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丢了，苏格兰悬了，英国工党遭绿党与改革党两面夹击

地方选举暴露英国政治的深层裂痕，也让基尔·斯塔默的前景愈发不妙。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结果，进一步加大了外界对基尔·斯塔默领导英国工党政府能力的质疑与压力。

这些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自由民主国家中正在出现的一些重要趋势，澳大利亚同样不例外。首先，这表明由两大政党主导的时代正走向终结，甚至可能已经结束。大党支持度正在持续萎缩。绿党正从工党手中吸走年轻选民和穆斯林选民，其中许多人对斯塔默处理加沙冲突及其在英国国内外溢影响的方式感到不满。

最后，民族主义在这次选举中表现不俗。苏格兰和威尔士如今都由中左翼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尽管都未取得多数席位。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则在英格兰持续上升。

鉴于工党此次失利的规模和意义，很多人都会倾向于按下斯塔默领导地位的“弹射按钮”。如果工党能够有序完成领导人更替，当然是理想情况。

不过，若想应对自由民主国家所有中间派政党共同面对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工党不仅需要换一个领导人，也需要更换一套政治理念。

自英国脱欧以来，两大投票阵营已经逐渐固化：一边是保守阵营，另一边是进步阵营。不过，这两个阵营内部的竞争都相当激烈。进步阵营由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选民以及少数族群构成，其中一些人在社会议题上其实可能相当保守。

相对而言，英国政治右翼如今像是进步阵营的“镜像反面”：主要由年纪更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在英格兰郡部地区的选民组成。

这两个阵营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碰面，或许只有圣诞家庭聚餐时例外。那时，代际之间的政治分歧会在烤牛肉或栗子威灵顿、约克郡布丁的餐桌上被直接说出来。

更重要的是，英国已经从由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主导的政党体系，转向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内部的多党制。这让治理变得更加复杂，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成了“新的意大利”——政坛频繁更换领导人，试图根据民调来应对英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

与2025年澳大利亚选举的结果有些相似，英国工党在2024年赢得执政地位，但这一成绩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胜利者的实际支持基础。工党在威斯敏斯特议会650个席位中拿下411席，也就是以34%的得票率获得了63%的席位。

这一结果被形容为一场“缺乏热情的压倒性胜利”。而工党也一如既往，很快就开始疏远自己的支持者，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脆弱的选举联盟。诚然，中左翼政府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英国工党政府发生得如此之快，还是显得格外突出。

过去两年里，绿党的势头明显增强。其党员人数大幅增长，其中很多新成员都是对工党左翼失望的杰里米·科尔宾支持者。至于这些新加入者与原有环保主义者之间将如何磨合，还有待观察。不过，绿党显然会珍惜这次在地方政府层面积累的经验，并把它带入未来的选举。

在2024年遭遇史上最惨重的选举失败后，这个历史悠久且一向善于调整的保守党，一直难以阻止原有选民以及许多知名政治人物转投英国改革党。

如今，英国改革党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层面上升势头最强的右翼力量。到定于2029年举行的下一次英国全国性选举时，它将带着强劲的政治动能进入赛场。

其高知名度领导人，并非没有可能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工党失去了威尔士。那里曾是工党持续主导了100年的地方，如今却被名义上主张分离的威尔士党夺走。同样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苏格兰民族党，尽管英国改革党首次在苏格兰政治中取得重大突破，仍然顶住压力，继续保持其近20年来在苏格兰第一大党的地位。

英格兰的情况则不同：英国本土主义正在英格兰政治中上升。英国改革党内部的强硬派，可能会因外界看似支持其反移民政策而受到鼓舞。

这一切都让斯塔默的领导地位比之前更加危险，而他原本的位置就已经相当不稳。现在，已有数名人选被视为可能接替他的人。不过，先不说选民会如何看待英国首相再次被赶下台这件事，几位潜在接班人本身也都各有问题。

大曼彻斯特市长、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安迪·伯纳姆，其实并不是议员；安吉拉·雷纳正面临一项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税务调查；埃德·米利班德早在2015年就曾以工党领袖身份输掉过一次选举；韦斯·斯特里廷不仅在党内左翼中不受欢迎，在自己的选区也谈不上受欢迎，而他那个席位本就是以极其微弱的优势保住的。

无论最终谁出任首相，摆在面前的都会是一项艰难任务。改革方向或许并不难判断，但真正落实起来却很困难。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比如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或者改变“领先者当选”的选举制度——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但要做到远非易事。

选民也需要保持耐心，但他们同样希望看到那些挑战旧秩序的力量所承诺的新方向，拿出切实证据。当然，对于究竟该改变什么，社会内部也并无共识——是建更多风电场，还是减少移民——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本已碎片化的政治格局。

但这次选举至少清楚说明了一点：靠那些“房间里的大人们”继续按老办法行事，已经无法回应当下这一政治时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