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2岁到安哥拉打工，非洲朋友给我介绍24岁姑娘，聘礼要牛

32岁那年，我在安哥拉。不是因为想去，是因为没办法。我在老家的瓷砖厂干了八年，厂子说倒就倒了。下岗那年我三十一，手里攥着不到两万块钱的遣散费，站在厂门口，看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缓缓关上，心里头空落落的。老婆孩子要养，房贷要还，日子还要过。我一个中专毕业生，没技术，没背景，没人脉，在这个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的年头，我能干什么？去工地搬砖，去饭店洗碗，去快递站分拣，什么都干过，什么都干不长。不是吃不了苦，是挣的太少，不够花。

后来，一个远房亲戚跟我说，非洲那边缺人，去安哥拉搞建筑，一个月工资上万，干几年回来，买房买车都有了。我动心了。挣钱多，再苦再累也值。我老婆不同意，说那么远，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我说没事，我跟亲戚一起去，有照应。我老婆哭了，没再拦。她心里不情愿，她知道拦不住。家里的房贷拖了大半年了，银行催了一次又一次；孩子的补习班也该续费了，英语老师说孩子底子差，再不补就跟不上了。她把她这辈子最担心的事，咽进了肚子里。

走的那天，老婆没来送我。她怕自己哭，更怕我哭。她带着孩子站在阳台上，远远地看着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大门。我没回头，眼角瞥见那扇窗户，窗帘动了一下。风没有，她在挥手。我转过弯，看不见了。

安哥拉在非洲西南部，地广人稀，气候炎热。我去的城市叫罗安达，是安哥拉的首都，也是最大的城市。说是首都，还不如国内的一个县城繁华。街道狭窄，交通拥堵，到处都是铁皮房子。我们住在工地附近的简易板房里，十几个人挤一间屋子，上下铺，跟当年在工厂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的蚊子更多，天气更热，治安更差。

我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瓦工、木工，什么都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伙食还行，有米饭，有菜，偶尔有肉。我不挑嘴，有口吃的就行。一个月下来，到手一万多，比在国内强多了。我每个月给老婆转一万回去，自己留几千。老婆收到钱发消息说，收到了，够还房贷了。她的电话费每月一充，从不告诉儿子，他爸在非洲，很远，那里很热。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枯燥，乏味，重复。工地，板房，食堂，三点一线。唯一的消遣，就是下班后跟工友们打打牌，喝喝酒，吹吹牛。吹得最多的是女人。工地上全是男人，见不到女人，憋得慌。聊得多了，心里更痒痒。有人就敢出去找，我不敢。我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我得对得起她们。我忍了。那根皮带勒了这么久，还剩下几个孔眼，他还能再扎紧一点。

来安哥拉的第二年，我认识了一个当地人，叫若昂。若昂是我们工地的保安，四十多岁，黑黝黝的，瘦高个，一笑露出两排大白牙。他负责看守工地大门，晚上就睡在门卫室里。我经常加班，很晚才回板房，经过大门时，总能看到他。他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木棍，警惕地看着四周。我跟他打招呼，他冲我笑笑，露出白牙。我们语言不通，他不懂中文，我懂几句简单的葡萄牙语，靠着比划和单词，慢慢混熟了。

他问我有没有老婆，我说有。他问在中国？我说是。他竖起大拇指，说你是个好人。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有一天，若昂忽然神秘兮兮地拉住我，说你没有女人，我给你介绍一个。我愣了一下，说我有老婆。他说你老婆在中国，你在安哥拉，你需要一个安哥拉女人照顾你。我说不需要。他说你考虑考虑，那姑娘很漂亮，才24岁。他一边比划一边说，黑皮肤，大眼睛，长头发，身材好。他用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又拍了拍自己的腰，很性感。他说话时嘴角咧得很大，黑脸膛上那两排白牙像钢琴键。

我说你见过？他说当然见过，是他邻居家的女儿。我说不要。他还是不死心，说只要几头牛就行了。聘礼要牛，这是安哥拉当地的传统。娶一个媳妇，要给女方家里几头牛。牛越多，姑娘越漂亮，地位越高。他说那姑娘是村里最漂亮的，她爸爸要的牛也多。我问他几头，他伸出五根手指。五头，说那姑娘值五头牛。我没理他。

五头牛，在安哥拉不是小数目。一头牛折合人民币好几千，五头牛好几万。我在非洲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挣十几万，娶个媳妇就要好几万，还得养着她，不划算。再说，我也不想在非洲找女人，我有老婆，我得对得起她。

若昂后来又提了几次，我都拒绝了。他不恼，每次见我都笑嘻嘻的，用他那蹩脚的葡萄牙语夹杂着中文单词，喊我“阿米古”。他费力地比划着说他的邻居，那个美丽的姑娘，天天盼着能遇见一个中国男人。

将信将疑，我跟他去了。不是相亲，是好奇。我来安哥拉两年了，还没去过当地人住的村子。

若昂骑着摩托车带我穿梭在狭窄的土路上。颠簸得很，我紧紧搂着他的腰，怕被甩下去。路两边是低矮的铁皮房子，孩子们在路边玩耍，见了我，叽叽喳喳喊“中国人，中国人”。有个小男孩朝我扔石子，打在了胳膊上，有点疼，我没吭气。若昂骂了他几句，他跑了，很快又围拢过来。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挨得密密麻麻。若昂把摩托车停在一棵大芒果树下，带我走进一条窄巷子。在一扇破旧的铁皮门前停下，拍拍门。一个中年妇女出来开门，黑色皮肤，卷发，很胖。若昂跟她说了几句葡萄牙语，她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屋里。不一会儿，出来一个姑娘。

我愣住了。

她是若昂形容的那个姑娘，不，比若昂形容的更漂亮。皮肤不像其他当地人那么黑，是一种健康的黝黑色，透着光泽。眼睛很大，双眼皮，眼睫毛很长，忽闪忽闪的，像会说话。她穿着一件花裙子，头发编成一条条小辫子，辫子上的彩色珠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个子不高，目测一米六左右，身材匀称，不胖不瘦。她看见我，低下头，抿着嘴笑了。

若昂拉了我一把，说阿米古，怎么样？漂亮吧？

我点点头，说漂亮。心在跳，脸有点热。

若昂跟那姑娘的妈妈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大意是说我是中国人，在工地上干活，工资很高，人很好，想娶她女儿。她妈妈上下打量我，问我多大了，我说三十二。她又问我有没有老婆，我说有，在中国。她又问我在安哥拉有没有女人，我说没有。她点了点头，又问若昂我的工资。若昂说了个数字，她妈妈的眼睛亮了。

她跟她女儿说了几句话，那姑娘抬起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脸红了。她的脸在黝黑的肤色下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像清晨天边第一缕阳光。她低着头，用手捻着裙角，不说话了。她捻了很久，那条碎花裙子的布料捻得起毛了，她没捻开。那点布料连着非洲和中国的万里关山，捻不断。

若昂拍着我的肩膀说，阿米古，你看，人家姑娘看上你了。

我随口问了一句，要几头牛？

若昂之前跟我说五头，他说她妈妈要六头。他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说，六头牛。

六头牛，好几万块钱。我在非洲干一年，工资不算低，加上国内老婆的工资，还完房贷，还得养孩子，剩不下多少。花几万块钱娶一个非洲媳妇，值不值？我犹豫了。我没钱，我那点工资付完房租、还完房贷、寄给家里，剩不下多少。我的裤兜比我的脸干净，他没有私房钱，他骗了人家。

若昂看出我犹豫了，说阿米古，你不要心疼钱。这姑娘值六头牛。她是个好姑娘，会做饭，会洗衣服，会照顾人。

他还说，你一个人在安哥拉，没个女人照顾怎么行？娶了她，你就有家了。

家，我多久没听过这个字了？

来安哥拉两年，我住的是板房，吃的是食堂，睡的是硬板床。我像一个浮萍，飘在异国他乡，没有根，没有着落。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为他们来到这里，吃苦受罪。我也快撑不住了，需要一个人跟我说说话，给我一点温暖。

若昂趁热打铁，又把那姑娘的种种好处夸了一遍。她勤劳，善良，体贴人。会做中国菜，专门跟中餐馆的师傅学过。还会说几句中文，“你好”，“谢谢”，“我爱你”。她说谢谢你，我爱你。他心动了。

我跟若昂说，让我考虑考虑。若昂说行。

那几天，我满脑子都是那姑娘的影子。她的笑容，她的眼睛，她那低头捻裙角的羞涩模样。她像一幅画，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的皮肤黑，黑的发亮。他的手白，白的刺眼，他不好意思给她看。

我跟工友们说了这事。有人反对，说在非洲找女人不靠谱，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以后麻烦多。有人支持，说找个当地女人也不错，能照顾你生活，还能省下找小姐的钱。我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听谁的。

想着给家里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老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沉默了一下，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挺好的。问我吃得好不好，我说还行。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她的声音没变，像隔着一层东西。她咳嗽了几声，问他是不是感冒了，她没有，嗓子不舒服，他的声音弱了。

我说，老婆，我想你了。她也想他了。

犹豫了很久，还是没说。我实在开不了口。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他的手机听不太清，她听见了，没说完。

第二天，我跟若昂说，我同意了。若昂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立马跑去跟那姑娘的妈妈商量聘礼的事。他竖起六根手指，她妈妈摇了摇头，伸出七根。若昂跟她妈妈讨价还价，说了好一阵子。老太太一脸严肃，咬死七头牛，少一头都不行。若昂说她漂亮，值七头牛了。

七头牛就七头牛。我咬咬牙，答应了。如果一头普通的牛值四五百美元，七头牛就要好几千美元。我那几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全搭进去了。

若昂去村里买牛，好几户人家都有。他挑挑拣拣，买了七头。牛赶到姑娘家门口，姑娘家亲戚邻居都来了，围了一大圈，看热闹。老婆数了数，七头，没错。她又用手指头拨了拨，怕数错。她的男人站在牛群旁边，表情很复杂。他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牛，换了一个女人，他不知道自己赚了还是亏了。

聘礼送过去了，婚事就算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办婚礼。安哥拉人的婚礼很简单，不办酒席，不大操大办。找几个亲朋好友，在院子里围坐在一起，吃点东西，喝点酒，唱唱歌，跳跳舞，就算结婚了。

我们没有办婚礼。我嫌麻烦，她也不在意。说以后补办，以后再说。也许不会补办了，也许会在某个晴朗的午后，在她家那棵芒果树下，请几个要好的邻居，喝几瓶啤酒，吃一只烤全羊，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庆祝他们相遇，还是庆祝他花了七头牛买了一桩跨国婚姻。他的手艺在那座工地上，不精进，也不荒废。他拿着瓦刀的手有些痒，他砌了很多堵墙，没给老婆砌过一座灶台。她不抱怨，她用木柴烧火做饭。她吃惯了木柴烧烤的味道，再吃天然气灶做的饭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结婚那天晚上，没有洞房花烛夜，没有金榜题名时。我们躺在简陋的新房里，听着窗外的虫鸣，久久不能入睡。她躺在我身边，呼吸均匀，不知道睡着了没有。她的睫毛很长，在月光下投下一片阴影。她的黑皮肤在月光下泛着光泽，让人忍不住想去抚摸。

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脸。她没躲，眼睛还是闭着。我缩回手，她忽然睁开眼，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脸上。她的手很粗糙，指甲剪得很短，手指粗短有力。她不是那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娇小姐，她是下地干活的农家女。她的手没什么女人味，她比我的还粗。

那天晚上，我跟她说了一夜的话。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她也不在乎。她用她的温柔，抚慰了我那颗漂泊已久的心。

第二天醒来，她已经不在身边了。她做好了早饭，等着我。早餐很简单，玉米糊糊，烤面包，一杯牛奶。鸡蛋煎糊了，边上一圈焦黄，卷起来，一碰就碎。她的鸡蛋煎得不好，她的面包烤得还行。他尝了一口，里面的玉米糊糊加了糖，甜得发腻。他咽下去了。

就这样，我在安哥拉有了一个家。一个黑皮肤、大眼睛、会笑、会做饭、会洗衣服、会照顾我的女人，成了我的妻子。我们的语言沟通不太顺畅，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足矣。他的葡语进步很快，她的中文也学了不少。他们可以聊一些简单的话题，比如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后天要不要去镇上买点东西。

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到了年底。工地的活干完了，老板问我要不要续签。我说续。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给中国的老婆寄钱，也要给非洲的老婆寄。我活着，脚踩两只船，哪条船都不能翻。

那几年，我在安哥拉拼命干活。白天在工地上，晚上回家陪老婆。我的体重从一百五十斤掉到一百二十斤，瘦得皮包骨头。我的头发也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我的腰也出了毛病，有时候疼得直不起来，咬着牙坚持。他干不动了，他的腰在那根皮带上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不疼，他的腰疼。

他不能再干了。他老了，他的腰废了，他的膝盖也废了。他该回国了。她帮他收拾行李，把他那些旧衣服，他舍不得扔掉。她的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他擦不掉。她的黑脸在晨光中看不清表情，她没哭，他的眼泪滴在她的手心里，她的掌心很粗糙。

那几年，他陆续给中国家里寄了几十万块钱。房贷还清了，孩子上学的钱也有了。老婆也从单位下岗了，在家开了个小卖部，勉强维持生计。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既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不容易。他打电话回去，总能听见女儿在电话那头喊“爸爸，爸爸”。他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没掉。她喊他的那一声“爸爸”，音调上扬，像钩子一样勾起了他的牵挂。他离太远了，隔着大半个地球，隔着千山万水。他的女儿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家。那个家在城市那一头，那里有一个女人，每天盼着他回去。

他回国了，带着他在非洲攒下的几十万块钱，带着他在非洲娶的老婆，带着他在非洲这几年的酸甜苦辣。腰直不起来了。他老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他的脸也糙了。他的老婆在机场接他，看见他身旁的黑人女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看看他，又看看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转身就走。

他追上去，拉住她。她甩开他的手，说你不要碰我。他解释，她听不进去。他一瘸一拐跟在她身后，她把门关上了，他手里攥着钥匙，太细了，拧不动。那些年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家上，她不知情。她的钥匙在锁孔里划来划去，划出许多道白色的印痕。不是这把钥匙，他打不开。

她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哭也哭了，骂也骂了。最后，她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没办法，她爱他，她也爱这个家。那个非洲女人，她也爱他。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好的，值得两个女人这样对他。

她住在城里，她住在乡下，不常来往，井水不犯河水。他的黑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白白胖胖的，混血儿，很漂亮。他抱着他，亲了又亲，不舍得撒手。他给他取名叫“非非”，纪念他在非洲的那段岁月。他的白老婆又怀孕了，他想再要个闺女。他的腰不行了，他的膝盖也不行了，他还想要个孩子。她替他生了一个，他的黑老婆替他养的。

他的日子就这样过着，在中国，在安哥拉，在两个女人之间。他累，他知道自己活该。他背负着一身的情债和家庭的负担，蹒跚前行。

他把在非洲的故事讲给非非听。讲安哥拉，讲罗安达，讲若昂，讲那七头牛，讲他的黑皮肤妈妈。非非听不懂，他会说“爸爸，再讲一个”。他讲了一遍又一遍，非非听了一遍又一遍。非非说爸爸，我也想跟小黑孩一起玩。他不哭了，他的儿子替他哭了。他的手替他擦了，他的泪也替他流了。他不在，他的眼泪替他把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思念、委屈、愧疚，全哭了出来。没人听得懂，他自己也听不懂。他不需要听懂，他只需要知道，他爸爸回来了。

梦里的安哥拉还有他的工棚，他的战友，他的老婆。他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背驼了。他们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才回来。他的眼泪掉下来了。他的老婆替他擦了，他的手凉，她的心热。他走了，他的路还在，他的儿子替他走，他的孙子替他走。那根脊梁骨挑不动了，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