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将王占元家产：天津3219套房年租金48万大洋，后来全去哪里

通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感触最深的一点便是一个家族从钟鸣鼎食之家到衰败凋零，令人感叹人生的繁华富贵犹如过眼云烟，一切都在无常的命运之手下变迁，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揭示出繁华背后的虚幻与无常。虽说其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权势、财富过度贪婪，一个“贪”字，如同深渊，将他们推向了毁灭的边缘，最终无法自拔。最后荣耀和财富，忽喇喇似大厦倾，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这一点，要是来形容一位民国时期湖北督军兼省长，掌握着一省军政大权的上将，加封壮威将军、襄武将军的王占元真的是贴切不过了。

王占元，原名德贤，字子春，别号象龙，山东馆陶（今属河北邯郸）南馆陶镇人。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里，因其在家中的堂兄弟之间排行第七又叫王七，据如今生活在南馆陶陶西村其旁系亲属介绍，自幼家贫，父母早亡，依靠兄长王占魁抚养，稍大点便以流浪为生，常因饥饿偷窃，尤其擅长偷鸡，他善于利用破旧宽大的衣裳作为掩护，轻轻一抄就能将鸡头别在翅膀下，然后夹在胳肘窝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

成为当地名声极差不良少年的王七，靠小偷小摸并非长久之计，那时生活别提多惨，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在破庙和街头流浪，靠打零工勉强填饱肚子。有一次讨饭流落到一个小店时，有个掌柜的看他身材魁梧，聪明伶俐，反应能力还是挺快，便收留他到店里当了个小二，主要活计是帮助拉拉风箱，干些帮厨等杂活。就在这个时期，直隶总督李鸿章扩编淮军，其部属刘铭传在邯郸一带招募士兵，实在混不下去的王占元趁此机会加入淮军，先是分配在“铭字营”的后勤运输队，也就是当了一名伙夫。

虽然当兵日子不好过，但比起当小偷乞丐还是要好些，毕竟三餐饭有着落睡觉有地方，因此，到了部队里，不爱说话，但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忍。别人觉得枯燥的操练，他一遍遍地练，从不叫苦。长官让他干的活，他二话不说就去干，干得又快又好，很快，他就从一个大头兵，混成了个小班长。此时，甲午战争爆发，王占元跟着这支部队上了朝鲜战场，在鸭绿江边上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过。虽然清军一败涂地，但王占元在战场上那种不要命的劲头，被上司看在了眼里，看来这种年轻人得给他添把火。

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者意识到此前的八旗兵根本不适合战争，必须建立一支新式陆军，于是，袁世凯在旧军队中选择了一批身体好，年纪轻，又有实战经验基层骨干在距天津六十里的一个名叫新农镇的地方练兵，由于此地是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的一个小站，所以史称“小站练兵”。为了将“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为部队的后勤保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大大增强了这支新军队的战斗力。

设立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和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职。督练处之外，袁世凯又设立了一整套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包括粮饷局、军械局、洋务局、转运局、军医局和教习处等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明确的人员编制，职责也十分清楚。 在用人方面，袁世凯也堪称识人善用，其后北洋系及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大都是在此期间脱颖而出的。小站时期，王占元先是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很快升为领官、管带、标统、协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当时的兵营中，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与精神饱满的各部士兵，操场上也是器械一新、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

这支新式陆军，后来投入到战场上，在弹压义和团运动中，随着荣禄所规划的武卫军在庚子之役中均被打散，唯独这支部队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慢慢形成后来的北洋六镇，靠着这个资本，袁世凯就此声誉鹊起，一飞冲天，随着袁地位的不断上升，王占元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常与部下戏言：“到底是不识字的、要饭的人靠得住。”说的正是王占元，可见他在其心目中的分量。说白了，王占元的仕途就是一部“龙套翻身记”。他没什么特别的军事才能，但在“拍马屁”这方面堪称大师。袁世凯喜欢什么，他就想方设法去做；袁世凯需要什么，他就不惜一切去满足。拿他自己的话说，悟出了一门生存哲学——抱大腿，善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的本领无人能敌。比如袁欲称帝时，王占元表现异常活跃，还特意发“劝进”，胡说什么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神话，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其媚态令人作呕。

当然，王占元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对有大大的好处，很快就被袁封为一等侯及壮威将军、襄武将军之类，后获封受命督理湖北军务，渐掌湖北一省大权，就这样，他从一个小兵一路爬到湖北督军的位置，成了北洋军阀中的一员。 不过，王占元的成功，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他特别擅长“站队”，每次关键时刻都能投对阵营。而且，他对上司的忠心，让人觉得“用起来放心”。

对这一点，王占元自己也直言不讳，他在一次登台训话时就赤裸裸的地说：“人生在世，必有前提，倘无前提，有如马之失去前蹄，寸步不能移动。”全场闻其言，为之莞然，盖王疑解“前提”之时髦名辞，为马之前蹄二字也。”即告诉人跟对人的重要性，只要唯主子的马首是瞻，为其冲锋陷阵充当“前蹄”。

接下来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群龙无首，不少人都议论这下王占元没有了保护伞，应该要倒霉了。谁知他使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投机策略：王占元两面讨好，立场暧昧，最终渔翁得利，每次都能稳稳地坐着封疆大吏的位置。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王占元一心想留在湖北，守住他多年来在那里实施割据统治所获既得利益，他在任七年半，疯狂敛财无人能出其右，他狂热的“吸金模式”简直是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

先说明的那一套，农民养头猪，要交“屠宰税”；商人运点货，要交“过路税”；老百姓盖间房，要交“房产税”；就连开个小作坊，都得按月交“保护费”。更离谱的是，他还发明了“懒人税”和“文盲税”。你不干活？交钱。你不识字？也交钱。从盐税、烟酒税、到牌照费，能想到的税种他都收了个遍，人送外号“湖北财神爷”。整个湖北，怨声载道。但王占元不在乎，还嚣张地放话：“老子有枪，想崩谁就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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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亦官亦商”那一套，虽然一直说“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王占元捞钱的手笔大得惊人，当时武汉三镇的房地产、钱庄、水电公司，大半都有他的股份。他还垄断了湖北的铜元铸造，自己开厂铸钱，用成色不足的铜板换走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当时，湖北的铜元生意是块肥肉，而他一上任就直接垄断了整个行业。他把湖北出产的优质紫铜偷偷运到河北，导致湖北市场上的铜元供不应求，老百姓为了几枚铜板打得头破血流。可王占元呢？早就靠这场经济游戏大赚了一笔。

不仅如此，他还开了自己的银号，低买高卖黄金，狠狠割了一波韭菜。更离谱的是，他把湖北陆军被服厂变成了自家的“小金库”，军警的服装全都得从他手里买，垄断军装生产，价格还高得离谱，军需品供应成了他的摇钱树，军队的装备越需要，他的钱包就越鼓。为了攫取更多财富，他还搞了一个叫“春字号”的商号网络。这些“春字号”什么明湖春饭庄、一枝春茶社以及各类当铺、绸缎庄，表面上是普通商店，实际上是他亲戚和手下开的敛财工具，垄断了汉口一带的商业资源。实际上是湖北政商界的税收中转站，当时湖北的公职人员如果不在王家的饭店消费，或者大商人不在王家的当铺进行抵押融资，几乎无法在汉口立足。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他一方面指使亲信通过金融机构克扣军饷，人为制造兵变，另一方面在骚乱发生后，以善后处理为名，强行要求地方商会和上级拨付巨额补偿金。这笔钱进账后，并没有发给士兵，而是直接划入了他私人控股的春字号产业，也就进了自己的腰包，这种自导自演的敛财模式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恶。

这还不算，军阀混战那年代，军队数量多，克扣军饷，喝兵血是常态，但王占元做得那是特别的出格。他为了克扣老兵的军饷,决意将老兵淘汰，因为老兵薪饷为新兵两倍多，对外可获“裁军”之名，对内又有中饱私囊之利。此举为老兵不满，引发武昌兵变，这些变兵打劫府库，强抢商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商民饱受其苦。王占元迫于压力，假意答应老兵们加恩饷3个月的要求，宣布对哗变士兵“既往不咎”，只要他们交出武器，可以坐火车北上（其部下多为北方人）还乡，并派专车礼送变兵携财北返。

哗变的士兵高兴极了，带着补发两个月的军饷白花花的银元，要回到老家与家人团聚，王占元还组织人员“欢送”，他们哪里知道，晚上九时，火车到达孝感站附近祁家湾理丝桥时，车头和车厢突然分离，士兵还不知怎么回事！埋伏在铁路两旁的机枪对着车厢内手无寸铁的士兵猛烈扫射，顿时，车厢里传出一阵阵哭喊声，士兵纷纷倒下，车上千多变兵伤亡殆尽，饷银以及被抢来的财物全落到了王占元手里，他又发了一笔横财，此事史称“理丝桥事件” 震惊全国。

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王占元实施贪暴统治所带来的重重困境，不仅普通百姓感情素恶，就连部下军队也弄得怨声载道，可这财神爷当得，把自己的兵都得罪光了，现在兵变了，谁还会替他卖命？在四面楚歌及周边军队的压力之下，王占元只好灰溜溜地宣布下野逃跑，开始了一场堪称民国史上最壮观的“财富大转移”。他先是把督军府里能搬得动的金银细软、古玩字画，装了整整几十个大木箱。

然后，他动用自己的权力，紧急征调了长江上的七艘大火轮。这七艘船，不装人，不装货，只装一样东西——银元。那是他多年下来搜刮的民脂民膏，白花花的现大洋，一箱一箱地往船上搬。码头上的士兵和苦力都看傻了，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七艘船装满了，王占元还是不放心。他怕路上有人眼红，干脆又下了一道命令，调来两艘军舰，一前一后，武装护航。

1921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支由两艘军舰护航、七艘满载银元的火轮组成的奇怪船队，悄无声息地驶离了武昌码头，顺江而下。据后来统计，仅这次他从湖北搜刮的家产高达三千多万银元——那是什么概念？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现在的十多个亿。他他把搜刮来的钱，大部分是变成了他在天津、上海、大连、保定，还有他老家馆陶等地的房产、股票和银行存款。他有个自己的人生信条，后来还跟亲信念叨过： “做官的人，千万不能在自己管辖的地方置办不动产。不然一旦下台，产业带不走，还处处给人留下口实。” 这话说的，真是“经验之谈”。 他在湖北当官，却把家安在了天津，把钱投在了全国各地。那么，他到底有多少资产呢？

据载，王占元用搜括来的钱财“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直隶、湖北等地投资于纱厂、煤矿、面粉厂、电厂、银号等，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置办土地，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

王占元先后娶了五房妻室。共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原配么氏，系馆陶县（今冠县）北么庄人。生二子一女。长子泽宽、次子泽厚、女儿素云。二姨太乔氏，馆陶县东宝村人。自幼在王占元府上当丫头，后为王的二房，生一子泽舒；三姨太，系王占元在湖北买的。王下台寓居天津时，这个老婆处世不规，王发觉后就把她赶走了，让她带走了不少财物。 ，四姨太李氏，系王占元在保定买的。生一子泽和。五姨太王氏，比王占元小四十多岁。1934年王占元安葬时和大儿媳高氏一同来过馆陶，后回天津，不久也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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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说他老家馆陶的产业，有了钱的王占元在馆陶趁灾荒年之机，廉价购买土地，民国六年（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卫水三涨而决口，又连降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小麦不能播种，王趁机买地。民国九年（一九二零）馆陶大旱，遍地赤土，人食草根树皮为生，逃之男女达十分之四，王又趁机买地。较集中的有这样两次，再加上零星购置的，到北伐军到来之前，十多年间，王将军府上在馆陶已有土地十八顷，在四周几个县有地四千顷。南至大名、北至临清、东至冠县、西至邯郸、永年等县，都有他的地。都栽有“三槐堂”石桩为记。当时，十块大洋一亩，买的谁的地还归谁种，一年交王一块钱（顶8吊即八百个铜子，能买玉米五十多斤算作地租钱）。地税由王负责缴纳。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到来后，“三槐堂”的石桩子都拔了，名为拔桩赎地。王占元为此事曾告到南京政府，后不了了之。 王占元在馆陶除有大量土地外还经营着不少企业，控制着馆陶市场。据传在馆陶有八大乾，凡是带乾字号的都是王占元的买卖。如乾记银号，类似小银行。乾顺恭，经营杂货；乾和丰，经营粮食；乾和泰，经营煤炭；乾纪福，经营棉花、鸡蛋等。王占元单一在馆陶镇上有房屋520幢，其中，将军府在老街上分路南路北两处，有两座四层高的楼房，加上钢叉门楼，两旁厢房，共二百五十多。街上有店铺七处，二百来间。祠堂两处（一老一新）五十五间。坟地有两处，房十三间，还有小花园一处，房三间，桑园一处、房三间。

如今还在王占元的祠堂，是他当督军后建造的，犹如清朝陵寝般的华丽。崭蓝水磨砖（一块砖值一块钱）、黄绿琉璃瓦、汉白玉的八仙子、金丝楠术、斑石墁地，雕梁画柱、富丽堂皇。两座一人多高的石狮蹲在大门两侧，气势非凡、显得愈发威严。“文革”期间，这座耗资千百万元的新祠堂被拆毁。将军府常年驻有一连士兵守卫。另有使役人员一百多人，分为好几个等级。上等的为帐房、中等的为杂役，下等的为出劳力的，如喂马的、喂牛的、赶车的、喂羊的、养鸡的、种花的、养鱼的、做饭的等等。

王占元在天津、北京、大连、保定、济南等地还有很多企业。建国后，一部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他的子孙后代还拿定息。现将其长子泽宽分得五分之一（王占元死前曾写了遗嘱，让大姐之子刘国全主持分的家，四子一侄各得五分之一）按其子绍范保存的帐单抄录于下： 1、东亚毛麻公司（现天津第三毛纺厂）每季定息160元； 2、济南电灯公司，每季定息270元； 3、北京斋堂煤矿，每季定息23元； 4、跃华玻璃公司，每季定息72元； 5、卫辉纱厂（河南汲县新华纱厂）每季定息130元； 6、包头电线厂，每季定息160元；

王占元墓志

7、丹华火柴厂，每季定息40元； 8、新懋行（天津公私合营联合进出口公司）每季定息150元； 9、中福粉厂（天津面粉厂），每季定息150元； 10、塘古面粉厂（余家铺塘古面粉厂）； 在天津房产约三百间左右，每月定息200余元。 在北京房产约九十余间，每月定息106元。其中，北京东城内务部十一号“文革”前主动献出，成为巴斯坦驻华大使馆。 另外，五股各分现金10万元。在银行还有一批存款，仅王敷武一股，开始每月吃银行股息3万元不过，这些后来拿的也并不是很长久，随着各种运动之后，慢慢也取消了。

王占元汉白玉碑

再说王占元在外地的产业，他在天津购置大量房产，形成庞大地产帝国，房产规模，名下拥有3219套房产，覆盖天津商业区（如法租界马场道）、住宅区（英租界洋房）及工业用地（仓库、工厂），年租金收入达48万大洋（约合现代人民币1.2亿元）。经营模式：设立总号房管理，分设4个分号房，每日派账房先生收租（分“头九”商铺租金、“二九”住宅租金）。投资实业：在山东办纱厂、煤矿，直隶（今河北）开面粉厂，湖北设银号，垄断军需品贸易。

王占元书法

王占元虽说搜刮了几十亿身家，富可敌国，但非常抠瘦，底下人受不了，扣了他们钱的当兵的更受不了，武昌、宜昌连着闹了十几回兵变，士兵饿急了，抢粮店、烧衙门。王占元的办法很简单——派兵镇压，杀一批，关一批。事平之后，军饷照扣，伙食照旧。有人劝他，当兵的吃不饱要出乱子。他冷笑一声：“兵不能喂饱，饱了心思就野。饿着，才听话。”同时他对下人也是一样，这话传到外头，湖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铁公鸡。权力是贪欲的放大器，钱是恐惧的遮羞布。可这两样东西，镇不住人心里的鬼。

晚年王占元

王占元虽然对百姓和下属抠，但有时也很大方，那便是敬祖宗这一块，他发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找个好祖宗。泥腿子出身，靠着枪杆子混成封疆大吏的他，手里有兵有钱，但往上数三代，甚至五代，都是泥腿子，心里就虚。官做大了，钱捞足了，衣锦还乡的王占元，那排场自然不能小。但光有排场还不够，得有“根”。 他琢磨来琢磨去，在手下那帮文人的撮合下，他给自己挑了个不得了的祖宗——北宋名相，王旦。

王旦是谁？宋真宗时期的宰相，执掌朝政十几年，为人谦和，治国有方，是北宋初年的一代贤相。更重要的是，王旦家族有个非常响亮的堂号，叫“三槐堂”。这堂号怎么来的？说当年王旦他爹王祐，在自家院子里亲手种了三棵槐树，然后指着树说：“我王家子孙，必有位列三公者。”三公，就是古代官职里最顶尖的那一拨。结果呢？他儿子王旦后来真的当了宰相，位列三公。 这一下，“三槐王氏”就成了天下望族，那三棵槐树，也成了他们家显赫身份的象征。王占元一拍大腿，就他了！ 从此以后，王占元就以“三槐堂王氏”后人自居。

后来他在天津经营房产时，在法租界平安街那一带，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盖了一大片房子，形成了一条里巷。给巷子起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叫“槐荫里”。 直到今天，天津还有这条路。 这还没完。为了把这事儿做实，他还在老家馆陶县城，今天金正苑小区南边，给自己家修了个祠堂。祠堂修得是富丽堂皇，过厅的柱子上，挂着一副他亲自拟的楹联，那叫一个气派： “南武汉，北衡襄，两湖巡阅英明远；” “东陶郡，西洪洞，累代馨香世泽长。” 上联好懂，说的是他自己的光辉履历。武汉、衡阳、襄阳，都是他当两湖巡阅使时管的地盘，夸自己威名远扬。 下联就有点意思了。“西洪洞”，是说他们王家最早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迁过来的，这是很多北方家族的共同记忆。“累代馨香世泽长”，是说祖宗的香火一直延续，家族福泽绵长。

王占元费尽心机搞的那些东西，最后留下了什么？ 他强占的四千顷土地，后来都被打倒土豪劣绅的农民分掉了。那些刻着“三槐堂”的石桩，要么被砸碎，要么被埋进了地里，不知所踪。他在天津盖的槐荫里，房子几经易主，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没几个人知道它和一个北洋军阀有关。他那个显赫一时的两湖巡阅使的官职，也随着北洋军阀的覆灭，烟消云散，成了历史书里一个不起眼的注脚。最后这名曾经的军阀留给后人的，荒冢一堆草没了。唯一不同的是，他在那特殊年代被挖出来的墓志铭有人收藏着，上面依稀可见他“壮威将军、襄武将军”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