”

“对。”

“实验室的设备，大部分是咱们用项目经费买的，对吧？”

“对，只有那台老光谱仪是系里的。”

“那好。”我心中有数了，“周老师，咱们这样……”

我凑到周老师耳边，说了我的想法。周老师听完，眼睛一亮，随即又犹豫：“这……能行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第二天，周老师去找了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副校长姓李，是个开明的学者，刚从国外访问回来。

“李校长，情况就是这样。”周老师把事情说了一遍，“我们实验室自筹经费，自担风险，做出成果，转化收益。现在系里要收走我们的经费，这不合规矩，也打击师生的积极性。”

李校长听完，点点头：“老周，你说得对。学校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也鼓励师生通过智力劳动获得合理报酬。系里的做法确实不妥。这样，我让科研处出个文件，明确一下：横向课题经费，课题组有自主支配权，只要不违反财务规定，学校不干涉。”

“谢谢李校长！”

“别谢我，这是应该的。”李校长笑道，“不过老周，你们也得注意影响。学生拿钱可以，但要有度，不能影响学习。另外，得依法纳税，该交的税要交。”

“明白，明白。”

有了校长的支持，系里不再说什么。但暗流仍在涌动。张主任见了周老师，虽然还打招呼，但笑容很假。系里其他老师，有的支持我们，有的冷眼旁观，有的说风凉话。

“周老师带学生做生意，有辱斯文。”

“学生不好好学习，天天想着赚钱，成何体统。”

“听说那个杨帆，一下子拿了五千块，顶他两年助学金了。穷人家孩子，见钱眼开。”

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刘浩气得要去找人理论，我拉住了。

“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我说，“咱们用成绩说话。”

话虽如此，但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我穷，我承认。我需要钱，我不否认。但我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挣的，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凭什么要被人指指点点？

这股气，化成了动力。我更加拼命地学习，做实验。大二下学期，我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磁控溅射制备半导体薄膜的工艺优化》。周老师是通讯作者。

论文发表那天，周老师很高兴，自掏腰包请我们下馆子。

“杨帆，你这篇论文写得不错，数据扎实，分析透彻。”周老师举杯，“来，祝贺你，这是你科研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谢谢周老师。”我举杯，一饮而尽。酒很辣，但心里畅快。

论文发表后，找我的人多了起来。有厂家想合作，有公司想挖人，甚至还有中介找到我，问愿不愿意“接私活”，帮企业解决技术问题，报酬丰厚。

我一一婉拒。不是清高，是没时间。我要上课，要做实验，要帮周老师管理实验室，还要给赵大山写信，给赵伯打电话。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不够用。

但有一个机会，我犹豫了。

林老板又来了，这次是单独找我。我们在学校门口的茶馆见面，他递给我一份合同。

“小杨，看看这个。”

我接过，是一份技术顾问合同。某电子公司聘请我担任技术顾问，为期一年，每月顾问费八百，不需要坐班，只需每月去公司一两次，解决技术问题。

“林老板，这……”

“你先别急着拒绝。”林老板喝了口茶，“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我朋友，人不错，做的是正经生意。他们现在遇到个技术难题，生产线上的薄膜合格率太低，只有百分之六十，浪费严重。他们找过几个专家，都没解决。我推荐了你。”

“可我还在上学……”

“所以才叫顾问，不耽误你学习。”林老板说，“一个月八百，对你来说不是小数目。而且，这是个锻炼机会，你能接触到实际生产中的问题，比在实验室闭门造车强。”

我心动了。一个月八百，一年就是九千六。有了这笔钱，赵伯的药钱，赵大山的生活费，我自己的学费，都不用愁了。而且，就像林老板说的，这是个锻炼机会。

“但我得问周老师。”

“应该的。”

周老师听完，沉思片刻：“可以去，但要把握分寸。第一，不能耽误学业；第二，实验室的工作不能落下；第三，技术可以教，但核心工艺要保留，不能全盘托出。”

“我明白。”

“还有，”周老师看着我，“杨帆，你现在接触商业，是好事，也是考验。记住，技术是工具，不是目的。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造福社会，不是赚钱。别被钱蒙了眼，忘了初心。”

“我记住了。”

我签了合同，成了那家电子公司的技术顾问。公司叫“华光电子”，在开发区，做计算器和电子表。老板姓陈，四十多岁，很和气。

第一次去公司，陈总亲自接待我，带我去车间。生产线很简陋，工人大多是女工，低着头，手飞快地组装零件。镀膜车间在最里面，一台老旧的镀膜机轰隆隆响，出来的薄膜良莠不齐。

“杨工，你看，这就是问题。”车间主任指着成品率统计表，“好的时候百分之七十，差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五十。我们试过调整参数，换靶材，换气体，都不行。”

我戴上手套，取样检测。薄膜不均匀，有斑点，有针孔。问题很明显：真空度不够，沉积速率不稳定，基片清洗不彻底。

“真空泵多久没保养了？”

“一年多了吧，老板说换新的太贵，将就用。”

“靶材纯度多少？”

“四个九（99.99%）。”

“不够，得五个九（99.999%）。”

“五个九？那贵一倍！”

“但合格率能提高百分之二十。”我算了算，“你们现在每天生产一万片，合格率百分之六十，合格品六千片，废品四千片。一片成本五毛，每天浪费两千块。一个月就是六万。如果用五个九的靶材，靶材成本增加十万，但合格率提到百分之八十，废品减少到两千片，每天浪费一千，一个月浪费三万。三个月就能收回靶材增加的成本。”

车间主任愣住了，看向陈总。陈总眼睛一亮：“杨工，你确定？”

“确定。我在实验室做过对比实验，数据支持。”我拿出笔记本，给他看数据。

陈总看了十分钟，一拍大腿：“换！马上换！小王，去联系供应商，要五个九的靶材，先订半年的量。”

“还有，”我补充，“真空泵必须保养，不行就换新的。基片清洗要加超声波清洗环节，清洗液要用分析纯的，不能用工业纯的。这些都会增加成本，但长远看，划算。”

陈总一咬牙：“行，都听你的。杨工，你列个清单，需要什么设备，什么材料，多少钱，我让采购去办。”

我在公司待了三天，制定了详细的改进方案。陈总很痛快，批了二十万改造经费。一个月后，改造完成，生产线重新开工。第一个月，合格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第二个月，百分之八十；第三个月，稳定在百分之八十五。

陈总乐坏了，给我包了个大红包，五千块。

“杨工，你真是我的福星！”他握着我的手，“这三个月，我们废品率降了一半，成本降了百分之十五，利润涨了百分之三十。这五千块，是小意思，以后每个月顾问费涨到一千二！”

“陈总，这太多了……”

“不多不多，你值这个价。”陈总很诚恳，“杨工，你有没有想过，毕业后直接来我这里？我给你技术总监的位置，月薪三千，再加分红。”

三千，在1998年，是天文数字。我们系教授一个月工资也就两千多。

我犹豫了。三千月薪，意味着赵伯可以住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药；赵大山可以不用在镇上打工，来省城和我一起干；我可以买房子，把赵伯接来住……

“陈总，我考虑考虑。”

“行，不急，你慢慢考虑。我这边随时欢迎你。”

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陈总的话。月薪三千，技术总监，分红。这些词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盘旋。

晚上，我失眠了。爬起来，给赵伯打电话。村委会的人去叫赵伯，等了半小时，赵伯气喘吁吁地跑来接电话。

“帆子，咋这么晚打电话？出啥事了？”

“没事，就是想您了。您身体怎么样？药按时吃了吗？”

“吃了吃了，好着呢。你别惦记我，好好念书。对了，大山媳妇怀孕了，三个月了。”

“真的？太好了！”

“是啊，我要当爷爷了。”赵伯笑，笑声透过电话线传来，很温暖，“帆子，你在学校好吗？钱够花吗？不够跟家里说，大山现在工资涨了，一个月三百呢。”

“我够，您别操心。大山哥要当爸爸了，让他多注意身体，别太累。”

“知道知道。帆子啊，你在外头，好好的，别惹事，但也别怕事。咱不欺负人，但也不能让人欺负了。”

“嗯，我记着呢。”

挂了电话，我心里平静了些。赵伯要当爷爷了，这是天大的喜事。我得更加努力，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但陈总的邀请，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去，还是不去？

我去找周老师。周老师正在看文献，听我说完，放下眼镜。

“杨帆，这事得你自己决定。我不能替你拿主意。”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周老师说，“第一，你喜欢科研吗？还是只是为了赚钱？”

“我喜欢科研。但我也需要赚钱。”

“第二，如果你去公司，一个月三千，三年后可能五千，五年后可能一万。但如果你读研，读博，留校，可能一开始只有一千，五年后可能也只有两三千。你怎么选？”

“我……我不知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周老师看着我，“你当初为什么学物理？为什么做材料研究？”

我愣住了。为什么？最初是为了赚钱，为了让赵伯过上好日子。但后来，在实验室里，看着样品在显微镜下呈现出的美丽结构，看着数据曲线一点点接近理论值，看着论文变成铅字，那种成就感，那种探索未知的快乐，是钱买不到的。

“周老师，我喜欢做研究。但我……”

“但你缺钱，对吧？”周老师叹气，“杨帆，我理解你。我年轻时也穷过，知道钱的重要性。但你要相信，只要你真有本事，钱不会缺。你现在一个月顾问费一千二，加上实验室的津贴，助学金，一个月收入接近两千，已经超过很多上班族了。等你博士毕业，去企业，年薪十万不是梦；留校，接项目，收入也不会低。关键是，你要在正确的路上走，别被眼前的小利迷惑。”

“我明白了。”我深吸一口气，“周老师，我继续跟您读研，读博。陈总那边，我回绝。”

“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周老师笑了，拍拍我的肩：“好，这才是我认识的杨帆。记住，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眼光放长远，路才走得稳。”

我回绝了陈总的邀请，但答应继续做顾问，直到合同期满。陈总很遗憾，但表示理解。

“杨工，你是做学问的料，去公司确实屈才了。这样，顾问合同到期后，咱们还保持联系，你有空就来指导指导，顾问费照给。”

“谢谢陈总。”

大三开始了。我更加忙碌，除了本专业的课，还选修了计算机、管理、经济的课程。周老师说，现代科研需要交叉学科知识，我不能只懂物理。

刘浩他们也有了变化。刘浩家里有钱，准备出国，天天泡在英语培训班。王志强想考研，目标是中科院。赵刚家里让他回去考公务员，但他想留校，跟我一起读研。

“帆子，我跟你混了。”赵刚搂着我的肩，“你去哪我去哪。”

“行，那咱们一起，把实验室做大做强。”

实验室确实在壮大。有了华光电子的成功案例，找我们合作的厂家多了起来。我们接了几个小项目，做导电胶，做封装材料，做传感器薄膜。每个项目都有收入，实验室的经费充裕了，设备更新了，还招了两个研究生帮忙。

周老师很高兴，说我们是“产学研结合的典范”。系里其他老师看我们的眼光也变了，从嫉妒变成了羡慕，有的还想加入我们的团队。

但我没忘记张主任。每次在系里遇见，我都礼貌地打招呼，他也会点头回应，但笑容很假。我知道，他心里还有疙瘩。

十月份，系里评奖学金。我成绩全系第一，科研有成果，社会活动也参加，按理说该拿国奖，八千块。但公示名单出来，我只拿了一等，三千块。国奖给了一个副院长的侄子，成绩全系第十。

刘浩气得要去院长办公室理论，我拉住了。

“算了，三千也不少了。”

“凭什么？你哪点不比他强？”

“就凭他叔是副院长。”我很平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才是常态。咱们能做的，不是抱怨不公平，是让自己强大到不公平影响不了你。”

“可是……”

“没有可是。”我看着刘浩，“浩子，你记住，与其生气，不如争气。今天他靠关系拿走国奖，明天咱们靠本事拿走更大的奖。”

刘浩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头：“帆子，你比我成熟。”

我没说话。我不是成熟，是经历过太多。从父亲摔死，到赵伯收留，到南下寻兄，到实验室风波，我早就明白：哭没用，闹没用，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十一月底，赵大山来信，说秀英生了个儿子，六斤八两，母子平安。赵伯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石头”，说贱名好养活。

我请了三天假，回家看侄子。石头很胖，很白，眼睛很大，像赵大山。秀英躺在床上，脸色有些苍白，但笑得很幸福。

“帆子，你看，你侄子。”赵大山抱着孩子，小心翼翼，像捧着珍宝。

“大山哥，恭喜你。”

“同喜同喜，你当叔了。”赵大山笑，眼角有皱纹，但眼睛很亮，“帆子，我想好了，等石头大点，我就带秀英去省城打工。镇上工资太低，省城机会多。你在省城熟，到时候帮我们找个活。”

“行，包在我身上。”我一口答应，“不过大山哥，你去省城，赵伯怎么办？”

“爸也去。”赵大山说，“咱们租个大点的房子，一家人在一起。爸年纪大了，一个人在村里，我不放心。”

“那得不少钱。”

“没事，我这两年攒了点，加上你寄回来的，够首付了。”赵大山压低声音，“帆子，我在镇上看了套房子，两室一厅，三万块。我手里有一万五，你再借我五千，剩下的一万贷款，五年还清。你觉得行不？”

“行，怎么不行。”我毫不犹豫，“五千我有，明天就取给你。不过大山哥，贷款利息高，不如我借你一万，你慢慢还我，不要利息。”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我是你弟。”我握住赵大山的手，“大山哥，没有你和赵伯，就没有我的今天。这钱，你拿着，不够再说。”

赵大山眼圈红了：“帆子，哥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说什么欠不欠的，一家人。”

我在家待了三天，帮赵大山办了买房手续，又给石头买了奶粉、衣服、玩具。临走时，赵伯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

“帆子，别太累，注意身体。钱是挣不完的，身体垮了就啥都没了。”

“我知道，您也是，按时吃药，别省。”

“嗯，嗯。”赵伯抹抹眼睛，“走吧，别误了车。”

我上了车，回头看。赵伯，赵大山，秀英抱着石头，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朝我挥手。夕阳西下，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这一次，我没哭。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力量。我要让这些人，过上好日子，最好的日子。

回到学校，我更加拼命。白天上课，做实验，晚上去华光电子做顾问，周末还要自学计算机和管理。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精神很好。因为我有目标，有动力。

1999年春天，我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保研资格，直博。周老师是我的导师，研究方向是“高温超导薄膜的制备与应用”。

“杨帆，这个方向很难，可能五年出不了成果，也可能一辈子出不了成果。你想好了？”周老师问。

“想好了。再难，也得有人做。”

“好，那咱们一起，闯一闯。”

博士生活开始了。更深的课，更难的题，更复杂的实验。但我乐在其中。探索未知，就像登山，虽然累，但每爬高一米，看到的风景就不同。

实验室也上了新台阶。我们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五十万。这在系里是破天荒的，周老师高兴得请全实验室吃了顿大餐。

“这五十万，是信任，也是责任。”周老师举杯，“咱们得做出点东西，不能辜负国家的期望。”

“一定！”我们齐声响应。

有了国基，我们买了几台进口设备，实验室鸟枪换炮。我做实验的效率更高了，数据更准了，进展更快了。

1999年底，我做出了第一个高温超导薄膜样品，临界温度35K。虽然离液氮温区（77K）还很远，但已经是国内领先水平了。

论文投出去，三个月后，被国际知名期刊接收。消息传来，整个实验室沸腾了。周老师抱着我，老泪纵横。

“杨帆，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

“是咱们一起做到的。”我也很激动。

这篇论文引起了轰动。系里开了表彰会，学校发了奖金，媒体来采访。我第一次上了报纸，标题是《寒门博士攻克高温超导难题》。

赵伯让村委会的人把报纸念了三遍，然后贴在堂屋墙上，逢人就指给人看：“看，我家帆子，上报纸了！”

赵大山把报纸镶在相框里，挂在店里——他在省城开了个小超市，生意不错。每当有顾客问，他就指着报纸说：“这是我弟，博士，科学家！”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累，都值了。

但荣誉也带来了麻烦。找我合作的公司更多了，开出的价码更高了。有家公司甚至开出年薪二十万，加一套房的条件，让我毕业后去他们那。

二十万，在1999年，可以在省城买三套房。我心动过，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周老师说，我们的研究到了关键阶段，再坚持一下，可能有重大突破。

“杨帆，我知道你需要钱。但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没了。”周老师很严肃，“高温超导是世纪难题，谁先突破，谁就是英雄。你现在放弃，太可惜了。”

“周老师，我不放弃。”

“好，那咱们继续。”

2000年，千禧年。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我也在变。

我二十四岁了，博士二年级。实验室的成果越来越多，我的名气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高。顾问费，项目提成，奖金，加起来一个月有五六千。我还在学校附近买了套小房子，两室一厅，准备接赵伯来住。

但赵伯不来，说在村里住惯了，城里憋屈。赵大山和秀英带着石头，在省城开了第二家超市，忙得脚不沾地，也没时间照顾赵伯。

“爸就喜欢村里，空气好，熟人又多，就让他住着吧。”赵大山说，“我每周回去看他，没事。”

“那也行。我给赵伯装部电话，方便联系。”

“行，你看着办。”

我给赵伯装了电话，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赵伯嘴上说我乱花钱，但每次打电话，都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在看《还珠格格》，笑得哈哈的。

“帆子，这个紫薇姑娘，真可怜，老是被人欺负。”赵伯在电话里说。

“那是电视剧，假的。”

“我知道是假的，但好看。”赵伯笑，“帆子，你在外头，别学那些坏人，要做个好人。”

“嗯，我记着呢。”

日子似乎走上了正轨。学业顺利，家庭和睦，前途光明。但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没做：报恩。

赵伯的恩，赵大山的恩，我还没报。不是不想报，是还没找到最好的方式。给钱？他们不要。买东西？他们说浪费。接到城里？他们不愿意。

我得想个办法，既报了恩，又不伤他们的自尊。

机会来了。

2000年夏天，村里打电话来，说村里要修路，从镇上到村里，十里山路，要铺成水泥路。但镇里只出一半钱，另一半要村里自筹。村里没钱，想让在外面工作的人捐款。

村委会的人特意打电话给我：“帆子，你现在是博士，有本事，能不能带个头？多少是个心意。”

“修路要多少钱？”

“一共五十万，镇里出二十五万，村里要筹二十五万。现在筹了十万，还差十五万。”

十五万。在2000年，对村里来说是天价。但对我来说，不算多。我手里有十万存款，实验室的项目提成还有五万没发，加起来正好十五万。

“这十五万，我出了。”我说。

电话那头愣住了：“帆子，你说啥？”

“我说，这十五万，我出。路必须修，而且要修好，修宽，修结实。”

“帆子，这……这可是十五万啊，不是小数目。你再想想。”

“不用想了。赵伯年纪大了，路不好走，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送医院都不方便。这路，必须修。”

“帆子，你……”电话那头声音哽咽了，“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

“不用谢。我有个条件。”

“你说。”

“路修好后，要立个碑，碑上要写：捐资人，赵大山，杨帆。赵大山的名字在前面，我的在后面。”

“这是为啥？”

“没有赵大山和他爸，就没有我杨帆的今天。这恩，我得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行，我答应你。”

挂掉电话，我给赵大山打电话，说了这事。赵大山一听就急了：“帆子，你疯啦？十五万，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有。大山哥，这路必须修。赵伯腿脚不好，路修好了，他出门方便。你每周回村看他，也方便。石头长大了，回村看爷爷，也方便。”

“可是……”

“没有可是。大山哥，这事就这么定了。钱我已经答应捐了，明天就打过去。”

赵大山不说话了，电话里只有呼吸声。过了很久，他说：“帆子，哥谢谢你。但哥不能白要你的钱。这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慢慢还。”

“行，算你借的。”我没坚持，我知道赵大山的脾气。

第二天，我把十五万打到了村里账户。一个月后，修路工程启动。赵大山放下超市的生意，回村监工。他说，这路是帆子捐的钱，必须修好，一分钱都不能浪费。

我每周末也回村，看修路进展。村里人见了我，态度完全变了。以前是客气，现在是尊敬，是感激。连村支书杨德海见了我，也老远就打招呼，递烟，笑容真诚了很多。

“帆子，你是咱们村的骄傲。”他说。

“德海叔客气了。”

“不是客气，是真话。你爸要是知道你这么有出息，该多高兴。”

我没接话。父亲已经走了八年，但我总觉得，他在天上看着我，保佑着我。

路修了三个月，十一月底完工。水泥路，四米宽，从镇上直通村里。通车那天，村里像过年一样，放了鞭炮，摆了酒席。镇领导也来了，剪彩，讲话，说这是“民心路”，“致富路”。

碑立在了村口，老槐树下。青石碑，红字：“赵大山、杨帆捐建，2000年11月28日。”

赵伯摸着碑，手在抖，眼泪在流。

“帆子，你这孩子……你这孩子……”

“赵伯，这是我和大山哥该做的。”我扶住他，“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路，是给您修的，给全村人修的。以后您出门，再也不用走泥路了。”

赵伯点头，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

那天晚上，村里摆了二十桌，全村人都来了。赵伯被请到主桌，镇领导给他敬酒，说他是“教子有方”。赵伯喝多了，拉着我的手，一遍遍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

赵大山也喝多了，搂着我的肩：“帆子，这辈子有你这么个兄弟，值了！”

我也喝多了，但心里很清醒。这只是开始。赵伯的恩，赵大山的恩，我一辈子也报不完。但这第一条路，我修成了。

以后，还会有第二条路，第三条路。我会让赵伯安享晚年，会让赵大山过上好日子，会让石头受到最好的教育，会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夜深了，酒席散了。我扶着赵伯回家，赵大山跟在一旁。月光很好，照在新修的水泥路上，白晃晃的，像一条银带，通向远方。

“帆子，你看这路，多好走。”赵伯说。

“嗯，好走。”

“以后你开车回来，直接就能开到门口。”

“嗯，直接开到门口。”

“帆子，爸高兴，真高兴。”

“爸，我也高兴。”

我叫了一声“爸”。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叫赵伯“爸”。以前叫不出口，是怕父亲伤心。但现在，我想父亲在天上，也会理解，也会高兴。

赵伯愣住了，然后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

“哎，哎，我的儿，我的好儿子……”

赵大山也哭了，我们三个抱在一起，在月光下，在新修的路上，哭得像个孩子。

哭完了，赵伯抹抹眼泪，笑了：“走，回家。爸给你煮醒酒汤。”

“嗯，回家。”

我们三个，手拉手，朝家走去。路很宽，很平，月光很亮。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难。但我不怕。因为我有家人，有恩人，有责任，有目标。

我会一直走下去，走到光明的尽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