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放当军区副司令，却被监护，生活谨小慎微，怕有人对他有图谋

被下放到军区担任副司令期间，他受到严密监控，生活中处处谨慎小心，害怕有人对他不怀好意

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沈阳军区招待所小楼外骤然响起“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傅崇碧隔着窗帘听了半天，愣是没弄明白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这串名字里的第三个人。

他回到书桌前，脑海里仍回荡着那一句句整齐的吼声。几小时前，他才从警卫员的只言片语里得知，“杨”是杨成武，“余”是空军的余立金，可他与两人并无私交。半个月来被软禁在楼上，不见文件、不准会客，他只知道自己忽然从北京调来沈阳，却没准开什么会，也没给什么任务。

记忆再往前推到3月22日中午。那天北京市区春寒料峭，傅崇碧在卫戍区机关刚开完会，电话骤响，要他立刻去总参。文件写着：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即日动身。傅崇碧抬头看着送信的参谋，脱口而出：“何必这么急，又不是打仗。”话音刚落，陈锡联已拉他上车。傍晚，军机腾空，机舱里气氛僵硬，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再无只言片语。

抵沈后，待遇似乎不错——单独院落、伙食标准不低，可大门口两名持枪战士昼夜值勤，电话被拔，报纸只给对折后的“国内外要闻”。表面上，他是军区领导；实际上，除却每日按时汇报“思想情况”，别无事可做。

卫戍区司令在平时就像京畿门户的守门人。突然抽走这样一员主将，本已说明情况反常。那年春天，中央对军队高层的调整频繁而迅疾。有人说是为了“防修反修”，有人议论是内部斗争的需要。种种风声传来传去，却没有官方解释。

1969年初，边境局势紧张，军区通知他随机关搬到辽源“备战”。一列绿皮车夜里悄悄开动，车窗被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到矿区后，楼上依旧看守森严。医生给他十片安眠药，说是调剂睡眠，转身却被警卫调包，药片上换成了维生素。傅崇碧心里一沉，此后陌生人递过的水他一次也不敢喝。

有意思的是，任何微末的自由都要“试探”才能换来。院墙外有块荒地，他提出想种蔬菜。起初被拒，后来批准。他松土、翻地、浇水，晒到第一缕正午阳光时，眼前发黑，扶树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长时间封闭，身体竟先对阳光过敏。

1971年，林彪事件使气氛出现松动。傅崇碧被允许到郊外水库散步，身边仍跟着保卫处长。走在堤上，风很大，他始终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没有多说一句话。正当别人以为他在欣赏初冬水面，他却在心里盘算：如果有人突然推我下去，是否留得住证据。

1973年春，军区两名干部携带厚厚一沓文件来访，称中央准备听他谈谈这几年“情况”。文件没给他带来答案，却隐约透露出一种态度——风向正在改变。谈话结束时，干部说：“组织上叫您安心。”他点头，却不敢追问。

1974年8月，他接到进京通知。进城那天，下车第一眼见到中南海怀仁堂，心跳几乎要冲破军服纽扣。周总理握住他的手，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这些年辛苦了。”两人对视数秒，无须再多话。当天，他暂住西山招待所，屋外虫鸣不断，他却整夜未眠。

1975年初春，他的任职令公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八年之前的职务，像被蒙尘的军刀，被重新挂回原位。战友前来寒暄，他只是请大家坐下，淡淡一句：“岗位还在，队伍还在，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