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右翼试图篡改历史，我们必须站出来说不！

编者的话：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这是人类为追究日本军政领导人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值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结合日本近期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狂飙、二战后国际秩序遭遇冲击的现实背景，回望东京审判的历史遗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深入复盘与反思这段历史，《环球时报》特邀5位来自法学、史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共同解读东京审判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正义岂容挑战——惩凶罚罪确保暴行不再重演

拉纳·米特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美国-亚洲关系教授、《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东京审判首先应被视作国际法的胜利，本质上体现了人们对国际格局以及国际法能够再次崛起的信心。同盟国集团明确表示举行审判方为正道——审判意味着围绕证据展开讨论，其重点不仅在于惩凶罚罪，更在于让国际社会诉诸法律，确保这样的暴行不再重演。

我认为，国际法的诸多架构恰恰源自东京审判时期人们所怀有的法律情怀，这对当今时代仍然意义显著。在很多人看来，过去10年我们如同进入了一个强权时代，但东京审判的精神恰恰与之相反。遥想当年各国出庭代表：中国当时国力薄弱，却仍然派遣法官参与审判；菲律宾国家不大，却仍与欧、美列强同席而坐……主权平等、法律为重的理念，以及采用和平方略评判并应对国际冲突，是东京审判带来的重要启示，这些在当今这个动荡年代仍然极具分量。

尼尔·博伊斯特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法学院教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作者之一：于我而言，审判中最令人震撼的内容，恰恰是被战争所遗忘的部分。它们亦曾浮出水面，却并未得到妥善应对。譬如，日本在华设立的细菌战项目被如何处置，美国为力保日本的元首又是如何进行干预；日本在朝鲜半岛等地制造的系统性性奴役，即“慰安妇”问题如何草率收场。还有，作为侵略罪行的一部分，日本在华生产并供应毒品的证据又是如何被收集。对于上述事件，庭审记录虽可让人窥见一斑，却并未予以充分披露。

国际法律秩序建立于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东京审判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法体现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领导人应承担个人法律责任，涉事国家本身也要被问责。认可“领导人承担国际问责”这一原则，不仅对国际正义至关重要，对国际法中涉及使用武力的条款提供了支持，也推动了国际刑事法律的发展、拓展了国际法的体系框架。阅读那些参审人员留下的论述文字，能切身感受到他们“追责到底”的强烈意愿，这是对中国饱受战火肆虐以及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经历的战争暴行所必须做出的交代。

历史岂容篡改——日本历史教育编造不实叙事

广中一成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东京审判在阐明日本战争责任、促进该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交战对手达成和解等方面意义重大。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顽固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同时编造不实叙事，最大程度地掩盖、甚至推卸其历史责任。他们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在历史教材中对日本的战争史实进行洗白与美化。如果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肆意扩散，且在年轻人群中生根发芽，那么他们未来所承接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已经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若要日本年轻人正确理解东京审判，那么首先得确保学校传授的近代史知识是基于事实真相。教育部门要选取能够全面、准确反映史实的教材，还可以将那个年代的报刊文章、影像资料整合进课程，让学生更直观、更真切地理解战争实况。然而，要想让这种教育模式得以有效推行，日本政府先得正确理解近代史，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开展教学工作。

历史教育的扭曲其实也暴露出战后日本社会尚未履行的一项职责：进行全面深入的自我反思，正视其侵略行为的本质和直面其罪行的严重程度。我认为，这恰恰就是日本与其侵害过的邻国至今未能就历史认知问题达成一致的根本原因。

反思岂容偏废——德日战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仲正昌树 日本金泽大学法学院教授、《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作者：通过东京审判，很多日本人感到本国的战前体制被否认，更倾向于以“战争受害者”自居，甚至就连“日本做出错误选择并因此战败”的国民意识也在逐渐被淡化。

在德国的案例中，纳粹的崛起导致国家体制发生剧变，而日本步入全民动员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德国对于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探讨已经引发多次大规模辩论，如“史学家辩论”与“戈德哈根争论”等甚至被纳入校园教育。“史学家辩论”为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历史学家就如何将纳粹德国与大屠杀事件编入历史的探讨。丹尼尔·戈德哈根为美国作家，因《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与《道德的清算》等著作在学术界引发广泛争议。而日本更侧重于强调原子弹爆炸等事件带来的恐慌，含糊其词地宣称“战争是邪恶的，绝不能重演”，却极少对本国的历史进程做出客观评价。此外，德国注重与邻国分享对自身历史的见解，并始终如一地对外传达其历史观。而在二战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只注重与美国的关系，在邻国看来，日本战后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仍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历史政策”层面却是一片空白。

死灰岂容复燃——警惕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

张彼得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研究员、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和平不仅需要法律裁决，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真相。东京审判的存在并非为了政治激辩，而是引导人们对一个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进行清醒的反思，即如何将日本军国主义遗留的教训永久地铭刻在这一地区的政治记忆中。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参拜了吉隆坡一处葬有战死二战日军的日本人墓园，对当地所遭受的战争苦难未予认同、全无悔意，这一举动被很多人视作其对历史的不以为然。日本方面经年累月地篡改教材，对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时不时还要给过去发表的道歉追加限定条件，如此种种不断滋长外界对该国的猜疑情绪。邻国不禁质疑，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究竟是根基牢固的国策，还是见风使舵的算计。

日本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持续助长该国与中韩等国的民族主义摩擦，令整个东亚在安全、贸易方面的合作以及在构建共同历史记忆等问题上停滞不前。亚洲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力所需的不仅是基建贷款与文化输出，更是坦诚面对过去的勇气。

对于吉隆坡而言，日本的最新动向可以在东京审判剖析过的日方行事逻辑中得到印证。当年的庭审指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认知基础就是认为所谓的“自卫”可逐渐扩张，战略性焦虑可转化为打击能力；而对历史问题缺乏清晰的问责，更会导致军国主义遗毒的死灰复燃。

环球时报记者 王雯雯 夏温新 刘烜弟 李艾鑫 张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