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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含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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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化长河的“摆渡人”
——在《潘耀明散文》首发分享会上的讲话
□ 潘耀明
今天在这里,手捧这本《潘耀明散文》,心里其实是有些惶恐的。写了半个世纪的字,到了要为自己做一本书的时候,反倒不知从何说起。
我前后在内地、香港、台湾出版了廿九本书,从未做过新书发布会,这次在家乡做新书的发布,是应了陈庆妃教授之约,她觉得在自己的家乡做新书发布会,意义不一样,我没有反驳的理由,只得硬着头皮,粉墨登场。还是不太习惯。
我是大山的儿子。家乡福建南安乐峰炉内,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那里的土地贫瘠得很,种不了谷物,只能长些地瓜、芋头。乡人一日三餐,不过是地瓜、芋头,加上几片菜叶、几粒米,煮成一锅“汤饭”。日子过得艰难,多少人背乡离井,远涉重洋,到异乡域外去讨生活。
我十岁那年,跟随文盲的母亲到了香港。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山区,来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心里头的震动,至今难忘。可是,午夜梦回,故乡的大山永远萦回在心间,挥之不去。
童年的故乡,印记中是苦涩的。除了大山、花岗岩石、红泥土,我不知道那里还有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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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这个蕞尔之地,我从一个懵懂的山村少年,一步一步走进文字的世界。从《正午报》的副刋和国际版编辑,到《风光画报》,香港三联书店董事副编辑再到后来主编《明报月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这一辈子,竟都与文字结了不解之缘。
有人说,我用一生写作散文,散文也忠实投影了我的一生。这话说得重了。但我愿意相信,文字是最诚实的,它不容许半点虚伪。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心里头翻腾过的情感。
我常想,什么是“家”?我的家,在泉州南安,在菲律宾那个养父谋生的小海岛,也在香港——这个我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年轻时到菲律宾,说是探亲,其实更像是一次次的寻根。我在那里学会了倾听,听父亲那一辈老华侨怎么把乡愁藏在沉默里,听“出牲仔”兄弟怎么在异国长出新的根。人生许多功课,不是从书本里学来的,是在旅途的风雨里,在一盏椰油灯下,在陌生人的倾谈中,一点一点学会的。
一九七八年,我有机会回到内地,登上泰山。那时候写下《我们自泰山来》,心里想的是:新的时间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战乱之后,长在冷战之中,心里憋着一口气,盼着沟通,盼着理解,盼着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后来我去了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有落叶与松鼠,还有一群从世界各地聚到一起的写作人。聂华苓老师和安格尔先生,在冷战的隔绝中,硬是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那份心影,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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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散文集,我把它分成三辑:“文旅”、“人事”、“论说”。贯穿其中的,是我自己的一条时间的河流,从青年流到中年,再流到如今。
“人事”这一辑,写的是我这一生结识的师友。从金庸先生、刘以鬯先生,到俞平伯、钱钟书、王蒙、汪曾祺,再到白先勇、余光中、聂华苓……每一位,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写《我的父亲》,从一支派克笔写起。父亲不识字,却送我一支名牌笔,希望我写好字。我却用廉价笔写了几十本书。许多年后,我到菲律宾那个小海岛,在父亲坟前,终于告诉他,我没有辜负那支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敢多写,怕一写就收不住泪。
还有那些朋友。赵清阁女士,老舍先生走后,她“晨昏一炷香,遥寄三十年”,倔强又深情。王蒙先生的夫人崔瑞芳女士说:“王蒙就是那个永远和我在一起的人”。我记住了那个“永远”,比别人多一个“永远”的爱。林青霞小姐息影后转向文学,她写季羡林先生的手,写得那么专注、那么纯粹。这些人物,本身就有着风神俊朗的气质,我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
“论说”这一辑,收的是我为《明报月刊》写了三十年的卷首语。三十年,一期不曾拖过。我常想,这份坚持,或许来自一种“侠”气——那是金庸先生教给我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我自己,更愿意做一个“渡客”,在历史的长河里,载着文化,渡过风浪。我办《明月》,始终相信一句话:“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文化的事,不必分左右,不必争高下。只要是真诚的、有价值的,都应该有发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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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还有一件心事,就是为香港文学找一个家。巴金先生一九七九年就写下这个梦,我在爱荷华也投下了心影。奔走多年,终于,二○二四年这个梦要实现了。港府终于不欠香港一个文学馆。这份心事,这一代人的心事,总算了却了一桩。
在香港这些年,我遇到不少同乡的文化人。有人统计过,闽南籍的文化人,在香港文化界所占比例最高。我一直为此感到纳罕——我们那个穷山僻壤,怎么出了这么多读书人?
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
原来,远溯明朝嘉靖年间,在南安乐峰厚阳村祥畲山下,曾经建有一座孔泉书院。数百年来,南安炉内潘氏族人,崇尚书院遗风,继承先祖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因而人才辈出。
原来,除了贫瘠,我们还有大山。那山里,藏着一座书院,藏着几百年的文脉。
我恍然大悟。我这一生,从炉内的山区,到香港的闹市,从一个十岁离乡的孩子,到如今在文化园地里耕耘了半个世纪,这条路,看似偶然,却原来有根。那根,扎在故乡的大山里,扎在那座书院的青石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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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给了我坚韧的筋骨,孔泉书院的遗风,则在不经意间,通过一代代族人的血脉,传到了我这里。
所以,当听说家乡有心人要复建孔泉书院,我心里头那份激动,是难以言喻的。一座书院的重建,不只是几间屋宇的修复,更是一条文脉的接续,是让后来的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大山、红土、地瓜、芋头,还有书,还有文化,还有一代代读书人留下的火种。
金庸多年前为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鱼化石的印记》写了一段话:
鱼非当年鱼,石非当年石
鱼化石中,宛有当年在
你非当时你,我非当时我
我心中有支歌:“记得当时年纪小”
心中宛有当时在——有你有我,有当时
这是借诗人卞之琳的一首《鱼化石》引申的。时间远去,一切终将沉积为鱼化石,在文字中流传。我想,这就是我这一生,与文字为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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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本散文集摆在这里。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它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与无数师友、与这个时代、与你们每一位相遇的见证。
最后,我想说,散文是最诚实的文体。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真实的心跳。如果你在书里读到了我,读到了那个从南安到菲岛再到港岛、从记者到编辑再到出版人、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潘耀明,那么,这些文字就没有白写。
我是大山的儿子。大山给了我生命的起点,文字给了我人生的归宿。如今,这条从大山到书桌的路,走了一个甲子,回头一看,原来起点和终点,竟是同一件事——文化的事,传承的事。
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听我说话。让我们一起,做这个时代的“渡客”,做文化长河的“摆渡人”。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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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
潘耀明,笔名彦火,福建南安人,知名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曾任三联书店董事、副总编辑,香港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董事经理,南粤出版社总编辑,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编辑,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文学馆创馆馆长。现担任《明报月刊》荣誉总编辑、《文综》社长兼总编辑、《香港作家》网络版社长,中国作协全委会荣誉委员、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著有20多部作品,涵盖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游记等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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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含明斋
作者: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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