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杨登瀛：多次为党提供绝密情报，周总理去世前还念叨他

双面间谍杨登瀛多次为党传递重要情报，周总理在临终前依然惦记着他是谁呢？

1931年4月28日深夜，上海法租界一间公用电话亭里，陈赓对话筒低声说了句：“一定要稳住。”随即挂断。电话那头，是刚被顾顺章供出的杨登瀛，电话听筒里只剩下嘈杂的杂讯。

这一刻，他面前有两条路：抹身而走，带着金条远遁香港，或者继续留下，赌命守住那条被血与火铺出来的地下通道。他没犹豫，手指轻敲桌面，淡淡一句：“我就在这儿。”

很多人至今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出身广东中山、留过东洋的鲍家公子，会在国民党调查科做事却暗中替共产党递送材料。回到1919年，他从早稻田回国，混迹上海滩的各种沙龙，口头禅是“多一位朋友多一条路”。这种游走式的交往方式，让他很快认识了同乡陈养山。

1924年，他随潮流加入国民党；三年后“四一二”清党，枪声压在石库门巷口，他被关了两个多月。蔡元培出面保释那天，他对陈养山叹气：“要我去抓人，我可干不来。”这话最终传到周恩来耳里，组织决定试一试这条“特殊线索”。

1928年5月，霞飞路咖啡馆，木质旋转门吱呀一声关上，自称“王庸”的陈赓递上一张薄金条，又推回去，“用得上就拿。”杨登瀛摆手：钱留给需要的人。两人谈了半小时，单线关系就此建立。自此，国民党上海调查科内多了一双替中共张望的眼睛。

当时的上海，英美法三块租界犬牙交错，日巡捕房、青帮码头、各路情报网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地下工作者一旦露头，生死往往只在几小时之间。杨登瀛利用职务之便，每天翻阅卷宗，把对共产党不利的资料调包或“暂存”抽屉，再把关键名字悄悄抄在香烟纸上，交给等在门外的联络员。

4月15日罗亦农落网，他连夜奔走，却终究没能撬动已封存的卷宗；罗亦农遇害，这成了他心头刺。半年后，白鑫出卖彭湃等人，躲进租界公寓。杨登瀛查到门牌，情报送到特科手里。11月11日清晨，白鑫推门外出，几声枪响，叛徒倒在台阶上。街边小贩只当是江湖仇杀，无人知幕后推手。

不久，黄第洪在龙华告密事件中露了马脚。杨登瀛按程序为其“安排去南昌述职”，却暗示特科提前埋伏。汽车行至中途，枪声再起，黄第洪就此伏法。陈赓后来笑着感慨：那段时间，上海调查科的方向盘，差不多握在自己人手里。

1931年春，关向应在公共租界被捕。卷宗厚若砖头，英警署要求国民党提供“确凿证据”。杨登瀛借阅文件时，趁看守不备把关键材料换成考古笔记，又顺口对洋探长说：“这位是研究民族学的教授，你们抓错了。”一个月后，关向应被以“证据不足”释放。外界只当英人偏袒，其实惊心动魄早被纸张掩埋。

然而，顾顺章的背叛像一阵狂风，几乎掀翻整座地下世界。他点名供出了这位“鲍局座”。陈赓曾派人送来两根金条，劝他火速离开上海。“我若走，你们更危险。”他把金条推回去，随即被捕。在看守所里，连续七天审讯，他只认一句话：“职务所系，从未参与反共。”守备司令部的人也拿不出他卖命的证据，半年后只得将他调去反省院挂名。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1951年春，他被南京公安带走。有人觉得这回怕是翻不了案，可11月24日，一封落款“陈赓”的证明摆在审讯桌上，寥寥数百字却份量千钧：“自1928年起，杨登瀛即与我党保持联系，多有助益，请从宽处置。”数月后，案件结案，结论是“可予释放”。

1956年初春，他被接到北京，见到了已身着将星的陈赓。两人对坐良久，往事翻涌。陈赓递过一包新配的假牙，又嘱人每月送去生活费。“苦日子过去了，安心养身子。”杨登瀛点头，却只取走一副眼镜，说生活还过得去。

遗憾的是，1960年代后风云再起，他被冠以“历史反革命”抄家批斗。76岁那年冬天，饱受折磨的身体终于撑不住，12月19日病逝于寒舍。讣告直到数年后才挂在墙报的一角，认识他的人寥寥。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重，轻声向身旁工作人员提起几位“还欠一声谢”的老人，其中便有杨登瀛。对方愣住：“他已经走了。”病榻前一阵长叹，室内寂静如水。历史留下的，不是传奇二字，而是一串复杂的人生坐标：在烽火与迷雾之间，有人选择公开的忠诚，有人选择隐蔽的坚守，还有人像杨登瀛，把自己锁进了夹缝，用一生偿还那句“我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