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南京沦陷后坚守金陵校园的邬静怡

作者介绍

陆束屏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

内容摘要邬静怡1923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在燕京大学与美国深造，后回到母校生物系任教。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南京之际，为了自己倾注心血的研究项目不致中断，她决定留在南京，成为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唯一留在校园的中国籍教师。当校园成为庇护大批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时，她积极投入到救助难民的工作中，尽管她自己，一位时年38岁的年轻女子，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普通中国妇女难民无法回避的日军暴行的威胁。多年后，在自传回忆录中，她以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同时又是受难民众一员的独特视角，真实地记述了大屠杀时期及之后坚守校园的亲身经历。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邬静怡

邬静怡（1899—1985），原名邬静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之际，其父建议改为邬静怡，而她的英文名自从就读教会中学起，终其一生均为Blanche Wu。1899年3月12日，邬静怡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浸会教的牧师，她在父母的六个子女中排行第四。她早年在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1919年毕业于宁波的浸礼会学校圣模女校 ，后进入金陵女子大学，主修生物学，辅修教育学，并于1923年毕业。随即她回到已与长老会办的另一所教会女中崇德女中合并而成为甬江女中的母校教书。1926年，邬静怡的恩师科拉·戴丝·瑞弗斯（Cora Daisy Reeves） 邀请她回母校金女大生物系做自己的助手，并帮助她申请到洛克菲勒奖学金，于1928年前往燕京大学攻读生物学硕士学位。1930年她获得硕士学位后，开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生物。1932年邬静怡赴美国深造，1934年在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硕士学位后，又前往密歇根州立农学院学习。1936年春邬静怡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生物、家禽等课程，开展家禽养殖研究项目，还在学生中组建家禽研究课外兴趣小组。然而，1937年夏季却是多事之秋与灾难的肇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战事于8月又在上海爆发，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长驱直入向南京进军，并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

沦陷后的南京

日军在进逼南京与攻占城市后，在城市周围的村落、长江沿岸，以及城内各个区域，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城乡平民百姓，四处劫持、强奸妇女，肆意抢劫，纵火焚烧。毫无节制的日军对南京城乡及其民众犯下的暴行，在中外官方文献与亲历者的私人书信、日记，以及其他文字材料中均有翔实的记载。

1938年1月6日回到南京城的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在1月25日发给国务卿的一份135页的长篇报告《南京的状况，1938年1月》中记述了他与留在城内亲历日军暴行的美国和德国公民会谈后获得的信息，并做了概括性的叙述：

他们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军占领之际降临并笼罩着全城的恐怖画面。他们以及德国居民讲述了这座犹如被捕获的猎物而落入日军手中城市的情况，不仅仅是有组织的战争过程中被占领，而且是被入侵的军队攫取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成员对战利品猛扑上去，毫无节制地掳掠，施以暴行。更为完整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并不能质疑他们所提供的信息。留在城内的中国平民犹如难民拥挤在所谓的“安全区”的街道上，他们中很多人都赤贫如洗。屠杀男子、妇女、儿童，闯房入舍，掳掠财产，焚烧、摧毁房屋建筑实实在在的证据几乎无所不在。

数千日本兵蜂拥进城，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戾罪行。根据外籍目击者对我们的叙述，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还听说有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便遭枪杀或被刺刀捅死。

如果说上述概括是爱斯比在听闻了美国、德国公民叙述的情况后形成的文字记录，那么，以下是他记录的美国外交官刚刚抵达南京城时目睹的情况：

我们抵达南京的那天，日本人告诉我们不得不在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体。然而，仍然可以在房屋内、池塘里和偏僻些的街道旁见到尸体。一位美国公民告诉我们，日本兵闯进城南一处住有14口中国人的房舍。他说见到11具尸体，其中妇女据说被先奸后杀。仅有两个小孩和另一个人幸存。前些日子，在使馆附近的小池塘里打捞尸体，捞上来二三十具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

西方外交官还在外交电文中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城肆意掳掠洗劫中立国房产的行径。1938年2月28日，爱斯比编撰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报告《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详细描述了城内每一所美国人开办的大学、教会等机构，遭受日本兵擅闯、洗劫，妇女在美国房产内遭劫持、强奸，人员被杀害的情况。爱斯比在报告的开头写道：

随着南京城的陷落，城内美国产业与这里所有的房产一样遭受了掳掠破坏。本使馆知悉的美国房屋，没有一座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这包括大使馆馆舍。房产上或许飘扬着美国国旗，院落的大门上或房门上张贴的大使馆布告并不能避免房屋被闯入，以及通常所遭受的洗劫与盗窃。12月13日，五万多名日军进城，蜂拥闯入任何一座，或所有的房屋，全然不顾房产的性质或国籍。日军占领城市后立即破门闯入美国人的房舍，这样的行为时常发生，甚至持续到2月23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便是爱斯比在1938年2月28日报告中列出的美国机构之一。1911年末、1912年初，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传教士会议上，八个美国教会董事会的代表，同时也是美国教会在长江中下游开办的女子中学的校长， 提议在长江下游地区建立一所女子学院。会议最终决议，由数个美国教会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协和学院，校址选在南京，定名为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春天租用李鸿章第五子位于城东南绣花巷的府邸——小李相府为临时校园，并于同年9月17日正式开学。1917年选中城市西部的陶谷，建造永久校址，并于1923年秋季在新校园开学。 邬静怡1919至1923年在金女大求学的四年均在绣花巷校园度过。1930年，根据当时教育部对学校称谓与规模的相关规定，金陵女子大学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而其英文校名自始至终都是Ginling College。

1937年8月，随着淞沪战役爆发，日军飞机开始空袭南京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决定不在南京开课，而是分三个部分迁往上海、武昌、成都。上海分部在1938年夏学生毕业后迁往成都；武昌的师生在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之前也迁往成都。全面抗战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在成都华西坝招生、开课，直至1946年6月。

虽然学院的主体决定西迁，南京的校园仍需要有人留守。当时有两位教师愿意留下：教育系的美籍教师明妮·魏特琳、生物系的中国籍教师邬静怡。她们与其他一些职员、工人留守校园，守护校舍、财物、图书、仪器等校产。

随着日军逼近南京，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提议成立安全区，以便战火烧到南京时为中国难民提供保护。安全区内的大学、中学、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公共建筑被辟为难民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处在安全区的范围之内，被指定为专门收留妇女、儿童的难民营。工作人员在魏特琳的带领下立即行动起来，将校园清理出来设为难民中心，为妇女、儿童提供庇护场所。他们把八栋楼清扫干净，家具搬走，腾出地方给难民住。战火燃烧到南京城门之际，大批妇女难民在12月8日搬进校园。

日军进城后，在全城各处疯狂屠杀、强奸妇女，大批难民蜂拥进入安全区。此后一连数日，惊恐异常的贫困妇女持续不断地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学院难民营的管理者义无反顾，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在高峰期，校园里收留了一万多名妇女、儿童。房屋里挤满难民后，门厅、楼梯上，甚至走廊上、有屋顶的回廊里都睡满了人。但是，难民仍然往里面涌。此刻，只要能够让妇女们进来，睡在露天，她们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城里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

对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来说，最为恐怖的日子是1937年12月17日。各国驻南京大使馆在撤离之前，都向城内各自的机构、产业、房舍发放了本国国旗以及用多种文字书写的告示供悬挂、张贴，以阻止日本兵的侵犯骚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张贴了告示，醒目地悬挂了美国国旗。当时美国和日本没有开战，并不是敌对国，日军理应尊重美国的机构与产业。但是，12月17日晚日军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搜查中国军人为名，要求搜查几幢住满了妇女难民的大楼。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寻找年轻女子供他们强奸。当魏特琳站在100号大楼前，拒绝打开楼门时，一个日本兵打了魏特琳一记耳光。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魏特琳做了如下的描述：

刚吃完晚饭，中大楼的一个小伙子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往宿舍楼去。我发现两个日本兵站在中大楼前正在拉门，一定要把门打开。我说没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当兵的。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中国军人。”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相同的话。然后，日本兵打了我耳光，又狠狠地打了李先生的嘴巴，并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边门，带他们进去。他们楼上楼下转了转，大概在找中国军人。我们出来时，另外两个日本兵将我们3个工人绑上带过来，并说是“中国兵”，但我说，“不是兵，是苦力，花匠”，他们确实是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去，我跟着他们。到前门见到一大群中国人跪在路旁——陈斐然先生、夏先生，还有几个我们的工人。一名军曹和几个日本兵也在那儿，不久程夫人和玛丽·特威楠也被日本兵带到我们这儿。他们问谁是这所机构的负责人，我说是我。然后，让我指认每一个人。

当日本人将魏特琳和其他工作人员扣留在前门口的时候，日军借口搜捕中国士兵，最终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掳掠走12名年轻姑娘。

日本兵闯入校园劫持、强奸妇女不仅日复一日地发生，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普遍认为情况有所好转的1938年2月，日本兵仍闯进校园强奸妇女。1938年2月9日，魏特琳向美国驻南京的领事约翰·爱利生 报告了前一天发生的案件：

亲爱的爱利生先生:

我知道您希望得到这样的材料，现向您报告昨天上午10点发生的一件事。

一个工人到位于校园东南角上我的房间来叫我，并报告说一个日本兵从南面翻越篱笆进入校园。我立即赶去，并发现他正和一名难民姑娘在一栋教师宿舍后面，该宿舍位于校园内南山的半山坡上。没有遇到困难就把他赶走，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注意他领章的颜色，以及肩章上有几颗星。之后，那位姑娘给我讲了以下的情况：

她和另外四个姑娘在校园南部的一个池塘边洗衣服。日本兵翻篱笆进来，向她们走去。别的姑娘都逃掉，但是日本兵抓住了她，用匕首逼迫她到我发现她的那个地方。

我应该补充说明，在日本兵进入校园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面美国国旗，因此，他没有借口说不知道这是美国人的财产。在附近的门上还有日文的布告，但是，也许他没有见到布告，因为他是翻越篱笆进来的。

留守校园的邬静怡

虽然对日军的暴行有所耳闻，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然而，日军在南京肆意施暴疯狂的程度、校园里如此恐怖危险的环境却是邬静怡当初选择留在南京时始料未及的。当时留守校园的魏特琳51岁，程瑞芳62岁。按照以往的经历，一般认为老年妇女面临的危险相对小些。如果说魏特琳是因为她年纪较长，富有行政管理经验而留下主持应对战乱可能带来的复杂局面的话，邬静怡留下则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当时在南京的人们早已听闻日军在长江下游攻占诸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强奸、掳掠、纵火等行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撤离。时年38岁、容貌姣好的知识女性留下来所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邬静怡留下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多年后，她描述了当时面临的情况：

我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特殊的情况。我的家禽实验项目最近刚刚建好，供繁殖的家禽已在我们这儿。人员旅行都很困难，因此，搬运家禽是很不现实的。对这个项目所拨的有限的款项不能在南京这儿浪费掉。我们不能指望为了在另一个地点重新建立这个项目，再去购置鸡舍与其余的设备。唯一合乎逻辑的想法与可行之事，便是我坚持继续从事这一家禽项目，尽力而为地多做些，做好些。与此同时，我或许能够在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财产、建筑与场地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在她的回忆录中，邬静怡详细介绍了她当时开展的家禽养殖研究项目：

这个家禽研究项目由C. D.瑞弗斯博士倡议，邬静怡开展，并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个人捐款资助。它的目的：1）从农业的角度，按照生物学的原理与家禽饲养的方法来协助为南京人民服务；2）以及通过a）喂饲料的试验与b）繁殖的试验来激发教师们的科学精神与兴趣，并发展禽肉与禽蛋的生产。这个项目位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科学馆后面到南山的半路上的一小块地里，于1936年开始启动。由于拨给这项工作的资金有限，我们尽可能地在房舍、设备与饲料各个方面节约。例如，根据经验，我们发现空煤油桶不适宜做鸡笼，因为夏天暑热天气中，对于母鸡，铁皮桶会变得太烫。

开始阶段，鸡的种类有白色莱亨鸡、芦花鸡、罗德岛红鸡和梅岭鸡，相互间隔排列着。我们有几只北京鸭和本地的白鹅，作为附带的研究。最初的任务是用本地商店能够买到的饲料，采取某种定额分量来喂养家禽。在一天大的雏鸡翅膀上扎带子，在下蛋的母鸡与育种公鸡的腿上绑带子。由我做记录，并仔细保存。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邬静怡担负起双重的职责。除了一直从事的家禽研究工作，她也积极参与在校园组建难民营、照顾妇孺难民、组织学习活动、开办女校等项工作。战局恶化之际，大批市民涌入难民营。她和十来位工作人员一道负责照管妇女、儿童。“当战事越来越逼近南京城之际，妇女、儿童开始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1937年12月8日的人数为300，然后人数持续不断地增加，直至超过原来计划的上限人数2750。所有的建筑与阁楼都住满以后，难民仍然在往里面涌入。”日军刚刚进入南京城后的凌晨，她从住所的窗户见到手持旗帜的日本兵在校园旁的山上走动，她迅速将情况报告给魏特琳，“我们一起观察了这一情况，加以证实。确实看见了日本旗”。 以此确证南京城被日军占领了。

此后，日军在城内四处杀人、掳掠、强奸、放火。日本兵“不分昼夜，出其不意地来到我们的难民营”。很多年以后，邬静怡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所谓的“战胜者”为所欲为地在南京全城进行诸如放火焚烧、掳掠抢劫、屠杀与强奸。在“恐怖笼罩”之下，妇女沦为无助的受害者。我们敞开大门，让那些妇女、姑娘进来。然后在夜里，连门廊与有屋顶的走道上都挤得满满的。难民的人数不久增加到4000人，并持续不断地增长至高峰期的大约10000人。我暗自忖度，“啊，天哪，战争残酷而邪恶”。现代军人的行为竟如同野兽。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听说侵略军在掳掠、屠杀后，邬静怡立即告诫家禽养殖场的工人，如果日本兵来抢鸡、抢蛋，不要和他们争论，也不要试图阻止他们，因为毕竟人的生命比鸡、蛋，或其他东西都更加重要，更有价值。邬静怡必须在鸡房或家禽养殖场工作时，请工人留神注意，如果日本兵来，给她一个信号，然后，她立即往相反的方向逃离，去躲藏，或者加入难民的行列。

令邬静怡终生难忘的是日军暴行与她近在咫尺的1937年12月17日晚。日军冲进校园，搜索并劫持走12名难民姑娘时，她本人就在100号楼上，亲身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夜晚：

日本军人似乎从四面八方而来，一伙日本军人抓住几个中国男子，指控他们为中国军队的士兵。魏特琳小姐在那儿竭力证明他们是平民百姓，而另一伙日本军人强迫难民营的工作人员在小道上或站或跪着，还有一些日本军人经边门，或翻越矮墙，劫持走12个姑娘。曾劝告难民营年轻的工作人员混杂在难民之中。我当时正好在中大楼，靠近堆放铺盖与衣服的地方。我见到那些穿着沉重靴子的日本军人，手持雪亮的，使我们刺眼的手电筒过来。我极度恐惧，因为有些日本军人似乎注意到我，他们一次又一次来来回回走动时，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注意到我。于是，我不断地改变我的外表，扎个头巾或不扎头巾，穿上毛衣或脱掉毛衣，希望他们没有认出我是同一个人。当我改变位置，进一步和难民混在一起时，她们不欢迎我。我的出现会危及到她们，她们也很害怕。说老实话，我浑身在发抖。那几分钟显得很长，犹如几个小时。我一直在疑惑其他的工作人员在哪儿，他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幸好，夜深之际，这场风暴平静了下来，日本兵没有再进来。我肯定希望不要有一个日本兵留在我们校园。我们开始相互寻找。魏特琳小姐过来，犹如“牧羊人在查看她的羊群”。我们中的几个人到以往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验中学宿舍的那栋建筑去，默默地相聚在一间屋子里，最终感谢上帝，并祈祷为最近的将来获得神灵的保佑。第二天，12个被劫持走的姑娘中只有一个放回来。我们大家都默默地为她的回来而高兴。当我们回顾那段经历之际，我们都同意那个夜晚肯定是最最糟糕的。

邬静怡是位年轻的女子，在日军暴行肆虐的南京城，她不会轻易冒险离开校园，再加上她在做救助难民工作的同时，也不能停下她的家禽研究项目，她无法从繁忙的工作脱身。因此，她没有可能与机会目睹杀人放火的场面，但是她近距离亲身感受到日军暴行的恐怖气氛。日本兵时时刻刻都会降临校园是当时生活的常态。

由于日本兵频繁地不分昼夜地闯进校园，魏特琳便派人在校园各处留神注意，日本人出现便报告给她。“因此，魏特琳小姐一直忙于巡视校园，将他们驱赶出去。有时，她在吃饭或休息之际，会突然将她招呼去，她便立即前去，以礼貌文雅的‘hello’来迎接日本兵，作为有人来了，或者生怕他们会突然开枪的信号。”

日复一日的劳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民众在日军暴行下遭受的苦难，而自身无能为力解救，对魏特琳的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精神难以长期支撑而崩溃。邬静怡近距离观察到在这一暴行环境下生存而产生的悲剧：

哎呀！这个勇敢的魏特琳小姐在1940年的春天精神崩溃了。我们这些同事感到痛心，感到沮丧，都很关心她。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那肯定是多方面，复杂的。她自己的日记给予我们一些线索，“在我思绪的深处总是军人所受的苦难——残破的肢体，缺乏医疗。他们在遭受可怕的苦难时，我们享受快乐似乎不对——然而，我也懂得，我们必须正常地生活，要不然，我们无法坚持下去”。

一天，她见到我时，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说她不想离开中国。然而，在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也是和她同一教会（基督会）的凯瑟琳•舒尔兹小姐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国，希望她在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恢复。

一天，她见到我时，突然跪倒在地板上，说她不想离开中国。然而，在我们学校一位老师，也是和她同一教会（基督会）的凯瑟琳•舒尔兹小姐 的陪同下，她被送回美国，希望她在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恢复。

回到美国后，通过治疗和休息，魏特琳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精神上却没有好转，最终于1941年5月14日下午在一座公寓中打开厨房炉灶的煤气阀而自杀。魏特琳去世的消息传来，邬静怡无比悲痛，因为她在金陵校园读书时主修生物学，辅修教育学，从学生时代起就和魏特琳关系密切，又在大屠杀期间协助魏特琳工作，感情非比寻常。邬静怡在回忆录中做了这样的评述：“在所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中，明妮•魏特琳小姐和瑞弗斯博士对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无疑有着最大的影响。其他教授肯定以别的方式影响着其他的学生。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教会学校给予学生比学术教育更多的东西。” 邬静怡也表达了南京市民对魏特琳的深深缅怀与崇敬：南京的市民称呼她为“观音菩萨”。

因为尤其在恐怖笼罩时期她慈悲为怀与仁爱的行为，以及她在中国无私奉献的生活，中国南京的市民就是这样称呼她的。她逝世的悲痛消息传到我们在南京的人们之后，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上为她筹备并举行了追悼仪式。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悼念她，为她流泪；她在大洋彼岸赢得了更多的兄弟姐妹；在那些认识她的人们的有生之年，她将一直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整个悼念仪式极度感人，也极为启迪鼓舞人。

为劫后余生的妇女提供服务

金陵文理学院校园不仅为数以万计的妇女、儿童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庇护，而且还利用自身作为教育机构的各种资源与人员，为难民开办种类各异的学习班，使她们在充满恐怖、苦难、极不正常的岁月里，仍然能够接受教育，从而有可能获得生存的技能与机会。

1937年圣诞节开始，学院为那些想学习的妇女开办圣经学习班，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1938年二三月间，安全区内的难民营陆续关闭，但是，日本兵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杀人、强奸、掳掠的情况仍然在发生。其他难民营的妇女、姑娘回家后发觉远远不够安全，于是，她们纷纷又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恳求住进来。校园里居住的难民，特别是年轻的姑娘们也恳求继续住下去。到3月中旬，难民营中仍有3310名难民。

很多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日军抓走下落不明，有很大一部分人已被屠杀，但当时认为是失踪。难民营为这些妇女收集信息，填写调查表。1938年1月，难民营向日本大使馆呈递了一份列有532名失踪人员名单的请愿信，到2月份人数增加到738人。接下来，难民营为那些丈夫或儿子失踪，失去生活来源的妇女开办职业培训班，传授知识，并训练数以百计的妇女如何谋生，还给极度贫困的妇女发放小额做生意的资金，使她们有可能、有信心去谋生而得以生存。在那几个月里，难民营中有30个人死亡，40个婴儿出生。邬静怡在需要时帮着烧水，为母亲们提供帮助。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最终于1938年5月底解散，然而，仍有一些年轻姑娘，因为感到回家不安全、家被日军焚毁无家可归、失去亲人而无依无靠，继续留在校园内等原因。1938年9月，校园内开办了很多项目，为南京的妇女，特别是年轻姑娘提供尽可能多受教育的机会。

第一个项目—— “实验课程项目”，为年轻姑娘办的相当于中学初中三年与高中两年的班级。开始入学的人数为149人，逐渐增加到171人。需要更多的教师。自然，我也在那儿作为一个自觉自愿的帮手。

她的第二个项目是从事编织的家政工艺项目，有大约70名贫困的妇女入学。程瑞芳夫人在那儿帮忙负责。

第三个项目是社区学校，几个年轻的教师教大约80名小学生。第四个项目是幼儿园，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两个是姐妹的年轻姑娘在教20个孩子。极度地需求各个层次的教育，因为在南京所有的学校或者关闭，或者迁往国统区。

我教生物课，根据需要，或多或少地修改课程，以便将家禽生产、养兔子、蚕桑与蔬菜种植包括进去。还增添了其他的教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6年毕业生林弥励作为家政工艺项目的负责人，顾天琢小姐教音乐，海瑞亚特•惠特默小姐教自然科学，凯瑟琳•舒尔兹小姐教英语，瑟斯顿夫人负责财务。考虑到所处的环境，所有这些项目都非常地兴旺成功。

这样，她们实际上在校园开办了南京当时极为需要的一所女子中学，使那些失学的学龄姑娘有机会接受教育。后来南京的社会状况逐步趋于稳定。除了教课，邬静怡还忙于她的家禽实验项目。生活似乎归于平静，工作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几届学生从实验课程项目毕业。然而，南京毕竟是日伪统治下的城市，时局的动荡随时会不期而至，人们无从掌控自己的命运。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美日宣战。之后不久，20多个日本军人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搜查校舍建筑与财物，并从图书馆抢走图书。同时，限制美国人的自由，将他们软禁在室内，有些美国传教士还被关进上海的集中营。此时，由于所有的美籍人员均被日军扣押，邬静怡被推举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紧急事务委员会负责人，以及被称为“实验课程项目”的女子中学校长，以取代瑟斯顿夫人。然而，她们也不能在校园久留。日军将强行接管占领校园房舍，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

幸运的是，我们得以把那个学年持续到1942年6月15日，课程的教学有条不紊地结束。毕业班学生拿到了她们的文凭。那些师生的心中交织着欢乐与悲痛。每个人都含着泪水依依惜别。在那几个星期里，我设法出售了大部分家禽，将一些良种公鸡送给乡村的农民，以改良他们的鸡与蛋。我留下了最珍贵的种鸡。我从朋友家租借了一辆私人人力车与车夫，在晚间帮助我。首先搬运余下未用的铁丝网卷、铁丝笼，小的木笼子已事先运走，粗略安置起来。最后，我每次将几只繁殖种鸡装进麻袋，运到位于朋友家院子里的新场地，我的一个男亲戚在那儿帮着照顾那些鸡。家禽场及其设备就那样留在那儿。在预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人员搬走的那个日子，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处理自己个人的行李。那天白天，其他的人在日本卫兵的监督下，更确切地说，检查下已经搬出去。家禽场我的帮手和我，迟至晚上6点或7点才最后离开。将整串钥匙交给日本卫兵之后，我爬上由牲口及其主人拉的运货车，心情悲哀地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日本人于1942年6月19日接管了整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并最终使之成为日军卫戍司令部。

坚守南京迎接复校师生归来

除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任教、从事研究工作，邬静怡当时还在日本校长控制下的金陵大学教授植物学，因此，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后，她获准搬到金陵大学的住宅。此后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三年多时间里，尽管一直生活在南京，但她没有再踏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这段时间内，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回奔波在金陵大学与她的亲戚家之间，兼顾教学与研究项目。不久，她受邀担任一所私立高中的教务主任，并从大学的住宅搬到自己租的房子里。这样，在工作与生活两方面可以脱离日本人的直接控制，心情不必过于压抑。她很快发现私立高中的新工作非常值得去做，并使她有机会“去发现和帮助一些聪明、有才华的年轻学生；和志趣相投的训导主任交往是一种快乐与荣幸。家中的家禽实验项目的工作降到最低程度，只是在周末去检查一下，日常的工作由家禽项目的工人经手处理”。 在这个岗位上，邬静怡一直坚守到日本人投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斗胆第一次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外，门口仍有两名日本卫兵。卫戍司令部的主体已搬迁走。我告诉卫兵我的身份，想进去只是看一看。他们并没有表示反对。下一步便是向留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员报告我的见闻。然而，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吴贻芳校长 从成都寄来信件，正式授权邬静怡、程瑞芳、顾天琢等人组成复校委员会，接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及其财产，处理复校事宜。她们立即搬回校园。然而，那却是个遭受战争创伤而面目全非的校园。日军占领期间不仅疏于管理与维护，还增建了很多临时性的丑陋棚屋，挖掘了壕沟，校园显得肮脏、丑陋而奇怪。她们请金陵大学的建筑师齐兆昌 在1945年10月12日绘制了校园图，显示校园当时的状况，向成都汇报。

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本部不可能立即从成都迁回南京，而校园空着有可能被其他团体、部门或军队占用，她们必须准备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利用校舍与遗留下来的零星家具。经过深思熟虑与长时间的商讨，她们一致投票通过开办女子中学的提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子中学于1945年秋季开学，推举邬静怡再次出任校长，黄丽明 任教务主任，程瑞芳担任舍监，顾天琢为音乐教师。黄丽明教体育，邬静怡教生物，其他课程由能够找到的教师来教授。

邬静怡在女子中学担任校长直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6年6月从成都迁回南京。此后，她全力以赴为复校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日军卫戍司令部占用所造成的破坏与损失过于严重。各类家具，包括床铺，还有教学器材、实验设备都得重新添置。周末时，她“骑上自行车到商业区去寻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的书籍。经过适当的谈判，找回来所有能在商家店铺中发现的书籍，一卡车一卡车地运来，不加分类地倾倒在一间屋子里，让图书馆员去整理分类”。1947年初，一切才基本回归正常，邬静怡回到生物系继续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邬静怡在体力及精神上都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来改善她的身体状况。学院准许她学术休假，1947年11月邬静怡匆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在她的姐姐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同时获得再次赴美进修学习的机会。

1948年初，她再次踏上赴美进修的旅途。她在俄勒冈州立学院（Oregon State College）和位于肯塔基州的贝瑞亚学院（Berea College）、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哈特福德学院（Hartford Institute）等多所学校学习，并在一所教会中学任教。1952年她应聘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生物实验室工作，直至1969年退休。她曾于1976、1980和1985年三次回中国探亲访友，到各地参观访问。1985年12月31日，邬静怡在加州洛杉矶逝世。根据其遗嘱，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建立“纪念邬静怡研究生奖学金”（Blanche Wu Memorial Graduate Scholarship），奖励该校学习优秀的中国研究生。1985年在她逝世前夕，曾自费出版英文自传《东西方相会》（East Meets West），回顾了她的一生，其中第四部分叙述了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亲身经历。

结语

邬静怡在时局动荡中度过了其漫长的一生。由于出生于浸礼会牧师的家庭，自幼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因而使她有机会进入金陵女子大学，接受当时中国年轻女性难得的高等教育。在恩师瑞弗斯的提携与关爱下，她能够继续到燕京大学和美国的高校深造，并回到母校任教，从事科研工作。她对自己的家禽养殖科研项目孜孜以求，绝不轻言放弃。这促使她在危急关头，为使倾注了资金与心血的研究项目不致中断，冒险留在即将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城，成为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唯一留在校园的中国籍教师。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园成为庇护大批妇女、儿童的难民营时，她积极投入到救助难民的工作中，尽管她自己，一位时年38岁的年轻女子，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普通中国妇女难民无法回避的日军暴行的威胁。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亲身经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部分知识分子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记录当时的环境与见闻，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她不仅全程经历了大屠杀时期，还在南京城度过了日本人统治的八年。她肯定也对自己的经历做了某些文字记录，否则，她不可能在几十年后，在撰写自传回忆录时，能够提供系统而具体的叙事。

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女性，完全融入中国民众之中，因而她的观察与文字记载有别于美国传教士、德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的记述。后者以第三方的视角，非参与者的冷静目光来审视、观察与记录。对中国受难民众的内心感受，缺乏切肤的理解与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而邬静怡则是中国民众的一员，休戚与共，同呼吸共命运，她以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方式进行的观察、分析、思考，细致而真实，入木三分而又恰如其分。读她的描述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触手可及的逼真。尽管她没有机会到校园以外的场所去观察、记录日军暴行，但在校园内及其周围发生的事件是近在咫尺的现实，她也一定耳濡目染南京城内与周边地区每天发生的日军暴行。因此，虽然没有残酷暴虐场景的描绘，她的叙述却让读者近距离感受到日军暴行下恐怖氛围在四处弥漫，令人惊恐不安地展现于眼前。邬静怡的描述非常珍贵，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