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同志回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柯庆施，他的这个优点不容否定

1959年7月下旬的庐山会议进入胶着阶段，会议大厅里气氛凝滞。毛主席扬起手中那封批注累累的信，高声质问：“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灯光映在文件封面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十几个大字清晰醒目，坐在下面的柯庆施挺直了腰板，目光平静而倔强。这一幕，后来常被与会者当作柯庆施人生的高光时刻来回忆，却也埋下了他此后风雨际遇的伏笔。

追溯到更早，1902年9月，柯庆施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一个普通家庭。20岁出头，他已在上海纱厂与纤维飞絮为伍。机器轰鸣声中，青年的理想与现实碰撞，他把自己名叫“庆施”的含义理解为“为大众谋庆、为天下施惠”。1925年，他在国民党左派报社结识中共地下组织，旋即加入中共。那年“五卅”运动的街头，他高举标语带领工人請愿，曾被英国巡捕拖上警车。工友们说：“老柯是把命绑在腰上的人。”

土地革命岁月，他辗转豫皖苏区，负责地方党务与武装动员。1933年，部队转战大别山前夜，柯庆施逐户动员，三昼夜睡在乡亲的草棚里，硬是凑齐了粮秣和担架。抗战时期，他调赴苏鲁豫皖边区，化名“柯老”，组织游击小分队搅得侵略者不安。那时的行军日志里，常出现一行简短批注：“夜袭成功，勿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在炮火尚未散尽的外滩，柯庆施接过新任务。到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彼时的这座远东最大城市，因战争与旧有结构而捉襟见肘：电力不稳，港口拥堵，纺织机台缺棉，外贸渠道被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沿海城市让路于内地重工业，上海一度只能“维持、紧缩”，工业增长率跌出全国平均线。柯庆施偏偏不信宿命，他判断：“一座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若仅做配角，早晚走不下去。”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发表，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柯庆施闻讯当晚即召集市委办公会，深夜里灯火通明。次日，有人见到他夹着文件奔进工部局旧址的大厅，鞋面沾满晨露。7月，他在市党代会上抛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随后领着调研组挤电车、进车间，摸底设备状况。轻工业要升级，重工业要配套，科研要提前介入——这些在当时显得超前的思路，最终拉动了上海1957年至1959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超过17%。

柯庆施口中常念叨“高级、精密、尖端”六个字。1958年，他拍板建设嘉定汽车试制基地，亲自协调钢材、电机、仪表三大系统支援。很多企业家回忆，市委第一书记进厂调研，不穿呢子大衣，常站在机床旁与技工一同测量零件。有一次，他问冲床工人：“这一刀下去废品率多少？”工人答道：“两百分之一。”他抬头一笑：“让我们一起把它降到千分之一。”这句近乎苛刻的目标后来竟成现实，松江机床厂在1962年造出了国内首台全自动车床。

勤勉与廉洁，是马达眼中柯庆施最醒目的标签。马达1957年被调离《劳动报》时心情抑郁，是柯庆施约谈鼓励：“笔杆子别丢，你还要写出‘锋利的刀’。”此后马达在市委机关工作，见过无数深夜里柯书记埋首公文的背影。办公室一方小小茶炉，铁壶沸水翻滚，他常以茶代餐，批阅完人民来信才肯下班。

更让老同志敬服的是柯庆施拒贿的火气。1962年腊月二十七，市府一位科长拎着一只金华火腿上门拜早年。门一推开，柯庆施抬头，语速极慢：“你这是什么？”科长吞吞吐吐。见对方踌躇，他蓦地一拍桌子：“拿回去！再有下次，腿也给我收进纪检！”“哐”的一声，门关上，火腿被退了回去。马达只听得那名科长跑下楼梯，脚步杂乱。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并不多见，却足以说明柯庆施对廉政底线的坚守。

然而，性格的锋锐常与时代的激流相撞。大跃进期间，他用“冲天干劲”号召上海苦战三年，钢铁、粮食、棉纱的“翻番指标”被频频刷新，也留下资源错配、统计失真之忧。一些老专家后来评价，这位书记的视野和决断值得肯定，方法却难免急躁。南宁会议上，他因紧跟中央提速号召而被视作“进击的样板”，同年又在庐山站到了毫不妥协的一侧。政治风向的剧烈变化，使他既被赞誉为“敢闯敢干”，也被批评“过左”。

高强度的工作消磨了他的身体。1965年3月，柯庆施被诊断出胃癌。手术后病情反复，8月9日清晨病逝于北京，终年62岁。上海下着雨，南京路早市的行人停下脚步听收音机里那条简讯，街头一时寂静。

马达在追忆文章末尾只写了一句：“他未必事事正确，但在清廉这件事上，不应有丝毫怀疑。”时至今日，那根被退回的火腿似乎还飘着油香，也像一个时代里难得的清风，提醒后人，权力的分量再重，私心一丝都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