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30年后，她在人群消失处，为现代心灵寻找安放的出口

《那个在人群里消失的人》是作家陈染的文学漫谈，贯穿其三十余年创作生涯，深入她的成长经历、精神世界与隐居生活，展现了她如何以文字探索女性内心、构建自我主体性，并始终与现实保持“紧张度”。她亦谈及对写作、爱情、家庭及时代的独到思考，勾勒出一位独立写作者如何在喧哗中坚持 “在人群里消失”的沉静姿态。

她以自身的写作历程，回应每一个创作者终将面对的命题：如何在重复中寻找新的位置，如何在沉默中积蓄发声的勇气。

《那个在人群里消失的人》作者：陈染花城出版社

生活与文学

记者：生活中的陈染，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染：一个在人群里没什么异样的人，或者说在人群里消失也没什么异样的人。

我们在社会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角色，表面上我也有，但我心里清楚，人最本质的角色只是体现他自身价值观的个体。所以，我不愿给自己派定一个什么角色，也不愿扮演文学化的自己，那些是别人眼中的“我”，与我本人没什么关系。我们生于平凡，过着一种平凡的生活，也追求这种生活带来的舒适、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有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神化这个那个，不仅神化皇上，也神化自己，很装，挺有意思。还有一种情况，对角色扮演上瘾，无论是战略性示弱，还是战术性逞强，都很搞笑。其实，我们作为智人，从个体角度看，虽然认知有所不同，但人的自然属性和心理属性是差不多的。

我认为创作姿态和在现实中的生活姿态是两个不同界面的事，把生活文学化、艺术化的结果，就是使你两头都不自然。在艺术创作上，我一直坚持固有的风格和追求，为此我可以付出代价，也可以放弃一些现实利益，比如作品中应该说的一些正确的废话没有说，偶尔却没忍住说出大实话，这个代价是可以想象的。同样，在现实生活层面，为了“人性主义”以及自在的我，我也可以放弃一些“艺术的极致”，比如某些极端主义的表演式“行为艺术”。

记者： 你怎么处理日常生活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

陈染：以我个人的写作体会，如果进入写作状态，实际上是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如果完全被生活左右，那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写作状态。写作是一件需要深入进去的事情，那是自己和自己玩儿，自己给自己“开会”。而生活，那是很多的琐碎，很多的可有可无，是一种特别放松的感受。又写作又生活，我觉得需要磨合成一种恰到好处的火候，这很重要。

我自己非常明确，生活是生活，文学是文学， 一定要把这两个界面分开，它们是两件事。

以前，我每天早上起来，收拾洗漱完毕，差不多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有时是编辑工作，有时是自己的写作，差不多工作一上午。下午如果有力气就再接着干一会儿，这是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我就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翻翻闲书、散步购物什么的，不想难为自己。

记者：当生活与写作发生冲突时，你如何选择？

陈染：无疑，选择生活。

我感觉，岁数越大，想说的话越少，经常是想一想之后，觉得不说（不写）也罢，算了。我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的只字不写、闭门索居。

总之，铭记历史，懂得现状，缄口少言，让精神与身体都能健康地活着。

无法完全靠计划过日子，也无法完全靠计划写作。未来永远未知。

记者： 怎么看待生活的重复与作家写作上的重复问题？

陈染： 这个问题，类似于文学理论谈到的“模仿”，只不过模仿是针对别人，重复是针对自己。但其实也可以说，重复从来都不曾“发生”，重复与回忆是同一种行动，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回忆是一种向后的重复，而我们称之为“重复”的，实际上是向前的回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莫名其妙地重复着，想不出继续重复的理由，更想不出不继续重复的理由。重复性或称自我习惯的模仿，会带来稳定与安全感，但长久沉溺于此又会产生乏味，所以有时候变动与突破是必要的。

而作家的“重复”，表面上是作家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是一种内容与风格固化的稳定特征，但其实这里边还存在一种复杂的东西。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我母亲2023年初离世后，我每天都会想念她。那是我来人间遇见的最温馨的美好，我脑袋里总是倒带似的映现出与母亲在一起的画面，每一次，心都会被击打。

“心被击打”是真切的，从物理感受上说，“被击打”的感受似乎是重复的，但从不同的时间来说，“被击打”的那个瞬间，又是无法重复的。所以，某一种循环往复也许是存在的，而每一次循环到同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又确实不是原来的那个位置。这似乎很哲学。我不知是否应该称之为“深化”而不是“重复”，我觉得它的特殊性正在于此。

我觉得，纳博科夫提出的“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可以模仿的只有他自己”这一观点，不仅表达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个性与风格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表达一种自我的进化与超越的观念。

记者：说一说你生活中的人物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是怎样的关系？

陈染：我觉得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共同丰富着我们的阅历。

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巧认识了一个有些异样的人。他一开始显得和蔼可亲、细致周到，甚至可以说无微不至，给你留下了好印象。然后你们渐渐有了一些往来，几乎你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再然后，你们渐渐熟悉起来，可是，他总是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怪怪的，眼神要么直勾勾死盯住你，要么左右张望、飘忽不定。他似乎总是特别关注你的私事，打探你最在意什么，想办法进入你个人的办公室或者家里，观察你身边是否有探头。他还会收集你身边人的信息，连偶遇的钟点工，他也会主动加上微信。 一些简单的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事，他会把它复杂化、给它增加难度，甚至制造阻力。有时，他还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似乎带有暗示或者带有一丝威胁的话，散发出一种模糊不清的攻击力。还有一些看似毫无用意、实则莫名其妙的举动，比如偷拍、偷录，线上线下跟踪。最为离奇的是，在你们“碰巧”一起办事的时候，你的手机、证件之类的物件会忽然不见了，然后又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让你感到担忧、疲惫，但你又说不出确凿的什么。在他显得一切“正常”的姿态下，总有一股“隐蔽的气息”暗藏着，让你心里犯嘀咕，但一时间又无从判断，更想不出这人的目的。

大多善良单纯的人对此都不敏感，难以看清这种伪装后的叵测之意，你一时不明白对方正在对你进行边界意识的测试，试探你的底线，以便摸透你的实力，衡量得失，然后实施他的控制甚至恶意。

后来， 一位公安朋友跟我说，这是对“有组织犯罪”的初级手法的简易模仿，尤其是那种有意暴露的跟踪，无非是想让你感受到自己正处于被监控状态，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安与恐惧，达到他对你进行心理控制的目的。你不用探究他的目的，你根本无从知晓他心中那个阴沟里的世界，如同他根本不知晓别人心里是另一种晴朗光明的世界。

这种现实中原生的、怪异的人物，让我“耳目一新”，其稀奇的人物特征很难从书本中来，只能是现实中切身的感受，这是我作品中黛二小姐们想象不出的经验。

当然，也有作品中的人物反过来让人看清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比如我曾经看过一篇小说，女主追求一位心仪的男主，死缠烂打，动辄威胁要与男主同归于尽，到最后她即使知道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依然死缠烂打，仿佛只是为了让丑恶的模样刻在男主的脑海里。男主开始时好言相劝，但后来他渐渐意识到，她只是来掠夺、榨取能量的，只是来驯服自己的，完全与爱无关。而且，这种只要不顺从她的意愿她就习惯释放攻击性暴力的行为，本身就是恶意。

从心理学角度，无价值感、无存在感的人容易产生的行为是，你不满足我，我就让你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就是让你添堵、让你恶心；而一个高价值、高存在感的人是不屑于此的，因为他自身已足够丰沛、充盈。

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加深了我们对现实生活中某种人物的反思，也间接拓展了我们现实的阅历。

记者：有个歌手在歌曲《存在》里唱道：“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我该如何存在？”保持愤怒和反抗是容易的，但与现实和解却很难。像海明威、卡夫卡等作家，都面临类似的压力。这些年，你是如何一步步与现实达成和解的？

陈染：你说得真好！其实谈不上和解不和解。我曾经在《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一文中感叹过：

对自己的怀疑已经很久了，而且日甚一 日。我们一生中的美好时辰如蜉蝣一般短暂，如一个美妙的清晨那样稍纵即逝，何必要用那些身外事来侵占甚至吞没这良辰美景呢？何必要用什么“精神深度”来打扰这洒满阳光的软床上的一个懒腰呢？过多地被“深度”缠住，是否意味着抛弃了具体而真实的生活？我们是在忽然疲惫的一天， 才开始怀疑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的——我们是否开错了门，走错了路？我们是否已走出了很远 … …

随着岁月的流逝，确实显得“与生活和解”了许多。可是，这种“和解”的深处，其实包含了多少无奈、多少妥协、多少自我的分裂与丧失？！所以，我无法说清这种“和解”是什么。

与此同时，相应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不断地“成长”，便不断地觉得往日那些想不开的东西，那些纠缠不去，萦绕于怀的沉甸甸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再去想不开、再去沉甸甸，根本不值得再去探讨和书写。这样一来，在真正“与生活和解”的同时，作为一个作家的原动力也就慢慢消失殆尽了，那么，写作这一精神活动的快感也就在这里远离了我们。

作为一个生活的人，无疑是要选择“与生活和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彻底“与生活和解”，被浮于表面的“和谐生活”同化，恐怕也就不想再写作了。所以，我们既不能像草木一样没有思想地生活，又不能做一个世俗的摒弃者。

记者：长期待在家里，很少与外界往来，会不会影响写作的丰富性？

陈染： 从客观上来说，我觉得这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没有赶上知青年代的上山下乡，不是那种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长大的人，也不是那种经年累月在社会底层闯荡江湖的作家类型，我也不想让自己的思想被禁锢在以往的历史所带来的扭曲灵魂之中。

我的青春期一开始就赶上父母离异和高考。我比较熟悉知识分子或者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群体。从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来说，农工商是大群体，我熟悉的是小群体。所以，局限性肯定是有的。但是，现代社会的视野版图已不再由物理间隔、多数少数来决定，文化、思想、精神的广阔，是行者无疆的， 一花见世界， 一木见古今，界域已不是问题。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作家有不同类型，譬如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同样伟大，但风格迥异。前者拥有大量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即传统文学的“体验生活”），如他对军人生活、贵族日常、乡村特色、农民劳作都有着切身感受，由此构建小说的宏大社会画卷；而博尔赫斯则通过对微观细节的挖掘，展现深远的哲学思考及象征意义，比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微观细节中展现宏观的无限可能，他不是去描写宏大的社会场景，而是通过一个小小的局部迷宫，推演宇宙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前者倾向纪录片画卷式，后者倾向抽象思维式；前者需要更多的“眼力”，后者需要更多的“脑力”。一个追求宽度， 一个追求深度，各有特色，但二者并不对立，可以相互渗透。作家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展开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不必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观念的跑马场。

还有一个说法：不怕有一千种功夫的人，只怕把一种功夫做到极致的人。

我觉得二者都有道理，共同闪耀就好。既遵循自己的特点，又不囿于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