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赶公驴去邻村婶子家配种，驴迟不成事，最后留下做上门女婿

那年我赶着公驴去配种，最后留在了婶子家

楔子

一九七七年，农历丁巳年，夏天。

我永远记得那个燥热的午后，太阳毒辣辣地晒着黄土路，我赶着一头倔脾气的公驴，走了十二里山路，去邻村刘婶子家配种。

那头驴叫黑子，是我爹临终前留给我的唯一家当。黑子浑身漆黑如墨，唯独眉心有一撮白毛，像第三只眼。它跟我三年了，平时听话得很，可那天偏偏邪了门——怎么赶都不肯进刘婶子家的院子，又是尥蹶子又是嘶叫，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最后瘫在门口的石碾子旁，像一滩黑泥。

我以为这一天已经够倒霉了。

没想到，往后大半辈子，我再也没能离开那个院子。

第一章 驴脾气

陕北的夏天，日头毒得像有人在天上泼火。

我光着膀子走在山梁上，脊背晒得发红发烫，脚上的布鞋磨出两个洞，大脚趾从破洞里探出头来，像两只偷看世界的乌龟。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淌过肋骨上那道镰刀疤，痒丝丝的。

黑子在我身后磨磨蹭蹭地走，蹄子踩在干裂的黄土上，扬起一路灰。我拉一下缰绳，它往前挪两步；我一松手，它就停下，歪着脑袋嚼路边的蒺藜。

“黑子，你走不走？”我回头瞪它。

黑子打了个响鼻，粗黑的嘴唇翻上来，露出两排大黄牙，好像在笑。

我没办法。这人能跟驴治气吗？治不了。我爹活着时常说，驴这牲口，顺毛捋它比谁都乖，逆毛来它比谁都犟。这一点上，黑子倒随我。

我今年二十四了，在村里算老光棍一条。不是没人给说过亲，可人家姑娘一来看家——三间土坯房，房顶长着半人高的蓬草，窗户纸糊了三层还漏风——扭头就走了。走之前还客气的说：“柱子哥是个好人，就是……”

就是啥？就是穷呗。

穷这事，打我从娘胎里出来就跟着我，像影子一样甩不掉。我爹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土，我娘生下我第二年就跟人跑了——跑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有人说是去了内蒙，有人说是坐火车下了南方。我爹从不提她，只在我问急了的时候闷声说一句：“走了就走了，提她做甚。”

我爹三年前也走了。肝腹水，肚子胀得像扣了口锅，没钱治，硬扛了三个月，扛到最后一口气，拉着我的手说：“柱子，黑子……留给你。你把它伺候好了，它能给你挣口饭吃。”

我爹没说错。黑子确实是好东西，方圆几十里再也找不出第二头这样的种驴，体格大，骨架匀称，毛色亮得像缎子。它配出来的崽子，不管骡子还是驴，都壮实，好使唤。十里八乡的人家有发情的母驴，都来找我牵黑子去配种。配一回五块钱，或者给二十斤粮食，够我吃半个月。

可今天这趟活儿，我心里打鼓。

刘婶子家那头发情的母驴，黑子去年配过。那是头灰驴，个头小，脾气暴，黑子上去就被踢了一蹄子，踢在左前腿上，瘸了小半个月。从那以后，黑子见了那头灰驴就躲，我拿鞭子抽它都不上前。

我一路走一路在心里骂自己：李柱子，你穷疯了？五块钱的活儿你也接？黑子要是不干，你咋跟人家交代？

可刘婶子在集上堵住我的时候，那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说：“柱子，婶子求你个事，我那头驴又发情了，你牵黑子来配一回，婶子给你烙两张葱油饼。”我嘴比脑子快，当场就答应了。

葱油饼倒是其次，主要是刘婶子那个眼神——她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现在四十出头了，眼睛还是好看，像山涧里的水，清亮亮的，看一眼就让人没法拒绝。

我就为这个眼神，牵着黑子走了十二里山路。

过了那道最高的山梁，就能看见刘婶子家的院子了。那院子坐落在沟底，三面是黄土坡，一面朝南敞着，像一把太师椅。院墙是用石头垒的，不高，能看见里面那棵老槐树，枝叶铺开来，遮了半个院子。树底下蹲着一个人，穿蓝布衫子，头上顶个草帽，正在择韭菜。

是刘婶子。

我站在山梁上喊了一声：“婶子——”

那人抬起头，手搭在额前挡住日头，朝我这边望了望，然后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也喊了一声：“柱子？你咋才来？我等你一个多时辰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拽了拽缰绳：“黑子走得慢，我也没法子。”

刘婶子已经走到院门口了，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朝我招手：“快进来快进来，日头这么毒，别晒坏了。”

我牵着黑子走下坡路。黄土坡上的路又窄又陡，脚底的土被太阳晒得松软，一踩一个坑。黑子小心翼翼地往下走，蹄子不时打滑，嘴里发出不满的哼哼声。

等到了院门口，黑子忽然停住了。

我拉了拉缰绳：“走啊。”

黑子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它的耳朵竖了起来，左右转动，像两个雷达在探测什么。

我又拉了一下。黑子往后退了一步。

“黑子！”我急了，使劲一拽。

黑子干脆把脑袋扭到一边去了，那架势明明白白：不去。

刘婶子从院子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捏着一把韭菜：“咋了？”

“没事没事，这驴犟劲儿犯了，我收拾收拾它。”我绕到黑子身后，在它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走！”

黑子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这时候我听见院子里传来一声驴叫——是那头灰驴的叫声，又尖又短，像刀子刮玻璃。黑子的耳朵猛地转过去，四蹄往地上一钉，像生了根似的，说什么也不往前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黑子认出这地方了，也认出那头驴了。它是记仇了。

我在黑子屁股上又拍了两巴掌，用了力气，拍得手心发麻。黑子纹丝不动，甚至连耳朵都懒得转了，就那么站着，像一尊铸铁的驴像。

刘婶子走出来，看了看黑子，又看了看我：“它去年被踢过，这是怕了？”

我点点头，有点不好意思：“婶子，要不……我明天再来？”

“明天还不是一样？”刘婶子把手里的韭菜放在墙头上，走过来摸了摸黑子的脖子，“你别打它，牲口也通人性呢，你越打它越怕。”

她的手在黑子脖子上捋了几下，黑子的耳朵动了动，但蹄子还是没动。刘婶子又往前走了两步，想拉缰绳，黑子忽然一个激灵，猛地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撞到我身上，接着后腿一抬，一个蹶子尥过来，擦着刘婶子的小腿过去的。

刘婶子吓了一跳，往后一闪，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

“婶子！”我赶紧过去扶她。刘婶子摆摆手，自己爬起来了，裤腿上沾了一屁股黄泥巴，她拍了拍，倒没生气，反而笑了：“这驴脾气可真不小。”

我把黑子拴在院门口的石碾子上，心想让它缓一缓，等会儿再试。刘婶子去灶房给我倒了碗水，水里搁了糖，甜丝丝的。我蹲在槐树荫下喝水，她继续择韭菜，两个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婶子，你这韭菜长得真好。”

“底下那畦地里种的，今年雨水好，啥菜都长得旺。待会儿你带一捆回去。”

“那多不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你大老远跑来，总不能让你空手回去。”

我心里暖了一下。刘婶子这人，心好。她男人姓张，前年冬天在矿上砸死了，撇下她一个人带着个十二岁的闺女过日子。她娘家姓刘，人们叫顺了嘴都喊她刘婶子，倒把她本名叫啥给忘了。有人叫她“刘婶”她应，叫她“张刘氏”她也应，脾气好得很。

正说着话，院子里那头灰驴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还大，还急。刘婶子站起来说：“怕是真急得很了，这两天它又叫又踢，躁得不行。柱子，你再试试？”

我喝完最后一口糖水，站起来走到院门口。黑子还拴在石碾子上，低着头，像是睡着了。我解了缰绳，拉着它往院子里走。黑子这次倒是没退，跟着我走了两步，到了门槛那儿，又停了。

我蹲下来，捧着黑子的头，跟它对视。黑子的眼睛又大又圆，睫毛很长，像个委屈的孩子。我说：“黑子，我知道你不乐意，可咱来都来了，你把活儿干了，回去我给你加料，行不？”

黑子眨了眨眼睛。

我站起来又拉。黑子往前迈了半步——就半步，然后一个急转身，屁股对准院门，“噗”地放了个响屁，又臭又长。

刘婶子在院子里捂着嘴笑得弯了腰。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一个多时辰过去了。太阳从头顶往后移了半杆子，黑子还是没踏进那个院子。我急了一脑门子汗，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浑身的毛都湿了，蹄子在地上刨出一个坑来。

最后我实在没辙了，拉着黑子到石碾子旁边的阴凉处，把缰绳拴在碾子上，自己一屁股坐在碾盘上喘气。黑子干脆卧倒了，四条腿一蜷，像个黑不溜秋的大肉坨，拿屁股对着院门，态度坚决得很。

刘婶子端了碗凉面出来给我，面条是自己擀的，浇了韭菜鸡蛋卤，闻着就香。我也没客气，接过来呼噜呼噜吃了个精光。

“婶子，对不住了，这活儿我真干不了。”我把碗还给她，抹了把嘴，“要不你找别村的种驴来配吧，隔壁王庄有一头灰叫驴，种也不赖。”

刘婶子接过碗，沉吟了一下：“隔壁王庄那驴，上个月配了一头骡子，下出来腿是弯的，不好使。”

“那是那家母驴的事吧？”

“谁知道呢。反正我信不过。”刘婶子看了看卧在碾子边上的黑子，又看了看我，“柱子，要不这样，你今晚别走了，让黑子在这儿待一晚上，跟那头灰驴处处，兴许处熟了就好办了。”

我愣住了：“住一晚上？”

“我那西厢房空着呢，好久没人住了，得收拾收拾。”刘婶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好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合适”，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没拒绝，也许是因为天确实快黑了，十二里山路不好走；也许是因为刘婶子做的葱油饼实在太香了，我闻着味就迈不动腿。

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说不上来。

反正最后我点了头：“那就麻烦婶子了。”

刘婶子笑了，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像晒干了的枣子皮，皱是皱了，可甜还是甜的。

第二章 夜不归

西厢房不大，一铺炕占了大半间屋子。炕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麦草褥子，褥子上罩着蓝底白花的粗布床单，洗得发白了，但干净，闻着有股皂角的味道。

刘婶子抱了一床被子过来，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红彤彤的，像一团火。她把被子在炕上铺好，拍了拍，又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枕头，枕头上也绣着花，是两朵并蒂莲。

“这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给绣的，这么多年了，颜色还没褪。”刘婶子说这话的时候背对着我，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怕鞋上的泥踩脏了她擦得锃亮的地面。刘婶子回头看了我一眼：“站那儿做啥？进来坐呀。”

我踌躇了一下，脱了鞋，光脚踩在土地上。地是夯实的黄土，扫得很干净，凉丝丝的，脚底板踩着很舒服。

我在炕沿上坐下来，手脚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我这辈子没怎么进过别人家的屋子，更别说住下了。刘婶子给倒了一碗水放在炕桌上，又端了一碟子炒瓜子，说：“你先歇着，我去给你弄晚饭。”

“婶子，别麻烦了，吃碗面就行。”

“那哪行，你大老远来的。”刘婶子说着就出了门，脚步声在院子里响了响，进了灶房。

屋里安静下来，我听见外面的虫叫。天刚擦黑，院墙根下的蛐蛐就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的，像在比赛。我透过窗户纸的缝隙往外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模糊糊的，风一吹就晃，像个站不稳的巨人。

黑子的缰绳被我拴在了院子角落的驴棚里，跟那头灰驴隔着一道矮墙。我听见黑子在驴棚里打了个响鼻，然后是蹄子踢踏的声音。那头灰驴也回了一声，声音比白天温柔了不少，像在跟黑子说什么悄悄话。

牲口这东西真是怪，白天见面恨不得打起来，隔了一道墙反倒好了。

我正胡思乱想着，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不是刘婶子的——刘婶子的脚步声轻，像猫踩在棉花上。这个脚步声重，踩在地上“咚咚”响，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头。

接着是一个女娃的声音：“娘！我回来了！院子里咋有头驴？”

我从窗户缝看出去，看见一个半大姑娘站在院子里，背着个布书包，扎着两根麻花辫，辫梢上用红头绳扎着蝴蝶结。她穿着白底碎花的的确良短袖，底下是一条蓝布裤子，裤腿挽到小腿肚，露出一截被晒成小麦色的腿。

这是刘婶子的闺女，叫张秀兰。我听村里人说起过，说这女娃聪明得很，在公社中学念书，成绩好，是个念大学的苗子。

刘婶子从灶房探出头来：“回来了？饭待会儿就好，你去西厢房看看，你柱子哥住一晚上。”

“柱子哥？”秀兰歪着脑袋往西厢房的方向看了看，我赶紧把头缩回来，差点把窗户纸顶破了。

脚步声到了门口，门被推开了。秀兰站在门槛外面，没进来，歪着头打量我，目光大大方方的，没有半点女娃子的扭捏。

“你就是李柱子？”她说，声音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青萝卜。

“嗯，我是。”我站起来，比门口的她高出一截，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又坐下了。

秀兰“噗嗤”笑了：“你站起来又坐下干啥？我还能吃了你？”

我更不好意思了，脸烧得厉害，好在屋里光线暗，看不太出来。

“我娘做的饭可好吃了，你可有口福。”秀兰说完就跑了，辫子在背后甩来甩去，红头绳像两朵花在风里飘。

晚饭摆在了院子里的石桌上，三菜一汤：炒鸡蛋、拍黄瓜、炒豆角，还有一盆西红柿蛋花汤。主食是葱油饼，烙得两面金黄，层次分明，一掰开就冒热气。

我坐在石桌旁，看着这一桌子菜，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自从我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过日子，吃饭就是凑合。早饭是玉米糊糊，午饭是白水面条，晚饭是热热中午的剩饭，有时候懒了，就啃两个冷馍馍对付一天。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坐在一张正经桌子上，吃一顿有菜有汤的饭了。

“愣着干啥？吃呀。”刘婶子把一双筷子递到我手里。

我夹了一筷子黄瓜，脆生生的，拌了蒜泥和醋，酸辣爽口。我又夹了一筷子鸡蛋，鸡蛋炒得嫩嫩的，黄澄澄的，里面放了葱花，香得不行。

“柱子哥，你多大了？”秀兰坐在我对面，嘴里嚼着饼，含混不清地问。

“二十四。”

“二十四还没娶媳妇？”

“秀兰！”刘婶子看了她一眼。

秀兰吐了吐舌头，埋头喝汤。但她那双大眼睛还是从碗沿上方偷偷看我，眼珠子骨碌碌转，像两颗黑葡萄。

“婶子，没事。”我笑了笑，“我家里穷，没人愿意跟。”

刘婶子没说话，给我碗里夹了一块饼。饼上的葱花沾着油星子，在月光下亮闪闪的。

月亮上来了，圆圆的挂在槐树顶上，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夜风吹过来，带着庄稼地里玉米叶子的青气，还有远处河沟里的水腥味。蛐蛐叫得更欢了，墙角的癞蛤蟆也跟着凑热闹，咕呱咕呱地唱。

秀兰吃完了饭，去灶房洗碗，刘婶子不让，她非要洗，说“娘你歇着”，然后哼着歌儿把碗筷收拾了。那歌我听过，是《东方红》，但她把调子改得软绵绵的，像哄娃娃睡觉的摇篮曲。

吃完饭，秀兰回东厢房写作业去了。刘婶子搬了把椅子坐在槐树下纳鞋底，锥子扎进厚实的布底里，发出“嗤嗤”的声响。我坐在石桌旁边，不知道该干什么，就傻愣愣地看月亮。

“柱子，”刘婶子忽然开口，“你爹走了几年了？”

“三年了。”

“你一个人过？”

“嗯。”

“也没个相好的？”

我摇了摇头。刘婶子手里的锥子停了一下，又继续扎下去。

“你是个好后生，心实，肯干，会有好姑娘跟你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抬头，声音被纳鞋底的“嗤嗤”声盖住了大半，但我听得真真切切。

我没接话，心里酸了一下，酸到了眼眶。我使劲眨了眨眼睛，把那股酸劲憋回去了。

又坐了一会儿，刘婶子说：“不早了，歇了吧。”她收了针线，给我指了指西厢房，自己端着煤油灯进了堂屋。

我回到西厢房，在炕上躺下来。被子上有股淡淡的香味，不是皂角的味道了，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暖和的香味，像晒过的棉花，又像秋天的野菊花。我把被子拉到下巴颏，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的虫叫一阵赛过一阵，远处有狗在吠，驴棚里的黑子和那头灰驴偶尔发出动静，像是蹄子踢到了墙，又像是舌头顶着上颚打呼噜。

我翻了个身，枕头也香，并蒂莲的绣花蹭在脸上。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刘婶子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她男人走了两年，她一个人拉扯秀兰，种地、喂猪、养鸡、磨豆腐，样样不落人后。她那双眼睛很好看，手上的茧子却也厚得很。

我翻来覆去地熬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驴叫吵醒的。不是黑子的叫声——黑子的叫声又粗又闷，像闷雷滚过山头。这个叫声又尖又亮，是那头灰驴的。

我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褂子跑到院子里。晨光刚刚从东边山梁上漫过来，把整个院子染成橘黄色。露水很重，草叶子上挂满了水珠，亮闪闪的。

驴棚里，黑子和那头灰驴隔着一道矮墙站着，嘴对嘴，鼻子碰鼻子，像在亲嘴。灰驴一声接一声地叫，黑子也跟着哼哼，两只耳朵竖得笔直，鬃毛炸起来，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亢奋劲儿。

刘婶子站在驴棚外头，手里端着半盆玉米面，看着这两头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成了？”我问。

“好像差不多了。”刘婶子把玉米面倒进食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粉末，“黑子这一晚上怕是没睡好，你看那眼珠子都是红的。”

我走进驴棚，摸了摸黑子的脖子，它的心跳很快，像揣了一只兔子。灰驴看见我走过来，往后退了两步，但没有踢，也没有咬，就是退了两步，然后歪着脑袋看我，眼神怯怯的。

“要不……试试？”我看了看刘婶子。

刘婶子点了点头。

我把矮墙上的栅栏门打开，把灰驴牵过来，和黑子放在一起。黑子一下子精神了，围着灰驴转了两圈，前蹄在地上刨了几下，然后——

然后事情就办成了。

前后不到五分钟，比我预想的顺利多了。黑子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响鼻，脖子上的鬃毛耷拉下来，恢复了平时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灰驴也安静了，低头吃食槽里的玉米面，吃得吧唧吧唧响。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五块钱总算是到手了。

刘婶子去灶房端了早饭出来，小米粥，就着咸菜和昨天剩的葱油饼。秀兰已经去上学了，桌上的粥碗还冒着热气，旁边放着一个煮鸡蛋，用一块蓝布包着，大概是带去学校吃的。

吃完饭，我牵着黑子准备走。刘婶子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兜子，里面装了满满一兜子东西，她塞到我手里：“这是十个鸡蛋，还有几块饼，你带着路上吃。”

“婶子，这太多了——”我推辞着。

“拿着。”刘婶子的手按在我手背上，她的手粗糙，指节粗大，但那一按的力道却很轻，轻得像槐花落在肩膀上，“柱子，你心眼好，会有好报的。”

我抬起头，正好对上她的眼睛。清晨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我看见她额头上的皱纹，鬓角的白发，还有那双比山泉水还清的眼睛。那一瞬间，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跳得比黑子看见灰驴时还快。

我低下头，把布兜子挎在肩上，拉着黑子往外走。

走出院门，走过石碾子，走上那条黄土坡。走出十几步了，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刘婶子还站在院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在围裙上搓着。晨光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投到我脚边。

她看见我回头，笑着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牵着黑子走上了山梁。

风从沟底吹上来，带着槐花的香味。我深吸了一口气，那香味钻进肺里，甜丝丝的，半天散不去。

黑子忽然停下了。

“又咋了？”我回头。

黑子也回着头，朝刘婶子院子的方向看着。它的耳朵竖着，嘴唇微微翕动，好像在回味什么。

“走吧，黑子。”我拉了拉缰绳。

黑子这才转过脑袋，迈开蹄子，跟着我翻过了山梁。

走下坡路的时候，我把布兜子换到另一个肩膀上，里面的鸡蛋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响声。我的手背上还残留着刘婶子手按上去的温度，那温度穿过了皮肤，沿着血管一路往上，烧得我心口微微发烫。

我使劲甩了甩脑袋，把这个念头甩掉。

可它在回去的路上又一次一次地冒出来，像驴棚里的灰驴隔着一道矮墙往黑子那边张望——怎么赶都赶不走。

第三章 麦收

从刘婶子家回来后，我有好些天没睡好觉。

不是黑子闹腾——黑子回来以后老实得很，每天吃了睡睡了吃，连叫都懒得叫一声。是我的脑子里老是浮现出刘婶子的样子：她站在院门口笑着挥手的样子，她低头纳鞋底时侧脸的轮廓，她说的那句“柱子，你心眼好，会有好报的”。

这些话翻来覆去地在脑子里转，转得我心烦意乱。

我李柱子什么人？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汉，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刘婶子什么人？人家虽然也是寡妇，可人家有手艺，会磨豆腐，会做针线，闺女秀兰成绩好，将来考上大学就是公家人。我凭什么惦记人家？

我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像用石头压住一捆柴火，压得死死的。

可六月的麦收，又把我和刘婶子捆在了一起。

那年的麦子长得好，一拃长的麦穗，颗粒饱满，沉甸甸地弯着腰。可麦收最怕下雨，一场连阴雨下来，麦子在地里就发了芽，一年白干。

我正在自家地里割麦子，村里的赵大爷颠颠儿地跑来喊我：“柱子！柱子！你赶紧去刘婶子家看看，她家麦子还没收呢，她一个人弄不过来，明后天有雨！”

我把镰刀往地上一撂，拉着黑子就往刘婶子家跑。

不是，拉黑子干啥？我暗骂了自己一句，又把黑子拴回院里的槐树上，一个人跑了十二里路。

我到的时候，刘婶子正在地里弯着腰割麦子，镰刀使得飞快，可麦垄太长，她一个人割了半晌，才割了巴掌大一片。秀兰也在地里，抱着一捆割倒的麦子往地头搬，小脸晒得通红，辫子散了都不知道。

“婶子，我来！”我抢过刘婶子手里的镰刀，弯腰就割。

刘婶子直起腰来，满脸惊讶：“柱子？你咋来了？”

“赵大爷说你家麦子没收完，明后天有雨。”我头都没抬，手里的镰刀刷刷刷地响，麦秸在刀口上断裂的声音脆生生的，听得人心里痛快。

秀兰看到我来，眼睛一亮：“柱子哥，你真好！”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刘婶子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没说话，转身回家提了一壶茶来，放在地头，又弯腰跟我一起割。

三个人从午后一直割到天黑，月亮上来的时候，八分地的麦子总算收完了。我把最后一捆麦子扛到地头的架子车上，拿绳子煞得紧紧的。刘婶子在旁边看着，忽然说了一句：“柱子，你比我家那个强多了。”

我愣了一下。我家那个？她男人？

刘婶子大概也觉得这话说得不妥当，赶紧补了一句：“我是说，你干活力气大。”

我没吭声，把绳子又紧了两道。

回去的路上，刘婶子跟我说，她男人活着的时候，地里的活儿全是她干，男人在矿上上班，一个月回来一两天，回来了也就是喝酒睡觉，从来不帮她。

“他那个人，心不坏，就是懒。”刘婶子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可懒着懒着，人就没了。”

夜风吹过来，带着麦秸的清香。架子车的轮子在土路上颠簸，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秀兰坐在麦捆上，已经睡着了，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我推着车，刘婶子走在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车把，谁也没再说话。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像是两个赶路的陌生人，又像是一家人。

到了院子里，我把麦捆一捆一捆卸下来，码在驴棚旁边的空地上，再用油布苫好，四角压上石头。刘婶子打着手电给我照亮，手电光晃晃悠悠的，一会儿照在麦捆上，一会儿照在我脸上。

“柱子，你脸上有麦芒。”刘婶子忽然伸手，在我脸颊上轻轻拨了一下。

她的指尖碰到我的皮肤，凉凉的，带着一点粗糙的茧子。那一碰像电击一样，从脸颊一直麻到了心口。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麦捆差点掉在地上。

“好了。”刘婶子收回手，手电光也跟着移开了。

我低下头，把最后一捆麦子码好，用力拉了拉油布，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晚上刘婶子又做了饭，这次是白面馒头，炖了一锅豆角土豆，还切了一盘咸鸭蛋。鸭蛋是自家腌的，蛋黄金灿灿地流油，咸香咸香的，就着馒头吃，能吃两个。

秀兰吃完就困了，打着哈欠回了东厢房。刘婶子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坐在槐树下抽烟袋，旱烟是我自己种的，呛得很，但便宜。

“柱子，你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刘婶子从灶房出来，端了一盆洗脚水放在我脚边，“泡泡脚，走了一天了。”

我看着那盆洗脚水，热水冒着白气，在月光下像一层薄雾。我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我爹活着的时候，也给我端过洗脚水。那时候小，不懂事，觉得天经地义。后来长大了，就再没人给我端过洗脚水了。

“婶子，你别对我这么好。”我说，声音有点闷。

刘婶子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手里又拿起了鞋底，锥子扎进去，嗤嗤地响。她没看我，低着头说：“我对你好咋了？你对我也好，帮我收麦子，我连顿饭都不管？那成啥人了。”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啥意思？”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月光很亮，院子里不需要点灯都能看清楚。刘婶子纳鞋底的动作很熟练，一针一线，针脚又匀又密。她的手指在月光下显得很白，骨节分明，指甲剪得齐齐的。

我看着她的手，忽然想起白天她在我脸上拨那一下的触感。心脏又开始不争气地跳了，跳得又急又乱，像院子里那头灰驴看见黑子时的样子。

“婶子，你今年多大？”我问完就后悔了，这话问得太冒失了。

刘婶子停了一下针，头都没抬：“你猜。”

“三十八？”

“四十二了。”刘婶子笑了一下，“显年轻是不是？我娘家人都说我显年轻，可到底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四十二，比我大十八岁。

我在心里算了算，觉得这个差距有点大。秀兰十二，比我小一轮。要是……要是真有什么，那不是乱了辈分？

可我又觉得这辈分本来也没啥。她又不是我亲婶子，就是一个称呼。村里人喊婶子，喊嫂子，喊大爷，多半就是个礼貌，跟有没有血缘关系沾不上边。

我在心里乱七八糟地想了一通，越想越乱，索性不想了。把脚从洗脚水里拿出来，用破布擦了，倒了水，跟刘婶子道了晚安，回了西厢房。

躺在炕上，我盯着黑黢黢的房梁发呆。房梁上有只壁虎，静静地趴着，一动不动，像在听我的心事。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糊着旧报纸，是前几年的《人民日报》，上面有一行大标题：抓革命，促生产。

我心想，革命和生产我都抓不好，倒是把心给抓乱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刘婶子已经在院子里磨豆腐了。石磨吱嘎吱嘎地转，乳白色的豆浆从磨缝里流出来，淌进下面的木桶里，豆香味弥漫了整个院子。

“柱子，喝碗豆浆再走。”刘婶子舀了一碗，没加糖，原味的，上面飘着一层薄薄的豆皮，吹口气就破了。

我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烫得直嘶气。

刘婶子笑了：“慢点喝，没人跟你抢。”

我吹了吹，小口小口地喝。豆浆又香又浓，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到了胃里。

“婶子，你天天起这么早磨豆腐？”

“也不是天天，三天磨一回，赶集的时候拿到镇上卖。挣不了几个钱，够买个油盐。”

“秀兰上学要花钱吧？”

“嗯，书费学费，吃穿用度，都是钱。”刘婶子用围裙擦了擦手，“不过秀兰争气，学校的老师说她是念大学的料。要是真能考上大学，我砸锅卖铁也供她。”

说这话的时候，刘婶子的眼睛亮亮的，像煤油灯里的火苗，虽然不大，可怎么都吹不灭。

我看了她一眼，心里忽然有一个念头冒出来。那个念头很大，大到我不敢去想，可它就在那儿，像地里的麦茬，割了还会长出来。

走的时候，刘婶子照例给我装了一兜子东西，这次是两个馒头、半块豆腐、一小坛子咸菜。秀兰也起来了，背着书包站在院子里，朝我喊：“柱子哥，你啥时候再来？”

我摸了摸后脑勺：“有空就来。”

“你可说话算话！”

“算话。”

我牵着黑子走出院门，走过石碾子，上了黄土坡。走到半坡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

刘婶子和秀兰都站在院门口，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晨光里迎着风。秀兰朝我使劲挥手，手臂甩得像风车。刘婶子没挥手，只是站在那里，一只手搭在秀兰肩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侧。

我转过身，加快了脚步。

黑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蹄声哒哒哒的，像是在数我的心跳。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来刘婶子家帮忙，不全是因为赵大爷的那句话。我是在找借口，找一个能见到她的借口。

这个念头像一瓢凉水浇在头上，把我浇了个透心凉，又像一把火烧在心上，把我烧得浑身发烫。

我不知道该拿这个念头怎么办，只好把它压在心底，压得深深的，像把种子埋进土里，等着它自己发芽，或者烂掉。

可我没想到，种子一旦埋进土里，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

第四章 流言

麦收之后，我去刘婶子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名义上是去看看那头灰驴有没有怀上——这是最正当的理由，牲口配了种，过一个月就能摸出来有没有怀上。

那头灰驴确实怀上了。我摸它的肚子，能感觉到里面有小崽子在动，轻轻地，像蝴蝶扇动翅膀。刘婶子高兴坏了，说等下了驹，给我留一头小驴。

我说：“婶子，黑子的种，下出来是小驴，不是骡子。你要骡子得找马配，驴配马才是骡子。”

刘婶子说：“驴也行，能干活就行，我不管那么多。”

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说的都是牲口、庄稼、天气，最正经不过的话题，可每一句话底下都藏着点什么，像河面下的石头，看不见，踩上去才知道有东西。

这种藏着掖着的日子没过多久，村里的流言就起来了。

最先传到我耳朵里的是赵大爷。那天我在自家地里给玉米上肥，赵大爷扛着锄头从地头走过，停下来抽了袋烟，说：“柱子，你跟刘寡妇走得太近了，村里人都在嚼舌根呢。”

“嚼啥舌根？”我明知故问。

“还能嚼啥？说你想娶她呗。”赵大爷往地上磕了磕烟灰，“我说柱子，你一个光棍汉，找谁不好，找个大你十几岁的寡妇？你图啥？”

我手里的粪瓢差点没拿稳：“大爷，我就是去帮忙干点活儿，没那回事。”

“帮忙干活儿？”赵大爷嘿嘿笑了两声，“你帮谁家干过活儿？你自家的地都种不好，倒有空去帮别人家？柱子，大爷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别跟我打马虎眼。”

我没接话，低头继续上肥。赵大爷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走了。

过了两天，我去镇上供销社买盐，碰到了隔壁王庄的王老三。王老三在集上卖猪肉，看见我就喊：“哟，李柱子！听说你要当上门女婿了？”

周围的人齐刷刷地看过来，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

我把盐揣进口袋，低着头快步走了。王老三在身后哈哈大笑，那笑声追着我走了半条街。

流言这种东西，一旦起来了就压不住，像地里的野草，今天拔了明天又长。

有人说我要倒插门去刘婶子家，有人说刘婶子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还有人说黑子那匹种驴其实不是我的，是我偷来的——这都哪跟哪儿？

最离谱的版本是王庄那个卖豆腐的老王头传出来的，说刘婶子早就跟我好上了，她男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好上了，在矿上喝药自杀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知道了他老婆跟我的事。

我听了这话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去找老王头算账。可我又一想，我拿什么算账？拿拳头？打完了呢？本来没事也被打出事来了。

我窝在家里生了三天闷气，连门都没出。黑子饿得在院子里叫，我就给它扔一把干草，懒得好好喂它。

第四天，秀兰来了。

她站在我家那扇歪歪斜斜的木门外，背着那个布书包，辫子上还是扎着红头绳。她看了看院子里堆积的干草和驴粪蛋，又看了看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我，说：“柱子哥，你咋不去我家了？”

“忙。”我叼着烟袋，含混地说。

“忙啥？你院子里的草都长一人高了，你忙啥了？”

我这才注意到，院墙根下的蓬草确实长得很高了，比黑子还高，在风里摇摇晃晃的，像是在嘲笑我。

秀兰也不进门，就站在门外，双手叉腰，像个小大人似的看着我：“柱子哥，我娘让我给你带句话。”

“啥话？”

“她说，你越是躲着，人家越说你心里有鬼。”

我抬起头，看着秀兰。这女娃才十二岁，说话却像个大人，那口气简直跟她娘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娘……还说了啥？”

秀兰歪着脑袋想了想：“还说，这世上的人，嘴长在他们自己脸上，你管不住。你能管住的，只有自己的心。”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来回嚼了几遍，像嚼一根老玉米，嚼出了甜味。

“秀兰，你等一下。”我站起来，在院子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把烟袋在门框上磕了磕，揣进怀里，然后把黑子从棚里牵出来，喂了半瓢玉米面。

“走，去你家。”我说。

秀兰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蹦蹦跳跳地在前面带路。

一路上，我牵着黑子，秀兰走在前面，一会儿蹲下来摘朵野花别在辫子上，一会儿又踩着田埂走平衡木，嘴巴一直没闲着，叽叽喳喳地跟我说学校里的事。

“柱子哥，我们数学老师可凶了，上课谁要是走神，她就拿粉笔头砸人，准得很，百发百中。”

“那你被砸过没有？”

“没有，我成绩好，她舍不得砸我。”秀兰骄傲地扬起下巴，“不过我同桌李小红被砸过好多次，她的额头上老是有一个白印子，像二郎神。”

我笑了。这孩子，随她娘，聪明。

到了刘婶子家，太阳已经偏西了。刘婶子正在院子里晒被子，蓝色的被面摊在绳子上，风鼓起来，像一面大旗。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很淡，像秋天早晨的雾气，薄薄的，随时会散，可看在眼里就是舒服。

“来了？”她说。

“来了。”我说。

就这么简单。没有追问为什么这些天不来，没有抱怨什么，就是一个“来了”和一个“来了”，像极了老夫老妻之间的对话。

秀兰放下书包就去灶房做饭了，这孩子早熟得很，十二岁就能做一桌子菜，擀面条、蒸馒头、炒菜炖汤，样样拿得出手。刘婶子有时候赶集卖豆腐回来晚了，秀兰就把饭菜都做好了，连灶台都擦得干干净净。

我跟刘婶子坐在槐树下，一人一把椅子，中间隔着一张小石桌。石桌上放着半盘子炒南瓜子，我嗑了几颗，咸的，是盐水煮过再晒干的那种，越嗑越香。

“柱子，”刘婶子开了口，声音不大，“外头那些话，你听见了？”

“嗯。”

“你咋想的？”

我没回答，低头嗑瓜子，嗑了一颗又一颗，瓜子壳在桌上堆了一小堆。

刘婶子也没催我，拿起鞋底继续纳。锥子扎进布里，嗤——拉出线，再扎进去，嗤——再拉出线。这个声音我已经很熟悉了，每一针的节奏都差不多，不快不慢，像一个人的心跳。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婶子，我不怕他们说。”

刘婶子的针停了一下。

“我怕的是，”我咬咬牙，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怕你受了委屈。”

院子里安静下来，连风都停了。那头灰驴在驴棚里动了动，铁链子哗啦响了一声，又安静了。

刘婶子低下头，手里的针又动了起来：“柱子，我都四十多了，啥委屈没受过？男人死在矿上，我一个人拉扯秀兰过日子，地里的活我自己干，家里的活我自己干，磨豆腐的活儿还是我自己干。我的脊梁骨被人戳了多少回，我要是都往心里去，我这人早就死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我知道，死水下面也有暗流。

“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个道理我懂。可我不能因为这些是非就不活了，对不对？”刘婶子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掉下来，“你帮了我的忙，我心里记着。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要是因为这些不来了，那才真是遂了他们的意。”

我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就红了。

“婶子，我不是不来了，我就是……”

“就是啥？”

“就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咋想的。”我这句话说得很小声，小声到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刘婶子却听见了。她放下鞋底，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心疼，又像无奈，还有一种更深的，像地底下的暗河，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

“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刘婶子重新拿起鞋底，“该干啥干啥，日子总是要过的。”

这话说得对。日子总是要过的，不管想没想明白。

晚饭是秀兰做的，玉米面糊糊，配上刘婶子腌的酸菜，还有我带来的两个咸鸭蛋。秀兰把鸭蛋切成两半，蛋黄流油，她用筷子挖着吃，吃得满嘴都是黄的。

吃完饭，秀兰写作业去了，我照例要牵着黑子回去。刘婶子送我到院门口，月光照着她的脸，四十多岁的女人，皮肤已经松了，眼角有皱纹，可眉眼之间的那份清秀还在，像一张褪了色的画，颜色淡了，可画里的山水还在。

“柱子，路不好走，你慢点。”她说。

“嗯。”

我牵着黑子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婶子，明天我来帮你磨豆腐。”

刘婶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容比下午那个浓多了，像太阳落山之前最后那一抹霞光，红彤彤的，把半个天都染红了。

“好。”她说。

我牵着黑子走上土坡，黑子这次没有回头，乖乖地跟着我走。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黄土路上，像两个不离不弃的伴儿。

走出去好远，我忍不住回了头。

刘婶子还站在院门口，月光把她的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微微佝偻的背，有些花白的头发，还有那双垂在身侧的手，一只手上还拿着鞋底。

我忽然想起了秀兰带来的那句话：你能管住的，只有自己的心。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那把锁。我终于想明白了，那些流言蜚语，那些闲言碎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见到她，她想见到我。这就够了。

至于别人怎么说，爱咋说咋说吧。

第五章 暗涌

从那天起，我去刘婶子家就不找借口了。磨豆腐我去，挑水我去，劈柴我去，地里的活儿我去，驴棚里的活儿也我去。村里人爱说啥说啥，我李柱子耳朵聋了，听不见。

时间长了，说闲话的人反而少了。人就是这样，你越是藏着掖着，他们越来劲；你大大方方摆出来，他们反倒觉得没意思了。

那年的秋天来得很早，八月底就凉了。槐树的叶子开始发黄，风一吹就落，铺了满院子。我拿扫帚扫了一遍又一遍，刘婶子说别扫了，扫了还落，等落完了再扫。

我偏不，我一天扫三遍。刘婶子说我闲得慌，我说我就是闲得慌。

秀兰开学了，升了初中三年级，功课更紧了。她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写到很晚，刘婶子就坐在旁边纳鞋底陪着，母女两个各干各的，谁也不说话，但那个画面看着就让人心里暖和。

我跟刘婶子的关系，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处着。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可窗户纸已经很薄很薄了，薄到能看见对面的人影。

有时候我帮她磨豆腐，两个人围着石磨转，她添豆子我推磨，配合得越来越好。磨盘吱嘎吱嘎地响，豆浆汩汩地流，我们就在那个声音里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柱子，你小时候上过学没有？”

“上过两年，我娘走了以后就没人管了，后来就不去了。”

“念到几年级？”

“二年级。我还会背课文呢，你听不听？”

“你背。”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就记住这一段了。”

刘婶子笑了：“还不错，还记住一段。”

“秀兰将来能考上大学不？”

“能。”刘婶子回答得斩钉截铁，一点犹豫都没有，“我供她上。”

“大学在哪儿？我没去过。”

“听说是大城市，有高楼，有汽车，跟咱们这儿不一样。”

“那秀兰去了大城市，你还在这儿？”

刘婶子手里的豆子没拿稳，掉了几颗在地上，“哗啦”一声，像珠子落了地。她弯腰去捡，我也弯腰去捡，两个人的头差点撞到一起。

“柱子，”刘婶子直起腰，把豆子重新放进盆里，“你问这些做啥？”

“没啥，就是问问。”

刘婶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像月光下的河面，亮亮的，又幽幽的，看久了会陷进去。

我没陷进去，但我站住了，站在那个眼神的边缘，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像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看不出什么变化，可石磨在一点点磨损，人在一点点老去。

十月份的时候，那头灰驴下驹了。是一头小公驴，通体灰色，四只蹄子是黑的，额头上也有一撮白毛，跟黑子一模一样。刘婶子高兴得不得了，给小驴取名叫“灰灰”，每天早晚都要去看一遍，比看秀兰还上心。

小驴刚生下来站不稳，四条腿打着颤，跌跌撞撞地在院子里走，样子又傻又可爱。黑子隔着矮墙看着小驴，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神色，像是骄傲，又像是陌生。

“你看黑子，它认不认得那是它儿子？”我问刘婶子。

“牲口哪认得这些？”刘婶子蹲在驴棚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青草喂灰灰，“再说，配种又不是……又不是那什么，它哪知道那是它的种。”

刘婶子说到“那什么”的时候卡了一下，脸上飞起两朵红云，一直红到了耳根。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还会脸红，这让我心里一动。

我没说话，蹲在她旁边，也揪了一把草喂灰灰。小驴的嘴唇软软的，碰在手心上痒酥酥的，像羽毛拂过。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又是十五前后，月亮圆得像个大盘子。秀兰在东厢房睡了，院子里只有我和刘婶子。

我说：“婶子，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想娶你。”

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本来没打算今天说的，本来还想再等等，等到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可蹲在驴棚门口喂小驴的时候，那个念头忽然就涌上来了，堵在嗓子眼，不说出来就憋得难受。

刘婶子手里的鞋底掉了，掉在地上，针扎进了土里，线还连在上面，像一条蛇钻进了土里。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光碎了，像月光掉进了水坑里，碎成一片一片。

“柱子，你比我小十八岁。”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我知道。”

“我带着个闺女。”

“我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就这几间土坯房，一头驴，一个闺女。”

“我也什么都没有。”

刘婶子低下头，看着地上的鞋底，看了好一会儿，才弯腰捡起来。她把针从土里拔出来，在衣襟上擦了擦，又重新纳起来。

“柱子，你跟我不合适。”她的声音有点抖，手也有点抖，针脚不如平时整齐了，“你还年轻，可以找个好姑娘，生几个娃，好好过日子。我不行，我已经老了，生不了娃了，你跟着我图啥？”

“我不图啥。”我说，“我就是想跟你过日子。”

“过日子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刘婶子抬起头，眼眶红了，但眼泪还是没掉下来，“你想想，秀兰十二了，再过几年就大了，你一个大男人跟她住一个院子里，人家会怎么说？秀兰在学校里咋做人？”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确实没想过秀兰。我只想到了自己，想到刘婶子，没想到那个扎着红头绳、在槐树下蹦蹦跳跳的女娃。她已经没了爹，要是院子里再住进来一个不是她爹的男人，村里的孩子会怎么说她？她还能不能安心上学？还能不能考上大学？

我沉默了。

刘婶子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串一串的，沿着她消瘦的脸颊往下淌，滴在手里的鞋底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柱子，你是个好后生，婶子心里记着你的好，一辈子都记着。”她抹了把眼泪，站起来，“天不早了，你回去吧。”

我想说点什么，可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站起来，走到驴棚前牵黑子，黑子卧在地上不肯起来，我扯了扯缰绳，它才不情不愿地站起来，嘴巴里哼哼唧唧的。

我牵着黑子走出院门，走过石碾子，上了黄土坡。走到半坡的时候，我停下来，回头看。

院子里亮着一盏灯，是堂屋里那盏煤油灯，火光在窗户纸上映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是刘婶子的影子，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站在坡上看了很久，月光把我照得通体透亮，像一个傻子。

黑子不耐烦地打了个响鼻，我这才回过神来，牵着它一步一步走下山坡。夜风从沟底吹上来，凉飕飕的，吹得我后背发冷。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刘婶子的话。秀兰确实是个问题。不是我不喜欢秀兰——我喜欢这孩子，像喜欢自己的妹妹一样。可正因为喜欢，我才不能害她。

一个寡妇，一个光棍，一个十二岁的女娃，在陕北的农村里，这样的组合能活成什么样，不用想都知道——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可我又不甘心。

我活了二十四年，第一次对一个人动了这样的心思。不是想占便宜的那种心思，是真真切切想跟她过一辈子，想帮她干活，想陪她说话，想在她累了的时候给她端盆洗脚水，想在她老了的时候扶着她走路。

这种心思，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有了。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盯着房梁上那只壁虎。壁虎还在那儿，换了姿势，头朝下，尾巴朝上，像个倒挂的问号。

它也在问我：李柱子，你到底要咋办？

我说不出答案。

第六章 抉择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

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割人，黄土坡上的土被风吹得满天都是，天地之间灰蒙蒙的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

我窝在家里烤了半个月的火，没去找刘婶子。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不知道见了她的面该说啥，那天晚上已经把话说死了，我再凑上去，就是死皮赖脸了。

秀兰却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秀兰裹着一件破棉袄跑来了，脸冻得通红，鼻子尖上挂着清鼻涕。黑子看见她，叫了一声，算是打招呼。

“柱子哥，你快去看看我娘！”秀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我害怕！”

我把斧子往地上一扔，抓起墙上的羊皮袄披上，就跟着秀兰跑。

十二里山路，我跑了不到一个时辰就到了。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手掌搓出了血，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刘婶子躺在炕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我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像摸在炉子上。

“秀兰，烧退了没有？”

“没有，我给她吃了两片去痛片，不管用。”

我在屋里翻了翻，没找到别的药。刘婶子一个人过日子，家里连个药箱子都没有。我咬咬牙，让秀兰看着，我跑去找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姓马，住在五里外的马家沟。我又是连跑带走，在马医生家门口拍了好一阵门，人家才出来。马医生提了个药箱子跟我走，到了刘婶子家，又是量体温又是听心跳，折腾了半个多时辰，最后给打了一针，开了几包药。

“受了风寒，加上身体虚，烧到快四十度了。幸好来得及时，再拖一晚上，脑子都要烧坏。”马医生看了我一眼，“你是她啥人？”

我张了张嘴，没回答。

马医生也没追问，收拾了药箱子走了。

那一夜，我就守在刘婶子的炕边，给她换额头上的湿毛巾，喂她吃药，喂她喝水。秀兰困得不行了，我让她去东厢房睡了，我一个人守着。

刘婶子烧得迷迷糊糊的，有时候喊“秀兰”，有时候喊“柱子”，有时候喊她男人的名字。她喊她男人的时候，我心里酸了一下，但很快就不酸了——她喊“柱子”的次数比喊她男人多。

半夜的时候，她忽然醒了，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我。

“柱子？”她的声音又沙又哑，像砂纸磨在玻璃上。

“婶子，我在。”

“你咋来了？”

“秀兰叫我的。”

刘婶子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你回去吧，我没事。”

“我不回去。”我说，语气硬得很。

刘婶子没再说话，眼泪从眼角渗出来，顺着太阳穴流进花白的头发里。我拿毛巾帮她擦，她的皮肤烫烫的，眼泪却是凉的。

“你哭啥？”我问。

“没哭，是发热出的汗。”她嘴硬得很。

我没戳穿她，把毛巾在凉水里浸了浸，拧干，敷在她额头上。

那一夜很漫长，长到我以为天再也不会亮了。可天还是亮了，冬天早晨的光线像一层薄纱，从窗户纸的缝隙里透进来，灰蒙蒙地照在刘婶子脸上。

她的烧退了一些，呼吸平稳了，睡得很沉。

我趴在炕沿上打了个盹，梦见我娘了。我娘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穿着一件红棉袄，朝我招手。我跑过去，她却越走越远，我怎么追都追不上。我大声喊：“娘——娘——”她不回头，红色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气里。

我醒了，脸上湿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刘婶子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起来，去灶房烧了一锅小米粥，粥里放了几颗红枣，是从柜子里翻出来的，不知道放了多久了，枣子干得皱皱巴巴的，但煮一煮还能吃。

秀兰也起来了，站在灶房门口，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你娘没事了，退了烧就好了。”我说。

秀兰点点头，走过来帮我烧火。她把柴火一根一根地塞进灶膛里，火光照着她的脸，十二岁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却像一个大人。

“柱子哥，”她忽然说，“你是不是想跟我娘好？”

我的手抖了一下，粥勺差点掉进锅里。

“秀兰，你——”

“我都知道。”秀兰低着头，用火钳戳了戳灶膛里的柴火，“村里人都说。我娘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有你。”

我蹲下来，跟秀兰平视。火光映在她眼睛里，亮闪闪的，像两颗星星。

“秀兰，你咋想的？”我问。

秀兰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清澈得像山泉水，没有怨恨，没有害怕，只有一种远超她年龄的平静。

“柱子哥，你要是对我娘好，我没意见。”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你要是对我娘不好，我饶不了你。”

我鼻子一酸，眼眶就红了。

“秀兰，我不会的。”

“你说话算话？”

“算话。”

秀兰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好像在判断我是不是在说真话。然后她笑了，露出那两颗小虎牙，伸出小指头：“拉钩。”

我伸出小指头，跟她拉了钩。秀兰的手小小的，凉凉的，可拉钩的力度很大，拉完还盖了个章——大拇指跟大拇指按在一起。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她说。

“一百年不许变。”我说。

那天早上，刘婶子醒来的时候，我端着粥碗坐在炕沿上。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又看见秀兰站在旁边，眼泪忽然就涌出来了，这一次她没有说是出汗。

“柱子，”她接过粥碗，没喝，抱在手里暖着，“你在这儿呆了一夜？”

“嗯。”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我乐意。”我说。

刘婶子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粥碗里，在米汤上溅起小小的涟漪。她端起碗喝了一口，粥是甜的，红枣煮烂了，甜味全进了粥里。

“柱子，你想好了？”她问，声音闷闷的，从碗沿后面传出来。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秀兰在旁边站着，看着我们俩，忽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捂着嘴跑了出去。

刘婶子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像春天的天，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我伸出袖子帮她擦眼泪，她的眼泪鼻涕糊了我一袖子，我一点都不嫌弃。

那天的阳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金灿灿地照在炕上，照在刘婶子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瘦削的肩膀上。我忽然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命，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前面有多少难处，我跟定她了。

一个人的日子我过了二十四年，过够了。

往后余生的日子，我想跟她过。

第七章 上门

我跟刘婶子的事，定了。

定下来的方式很简单，没有请客，没有摆酒，没有鞭炮，没有花轿。腊月初八那天，我去公社领了结婚证，回来的时候路过赵大爷家门口，赵大爷喊住我：“柱子，你过来。”

我牵着黑子走过去，赵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叹了口气。

“你真要去她家？”

“嗯。”

“倒插门？”

“嗯。”

赵大爷蹲在门槛上，掏出烟袋锅子，装了一锅烟，点上，吧嗒吧嗒抽了好几口。烟雾把他的脸遮住了，只看得到他浑浊的眼睛，像两潭死水。

“柱子，你爹要是活着，能答应？”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风从山梁上灌下来，吹得我身上的羊皮袄翻过来翻过去，冷风从领口袖口钻进去，凉透了脊背。

“大爷，我爹要是活着，他希望我过得好。”我说。

赵大爷又抽了几口烟，把烟灰在门槛上磕了磕，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行，去吧。好好过日子。”

他说“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声音有些颤，像风吹过了枯树枝。

我牵着黑子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赵大爷在身后喊：“柱子，缺啥来大爷家拿！”

我背对着他挥了挥手，没回头。我怕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腊月初八，宜嫁娶，宜出行。刘婶子——不，从今天起她就是我的媳妇了——在院子里贴了两个红双喜，是用红纸自己剪的，贴在堂屋的门框上，风一吹就哗啦啦响。

秀兰把她的东厢房腾出来给我住——不对，是她自己搬到了西厢房，把东厢房让给我和她娘。西厢房就是我第一次来住的那间，炕上铺的还是那床鸳鸯戏水的被子。

“娘，你们住东厢房，西厢房冬天冷。”秀兰把被褥搬过去的时候这么说，刘婶子拦都拦不住。

晚上的饭是秀兰做的，比平时多炒了两个菜，还炖了一只老母鸡。那只鸡本来是留着下蛋的，刘婶子说杀了怪可惜的，秀兰说娘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杀个鸡咋了。秀兰说这话的时候大大方方的，倒把刘婶子说得不好意思了。

饭桌上，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一人一碗小米饭，桌子中间摆着四个菜：炖鸡、炒鸡蛋、炒酸菜、拌黄瓜。这个标准在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已经算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了。

秀兰端起一碗白水，举起来：“娘，柱子哥，我以水代酒，敬你们一杯！”

刘婶子脸一红：“你这孩子，瞎闹啥。”

秀兰不依不饶，端着碗站起来了。我也端着碗站起来，刘婶子拗不过，也只好端着碗站起来。三只粗陶碗碰在一起，发出“铛”的一声，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安静的傍晚，听起来格外响亮。

“祝你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秀兰说完，咕咚咕咚把一碗水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我可先干为敬了！”

我和刘婶子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那天晚上，秀兰早早回了西厢房，把门关得紧紧的，说是要写作业，耳朵里却塞了两团棉花——我在灶房倒水的时候路过她门口，从门缝里看见的。

东厢房的炕烧得很热，热得我额头上冒汗。刘婶子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像两根扭在一起的麻花。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蓝布褂子，黑布裤子，头发用篦子梳得光光的，在后脑勺挽了个髻。

我蹲在地上擦脚，擦了一遍又一遍，把脚底板搓得通红。刘婶子说：“你擦那么干净干啥，待会儿又不是不沾土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擦脚布扔到一边，站起来。脚踩在炕沿上，炕的热气从脚底板传上来，一直传到头顶，整个人像被蒸笼蒸着。

“柱子，你把灯吹了吧。”刘婶子的声音很小，小到像蚊子叫。

我转过身，对着炕桌上的煤油灯，深吸一口气，“噗”地吹灭了。

屋子一下子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月光被厚厚的窗户纸挡住了，一丝都透不进来。我摸黑上了炕，炕烧得太热了，铺在底下的褥子都是烫的。

“婶子——”我叫了一声，马上改口，“秀她娘——”

刘婶子在黑暗里笑了一声：“你叫我啥？”

“我不知道该叫啥。”

“你就叫我刘英吧，我大名叫刘英。”

“刘英。”我试着叫了一声，觉得又陌生又亲切。这个名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心湖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

“柱子，”刘英的声音从黑暗的另一个方向传过来，带着微微的颤音，“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我生不了娃了。生秀兰的时候伤了身子，医生说以后再也不能生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柱子，你要是想反悔，现在还来得及。”刘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事，“我知道你家里就你一根苗，你得给你李家留个后——”

“我不在乎。”我说。

“你不在乎，你爹呢？”

“我爹不在了。”

“那可不一样，你爹在天上看着呢——”

“我说了我不在乎。”我的声音大了一些，大到在黑暗里产生了回响，“刘英，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就——”

“你就咋样？”

“我就亲你一口。”

黑暗里传来一声低低的笑，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是衣服摩擦被褥的声音。接着，我感觉到一个温热的身体靠了过来，带着皂角的味道和淡淡的油烟味，还有一种独属于刘英的气味，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味，像晒干的麦草，又像秋天的野菊花。

我的手在黑暗里摸索着，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粗大，手心有厚厚的茧子，可握在手里，比任何东西都柔软。

“柱子，”她的嘴唇贴在我耳边，热气呵得我痒痒的，“你以后别叫我婶子了。”

“嗯。”

“叫英子。”

“英子。”

她“嗯”了一声，那声“嗯”像猫叫一样轻，一样柔，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缝隙里挤出来，刚好够我听见。

那天晚上，窗外的风声很大，黄土坡上的枯草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可东厢房里很暖和，炕热得像五月的麦田，我们像两粒被风吹到一起的种子，在泥土里紧紧挨着，等着春天。

第八章 风雨

新婚的甜蜜还没尝够，风雨就来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秀兰在灶房里包饺子，刘英在屋里擦桌子扫灰尘。忽然院门被推开了，进来一群人。

打头的是刘英的小叔子——她死去男人的亲弟弟，张德厚。张德厚三十来岁，五大三粗的，在村里当民兵连长，腰里别着个黑皮套，里面装着一把匕首还是啥，威风凛凛的。

他身后跟着四五个男人，都是张家的本家兄弟，一个个横眉竖眼的，像来讨债的。

我放下斧子，站起来。

张德厚走到院子中间，四下看了看，目光落在堂屋门框上的红双喜上，嘴角一撇，露出一个嘲讽的笑。

“嫂子，听说你找了个上门女婿？”他冲着屋里喊，声音大得像打雷，故意要让半个村子都听见。

刘英从屋里走出来，脸色煞白，嘴唇在发抖，但脊梁挺得笔直。

“德厚，你来做啥？”

“来做啥？”张德厚冷笑了一声，“嫂子，我哥死了才两年，你就往家里招野男人，你对得起我哥吗？”

刘英的脸更白了，像糊了一层纸：“德厚，你说话注意点，柱子是我明媒正娶的男人，我们有结婚证，你在公社能查去。”

“结婚证？”张德厚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抖了抖，“嫂子，你看看这是啥。”

那是一份房契。刘英家这个院子，地契上写的是她死去男人的名字。张德厚拿着房契，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嫂子，这是我哥留下的院子，姓张不姓李。你要招上门女婿，我不管，可你不能招到张家的院子里来。这是张家的祖产，我做主了，不答应！”

我站在旁边，拳头握得咯咯响。

秀兰从灶房跑出来，挡在刘英前面，奶声奶气地喊：“二叔，你不能这么欺负我娘！”

张德厚看了秀兰一眼，语气稍微软了一点：“秀兰，你回屋去，大人的事你别管。”

“我不管？你要把我娘赶出去，我能不管？”秀兰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像一只护崽的小母鸡。

张德厚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没人赶你娘，你娘可以住这儿，但是这个男的不能住。”

“凭什么？”秀兰喊。

“凭这院子姓张！”

秀兰气得脸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我走上前一步，把秀兰挡在身后，看着张德厚。

“张德厚，你哥活着的时候，你帮过你嫂子一天忙没有？”我盯着他的眼睛，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哥死了以后，你来看过你嫂子一回没有？你娘家的地不帮种，你娘家的活不帮干，现在你嫂子找个人帮她过日子，你倒来横插一杠子，你这是哪家的道理？”

张德厚被我这几句话噎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巴张了合，合了张，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这是我们张家的事，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嘴！”

“我不是外人，我是刘英的男人。”我一步没退，“这院子姓张不假，可刘英是你哥的合法媳妇，她有权住在这儿。我作为她男人，有权跟她住在一起。你要是有异议，咱们去公社找干部评理，看看法律站谁那边。”

张德厚带来的那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有人开始打退堂鼓了。张德厚的脸色很难看，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说起话来还挺硬气。

“李柱子，你少拿大话吓唬人。”张德厚把房契揣回兜里，“我告诉你，这院子是张家的，你一天也不能多住。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给我滚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他带着人转身走了。院门被他摔得嘭的一声响，震得窗户纸嗡嗡的。

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灶房锅里煮饺子的水咕嘟咕嘟响。

刘英靠在门框上，腿一软，慢慢地滑坐到地上。秀兰扑过去抱住她，母女俩抱在一起，谁也没哭出声，但肩膀都在抖。

我站在原地，拳头攥得骨节发白。

黑子在驴棚里叫了一声，声音又粗又闷，像是替我们叹气。

那天晚上的饺子，谁也没吃好。饺子皮煮破了，馅漏在汤里，成了面片肉末汤。秀兰舀了一碗，吃了几口就放下了，说饱了。刘英连碗都没端，坐在炕沿上发呆。

我把剩下的饺子捞出来，喂了黑子和灰灰。灰灰已经半岁了，长得很壮实，看见饺子皮，三口两口就吞了，嘴巴嚼得吧唧吧唧响。黑子不吃，把嘴扭到一边去了，大概是不饿。

晚上，秀兰回了西厢房，屋里只剩下我和刘英。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把两个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两个不知道往哪儿去的游魂。

“柱子，”刘英开了口，声音沙哑，“要不……你回去吧。”

“回哪儿？”

“回你自己的家。”

“那是我的家吗？”我看着刘英，“三间破土坯房，房顶长草，窗户纸漏风，那就是个窝。有你的地方才是家。”

刘英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没有擦，任凭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柱子，跟着我，你太委屈了。”

“我不委屈。”

“德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这个人我知道，心眼小，记仇，他会一直闹。”

“让他闹。”我把刘英的手握在手心里，“英子，你听我说。我李柱子这辈子没争过啥，穷就穷着过，苦就苦着熬。可这一回，我不是为了争房子，不是为了争地，我是为了你。谁要是想把咱俩拆散，我跟他拼命。”

刘英的手在我手心里抖了一下。

“你别动不动就拼命拼命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秀兰咋办？”她说着，眼泪掉得更凶了，滴在我手背上，热热的。

我伸手帮她把眼泪擦了，擦了一遍又一遍，像要把她一辈子的眼泪都擦干。

“英子，你放心，我有办法。”

“你有啥办法？”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但我不能让她看出来。在这个家里，她是娘的靠山，秀兰是她的命根子，现在又多了一个我。我不能倒，我倒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第九章 破局

我想的办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第二天一早，我给秀兰交代了几句，让她照顾好她娘，然后把黑子从驴棚里牵出来，套上鞍子，驮了两袋粮食，往公社去了。

公社在镇上，离刘英家十五里路。我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到，黑子走得不急不慢的，蹄子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踩出哒哒哒的响声。

公社大院是一排青砖瓦房，门口挂着“红旗人民公社”的牌子，牌子上有红五星，风吹日晒的，油漆都掉了色。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让心跳平静下来，然后推门进去。

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周的主任，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的，像念课文。我把他叫周主任，他点了点头，让我坐下说话。

我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从黑子配种开始，说到帮刘英收麦子，说到村里人的闲话，说到我跟刘英领了结婚证，最后说到张德厚拿着房契来赶人。

周主任听完，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厚厚的本子，翻了几页。

“你说你叫什么？”

“李柱子。”

“你媳妇叫什么？”

“刘英。”

周主任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把本子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

“李柱子，你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翘起二郎腿，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按说呢，那个院子确实是张家的祖产，张德厚作为张家的人，是有权过问的。”

我心里一沉。

“但是——”周主任话锋一转，“刘英是张家长子的合法妻子，丈夫死了，她有继承权。她再婚，是她的自由，国家法律允许的，谁也不能干涉。”

周主任站起来，在屋里踱了两步，又坐下了。

“这样吧，我给你们调解调解。你让张德厚来找我，我跟他说。”

“周主任，你能不能给我写个证明？”我鼓起勇气说，“就是证明我跟刘英是合法夫妻，有权住在一起。我怕张德厚不认账，到时候闹起来，公社的话他总得听吧？”

周主任看了看我，笑了：“你这后生，看着老实，脑子还挺转得快。”

他刷刷刷写了一张纸条，盖了公章，递给我。纸条上写着：李柱子与刘英系合法夫妻，同住张家院子合情合法，任何个人不得干涉。落款是红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大红公章盖得端端正正。

我把纸条叠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块，揣进贴身的口袋里，又拍了拍，确认不会掉出来，然后千恩万谢地告辞了。

走出公社大院，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腊月的风灌进嘴里，凉飕飕的，可我心里热乎乎的。

黑子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出来，打了个响鼻，尾巴甩了甩。

“黑子，走，回去。”我拍了拍它的脖子，翻身上了驴背。

黑子驮着我往回走，走得不快不慢，蹄声哒哒哒的，像在哼一支歌。

回到刘英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秀兰在院门口张望，看见我，撒腿跑过来：“柱子哥！你可回来了！德厚叔又来了，说要今天就把你撵走！”

我跳下驴背，把缰绳递给秀兰：“你牵着黑子进去，我去会会他。”

院子里，张德厚又带来了他那几个本家兄弟，还多了一个人——隔壁王庄的王老三，就是上次在集上说我要当上门女婿的那个。王老三手里提着一根扁担，看那架势，是来帮忙的。

刘英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一把菜刀，脸上的表情又倔又怕，像一只走投无路的母狼。

“嫂子，你把刀放下，我不打你。”张德厚摊开双手，“我就是要那个姓李的滚蛋。”

“张德厚！”我从院门外走进来，声音不大，但院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

我走到院子中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展开，举起来。

“这是公社周主任开的证明，你们看看。”我把纸条递给张德厚。

张德厚接过去，皱着眉头看了一遍，脸色变了。他又看了一遍，把纸条递给旁边的人看，一圈人都看完了，几个人脸上的表情从凶神恶煞变成了发怵。

“德厚叔，你再看清楚一点，上面盖的公章。”我说，“我跟刘英是合法夫妻，住在这个院子里不犯法。你要是硬要赶我走，你就是抗法，就是跟公社对着干。”

“你——”张德厚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巴张了好几下，最后憋出一句，“李柱子，你等着！”

他转身要走，我喊住了他。

“德厚叔，我还有话说。”

张德厚停下脚步，侧过身看我。

“这个院子姓张，我知道。刘英是你嫂子，你替她操心，我也理解。”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一些，“可你想过没有，你嫂子一个人拉扯秀兰过日子，有多难？地里的活谁帮她干？家里的活谁帮她干？你帮过没有？没有。你那些本家兄弟帮过没有？也没有。”

院子里的几个人低下头，有人用脚碾地上的土。

“我不跟你争这个院子，这院子永远是张家的，秀兰姓张，这家的根还是张家的根。我就是来帮你嫂子过日子的，帮你张家把秀兰拉扯大，帮她供秀兰上大学。这点，你认不认？”

张德厚沉默了好久。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驴棚顶的声音。

最后，他脸上那层凶相一点点褪去，露出了底下的疲惫和惭愧。他看着我，嘴巴动了动，说了一句谁都没想到的话。

“柱子，你是个爷们。”

说完，他转身走了。这一次没摔门，而是轻轻地把院门带上了。

那几个本家兄弟和王老三也跟着走了，扁担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刘英靠在门框上，手里的菜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的腿一软，又要往下坐，我赶紧跑过去扶住她。秀兰也跑过来，三个人抱在一起，这一次，谁都没忍住，全都哭了出来。

黑子在驴棚里叫了一声，灰灰也跟着叫，驴叫声在黄昏的空气里传得很远很远，传到了对面山梁上，又从山梁上弹回来，变成了回音。

那天的晚霞特别红，红得像有人在天上烧了一把火，从西边烧到东边，把半个天空都烧透了。

我跟刘英坐在院门口的石碾子上，肩并着肩，看那片火烧云。秀兰在灶房里做饭，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乒乒乓乓的，听起来格外热闹。

“柱子，”刘英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你觉得德厚还会来找麻烦吗？”

“不会了。”我说，“他不是坏人，就是一时钻了牛角尖，想明白了就好了。”

“你咋知道他想明白了？”

“他说了，我是个爷们。”我笑了笑，“一个男人要是能夸另一个男人是爷们，那他就是真的服了。”

刘英在我肩膀上蹭了蹭，像一只温顺的猫。

“柱子，你比我小那么多，可你比我懂得多了。”

“我懂啥？我啥都不懂。”

“你懂人心。”刘英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你懂得用道理去服人，不是用拳头。这才是真本事。”

我被她夸得不好意思了，挠了挠后脑勺，嘿嘿笑了两声。

火烧云慢慢暗下去了，天色从橘红变成灰紫，又从灰紫变成了深蓝。第一颗星星在天边亮起来，小小的，亮亮的，像一个刚睁开的眼睛。

第十章 十年

日子像驴拉磨，一圈一圈地转，转着转着，十年就过去了。

这十年里，发生了很多事。

一九八一年，包产到户了。我们家分了八亩地，三亩种小麦，两亩种玉米，两亩种谷子，还有一亩种菜。我跟刘英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刨食，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光景一年比一年好。到了八三年，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四寸的，日立牌的，花了我三百多块钱，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可看到刘英和秀兰围在电视机前看《西游记》时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那三百块钱就值了。

一九八四年，秀兰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娃。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的那天，刘英捧着那张纸哭了整整一个上午，眼泪把通知书都打湿了，我拿毛巾给她擦，擦干了又湿，湿了又擦，怎么也擦不干。秀兰倒是没哭，站在院子里，看着对面山梁上的落日，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柱子哥，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谢我啥？”

“谢谢你在我娘身边。”她转过头看着我，十八岁的大姑娘了，眉眼长开了，跟她娘年轻时一样好看，“要没有你，我考不上大学。”

“你这孩子，说啥傻话。你能考上大学，是你自己争气，跟我有啥关系。”

秀兰笑了笑，没再说话。她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在夕阳里的侧脸，鼻子一酸，差点也哭了。这十年，我看着这个扎红头绳的小丫头，一点一点长成了大姑娘，像看着一棵小树苗在风雨里慢慢长大，长高了，长壮了，长出了自己的枝枝叶叶。

秀兰去省城上大学那天，我跟刘英把她送到镇上汽车站。秀兰背着新买的帆布书包，穿着刘英连夜赶做的碎花裙子，辫子上还是扎着红头绳，跟十年前一模一样。

“娘，柱子哥，你们回去吧。”秀兰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笑着朝我们挥手。车子发动了，柴油发动机突突突地响，冒出一股黑烟。秀兰的笑容隔着黑烟和尘土，看起来影影绰绰的，不太真切。

刘英站在车站的土路上，朝汽车挥手，挥了很久很久，直到车子拐过山坳，再也看不见了。她还举着手，像一座雕像。

“走吧，回家。”我轻轻拉了拉她的胳膊。

刘英转过身，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我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轻轻地，像哄一个受了委屈的娃娃。

“英子，秀兰是去念大学，好事，哭啥。”

“我知道是好事，我就是高兴。”刘英闷在我怀里说，声音瓮瓮的，“高兴也得哭。”

回来的路上，我跟刘英都没怎么说话。黑子老了，走不动了，缰绳牵在我手里，它跟在我身后，一步一步地挪，蹄子在地上磨出浅浅的印子。灰灰正是壮年，跟在黑子旁边，时不时的用脑袋拱拱黑子的屁股，像在催它走快一点。

黑子已经十五岁了，在驴里算是高寿了。它的毛色不再乌黑发亮，灰蒙蒙的，像落了一层霜。眉心的那撮白毛倒是更白了，白得像雪，像月光。它的眼睛有些浑浊了，看东西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牙齿也掉了好几颗，嚼不动干草了，刘英每次都要把草切得很碎很碎才喂它。

“柱子，”刘英忽然开口，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扰了路边的野草，“你说黑子还能活多久？”

“驴能活二十年呢，它才十五，还早着呢。”

刘英沉默了一会儿：“可它老了，真的老了。”

我握紧缰绳，没说话。黑子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把脑袋凑过来，在我胳膊上蹭了蹭。它的嘴唇软软的，湿湿的，蹭在皮肤上有种痒痒的、暖暖的感觉。

十年前，我赶着它去刘英家配种。那时候它多壮实啊，浑身腱子肉，一蹄子能踢断碗口粗的树。现在它老了，我也老了。三十四了，鬓角也有了白头发，腰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直了。

可刘英说，我笑起来的时候还像二十四岁那年一样，眼睛里有光。

我说：“你可拉倒吧，我眼睛里现在都是眼屎。”

刘英就笑，笑得很响，笑声在山沟里荡来荡去，惊起了路边树上的一群麻雀。

第十一章 裂痕

秀兰上大学以后，每年寒暑假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变一个样：第一年回来留了长头发，第二年回来烫了卷发，第三年回来穿上了牛仔裤，第四年回来带了一个男同学。

那个男同学叫陈志远，城里人，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见了面就叫“叔叔”“阿姨”，嘴甜得像抹了蜜。秀兰介绍说：“娘，柱子哥，这是志远，我男朋友。”

刘英把陈志远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像品鉴一头牲口。吃饭的时候，陈志远用筷子不利索，夹菜总是掉，刘英就帮他夹，一边夹一边问：“你们家几口人？你爹做啥的？你娘做啥的？你将来打算做啥？”

陈志远一一回答，不卑不亢的，看起来家教不错。他爹是中学老师，娘是护士，他自己学的是中文，毕业后打算当老师或者考公务员。

晚上秀兰和陈志远在院子里坐着说话，刘英在灶房洗碗，我给她打下手。水哗哗地响，碗碰碗叮叮当当的，刘英压低声音跟我说：“柱子，你觉得那个陈志远咋样？”

“挺好的，有文化，人也本分。”

“你是不是看谁都挺好？”刘英瞪了我一眼，“秀兰就这么定了？也不带回来先让咱们看看，直接就领回来了，万一咱们不答应呢？”

“你答应不答应？”我问。

刘英把最后一个碗放进碗柜里，在围裙上擦了好一阵手，最后叹了口气：“我答应不答应有啥用？秀兰这丫头主意正，从小就正，她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你担心啥？”

“我担心她去了城里，被人欺负了咋办？城里人精得很，不像咱们乡下人，啥都摆在脸上。”

我笑了：“你闺女比你精，你信不信？”

刘英想了想，也笑了：“这倒是。”

秀兰和陈志远处了两年，毕业后就结了婚。婚礼在省城办的，没有大操大办，就请了双方的至亲。我跟刘英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去省城参加婚礼，刘英晕车，吐了一路，脸白得像纸，但到了地方，她还是坚持穿上了最好的衣裳，把那件压在箱底藏了十几年的红绸袄拿出来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抹了胭脂擦了粉。

“英子，你今天真好看。”我说。

“老了，不好看了。”她嘴上这么说，眼睛里却全是笑意。

秀兰穿着白婚纱，站在酒店的大厅里，像一朵绽放的白玉兰。她朝我们走过来，挽住刘英的胳膊：“娘，你今天真好看。”

刘英笑了，眼眶红红的，但是没哭。她忍了一整天都没哭，直到婚礼结束，回到招待所，关了门，她才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一场。

“秀兰嫁人了。”她说，声音闷闷的，“我的闺女嫁人了。”

“这是好事啊，你哭啥？”

“我知道是好事，可我就是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

我把她搂进怀里，像搂住一只受伤的鸟。她的背已经不直了，长了十几年的庄稼，磨豆腐，喂驴，把她压弯了。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本来还染的，后来染不起了，就让它白着。白了的刘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可她笑起来，眼睛还是亮亮的，像山泉水映着星星。

“还有我呢。”我说，“我一直都在。”

刘英在我怀里蹭了蹭，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慢慢安静下来了。

秀兰结婚以后，我跟刘英又回到了那个院子。槐树更高了，枝叶遮了大半个院子，夏天凉快得很。灰灰长得比黑子还壮实，四条腿像柱子，干活一个顶俩。黑子彻底退休了，整天卧在驴棚里，除了吃就是睡，偶尔站起来走两步，走两步又卧下了。

日子安安静静地过，像沟底那条小河，不紧不慢地流。

可平静的水面下，总有暗流。

第十二章 风又起

一九八八年冬天，秀兰怀孕了，八个月的时候，陈志远打电话到村里的供销社——那时候村里只有供销社有一部电话——说秀兰胎位不正，住在医院里，希望刘英能去照顾她。

刘英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不亮就收拾东西，搭了最早一班车去了省城。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和两头驴。

送走刘英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觉得特别空。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槐树还是那棵槐树，可少了刘英的笑声，少了秀兰的叽叽喳喳，整个院子像一口枯井，风灌进去，呜呜地响。

我喂了黑子和灰灰，烧了一锅水准备洗脚，忽然听见院门外有动静。不是走路的脚步声，是人的喘息声，粗重，急促，像是跑了很远的路。

我端着煤油灯走到院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的，脚上的鞋子磨穿了底，十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她抬起头，借着煤油灯的光，我看见了一张瘦得脱了形的脸。

是一个女人。

年纪看不出来，四十多？五十多？脸上的皱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交错，一双眼睛浑浊而黯淡，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气味，是汗味，是尘土味，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之后的那种味道。

“你找谁？”我问。

她张了张嘴，发出一个沙哑的声音：“柱子。”

我的煤油灯差点掉在地上。

这个声音，我已经三十一年没有听到了。可它像一个烙在骨头里的印记，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一出现，就能把我钉在原地。

“柱子，我是你娘。”她说。

夜风从沟底灌上来，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我站在院门口，手里端着灯，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苍老的、奄奄一息的女人。

三十一年前，她撇下两岁的我，从这个院子里走了出去。之后杳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