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被迫不种地了！印度雨养农业被太阳能园区取代，租金微薄

如果雨养农业要继续生存，印度必须重新调整其优先事项在卡纳塔克邦科帕尔干旱的郊外，58岁的马拉玛望着自己那块3英亩的土地。曾经种植木豆的田地，如今正被一块块玻璃板覆盖。

2025年那个种植季，她什么也没有播种。她看着自己的双手说：“这双手过去只会做一件事：整地、播种、照料幼苗，然后一直侍弄庄稼直到收获。”但这一次，她把土地租给了一位富有的农民纳加拉杰，用来建设太阳能园区。她说：“至少我能拿到20000卢比，不用再担心下雨、虫害或者歉收。”

对这个世代依靠雨养农业维生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决定过去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却正在全国各个雨养农业带变得越来越常见。季风紊乱让马拉玛早已负债，也让她难以为家人提供一天一顿饭。她说，这座太阳能园区对她来说是一种恩惠。

曾经覆盖印度超过60%耕地、养活数以百万计小农和边缘农户的雨养农业，正在悄然消失。随着季风越来越无常、农业经济越来越难以为继，一场无声的转变正在发生：农民把土地出租、转租或出售，离开雨养农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看着父辈拿“不确定”的作物去冒险种植，于是更倾向于外出迁移和打工谋生。结果是，印度乡村景观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从耕种转向合同安排和有保障的收入。2025年的时刻：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2025年印度季风季整体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尽管地区之间差异明显，有些地方雨水过多，有些地方则雨量稀少。

不过，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贾斯坦邦等部分地区，暴雨造成了严重的农作物损失；而在另一些地区，则迎来了丰收。对许多家庭来说，这种降雨的反复无常已经令人难以承受，也成为他们退出农业一个无声却重要的原因。

问题不只是气候。新建机场和机场扩建项目、公路扩建、工业走廊以及公用事业级太阳能园区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在悄然占用优质农地。

此外，公共共有土地也在遭到侵占。太阳能园区正在取代雨养农田一种更新也更迅速的土地转用方式正在出现：雨养农田被改造成大型太阳能园区。在卡纳塔克邦的帕瓦加达太阳能园区——这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园区之一——超过13000英亩半干旱农田从当地农民手中租出，租期为25年至30年。

每英亩每年的租金收入为21000卢比，但这远远不够，结果是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性都被迫前往城市，在零工经济中谋生。在拉贾斯坦邦杰伊瑟尔梅尔和比卡内尔地区，太阳能扩张已经吞噬了大片牧场和雨养土地，不仅挤压了作物种植，也切断了传统放牧路线。类似地，在古吉拉特邦干旱地带，那些曾用于种植珍珠粟和蓖麻的土地，正被征收或租用于太阳能和混合型可再生能源项目。

阿萨姆邦纳冈地区位于大象活动区域，一些最贫困的人失去了土地；卡纳塔克邦查马拉杰纳加尔位于高韦里野生动物保护区山麓，当地农地则在中介推动下被出售。

这些都是农民退出农业的令人遗憾的故事。这些对印度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提出了棘手的气候正义问题：土地归谁所有？由谁作出决定？谁从中受益？谁又在失去？又是谁在承担气候变化最沉重的代价？

1894年《土地征收法》曾在2010年、2013年和2015年经历重大修订，这些修订总体上是公平且进步的。2013年《公平补偿与土地征收、康复和安置透明度权利法》至今仍处于沉睡状态，主要原因是全国各邦对其中公平条款的采纳程度极低。

土地常常以远低于市场价格被不公正征收，以极低价格被租出，或通过威胁与暴力被强行占有。更重要的是，因这类圈地行为而失去土地和生计的，往往正是小土地持有者。此外，市场不稳定、价格下跌、投入成本高企以及运输和仓储不足，也让雨养农业变得更加艰难。

农民为什么在后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也就是联合国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相关科学问题的机构——的报告强调，土地权属安全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但在印度各地，农业社区正被系统性地剥夺土地和生计。

随着年轻一代在困境中离开，许多农户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对她们来说，把土地出租或租出去，往往比在不确定中继续劳作更容易。在班加罗尔郊外，许多农民说，他们的土地已经因机场扩建而失去。如今，他们靠做合同制保安维生。

在泰米尔纳德邦帕兰杜尔，一名中年农民讲述说，他一边在金奈建筑行业打工，一边把土地租了出去。他的土地已被划入新建机场项目范围，他担心最终只能拿到一笔很小的补偿就失去土地。班加罗尔的丽娜·马欣德拉说，近30年来，她一直试图保住自己的土地，不让城市外围道路一点点侵入班加罗尔周边的农业和园艺农场。

班加罗尔马瓦利普拉的农民在过去20年里通过法律行动，成功关停了两座垃圾填埋场；但如今，他们肥沃的农业用地又被班加罗尔发展局开发为希瓦拉姆·卡兰斯住宅区，而这一切正是依据《土地征收法》中严苛的条款完成的。

政策扭曲，科帕尔的一位牧民说：“抛弃我们的不只是雨水，还有国家。”雨养地区长期被政策忽视。多个邦近年出台的新租赁规范，让农业企业更容易从小农手中获得土地，也把多年前就已非正式开始的趋势进一步制度化。由于缺乏其他谋生选择，农民往往被这类项目吸引进去。

在全国范围内，“困境性出租”和小规模卖地已经成为常态。曾在喀拉拉邦一家餐馆工作的比诺德说，在奥迪沙邦坎达马尔地区一个偏远村庄里，旱灾和洪水交替发生，让他家的务农生活变得不可能继续。他别无选择，只能劝父母把土地租给一家碎石厂。他说：“我们仍然称自己是农民，但我们已经不种地了。”

他还表示，这种变化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有能力承担投入和机械成本的大经营者手中，从而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经济和生态面貌。

土地被迫出售，已经开始对女童产生深远影响。她们往往最先被迫辍学回家帮忙，随后很快被嫁出去。这种情况还表现为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上升。面向女性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几乎不存在，少数存在的，也多半是在强化性别分工和父权结构，比如裁缝、烹饪、美容课程等。

政策走到十字路口，如果雨养农业要继续生存，印度必须重新调整其优先事项。如今，各邦的产业政策正在影响土地改革。土地事务属于邦级权限，而村社委员会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要实现500吉瓦可再生能源目标，一条直接的路径是赋权给全国超过20万个村社委员会，让它们重新规划本地的土地、生计、能源和水安全。

毕竟，根据宪法第十二附表，非常规能源本就是村社委员会的职能之一。可再生能源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农民完全可以自己利用这种能源，并把电力卖给电网。只需要一点重新想象的能力，就有可能确保没有人被落下。

2025年10月底的一场降雨过后，马拉玛站在田边，露出了笑容。她轻声说：“不管下不下雨，日子总得过下去。”这句话，像是全国雨养地区农民共同发出的低沉回响。不过，希望仍然存在。只要有正确的政治意愿，雨养农业依然可以继续下去。

这个国家的宪法安排，加上科学与技术进步、传统知识、地方社区参与以及充分知情的决策，或许能够让印度的雨养农业一英亩一英亩、一粒粮一粒粮地重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