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身经百战，素称名将，为何遇到李自成就兵败认怂一溃千里

主帅左良玉趁着夜色，偷偷下令拔营，带着嫡系人马抢了其他营头的马匹，撒腿就往南跑。跑着跑着，前面黑漆漆的地里突然陷下去一片，人仰马翻，惨叫声此起彼伏。李自成早就在路上挖好了深壕，就等着这一刻。

官军乱了。数万士卒干脆跪地投降，只有几千人跟着左良玉死里逃生。马匹丢了数千，军械火器丢了无算。那一晚，明朝在长江以北最后一支成建制的主力部队，就这么散了。

这是左良玉这辈子打得最难看的一仗，也是明朝输得最彻底的一仗。

但问题来了：左良玉不是一个草包。

他从辽东战场打出来，身经百战，把张献忠打得抱头鼠窜，射中其肩膀，砍破其脸面，险些活捉。流贼们提起他，嘴里喊"左爷爷"，见了他的白旗，三五骑也不敢交锋，撒腿就跑。就是这样一个人，遇上李自成，为何屡屡一触即溃，最后落到"遇李辄败"的名声？

这个问题，值得细细说。

行伍起家，"左家军"威名初立

左良玉这辈子，是从最底层爬起来的。

他生于山东临清，幼年丧父，被叔父养大，不识字，但"多智谋，善左右射，抚士卒得其欢心"。这几句话，把他的底色说清楚了：不是读书人，靠的是脑子和刀。

崇祯元年（1628年），他以辽东车右营都司的身份，跟着援军去打后金。那时候的辽东战场，就是个绞肉机，多少名将折在那里。但左良玉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不错。他的顶头上司是昌平督治侍郎侯恂，这个名字很重要，后来的一切，都和这个人有关。侯恂是东林党的核心人物，左良玉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两人之间，与其说是上下级，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依附关系。

崇祯三年（1630年），左良玉复官，跟着游击将军曹文诏在玉田、丰润等地与清军交战，立下战功。崇祯四年，皇太极围大凌河，左良玉随军出战，论功排名第一。侯恂亲赐他字"昆山"。这一年，他的身份已经从一个普通都司，变成了朝廷倚重的武将。

崇祯六年（1632年），左良玉升任总兵官，被调往河南、山西一带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他打出了真正的名声。

那时候的中原，遍地是"流贼"。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各路人马在陕西、河南、湖广之间窜来窜去，打得官军焦头烂额。但左良玉不一样，他能打，也敢打。在河南战场上，他接连击溃多路农民军，二十天之内清扫河南境内敌军，追击一百多里。《豫变纪略》里写得清楚："流贼由是大惧，部中皆呼其为左爷爷，望见左军白旗，即三五骑，亦不敢枝梧，辄奔溃披靡。""左家军"的名号，就此打响。

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良玉追击张献忠，挥刀猛砍，将其打得"血流满面"，张献忠靠部下拼死掩护才得以逃脱，随后躲进谷城请降。这是左良玉军事生涯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但与此同时，他身上的另一面，也在悄悄生长。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命他和总兵汤九州合围农民军。两人约好夹攻，但左良玉走到一半，自己算了算账，觉得局面对自己不利，悄悄撤军回去了。汤九州孤军深入，被农民军打得全军覆灭。而左良玉，回去之后居然以大捷报奏朝廷。

这一次，没人拿他怎样。因为他有兵。

这就是左良玉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手里的兵，比圣旨还管用。只要兵在，皇帝也得忍着。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复叛。熊文灿命左良玉和罗岱率军进剿。两人从襄阳出发，军粮不足，士兵一路靠摘野桃、枣子果腹。到了房县，张献忠和罗汝才早就在播箕寨两山之间设下伏击。左良玉中计，官军大败，罗岱被杀，左良玉拼死突围，士卒死亡上万，脱困的不到千人。他的总兵大印也丢了，就连女儿后来也落入李自成之手。

败得这么惨，换了别人，早就被朝廷处置了。但督师杨嗣昌偏偏还欣赏他，说他"有大将之才"，非但没有严惩，反而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给他加封平贼将军，还在玛瑙山之战前给他撑腰。

崇祯十三年，玛瑙山一战，左良玉大破张献忠，张献忠妻妾被俘，部将被杀，这是他战场生涯最辉煌的战绩，也因此加封太子少保。

但就在这时候，左良玉和杨嗣昌彻底闹翻了。

原因很简单：杨嗣昌私下答应总兵贺人龙，将来把平贼将军的位子给他。这话被贺人龙告诉了左良玉，左良玉怀恨在心，从此对杨嗣昌阳奉阴违。后来张献忠出川，杨嗣昌连发九道命令让左良玉堵截，左良玉一檄不从，袖手旁观，任由张献忠长驱直入攻打襄阳，把襄阳王都给杀了。杨嗣昌急火攻心，汤水不进，就此忧惧而亡。

一个督师，就这样被他给气死了。朝廷明知道是他的问题，依然没能拿他怎样。崇祯十四年，只是罚他削职戴罪立功，连真正的惩处都不敢给。

这就是左良玉，已经不只是一个将军了。他是一个军阀。

朱仙镇大败，官军主力一夜覆灭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已经今非昔比。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车箱峡里被人围得死去活来、不得不诈降才能逃出去的逃命之人了。从崇祯十二年到十五年，短短几年间，他连克河南数十座城池，在陕西打垮汪乔年，在河南打垮一波又一波官军。到崇祯十五年，他手下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规模庞大、战斗意志旺盛的程度，打法也从游击流窜变成了有阵地、有策略的大规模运动战。

四月底，李自成第三次率大军包围开封。

这是一盘很大的棋。他不只是要打开封，他是要用开封城这块肉，把明朝在河南最后的力量全部引出来，一次性吃掉。

崇祯急了。他让督师丁启睿和保定总督杨文岳调集各路军队，汇集于开封西南几十里的朱仙镇，去给开封解围。左良玉带着本部人马也被调来，各路人马加在一起约十八万，号称四十万。其中左良玉一军就有十万余众，是整支明军的绝对主力。

为了让他们卖力气打，崇祯帝特地从国库发出犒军银十五万两，侯恂督师又另发帑五十万。钱给到位了，接下来就看打不打得起来了。

事实证明，打不起来。

李自成没有硬冲。他占据了朱仙镇以西的高地，切断了上游河流，接着命人在明军营地四周挖了长达百余里、宽约一丈有余的深壕，把十八万官军团团围住。与此同时，他还切断了明军的粮道，断了水源。

围而不攻，困而不死。

十八万人困在里面，没水喝，没粮吃，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李自成就在外面等。等的就是这一刻。

左良玉撑不住了。

他召集军官开会，开到一半，自己先做了决定——跑。他趁着夜色下令拔营，还干了一件事：把各营的马匹全给抢了，堵死别人的退路，让自己跑得快一点。

就这样，明军的总崩溃，是自己这边的主帅发动的。

但李自成早就料到了这一手。深壕已经挖好，就等着他们往里跳。

黑夜里，数万士卒人仰马翻，前面陷阱，后面追兵，哭喊声传出去几里远。绝大多数人当场投降，只有极少数精锐跟着左良玉逃出重围。马匹丢了数千，武器辎重丢了无数，连李自成的农民军都靠这一仗补充了大量兵力。

朱仙镇之战，明军"把决战变成了笑话"，从头到尾，双方几乎没有正面交战，明军就已经溃散。

这一仗之后，明朝在长江以北的野战力量，实际上已经全部打光。不是被李自成一刀一枪砍完的，是自己跑完的。从这一天起，左良玉带着残余人马渡江南撤，再也没有回过长江以北。

据守荆襄，拥兵自重，民心尽失

从朱仙镇逃回来的左良玉，人是败了，心却没死。

他退到湖广荆襄一带，开始大规模扩军。这一扩，就扩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二十万人，对外号称三十万。而明廷按军籍实际给他拨发军饷的，只有区区两万五千人。

两万五千人的饷，要养二十万人的兵。

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过来。

左良玉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字：抢。

他纵兵在荆襄一带横征暴敛，不管是商人还是百姓，见钱就拿，见粮就收，见女人就掳。荆襄百姓对左军的恨，比对"流贼"还深。有人趁夜纵火，把左良玉千辛万苦在樊城码头打造的一艘战船烧了个精光。这些船，左良玉本来是为了万一打不过、可以顺流逃跑用的。船烧了，他恼羞成怒，却查不出是谁干的，干脆命人把长江、汉水上的民船全部抢来充数，把掠夺的财物和掳来的妇女装满船舱，自己暂时在襄阳结营防守。

他已经不是在守城，他在攒家底。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四日，李自成率大军浩浩荡荡逼近襄阳，在白马渡强行渡汉江。

左良玉调兵在对岸设防，还在渡口架起了炮。汉江水浅，李自成的船只纷纷搁浅，农民军被炸得船毁人亡，江面上浮尸如麻，《绥寇纪略》里说"水带猩红色，场景异常惨烈"。

这是左良玉这一阶段打得最像样的一仗，但他也只守住了短暂的时间。

李自成不顾伤亡，督军强渡。渡过汉水南岸之后，他遭遇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局面：襄阳的百姓，站在他那边。

左军长年累月的烧杀抢掠，把荆襄百姓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农民军刚一渡河，就有百姓自发拿出牛酒相迎，还有人主动给闯军做向导，带路绕过了左军预设的伏弩阵地和陷坑，替农民军减少了大量伤亡。

左良玉在给朝廷的揭帖里写道："此时民情相应，势若沸羹。"

这句话说白了：民心没了。没有民心，守什么都守不住。

更要命的是，左良玉在这一仗里损失了大量心腹将领和亲军。新招募进来的人马，大多是流民、降卒，根本不听号令，没有战斗力。《明史·左良玉传》里还记了一句："亦渐衰多病。"他自己的身体，也已经熬不住了。

见势不妙，左良玉决定弃城东撤。撤之前，他照例让手下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搜刮一遍，《明史》记载"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装满船之后，他扬帆东去，只留下一座被榨干的城池。

他前脚刚走，李自成的先锋就冲进了襄阳城。

左良玉沿途继续抢掠，退到武昌。李自成稍作休整，随即衔枚疾追，到崇祯十六年正月十八，追到汉阳镇，两军隔江对峙。左良玉见闯军又大规模压来，无心恋战，慌忙弃武昌逃至九江。

九江，是最后一道关口了。

如果左良玉弃守九江继续南逃，李自成就能顺流东下，轻取南京。大明的半壁江山，就会就此拱手相让。

崇祯急了，满朝廷也急了。

皇帝紧急任命吏部侍郎李邦华为左都御史，让他星夜赶赴九江。李邦华先派亲信带着亲笔书信到左良玉营中，"开陈祸福，鼓以大义"。左良玉收到信，喜出望外。李邦华随后亲自赶到，在军中"慰劳将士，勉之以忠孝大义"，并让江西巡抚拨出库银十五万两，补发左军六个月的欠饷。

钱到位了，人心也就稳住了。

左良玉打消了南逃的念头，整顿兵马，加强九江防务。《绥寇纪略》里有人感叹："世谓非遇邦华，则金陵殆矣。岂唯金陵，东南一块土尚可问乎！"

这句评价，把左良玉这个阶段的处境说得很清楚：不是忠义，不是战略，是利益。给钱，他就守；不给钱，他就跑。守九江，不过是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

南明政争，"清君侧"东下，呕血而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北京城破，崇祯帝在煤山自缢。

这一天，整个明王朝的天，塌了。

消息传到武昌，左良玉的部下出现了骚动。有人劝他趁势南下，抢占江南。左良玉这回没有走，他把自己多年来搜刮的金银财物，价值二三万金，全部散给诸将，靠钱买下了军心。随后，朝廷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是为弘光帝，南明就此建立。

弘光帝登基之后，颁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侯，加太子太傅，对他守卫南京上游寄予厚望。但左良玉在武昌收到诏书，居然不拜。还是靠兵部侍郎袁继咸专门去信劝说，讲明福王是按血缘当立的正主，他才勉强拜了诏书。

这个细节，把左良玉对弘光政权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他根本没把这个朝廷当回事。

弘光政权从建立那天起，就是一锅政治的粥。马士英和阮大铖两个人把持朝政，排斥东林党。而左良玉在政治上，一向亲近东林，侯恂是他的恩主，侯方域是他的老相识。马士英越得势，左良玉就越不对付。

这两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

湖广巡按御史黄澍本是个两面人，见风使舵惯了，他仗着左良玉的兵力在弘光朝廷上大闹，痛斥马士英，替东林党人出气，把朝廷搅得鸡飞狗跳。马士英把这笔账，记在了左良玉头上。朝廷对武昌的制约越来越少，粮饷供应也越来越掐得紧。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事情到了临界点。

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清军阿济格部的追击下，从陕西商洛一路南下，经河南西部邓州，进入湖北襄阳地区。

这一次，李自成打过来了。

左良玉依然是那个左良玉。他不敢打，一如既往地不敢和李自成真正交手。但这一次，他找到了一个比"溃逃"更体面的理由。

弘光朝廷这时爆出一桩"太子案"，有人声称崇祯太子还活着，被马士英软禁。左良玉抓住这个口实，传檄天下，宣称自己奉崇祯太子的"密诏"，要率师东下，清除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是为"清君侧"。

打着这面旗，他率领大军从武昌出发，沿长江顺流东下。

临走之前，他在武昌下了屠城令。

这不是勤王，这是逃跑换了一件马甲。当时李自成的军队正在湖北境内，左良玉选择此时东下，实质是把正面战场扔给别人，自己带着几十万人往东跑，还顺便给弘光朝廷补上了一刀。

弘光朝廷接到报告，大为恐慌。马士英急调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组织堵截，把原本用来防备清军南下的兵力，全部调来对付左良玉。

清军，就这样在北方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左良玉的船队沿江东下，到了九江。江督袁继咸拒绝他进城，左军在江岸放火，九江城内一片火光。袁继咸被迫出城，左良玉把他邀到舟中。袁继咸在船上责以大义，两人对坐。

就在这时，左良玉看见岸上的火光，突然大哭起来。

史书里写他喊道："予负袁公！"随后呕血数升，当夜病重。

顺治二年四月初四日（1645年4月29日），左良玉死于九江舟中，年约四十七岁。

他死的时候，东南还没有沦陷。但因为他这一次"东下"，弘光政权的防线已经被彻底打乱。他的部下拥立其子左梦庚接管军队，继续沿江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兵锋直指太平府。

而清军，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席卷北方，正在南下的路上。

两个月后，弘光政权覆灭。

左梦庚率全部人马投降清军。

左良玉一生聚拢的数十万人，就这样成了清朝的兵源。他用一辈子保住的"左家军"，最终替明朝掘了最后的坟。

一物降一物，一面镜子照出一个王朝

《明史》里有一段对左良玉的评价，写得非常直接：

"以骁勇之材，频歼剧寇，遂拥强兵，骄亢自恣，缓则养寇以贻忧，急则弃甲以致溃。"

这句话，把他的一生总结得相当准确。能打，但用不好。打得过张献忠，打不过李自成。这不只是军事能力的问题，是他整个人的问题。

张献忠打游击，机动性强，但战略思维有限，对左良玉构成不了真正的压力。左良玉打张献忠，就像打一只灵活但没有致命力的猫，打得过，也敢打。

李自成不一样。到了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已经完成了从流贼到政治军事力量的转变，打法系统，后勤有保障，手下有一批真正能打的将领，军队有斗志。他和左良玉之间的差距，不是一个将领对一个将领的差距，是一支有信念的军队对一群养活自己的雇佣兵的差距。

左良玉的兵，说到底，是他的私产。扩军是为了自保，打仗是为了要饷，屠城是为了补给，东下是为了逃跑。这支军队的灵魂，从来就不是"保家卫国"，而是"养活自己"。一旦遇上真正有信仰、有斗志的军队，这种军队一触即溃，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更深层的问题，是明廷自己造成的。左良玉拥兵自重，屡次不遵号令，坐视友军覆灭，纵兵掠夺百姓，哪一条放在正常的军事体系里，都是杀头的罪名。但崇祯帝一次都没有真正动他，因为他有兵。

用他，驾驭不了他。不用他，又没有别的人。

这是明末军事的死结，也是整个王朝的死结。当一个国家只能靠"养寇自重"的军阀来维持局面的时候，那个局面，已经注定要散。

清史学者顾诚的评价，是这样说的：左良玉早已成为一个拥兵割据的军阀，"勇于虐民，怯于大战"，其举兵东下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弘光朝廷加速瓦解。

六个字，"勇于虐民，怯于大战"，是他这一生最准确的注脚。

他不是一个懦夫。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实在没有退路了就搬出"清君侧"的大旗，给自己贴上忠义的标签。

他的死，是病死的，不是战死的。没有死在沙场，没有死在抵抗清军的阵地上，而是死在顺流东逃的船上，望着自己部下放的火，呕血而亡。

这个结局，和他的一生，是一致的。

一物降一物，不是命运的安排，是选择的结果。他选择了保存自己，就注定了在每一个真正需要他的时刻，他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