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马拉松式试跑，让世界相信“窄带”的力量

八年马拉松式试跑，让世界相信“窄带”的力量

——对话首张卫星物联网牌照持有者国电高科创始人、董事长吕强

从“无人区”到国家战略：

为什么选择窄带卫星物联网？

太空与网络：

首先恭喜国电高科获得国内首张卫星物联网商用试点牌照。您在2017年创办国电高科时，国内几乎无人涉足“低轨卫星物联网”。当时为何坚定地选择这条“无人问津”的赛道？这种“避开密集带，专攻无人区”的策略，背后是怎样的洞察？

吕强：

谢谢。2017年我们提出“低轨窄带卫星物联网”时，很多人不理解，也不看好。那时马斯克尚未发射星链（首颗试验星在2019年），中国星网更是到2021年才成立。我们确实是在“无人区”探路。

但我当时有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技术背景与产业先兆。我本科硕士博士都读的无线通信，2015年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规划正在论证，我注意到一个叫DCS（数据采集系统）的卫星应用——它通过卫星收集远端传感器数据，可以看作是卫星物联网的技术前身。直觉告诉我，这个方向极具潜力——它解决的不是“人联网”，而是“物联网”，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沉默对话。

第二，中国独特的国情逻辑。我们国家的地面通信网络极其发达，100Mbps及以上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占比达95.5%。这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因土地私有化，基站和光纤难以普及，仍有大量人口无法享受宽带。而中国的问题是“过剩与空白并存”：在人口稠密区，网络已经内卷；但在占国土面积约80%的无人区、山区、海洋以及广大低空空域，几乎没有地面网络。然而，这些区域恰恰是物联网的核心需求方：森林防火、海洋监测、电力巡检、应急救灾……所以我认为，中国真正需要填补的，不是“人上网”，而是“设备上网”。这个判断，我们坚持了八年，从未动摇。

第三，技术经济性的底层认知。任何基础设施的推广，都要看边际成本和规模效应的匹配度。高通量卫星和手机直连卫星固然炫酷，但它们解决的是“宽带覆盖”问题，成本结构决定了它无法下沉到海量、低功耗、低成本终端。窄带卫星物联网的单比特传输成本、终端功耗和芯片复杂度，都低一到两个数量级。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卫星窄带是“普惠基础设施”，卫星宽带是“高价值专用通道”——两者是互补，而非替代。

太空与网络：

也就是说，您认为“窄带”反而是解决中国80%国土面积连接问题的最优解。这个结论的产业逻辑是什么？

吕强：

逻辑很简单，但理解它需要破除一种思维惯性——即“带宽越大越好”。消费互联网的逻辑不能直接套用到产业互联网上。一个森林防火传感器，不需要每秒传一张高清图，它只需要定时发回“温度正常、无烟点”几个字。这样的设备，功耗要低、成本要低、覆盖要广。窄带正是为此而生。

我们可以尝试用“适用技术”理论来理解：不是技术越先进就越有效，而是越匹配场景就越有效。窄带卫星物联网的带宽通常在bps到kbps级别，但它的优势在于：终端功耗低至毫瓦级，一颗纽扣大小的电池可用数年；芯片成本可控制在几美元以内；卫星覆盖可做到全球无死角。这些特性，恰好对应了“80%国土面积、海量终端、低频次小数据包”的真实需求。

高通量卫星、手机直连等宽带方案，面向的是个性化、高附加值的连接需求——比如户外探险、偏远牧区等地面宽带难以覆盖的场景，这当然有重要价值。但真正解决实体经济中成千上万设备的广域连接需求，填补这个刚需空白市场，窄带才是那个“看不见但离不开”的基础设施。就像电力系统里有特高压，也有低压配电网——窄带就是物联网的“低压配网”。

最难的不是技术，

而是“让世界相信窄带的力量”

太空与网络：

您曾说过，在“无人区”探路，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让世界相信窄带的力量”。过去八年，商业航天热点不断，从火箭回收到低轨宽带，资本趋之若鹜。窄带长期不被看好，你们有没有动摇过？是否被投资人逼着转型？

吕强：

动摇谈不上，但艰难是真实的。2017年我们提出这个方向时，投资人更愿意关注商业火箭、高分辨率遥感、低轨宽带星座。国际上，马斯克提出了上万颗的互联网星座，OneWeb拿到软银巨资；在国内，“鸿雁”“虹云”两大工程也刚刚亮相，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巨型宽带星座上，普遍的心理是“带宽越大越先进，技术越新越酷”。

最难的时期是2018到2019年，账上资金即将耗尽，我见了几十家投资机构，大部分都说“方向很有意思，但太早了”，有的甚至直说“你们还不如去做宽带”。那段时间，团队从四十多人缩减到二十多人。留下的同事工资打折，没有人抱怨，但那种在黑暗中等待黎明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从创新扩散理论来看，我们当时处于“早期采用者”之前更早的阶段——可以称之为“先于市场的探路者”。这个阶段没有成功案例可循，甚至没有“卫星物联网”这个产业分类。你要做的不是说服客户，而是先让整个生态系统相信这个“品类”存在。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信念。

太空与网络：

面对这些质疑和困难，您是如何证明窄带价值并坚持走下去的？

吕强：

最好的证明就是用实践说话。我们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去跑：给海洋浮标厂家装设备，给自然保护区装野生动物追踪器，给电力公司装杆塔监测终端……每个成功案例，都是一次对“窄带不窄”的证明。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原型驱动的市场创造”——不是先有成熟市场再进入，而是通过一个个最小可行产品（MVP）去触发真实需求，再反向定义产品。

当然，过程异常艰难。2019年冬天，我们在零下十几度的野外测试，设备两次断电。我蹲在雪地里问自己值不值得。但第二天信号通了，数据从几千公里外传回屏幕，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事一定能成，也一定要干成。后来我常想起一个词——“耐心的资本”。但在这个领域，不仅资本需要耐心，创业者更需要一种“反共识的勇气”。你要能承受大多数人认为你错了，却依然坚信自己是对的。

太空与网络：

您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吕强：

最让我难忘的，其实是地中海与大西洋交界处的一个海鸟研究项目。以前研究海鸟迁徙，科研人员要蹲守在荒岛上，靠望远镜追踪，一次出海几个月也得不到多少数据。装上我们的生物MINI终端后，重量只有5-6克，轻得像一颗葡萄，海鸟带着它照样自由飞翔。每天500次数据回传，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国外同类设备一天只能传10次左右。

那次我们在海边调试了很久，当地风浪很大，晃得人头晕。但看着屏幕上那些小点，知道它们飞过了直布罗陀海峡、飞过了整个地中海，那一刻比什么都值。这件事让我更深地理解了一个道理：窄带的力量，从来不在带宽的数字里，而在那些真实的应用场景里。它让“不可见”变得“可见”，让“沉默”的系统有了声音。用哲学家的话说，这是在拓展人类感知世界的边界。

图片来源：国电高科

八年马拉松：

从“没有赛道”到首张牌照

太空与网络：

拿到这张试点牌照，您称之为“跑了一场八年的马拉松”。在这个过程中，主管部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你们是如何逐步打消这些顾虑的？

吕强：

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产业分类中只有“卫星通信”和“物联网”两个独立的门类。如果按地面物联网来管，监管思路不匹配；如果按卫星基础电信来管，门槛又太高，会把创新管死。要想让产业各关键方理解一个全新的产业赛道，需要大量论证、沟通和试点。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我们用了八年时间，几乎是在做“制度创业”——在现有规则体系中开辟出一条新路。

主管部门最关心两个核心问题：第一，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真实需求？会不会只是“伪需求”，产业够不够大？第二，是否会与现有频谱和卫星资源产生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应用案例做扎实，把技术验证做可靠，同时持续建言献策。我们没有去空谈概念，而是用一个个行业客户、一次次稳定连接、一份份测试报告，去回答这些问题。

太空与网络：

什么样的契机，让这件事迎来了转折点？

吕强：

转折点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上，2022年3GPP Release 17正式冻结，首次将NTN（非地面网络）纳入国际蜂窝通信标准，卫星物联网从此有了全球统一的技术规范。国内，随着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应急管理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广域物联连接的刚需越来越迫切。国际标准成熟了，国内需求爆发了，政策窗口自然就打开了。

2024年8月，工信部发布《关于优化业务准入促进卫星通信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卫星物联网与卫星互联网并列提出。同年11月，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通知》。这两份文件，是我们等待了八年的“政策东风”。更重要的是，它们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率先形成了对窄带卫星物联网的专门监管框架——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太空与网络：

拿到首张试点牌照，您认为会对国内卫星物联网产业带来什么影响？

吕强：

牌照的意义，是国家从制度层面承认这个产业“存在、有价值、应规范发展”。它会带来三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资本信心。过去投资人担心政策不确定性，现在牌照是国家背书，资本会更愿意进入这个赛道。

第二，商业确定性。大客户以前不敢签长期合同，怕你资金链断了或国家不认可。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签百万级以上的订单，甚至可以规划三到五年的服务合同。

第三，生态繁荣。更多创业者和企业会加入进来，共同完善芯片、终端、平台、应用等上下游环节。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牌照相当于提供了“市场合法化”的关键信号。一旦合法化，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成本会大幅下降，创新速度会明显加快。

太空与网络：

您认为哪些场景会率先爆发？

吕强：

我先举一个最触动人心的例子——救生衣。我们正在和沿海省份合作，给渔船上配备的救生衣加装卫星物联网模块。一旦有人落水，设备自动发射位置和生命体征数据。对落水者来说，每提早一分钟被定位，生存概率就提高约10%。窄带在这里不是传输“数据”，而是传输“希望”。这个市场，仅国内就至少有几百万件救生衣的需求。

再比如集装箱：全国有约600万个集装箱需要改造或新增物联网设备，用于位置追踪、货物状态监测。

还有电力杆塔监测、森林防火、农业墒情监测、地质灾害预警……这些场景的共同特点是：对带宽要求极低（几个字节到几百字节），但对覆盖、功耗、可靠性要求极高。这正是窄带的用武之地。

太空与网络：

与国际上已有的卫星物联网星座，如美国Orbcomm、法国Kinéis相比，中国颁发第一张牌照，是否意味着我们开始建立自己的产业标准和话语权？

吕强：

是的，而且意义不止于此。国际上这些星座已经运营多年，各有特色。但中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最丰富的物联网应用场景、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张牌照，不仅是一张经营许可，更是一个战略信号：中国要有自主可控的卫星物联网标准、频谱规划和产业生态。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连接自主可控，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标准的制定权本质上是一种“基础设施权力”。谁掌握了窄带卫星物联网的接口标准、数据格式、安全协议，谁就掌握了物联网时代的基础连接入口。

我们非常清醒：拿到牌照只是起点，真正的马拉松才刚刚开始。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让世界听到了“窄带的力量”——它不喧嚣，却不可或缺。

后 记

从“无人区”到“首张牌照”，国电高科用八年时间走完了从质疑到认可、从边缘到主流的漫漫长路。

这张牌照，不仅是一张“身份证”，更是一个产业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商用”的发令枪。它的背后，是无数等待被连接的“沉默角落”——那些地面网络触达不到的远海、深山、荒野与低空。

窄带的力量，不喧嚣，却不可或缺。它就在那里，默默连接着万物，让世界变得更加可靠。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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