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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又到了孙犁先生诞辰的纪念日,从1985年7月第一次拜访孙犁先生,与先生交往近20年的往事每每浮上心头,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买书读书的话题。爱书人买书,似乎是天下第一要事,但以我个人大半生的买书经历,总感觉买书——我称之为“碰书”——想买却寻不到,忽然碰到而得偿所愿,那种快乐与惊喜非外人所能体会,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特征。
这种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在于掏钱的大方。买书人很多其实是穷光蛋,生活中抠抠搜搜,买书时却很大方。有一阵子,我苦心搜罗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北京古籍丛书”,逢见必买。1994年10月3日,我和从外地来的一个朋友到隆福寺中国书店门市部“碰书”。当我发现书架上有一套全14册的《光绪顺天府志》时,虽然定价100元,是我月薪的一半,我却毫不犹豫地到柜台潇洒结账,然后出门背着双手扬长而去,让朋友像工友一样拎着那捆书跟在后面。当时我25岁,买完书口袋里连买五分钱坐三站路的公共汽车票钱都没有了,仗着年轻,硬是从隆福寺步行回到我所居住的和平里,一路被朋友嘟囔着“浪漫、浪漫”,提起此事至今愤愤不已。我写信把此事告诉孙犁先生时,他在1994年10月10日的回信中谈到他对地方志书的看法,认为地方志书文字以修志人水平为准,名家不多,“即使名家,地方取材,亦难得有重大事迹可写也”。我认为这是先生对我的一种委婉教诲,从此买此类地方志书就极其谨慎了。事实证明,《光绪顺天府志》买到后,除了与《日下旧闻考》核对过两三次之外,一直没有再翻阅过。
与书商的斗智斗勇也有浪漫主义的特征。2002年2月8日,我到北京一个旧书店“碰书”,看到一册《淮阳乡村风土记》,标价100元,是写我故乡的民俗书,作者蔡衡溪当过我母校淮阳中学的校长。我问营业员能否便宜点,答曰不行。我知道这本是冷门书,一般人不会买,就把它悄悄夹在角落里走了。一夜放心不下,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去书店门口等着,一开门就又去藏书的地方,取出书问另一个营业员能否便宜点。这时,悲剧发生了:一个和我十分熟悉的老业务员走过来,不动声色地把铅笔写的100元定价当场改定为200元,在我错愕无语时,狡黠地笑着走开了——他知道我当时正在搜集蔡衡溪的著作,一定不会放过这本书。我担心他再坐地起价,不敢再犹豫,付款200元拿书走人。目前所知,此书只存世三册: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和我各一册。此书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在河南省会开封铅印,按说不应该稀见,但我推测是因出版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花园口被国民党炸开后,好多图书资料都被洪水淹毁了。当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到处搜罗地方志书,了解当地民情社情、自然地理等,为军事占领做准备。长春当时是伪满首都新京,那里能存一册,就是被日本鬼子搜去的吧?一种书的命运,也折射出历史的沧桑来。如今,我基本把蔡衡溪的专著搜齐了。
与书商的浪漫智斗当然也不都是败走麦城,也有胜利的高光时刻。有一年,又到天津的古籍书店“碰书”,在古文化街一家个人开的旧书店碰到一册孙犁著、三联书店版《书林秋草》,店主索价30元,我怎么砍价他也不同意。我离开后,让陪同我的朋友去讲价,店主仍然要价30元,朋友以天津腔说:“大爷,您看我像个读书人么?”结果以十元拿下。《书林秋草》我有三册,一册经常使用,一册备用,第三册珍藏。珍藏的这一册是我从北京王府井书店所买,后到天津看望孙犁先生时请他签名,他用蓝色钢笔签字:“段华留念 作者 一九八七年一月”。后来,我知道别人请他签名的书,他一般签字为“留念”。
如今,孙犁先生离世也已经24年,先生在天津多伦道旧居坐在老旧的藤椅上认真给我签名的情形还宛在眼前,那栋房屋却早已消失无踪。当年我才18岁,现在亦将进入耳顺之年,但年轻时“碰书”的那种浪漫却一直深深地存在记忆里,刻骨铭心,伴随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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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珍藏的《书林秋草》,内有孙犁先生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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