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易于：欧阳修的三百字，助其名垂青史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昭化古城今貌

　　何易于，唐朝末期官员。宋人欧阳修在编撰《新唐书》时，依据唐人孙樵写的《书何易于》，为何易于作传记，列入“循吏传”。传记中称“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即不知道何易于是哪里人，也不知道何易于是通过什么途径入仕为官的。但是，短短三百来字的“传记”，让我们至今仍能领略这位“循吏”不图私利、不求官位、只为百姓谋利益的可敬形象。

　　我们从何氏相关“族谱”中得知，何易于是庐江（今属合肥市）人。唐文宗时期（826-840年），他在利州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担任县令。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调任绵州罗江（今四川德阳罗江区）县令。

　　何易于心中只装着老百姓，没有官架子。上司来了，不逢迎；对百姓，亲如家人，这是有详实记载的。

巧妙阻止上司巡游

　　益昌县位于嘉陵江南岸，距离下游的利州州治大约四十五华里。当时的利州刺史崔朴，喜欢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溯江而上，沿江观景。唐朝刺史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说，崔朴是何易于的顶头上司。

　　这一天，崔刺史又乘船而来。由于尚未到丰水季节，容易搁浅，崔刺史的船只进入益昌县境，即要求民夫背纤。江河背纤，历来是又重又险的活儿。

　　崔朴发现何易于竟然出现在背纤的民夫中！只见何易于将官笏插在腰间，赤脚跋涉。崔朴问何易于：“何县令，你怎么下水背纤呢？”何易于说：“时下正是春耕季节，老百姓不在地里耕田，就在山上种桑。农活儿都是要赶季节的，不可耽误。正巧衙门里有点儿闲，我又是您的属下，就过来背纤了。”

　　崔朴又问：“你把官笏带在身上干啥呢？”何易于答：“谨听您的指示啊。”

　　官笏，又叫朝笏、笏板，是古代官员上朝、上班时，带在身上随时记事的长条形小木板，相当于现在的“备忘录”。笏板上，写着奏报事项要点。同时，也是记录皇上、上司口头指示（皇帝的称“口谕”）的“记事板”。官员上朝、上班，双手捧笏，执于胸前。也就是说，非上朝、上班，官员们一般是不带官笏的。

　　“纤夫县令”的言行，使崔刺史很受感动，他与几名同行者当即弃船上岸，骑马回程。

　　益昌县不大，何易于经常走基层。遇到老人去世，家穷无力办丧事的，何易于就拿出自己的薪水，悄悄吩咐下属去帮助丧户。到了老百姓交租税的时候，何易于看见有白发老人，就一定挽留供饭，并询问他们对官府的意见。老百姓到衙门来告状，何易于就亲自坐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小错小过者，规劝说教；犯大恶者，则重杖伺候，且不论官司大小，一律当场结案，从不将罪犯移交狱吏，因此，他在益昌县做县令期间，监狱一直是空的。

为民生计焚毁诏书

　　作为县令，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为老百姓谋福利没有小事。何易于为了保护老百姓利益，就曾经冒过革职、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

　　益昌县地处沿江山区，境内除了稻桑，还有茶树。何易于在任时，盐铁官奏请朝廷征税，唐文宗下诏：凡是产盐、铁、茶地区，官员必须上报，不得隐瞒；官府依产征税。违者重罚。

　　诏书下达后，张榜告示。何易于看见后，说：“即便不征茶税，益昌县老百姓生计已举步维艰；再征茶税，还有活路吗？”说毕，指令差役去铲除告示栏上的诏书。差役很为难，说：“明府大人，铲除诏书的罪过，比隐瞒种茶的罪过还要重！我要是按您说的去做，是要丢掉性命的；到那时，您至少也会被流放到天涯海角啊！”

　　何易于闻言，道：“我难道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来让益昌县老百姓逃荒要饭？当然，我也不能牵累你们。”说完，就自己去衙门外，将刻着诏书的告示栏一把火烧掉了！

　　益昌县所属的山南西道观察使闻听此事，立即予以调查，发现何易于确实干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私心，纯为民利，谈不上对朝廷规定的仇怨，而且“毁诏”之后，民心安定。观察使破例，没有弹劾何易于。可见，这位观察使也是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父母官。

　　于今观之，何易于“毁诏”的手段确实不必提倡，但是，他以民生为重的为官理念，是值得点赞的。

生未逢时仍青史留名

　　何易于之所以能青史留名，说来颇为偶然。

　　唐武宗会昌年间，何易于已经调任绵州罗江县令，行政风格一同于益昌时期，因此颇得民心。当时，绵州刺史裴休巡视罗江，对何易于的廉洁俭约极为赞赏。848年，裴休升为御史大夫，权势炙手可热，但何易于仍未得到提拔和重用。随后，裴休升任宰相，但何易于的官职一直没有变化。

　　当然，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裴休升任御史大夫及宰相时，何易于是否健在。但文献记载何易于在地方为官时，有高官过境，一无所赠，因此一生“仕途不显”。他的事迹得以流传，缘于会昌五年（845），中书舍人孙樵途经益昌县，听说了何易于的官声，写了一篇《书何易于》。在这篇仅五百余字的短文中，表达了对何易于为官为民品格的好评，并慨叹其“生未逢时”，但死后“必名于世”。

　　孙樵的这篇短文，流传到北宋时被欧阳修看见。欧阳修在编修《新唐书》时，精简这篇短文，撰写成何易于“循吏传”，仅三百余字。但是，何易于名垂青史又是必然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当官能记住老百姓的，老百姓也会记住他。

　　就目前看，这位安徽籍名宦的身世资料很少；其“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及相关政绩，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当年，欧阳修在其传记中说“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如今，九百多年过去，我们也仅仅弄清了其“何所人”的问题；至于其“所以进”，仍然不知道。

　　何易于的家世如何？其成长经历如何？他的执政理念不会是“天生”的，那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本文权作引玉之砖，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因为《新唐书·何易于传》篇幅不长，姑且全文附录于下，以备有心者参考：

　　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为益昌令。县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与宾属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纤，易于身引舟，朴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朴愧，与宾客疾驱去。

　　盐铁官榷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赋毒之乎？”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

　　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民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为办。召高年坐，以问政得失。凡斗民在廷，易于丁宁指晓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狱三年无囚。

　　督赋役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输。馈给往来，传符外一无所进，故无异称。以中上考，迁罗江令。刺史裴休尝至其邑，导侍不过三人，廉约盖资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