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全院子的人都听见刘婶在喊。
“我家志强考上啦!省直的!公务员!”
她手里举着那张纸,从这个单元门跑到那个单元门,像举着一面旗帜。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有真心道贺的,有酸溜溜说风凉话的,也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很快被旁人的笑声盖了过去。
刘志强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母亲在楼下奔走相告,嘴角噙着笑,眼眶却红了。十年了,他考了整整十年。大专毕业那年就开始考,考到专升本,考到研究生读完,考到头发都稀薄了一层。同学聚会他不敢去,亲戚问他做什么工作他不敢答,相亲对象一听他没正式工作扭头就走。他妈刘婶逢年过节就烧香拜佛,菩萨面前许的愿都是一个——“让我儿子考上吧。”
现在终于考上了。
笔试第一,面试第二,综合排名第一。体检也过了,一个指标都没超标。就剩政审了,走个过场的事。刘婶已经开始张罗请客了,在院子里逢人就说:“下周六啊,全都来,我在鸿运楼订了五桌!”
政审那天,来了两个人。
一个中年男人,戴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个年轻姑娘,扎马尾辫,负责记录。刘志强早早就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泡好了茶,连茶几上的水果都摆成了扇形。刘婶更是换了一身新衣裳,头发也去理发店吹过了,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表情庄重得像在参加婚礼。
接待很顺利。审材料,问情况,谈思想,聊家庭。戴眼镜的男人看起来和和气气的,问的问题也不刁钻,不过是些基本情况的核实。刘志强都提前准备过了,对答如流,滴水不漏。
末了,那人合上文件夹,看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刘志强同志,你的直系亲属中,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
刘志强愣了一瞬。
就一瞬间。
然后他笑了一下,说我父母都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去世了,在世的时候也都是本分人。
那人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站起来握手告辞。刘婶热情地留饭,对方婉拒了。刘婶又塞过去两个红彤彤的大苹果,说“平平安安”,对方笑着接了。
门关上那一刻,刘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身就给了儿子一个熊抱:“成了成了成了!我儿子是公务员了!”
刘志强笑着拍拍母亲的背,说还没公示呢。
“公示就是走个形式!”刘婶一挥手,已经开始翻手机看菜谱了,“你说鸿运楼的菜行不行?要不换那个新开的江南味道?贵是贵了点,但排面大……”
刘志强没接话,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走下楼之后,并没有直接上车。他站在单元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半开的窗户,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了一张照片。
那是一份尘封已久的卷宗,编号被他用指尖挡住了,但抬头几个字清清楚楚——
“在逃人员信息登记表”。
政审结果出来那天,是周四。
刘婶正跟邻居在院子里晒太阳,手机响了。她接起来,那边说了几句话,她的笑容就一点一点地消退了,像一张纸被水慢慢洇湿,最后什么表情都没有了,只剩一片空白。
她挂了电话,慢慢蹲下去,蹲在花坛边上。
邻居问她怎么了,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站起来,腿在打颤,扶着花坛的边缘,一步一步往单元门走。走到三楼,掏出钥匙,手抖得插不进锁孔。
门从里面打开了。
刘志强站在门口,脸色发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看着母亲,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他什么都知道了。
上午九点钟,他就接到了那个戴眼镜男人的电话。电话里声音还是很和气的,甚至带着一点不忍:“刘志强同志,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政审没有通过。原因是你填报的亲属情况与事实不符。你的父亲刘建国,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目前仍在逃。”
刘志强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像有人在他太阳穴上开了一枪。
他想说“我父亲早就死了”,但他没说出来。因为那个男人的下一句话是:“你还需要如实说明,你是否知晓你父亲的下落?是否与其有过联系?是否有包庇或协助藏匿的行为?”
这些问题像刀子,一刀一刀剜在心上。
他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他确实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没了”——母亲是这么说的,“没了”,简简单单两个字,像一个句号,把他对父亲所有的印象和念想都圈在里面了。
可填政审表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
那一栏,“父亲”后面,他写了“已故”两个字。写完觉得不妥,又划掉了,改成“无”。最后交上去的版本,父亲那一栏是空白的。
他知道不对,可他不知道怎么填。难道写“在逃”吗?写了,这十年的努力就全完了。不写,也许、也许没人会发现呢?
有人发现了。
刘婶蹲在玄关,鞋都没换,就那么蹲着,肩膀一耸一耸的,哭不出声来。刘志强蹲下来,扶住她的肩膀,喊了一声“妈”,然后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母子俩就那样蹲在门口,像两个被全世界遗弃了的人。
很久之后,刘婶忽然站起来,走到厨房,从刀架上抽出那把最长的菜刀。
“我杀了他。”她声音不大,平静得不像在说杀人。
刘志强一惊,扑过去夺下刀,刀锋划过他的手背,血珠立刻就渗了出来。他顾不上疼,死死攥着刀刃,盯着母亲的眼睛:“妈,你干什么?”
“我去找他。”刘婶的眼神是空的,声音却是实的,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砸在地上,“我去杀了他。杀了他,他就伏法了。伏了法,就不是在逃了。你政审就能过了。”
“妈!”
“十五年!”刘婶突然吼了出来,眼泪像决了堤一样往下淌,“他跑了十五年,我替你瞒了十五年!我以为瞒住了就没事了,我以为你考上公务员就没事了,我——”她说不下去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软了下去,滑坐在地上。
刘志强抱着母亲,手背上的血滴在母亲的衣领上,一滴一滴,洇开成小小的红花。他的手在发抖,但他的声音是稳的:“妈,没事的。考不上就考不上,我再考别的。”
“你考了十年。”刘婶的声音闷在他怀里,含混而绝望,“十年啊,儿子。”
母子二人不知在那里坐了多久,直到楼道里传来脚步声。
很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刘志强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走上了楼梯拐角。
那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他瘦了很多,老了太多,几乎变了一个人。可刘志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张脸,和户口本上那张发黄的一寸照片,轮廓还是依稀勾得上的。
那个人在楼梯上站住了,相隔八级台阶,目光越过昏暗的楼道灯,投过来。
他看着刘志强,又看着坐在地上的刘婶,嘴唇剧烈地抖了几下,没发出任何声音。
然后他蹲了下去。
不是缓缓的蹲,是像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似的,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台阶上。他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剧烈地耸动,发出一种不像是哭的声响——那声音又粗又哑,像一头被铁夹子夹住了腿的老兽,在暮色里发出垂死的低吼。
那是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背负着一条人命和十五年的逃亡,在听到儿子的政审结果后,终于哭出来的声音。
他上一次听到“爸爸”这个词,是从一个三岁孩子的嘴里。那个孩子抱着他的腿,不让他出门,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骗他说很快。
十五年过去了,他再也没能说出那句话。
楼梯上,父亲在哭。门口,母亲在哭。儿子站在中间,手背上的血已经干了,凝固成一道暗红色的疤。
他没有哭。
他只是把母亲扶起来,安顿在沙发上,然后转身出了门,轻轻带上了门。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从那个蹲着的男人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也没有停。
他的脚步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
楼道里只剩下父亲和母亲,隔着一扇门,隔着十五年的沉默,各自在各自的黑暗里,哭得撕心裂肺。
而走下楼的那个年轻人,站在单元门口,仰头望了望天。
天很蓝,蓝得不讲道理。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掏出手机,删掉了鸿运楼酒席的定金短信。
然后他拨了一个号码。
“喂,请问是派出所吗?我有些事情……想要说明。”
他的声音还是稳的,但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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