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最怕的人不是村长,不是老师,是刘柱子。
不是因为他凶。恰恰相反,刘柱子温声细语的,见谁都笑眯眯的,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我怕他,是因为大人讲的那些话。他们说刘柱子不是人,是“夜猫子”,昼伏夜出,看见月亮就睁眼,看见太阳就闭眼。他们家那个老房子,白天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像个棺材。到了晚上,烟囱冒烟了,灯亮了,院子里有动静了,刘柱子开始活动了。
我们村的孩子都被大人警告过:“晚上别出门,碰到刘柱子,把你抓走。”
这话有没有用?有用极了。我小时候天一黑就不敢出院子,尿急了都在墙角解决,绝不上茅房,因为茅房挨着院墙,院墙外面就是刘柱子家的菜地。
可奇怪的是,刘柱子家日子过得比我们村任何一家都好。
八几年的时候,大家都穷,我们家一个月吃一回肉,他妈的一回。刘柱子家呢?三天两头飘肉香,那香味从他们家关得死死的窗户缝里钻出来,钻进整条巷子,钻进所有孩子的鼻子里,勾得人抓心挠肝。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偷偷翻墙趴在他们家后窗缝上看,就看见刘柱子他爹——不对,刘柱子那时候才三十出头,他爹早就没了,家里就他和他妈。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一盘红烧肉、一碗鸡蛋汤、一碟花生米,还有一瓶白酒。他就着花生米喝酒,时不时夹一块肉,嚼得很慢,像是不着急吃完似的。
那桌菜,够我们家吃三天。
后来他们家盖了新房子。那时候村里人刚能吃饱饭,谁家有个砖瓦房就算不错了,刘柱子家直接盖了两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太阳一照晃眼睛。村里人眼红啊,聚在大槐树底下议论,说什么的都有。说他倒腾文物的,说他挖到宝了,说他晚上出去是去盗墓,还有说他跟城里哪个大老板搭上了线,干的不是正经买卖。
这些话传到他耳朵里,他从来不解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见人先递烟,红塔山,不带断的。那个年代村里人抽的都是两块五的“蝴蝶泉”,红塔山是城里干部才抽的。
我爸有一回接了他递的烟,没点,夹在耳朵上回家,对着我妈叹气:“柱子这人,神神秘秘的,看不透。”
我妈说:“看不透就别看,人家又没碍着谁。”
我妈这个人,心大。
我一直想知道刘柱子晚上到底去干什么。这个念头像一条蛇,在我心里窝了十几年。从小学窝到初中,从初中窝到高中,等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这个谜团还揣在心里,像一块石头,硌得慌。
大二那年暑假,我回村待了几天。有天晚上热得睡不着,院子里的老槐树纹丝不动,蝉叫得人心烦。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乘凉,快到十二点的时候,听见隔壁有动静——是铁门开合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听得格外清楚。
是刘柱子。
我的身体比脑子快,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跟在他后面了。
他走得很快,但不急,步子又大又稳,像是走了无数遍这条路。月光很好,把乡间土路照得灰蒙蒙的,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移动的电线杆。我跟在后面,保持着大概五十步的距离,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这个谜团马上就要解开了。
他跟了我十几年,现在该我跟他了。
他穿过村子,走上通往镇里的那条土路。这条路我白天走无数遍,但夜里走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路两边的玉米地黑黢黢的,风吹过来沙沙作响,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爬。远处有狗叫,叫了几声又停了。
走了大约四十分钟,他拐上了公路。公路上偶尔有货车经过,车灯扫过来的时候,我赶紧蹲下,躲在路边的灌木丛后面。他没有回头,大概走惯了夜路的人,不太在意身后有没有人。
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他进了镇子。
镇子比村子大一些,有一条主街,两边是商铺。夜里一两点,主街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水泥路面,飞蛾绕着灯泡转圈。刘柱子走进主街中段一家还没关门的小卖部,我躲在对面一家五金店的屋檐下,看着他从里面出来的时候,肩上多了一个蛇皮袋。
他扛着那个蛇皮袋继续走,走出了镇子,又走了十几分钟,到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镇东头的废旧物资回收站。
我躲在回收站对面的一棵梧桐树后面,看着他走进去。回收站里亮着灯,一个光头中年人迎出来,跟他打招呼。两个人聊了几句,刘柱子把蛇皮袋放下来,打开,从里面往外掏东西。我离得远,看不太清,但轮廓能认出来——是一些塑料瓶、废铁、旧铜丝,还有一些我分辨不出的东西。
光头拿了把秤,一样一样地称,在本子上记。称完了,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几张递给刘柱子。刘柱子接过钱,也没数,折了一下揣进裤兜里。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刘柱子转身走出来,空着手,步子还是那么稳。
我躲在梧桐树后面,看着他走远,直到影子消失在路灯的尽头。
废品。
刘柱子晚上出来,是捡废品。
这个答案太普通了,普通到让我失望。我原以为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结果就是捡废品?他在村里住着两层小楼,三天两头吃红烧肉,抽红塔山,全靠捡废品?
我不信。
第二天晚上,我又跟了。
这次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没有去镇上,而是顺着公路走了更远,走到我们县城边上。那里有一片垃圾场,不是正规的那种,就是一个大坑,附近的居民和工厂都把垃圾往里面倒。我在部队大院长大——不对,我没有在部队长大,我在村里长大,但我知道那片垃圾场,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县城,路过那里,臭得能把人熏晕。
刘柱子在那片垃圾场里翻了将近三个小时。
他从垃圾场里捡出来一堆东西——铁丝、易拉罐、废纸板、塑料桶,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金属零件。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地分类,铁丝捆成捆,纸板叠整齐,塑料瓶踩扁装袋。动作熟练得像是做过一万遍,不戴手套,手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像是感觉不到脏。
我躲在远处的土坡后面,看得清清楚楚。那天的月亮很大,照得那片垃圾场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刘柱子蹲在垃圾堆里,佝偻着背,像一个沉默的拾荒者。
那天他走的时候,我留意到他背上的蛇皮袋鼓鼓囊囊的,比前一天沉得多。他扛着袋子往回走,走得不快,因为确实重。走了大概一公里,他在路边停下来,把袋子靠在一棵树上,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上。
月光下,他的脸被打火机的光照亮了一瞬。我看到了他的表情——不是疲惫,不是沮丧,甚至不是我想象中的任何一种表情。他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口深井。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踩灭,捡起来塞进兜里——他连烟头都不乱扔。然后重新扛起袋子,继续走。
我跟了他三天,每天晚上都走二三十里路,有时候去镇上,有时候去县城边上。他的活动范围很大,足迹遍布方圆二十里内所有能捡到废品的地方。他像一个幽灵,在夜里穿行于垃圾堆和废品站之间,把这些别人不要的东西变成钱,供他母亲看病,供他翻修那栋小楼,供他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第四天晚上,我没有再跟。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我忽然不想知道答案了。我宁愿相信刘柱子是盗墓的、倒腾文物的、跟大老板做生意的——那些答案虽然荒唐,但至少不会让我难过。可他就是一个捡破烂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每晚走几十里路,翻垃圾堆,扛废品,换几十块钱。说出去谁信?村里人不会信,他们宁愿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传言,也不愿相信一个人靠捡废品能盖起两层小楼。
可我真的看到了,他的手上有无数的伤口,有的是铁丝划的,有的是碎玻璃割的,有的是不知名的金属片扎的。新旧叠加,算不清有多少道。那天在月光下,他的手像一块被反复揉搓的破布。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有一年冬天,刘柱子家的狗死了。那条大黄狗养了好几年,跟刘柱子形影不离。村里人说他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在院子后面挖了个坑把狗埋了,还立了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忠犬大黄”。我不确定这事真假,但我愿意相信是真的。因为一个能为狗立碑的人,大概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暑假结束,我回大学。临走前去跟刘柱子打了个招呼。他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我,我说不抽,他把烟别在自己耳朵上,说:“好好学习,别跟你叔一样。”
“叔,你晚上还出去?”
他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了然。他大概知道我跟过他,以他的警觉,不可能不知道身后跟了一个毛手毛脚的大学生。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笑了笑,点了点头。
“去。习惯了,不去睡不着。”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自然,像是说吃饭喝水一样平常。
后来我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都能听到刘柱子的消息,说他家又添了什么电器,说他妈的身体好多了,说他儿子——对,他后来娶了个媳妇,生了个儿子——考上县一中了。村里人说起这些,语气已经从当年的酸溜溜变成了服气:“柱子这人,有本事,不知道在外面做什么生意。”
我没有纠正他们。挺好的。让刘柱子的秘密继续保持下去,让他在村里人心里保持着一个体面的、神秘的、值得羡慕的形象。一个靠捡废品撑起一个家的男人,配得上这点体面。
前年我回村过年,大年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我在村子里溜达。走到刘柱子家楼下,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院子里,仰头看天。那晚没有月亮,但星星很多,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夜空。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双手插在兜里,站了很久。
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叔。”
他转过头,看到我,笑了:“回来了?”
“嗯,回来过年。你咋不进屋?外面冷。”
“屋里人多,闹腾,出来透透气。”
他递烟给我。这次我接了。他帮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根。两个人站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行。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我忽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叔,我小时候以为你是鬼。”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声在空旷的村子里传得很远。
“鬼?啥鬼?”
“昼伏夜出的鬼。”我说,“村里小孩都这么说。”
他笑够了,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几乎看不到形状。
“昼伏夜出,”他重复了一下这四个字,好像在品味什么,然后摇了摇头,“不是昼伏夜出,是没办法。白天捡破烂,人家笑话。晚上没人看见,不丢人。”
院子里安静了。
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是年兽的脚步声。
我没有再问。他也再也没有说。
我们就那么站着,一人一根烟,面对着除夕夜漫天的星星,沉默地抽完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过刘柱子的秘密。
他白天睡觉,晚上出门,一走就是几十年。如今他已经快七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还住在那个两层小楼里。我听我妈说,他现在不捡废品了,但他儿子考上了大学,在城里安了家,每年过年都开车回来,后备箱塞满了年货。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槐树底下坐着晒太阳的也成了另一拨人。偶尔还会有人提起刘柱子,说起他当年昼伏夜出的神秘,说起他日子过得比别人好,语气里还带着几分羡慕和不解。
我端着茶杯坐在旁边,听听,笑笑,不插嘴。
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尤其是那些关于尊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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