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位农民急忙埋葬红军遗体,张爱萍35年里六次下令寻找这名烈士忠骨,他们为何如此执着?
1929年冬夜,上海法租界一间狭小的阁楼里,一名自称“李维森”的青年收好给妻子的家书。信里写着“入日本游学”,其实是“赴如皋建军”的暗语。他叫何昆,湖南永兴人,31岁,黄埔四期学员,不到两年里已在南宁、广州、武汉三度落网又三度脱身。那几封字迹潦草的家书,如今看来就像一柄微光,照进那段冷冽的岁月。
黄埔毕业后,北伐失利,白色恐怖迅速蔓延。一次是南宁城被新军阀接管,他被押进衙门,黑夜里借停电悄悄溜出;一次是广州起义失败,他藏身电影院,灯光骤灭,人声鼎沸,他翻窗逃去;还有一次在武汉,十几平米的石窟地牢没窗,只有几孔透气孔,他硬是靠同乡何振新的疏通,混过守卫,才得以重返地下党组织。这些插曲,让他练成了异常敏锐的警觉与果敢,后来的苏北战场,全仗这股子劲。
苏北在当时处于“白枪队”和地主武装夹缝中,长江以北、海州以南遍布河网,平畴千里,适合小部队突进。中央正筹划在这里创立一支正规红军。何昆与刚二十出头的张爱萍等人坐上江轮,沿着黄浦江、吴淞口,再北上通扬运河。同行的,还有几木箱破旧的步枪、一捆捆梭镖,以及半缸盐巴——那是与当地百姓换粮的“通行证”。
到如皋西乡的第一天,他先不是谈战略,而是卷起袖子教士兵扎马步。梭镖队里多是赤脚农民,枪少弹缺,何昆干脆把江西苏区练出的“劈、刺、滚、躲”四式拆开示范。战士们学得直呼过瘾,村口晒稻场上尘土飞扬。三周后,一支不足三百人的队伍敢于摸黑袭击长安据点,用土炮轰掉碉楼,掳走敌步枪上百支。建军大会就在油灯下举行,红十四军的番号从此响彻江北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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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老户庄成了横亘在游击区中心的一根硬钉子。那是敌人扼守河汊的前哨,封锁了西燕、吴家两庄来往。16日黄昏,红十四军三面逼近。敌军凭借高大的禾仓、夯土炮楼顽抗,火力点被稻田与水沟护着,一时难破。夜风夹着湿气,枪声断断续续,有时只听得哨角一声,就又陷入死寂。
凌晨二时,东翼突击口稍露缺口,何昆扛起轻机枪冲到麦草堆上,猛烈扫射。“快冲,把火点旺!”他嘶哑吼着,身旁的张爱萍已翻墙而入。就在火力最猛时,一发子弹击中何昆胸口。鲜血立刻浸透军衣,他却推开身前战士:“打!快打!别管我!”机枪交到张爱萍手里,火舌仍在喷吐。攻势延续到天亮终未拔点,部队被迫转移。32岁的何昆倒在潮湿的田埂,没能再起身。
雨云压来。地方农会临危受托,11位青壮抬着一口旧竹木棺,踏着泥泞赶到。倾盆大雨让夜色更黑,他们在垛子口草荡里挖坑,半夜将遗体下葬,没立碑,也不敢多言。当时的口令只有一句:“藏好了,他会回来。”这一埋,就是三十多年。
此后日子里,张爱萍换了无数战场,官阶节节攀升,却对谁都讲:“老何在哪儿,得给他个说法。”1942年,抗战正酣,他已通过地下交通线托人打听;1952年到1958年,又四次派人下到如皋,都是竹篮打水。原因简单——当年十一人只余一位老农,还隐姓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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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时任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接到情报:胜利公社有位叫孙国民的老人,声称知道一口无名烈士坟。调查组连夜赶去,老人带着众人翻越几块菜地,在一堆荒草间停下。三铲下去,露出残破棺木。腿骨拉尺一量,一米七出头,与何昆相符;下颌处嵌有一颗镶金门牙,正对上当年档案。最关键的是,胸骨有弹洞,两侧肋骨呈放射状裂纹。鉴定报告很快出炉:红十四军军长何昆,确认无误。
1966年清明前,地方民政部门完成火化手续,骨灰盒安放于如皋烈士馆。26年后,搬迁到新建的烈士陵园,碑文只刻六字:“红十四军军长何昆”。花岗岩冷峭,却挡不住春风。人们路过,总会停下看看。有人低声说,那是“早该找到的老首长”。可若能追问当年十一位农民,或许还会听到另一种回答——胆气与信义,也值得刻在石上,留给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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