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退伍回村，女友不让我进门，六天后，堂妹带个姑娘找上门

楔子

我叫李国强，1994年冬天退伍回到了老家。在部队当了四年兵，临走时村里人都说我是块好料子，去了部队能出息。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四年里入了党，当了班长，立过三等功，本以为回来能有个好前程。可谁知道，回来的第一天，现实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的女朋友叫赵芳，是我高中同学，我们好了三年，我当兵走的那天她哭得跟泪人似的，说一定等我回来。四年里我们通信不断，她的信我每一封都保存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军绿色的行李包里。那些信上写的都是甜言蜜语，说什么想我了，盼着我赶快退伍回来，回来我们就结婚。我信了，我是真的信了。所以在部队最后那几个月，我满脑子都是回来的画面，想着怎么跟她求婚，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可我没等到进门的那一天。

那天是腊月十八，天寒地冻的，我坐着长途汽车从省城转了两趟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县城。从县城到镇上还有十几里路，我没舍得花钱坐车，背着大包小包一步一步走着回去。四年没回来了，路两边多了不少新房子，但大体模样没变。我心里头热乎乎的，想着这会儿赵芳要是知道我回来了，该有多高兴。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冬天的天短，五点多就黑了下来。村里的狗听见动静开始叫，我看见自家屋顶上冒着炊烟，知道我妈肯定在做饭。我先没回家，拐了个弯直接去了赵芳家。她家住在村东头，三间大瓦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我们没少在树下说话。

我站在她家院门口，心跳得厉害。深吸一口气，伸手敲了门。

开门的不是赵芳，是她妈。赵芳妈看见我的那一刻，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变，先是惊讶，然后是不自在，最后定格在一种我说不上来的表情上，像是为难，又像是心虚。

“阿姨，我回来了，赵芳在吗？”我笑着问。

赵芳妈没让我进门，她身子堵在门口，手扶着门框，上下打量了我一遍。四年没见，她苍老了不少，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国强啊，你回来了啊。赵芳……赵芳她不在家。”

“那我去找她，她在哪？”

赵芳妈嘴唇动了动，眼神闪躲着，半天才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国强，你就别找她了。赵芳她……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跟镇上开五金店的刘永强。”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愣住了，问她：“阿姨，你说什么？”

赵芳妈叹了口气，那口气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化成白雾，散得很快。她说：“国强，你当兵走了四年，芳芳她等了你四年，可她今年都二十四了，你这一回来也没个正经工作，她总不能一直等下去吧。刘永强家里开着店，条件好，对芳芳也好，你就……你就别纠缠了，赶紧回去吧。”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院门口的。只记得站在村道上站了很久，肩膀上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手脚都冻木了。路灯杆子上的灯泡被风吹得晃晃悠悠，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盯着那道影子看了半天，觉得那个影子不像自己，像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后来我回了家。我妈看见我先是高兴得直掉眼泪，等我把事情一说，她又跟着我掉眼泪。我妈说赵芳家里那边早就放出风了，说赵芳跟刘永强定了亲，就等着来年正月办酒席。我妈还说，赵芳这半年多都不怎么在村里住了，多半时间住在镇上刘永强那里。

我爸坐在灶台边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句话没说。他这辈子话就不多，但那天晚上他抽烟的姿势让我觉得他心里也不好受。我弟李国军那年刚上高二，放学回来听说这事，气得直骂，说要去找赵芳理论，被我爸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那张老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房间还是四年前的样子，墙上贴着褪了色的画报，窗台上放着我当兵前用过的搪瓷杯子。被子是新晒过的，有股太阳的味道，但我闻着什么都不对。我在想那四年，每年三百多天，我掰着手指头数日子，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的时候想她，站岗值勤的时候想她，受委屈的时候也想她。那些信，一封一封的，我用红蓝铅笔在信封上编了号，怕弄乱了。现在想想，那些信大概就是她曾经真心过的最好证明，但也仅仅是曾经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没出门。我妈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又是炖鸡又是包饺子，但我吃什么都跟嚼蜡似的。我爸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坐在我对面，粗糙的大手捧着茶缸子，说的很简单：“儿子，不哭了就是汉子。人这一辈子，摔倒了爬起来再走，不丢人。”

我没哭，真没哭。但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

到了第六天，我正窝在家里帮我妈剥玉米，院子里的狗突然叫了起来。我抬头一看，是我堂妹李萍来了。李萍比我小三岁，在镇上卫生院当护士，从小跟我关系就好，我当兵那几年她没少帮我照顾家里。

李萍进了院子，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个姑娘，高挑的个子，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头上戴着毛线帽子，露出一张白净的脸。眉眼很清秀，嘴唇抿着，有些拘谨地站在李萍身后，目光往院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当时的样子肯定不太好看。穿了件旧毛衣，袖口磨得起了毛，手上全是剥玉米留下的碎屑，几天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拍了两下手，站起来，不明所以地看着李萍。

李萍笑着跟我妈打了个招呼，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哥，我给你带了个人来，你好好看看。”

“什么人？”

“我同事，叫陈秀兰，在卫生院药房上班。”李萍说着，回头看了一眼那姑娘，那姑娘正低头看着院子里卧着的那条老黄狗，“我跟她说了你的情况，她不嫌弃你没钱没房，就想见见你。哥，你可别把人吓跑了。”

我当时的心情复杂得很。才退伍回来六天，伤口还在滴血，我堂妹就给我介绍对象来了。我心里头一百个不情愿，觉得这算什么事儿，我刚被人甩了，转头就去相亲，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吗？但李萍那眼神，那种又心疼我又替我着急的眼神，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李萍看出我犹豫，又低声说：“哥，你别犯傻了。赵芳的事我知道了，那种人不值得你难过。这个陈秀兰不一样，她人踏实，心眼好，在卫生院大家都喜欢她。你别光想着过去，也得往前看啊。”

我往陈秀兰那边看了一眼。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蹲了下来，在逗那条老黄狗。狗是不认生的，把脑袋往她手心里蹭，她笑了，那笑容很浅，但很真。在那个阴冷的冬天下午，她那个笑容像一小团火，让我冰冷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

李萍拉着我走过去，给我们做了介绍。陈秀兰站起来，看着我，大大方方地说了句：“你好，李国强。”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听着很舒服，没有刻意套近乎，也没有那种相亲时候的扭捏作态。

我把手往裤子上蹭了蹭，跟她握了一下手，说了声“你好”，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气氛有点尴尬，还是我妈机灵，赶紧把她们让进了屋里，倒了茶，端了瓜子花生出来。

就这样，我退伍回家的第六天，我的相亲故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了。那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被我堂妹带进家门的姑娘，后来会成为我一辈子的依靠，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感情。

而我更没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赵芳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化了妆，嘴唇涂得红红的，站在我家院子门口，对穿着旧毛衣、满手泥巴的我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荒唐的话。

她说：“国强，我想了一晚上，要不咱俩还是在一起吧，我跟刘永强退婚。”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是听说了李萍给陈秀兰和我介绍对象的事。

那一刻，我看着赵芳那张精心修饰过的脸，突然觉得无比陌生。四年的等待，六天的变心，而让我重新获得“价值”的，竟然只是另一个姑娘的出现。我忽然就明白了什么叫“失去后才懂得珍惜”，但赵芳的这种“珍惜”，让我觉得廉价，也让我觉得恶心。

我还没开口，身后传来我妈的声音：“赵芳，你要是早六天来说这话，我儿子还认你。现在你来晚了。”

赵芳的脸色当时就变了。

故事的真正高潮，还在后面。那一年的年关，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让整个村子的人都看了场好戏。而我的人生，从退伍回村那天起，就走上了一条我从未想过的路。那些路上的坎坷和温暖，泪水与笑声，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

我是1972年生人，家在鲁西南一个叫柳河村的普通村子里。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靠着一条叫不出名字的小河，种地过日子。我爸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妈在村小学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生了我和弟弟，家里忙不过来，就不干了，回家种地带孩子。

我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上课坐不住，净想着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但我有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力气大，干活从不偷懒。初中毕业那年我十六岁，个子窜到了一米七八，在同学里头算是大高个儿了。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我弟成绩比我好，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不念了，回家帮着干活，让弟弟好好读书。

我爸当时抽着烟看了我半天，说了句“你想好了？”我说想好了。我妈在灶台边抹眼泪，也没说什么。就这样，我的学生时代就结束了，开始跟着我爸种地、打零工，什么活都干。

十七岁那年秋天，镇上来了征兵的通知。我从小对军人就有种说不清的情结，觉得当兵的人特别有出息，穿军装也神气。我把想法跟我爸妈说了，我爸没反对，我妈舍不得，说你还小。我说不小了，十七了，能去了。后来我爸带着我去镇上报了名，体检、政审一路过了，我被分到了北方的部队，具体什么地方我就不说了，反正是个大风口，冬天零下二十多度。

临走的头天晚上，赵芳来找我了。

赵芳家跟我家隔了三四户人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初中都是同学。她长得好看，两条长辫子，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是我们那一带公认的俊姑娘。初中毕业后她没再上学，在家里帮着做豆腐卖，她爸赵德厚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开豆腐坊，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家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我们走到村后头的打谷场上。赵芳穿着一件粉色的外套，头发披着，站在月光底下，像个画上的人。她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圈，半天才说：“国强，你一定要去当兵吗？”

我说：“嗯，都定下来了。”

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三年吧，也可能时间长点。”

她说：“那……那你会想我吗？”

我说：“会。”

那天晚上赵芳哭了，哭得很厉害，我笨手笨脚地给她擦眼泪，不知道怎么哄她。后来我自己也红了眼眶，十七八岁的年纪，感情干干净净的，说喜欢就是真喜欢，说想念就是真想，没有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兵走的那天早上，赵芳来送我，站在村口的路边上，手里攥着一条织了一半的围巾，红色的。她说织完就给我寄过去。我上了车，从车窗里看她，她一直在挥手，直到车子拐了弯，看不见了。

那是我记忆里赵芳最好的样子。后来的赵芳，跟那个站在村口送我的姑娘，像是两个人。

部队的生活艰苦但也充实。新兵连三个月，我把以前干活练出来的力气全用上了，体能训练从来不落下风。加上我农村出来的，不怕脏不怕累，连长和指导员都挺喜欢我。新兵下连后我分到了侦察连，训练强度更大，但我咬牙挺了过来。

第二年我当上了副班长，第三年入了党，第四年当上了班长，还立了个三等功。那些年我把津贴省下来寄回家，供弟弟读书。赵芳的围巾寄来了，她在信里说织了一个多月，拆了好几回，总算织成了。那条围巾我戴了四年，虽然在我们那边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那条围巾根本不够暖和，但我一直戴着，觉得心里头暖和。

我们的通信一直没断过。刚开始的时候她回信很快，每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的，跟我说村里的新鲜事，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她爸的豆腐坊生意不好了，她想出去打工了。我回信也快，跟她说部队的事，说我想她了，让她等我回来。

但到第三年的时候，她的信渐渐少了。间隔从一周变成半个月，从半个月变成一个月。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有时候只有几行字，问我在部队好不好，注意身体，就没别的话了。我当时没多想，以为她是忙着挣钱，写信不方便。现在想想，从那时候起，有些事情就已经开始变了。

1994年冬天，我四级士官服役期满，决定退伍。连长找我谈过话，说可以推荐我转志愿兵，留在部队。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回来。一方面是家里需要我，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弟弟还在读高中，家里需要个顶梁柱；另一方面，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赵芳，想着早点回来，把事情定下来。

走之前我给赵芳写了封信，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到家，让她等我。她回信了，说好，等你。

可等我真回来了，她妈妈站在门口说的那番话，把所有“等你”都变成了笑话。

二

退伍回村的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哪儿也不去。村子里的人知道我回来了，有人来串门，我都躲着不见。我不想被问东问西，不想被人用那种同情的眼光看着，说“你看李国强当兵回来，对象跟别人跑了”。

我妈看我那副样子，急得嘴上起了燎泡。她跟我爸商量，说要不把我送到省城去打工，换个环境可能会好点。我爸说，让他自己缓两天，这种事别人劝没用，得自己扛过去。

但李萍没给我缓的时间。

李萍是我二叔家的闺女，比我小三岁，在镇上卫生院当护士。她从小性子就厉害，主意正，有什么事说干就干。听说我回来了，她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了过来。进了院子看见我坐在门槛上剥玉米，脸色一沉，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哥，你就这点出息？一个赵芳就把你打成这样了？”

我没吭声。

她蹲下来，看着我，语气软了下来：“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得想想，你要是就这么倒下了，我大爷大娘怎么办？你弟还在上学，家里花销大着呢，你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你让我缓缓，行不行？”

李萍站起来，来回走了两步，忽然转过身来说：“哥，我跟你说个事。我们卫生院药房有个姑娘，叫陈秀兰，人特别好，今年二十二，比你小两岁。家在隔壁王庄的，她爸是个木匠，家境一般，但这姑娘踏实。我跟她说过你的情况，她不嫌弃你没钱没房，愿意跟你见一面。”

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我说：“李萍，我才回来六天，你让我去相亲？我现在这状态，见谁都是祸害人家。”

李萍说：“不是让你马上跟人家怎么着，就见一面，认识认识，交个朋友总行吧？你要是不合适，谁还能逼你不成？哥，你现在需要的是往前走，不是在那窝着，窝着能窝出什么来？”

我没答应，但李萍这个人，她要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第二天一早，她就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真带了个姑娘过来。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帮我妈剥玉米，听见院门响，抬头一看，李萍推着自行车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穿灰棉袄的姑娘。那姑娘高高瘦瘦的，脸上带着一点腼腆，但不像一般姑娘那样扭捏。她进门就先跟我妈打了个招呼，叫了声“阿姨”，声音不大，但很自然。

李萍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几句，然后就把我带到那姑娘面前，给我们介绍。我到现在都记得陈秀兰当时的样子，灰棉袄虽然朴素，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扎了个低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看人的时候目光很坦然，没有那种打量和审视的意味，就是很单纯地在看一个人。

我们进了屋，我妈端了茶水和瓜子出来，坐了一会儿就找借口出去了，李萍也跟着出去，留下我们两个人在堂屋里。

气氛有点尴尬，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陈秀兰倒是比我镇定，她端起茶碗抿了一口，看了一眼堂屋里挂着的中堂画，说：“这是你妈绣的？”

那幅中堂是十字绣绣的牡丹图，我妈闲着没事绣的。我说是。她说：“绣得真好，我妈也喜欢绣花，但绣不了这么好。”

就这么一句话，气氛缓和了不少。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人不让我觉得累。跟赵芳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得想着说什么话才能让她高兴，想着做什么事才能让她满意，但跟陈秀兰坐在一起，那种紧绷的感觉好像少了些。

我们聊了不到半个小时，都是些家常话。她问我当兵的事，我说了些部队的生活，她听着，不时问两句。她说她在卫生院药房上班，工作不累但挺琐碎的，每天跟各种药打交道，得细心。她说她喜欢看书，看些小说和杂志，有时间就去县城的新华书店坐坐。

我把她说的每句话都记在了心里。不是因为我对她有多深的感情，那时候还说不上感情，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说话实在，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人放心。

临走的时候，陈秀兰在院子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李国强，你要是没什么事，赶明儿来镇上转转，卫生院后头有条街，卖吃的喝的都有。”

我说好。

她走了以后，我妈进来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我妈说：“这个姑娘比赵芳实在，你眼睛擦亮点。”我没接话，但心里头好像没那么堵了。

可我没去找陈秀兰，因为第二天，赵芳就来了。

三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穿着一件破棉袄，满头满脸都是木屑。我妈和隔壁张婶在屋里说话，鸡鸭在院子里乱跑，老黄狗趴在墙根底下晒太阳，一切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院门没关，赵芳直接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崭新的，在冬天的灰暗色调里格外扎眼。头发烫了卷，披在肩膀上，化了妆，嘴唇涂得红红的，跟以前那个扎辫子的姑娘完全不一样了。她站在院子中间，脚下的高跟鞋踩在泥地上，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我停下来，手里的斧头举在半空中，看着她。

她也在看我，看了一会儿，开口说：“国强，你这几天还好吧？”

我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说：“还行。”

她往前走了两步，欲言又止的样子。老黄狗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趴下了，它对这个曾经的常客没什么兴趣。我跟赵芳好着的时候，这条狗每次见她都摇尾巴，现在连狗都不待见她了。

“国强，”赵芳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说道，“我想了一晚上，要不咱俩还是在一起吧，我跟刘永强退婚。”

我当时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愣住了。我妈在屋里听见动静，跟张婶出来了，两个人站在堂屋门口，脸色都不太好看。

我问赵芳：“你说什么？”

赵芳重复了一遍：“我说我去跟刘永强退婚，咱们还在一起。”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钟，问她：“为什么？你不是下个月就要跟他结婚了吗？”

赵芳咬了咬嘴唇，低下头去，声音小了很多：“我听说了，李萍给你介绍了个姑娘，叫陈秀兰，在卫生院上班的。国强，你才回来几天，就见别人了？你是不是早就不等我了？”

我当时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像是有一团东西堵在胸口，堵得慌。我深吸了一口气，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在家跟别人定了亲，你现在倒打一耙，说是我不等你了？赵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赵芳抬起头来，眼圈红了，声音里带着哭腔：“国强，我也不想的。你知道我妈那个人，她一直嫌你家条件不好，当兵回来也安排不了工作。刘永强家里条件好，镇上开着店，家里有楼有车，我妈非让我跟他处，我也是没办法……”

“你没办法？”我声音大了起来，“你没办法你给我写信说等我？你没办法你提前告诉我一声也行啊！你是看我回来没什么出息，找了个条件好的，这没什么，人往高处走，我不怪你。但你这时候跑来说什么退婚？你告诉我，你到底图什么？”

我妈这时候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我旁边，看着赵芳，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语气很平静：“赵芳，你来晚了。你要早六天来说这话，我儿子可能还认你。你要是真有心，我儿子回来第一天你就该来说这话，不是等他跟别人相了亲你才来。”

赵芳红了脸，眼泪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说：“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不重要，”我妈说，“重要的是，我儿子不能让人当猴耍。刘永强你不要了，回来找我儿子，我儿子成什么了？捡破烂的？你要真把我儿子当回事，你就不会跟别人定亲。回去吧，赵芳，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赵芳站在那里，眼泪流了一脸，红色的呢子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不甘心，有委屈，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我说不上来。我没说话，转过身去继续劈柴了。

赵芳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更精彩的在后面。

第二天，刘永强找上门来了。

我后来才知道，赵芳跟我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刘永强耳朵里。柳河村就这么大，藏不住事，谁家多杀了一只鸡，隔天全村都知道。赵芳来我家的事，当天晚上就传遍了全村，各种版本都有，有的说赵芳回头来找我了，有的说我妈把赵芳骂走了，还有的说赵芳跟我哭着要私奔。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农村地方就这样，闲着没事干的人多，就指着这些事过日子。

刘永强比我大两岁，镇上的人，个子不高，胖墩墩的，长了一张圆脸，看着和善，但脾气上来了也不是善茬。他家在镇上开了十几年五金店，生意不错，在镇上盖了两层小楼，还买了一辆面包车，在那个年代算是条件很好的人家了。

他开着他那辆白色面包车来的，车停在村口，他一个人走到了我家门口。那天我爸在家，我正在屋里跟我妈说陈秀兰的事，听见院门被拍得震天响，出去一看，刘永强站在门口，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带着血丝。

他看见我就问：“你是李国强？”

我说是。

他往前一步，胸脯几乎顶到了我身上，声音很大：“你跟赵芳的事，你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还想跟她好？”

我还没说话，我爸从后面走上来了，挡在我前面，看着刘永强说：“小伙子，有什么事好好说，别在我家门口大呼小叫的。”

刘永强看了我爸一眼，没那么张狂了，但语气还是很冲：“叔，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问清楚。他李国强回来了，赵芳就去找他，还说要跟我退婚，这叫什么事？我刘永强在镇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丢不起这人！”

我看着刘永强，心里头觉得这人其实也挺可怜。赵芳跟我好了三年，口口声声说等我，最后跟了他；现在他以为自己赢了，结果赵芳一听说我跟别人相亲，又回头来找我，他等于是被人家两头耍。想到这里，我心里的气消了大半，语气也平和了。

我说：“刘永强，我跟你说实话。赵芳前两天确实来过我家，说了些话，我没答应。我跟她已经完了，从她跟你定亲那天起就完了。我不会再跟她有什么，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就是事实。”

刘永强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在判断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脸上的红色慢慢褪了下去，肩膀也松了下来，但嘴里还是硬邦邦的：“你说没答应就没答应？她要是不死心呢？她要是还来找你呢？”

我说：“那是你跟她的事，跟我没关系。你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

刘永强又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他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李国强，你要是说话不算话，我不会放过你。”

我没理他，进了屋。我爸关上门，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去院子里接着忙活了。

我以为这事到这儿就算翻篇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赵芳她妈来了。

四

赵芳妈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农村人睡得早，一般这时候各家的灯都差不多灭了。但她敲门的声音又急又大，像是出了什么急事。

我妈去开的门，赵芳妈一进来就哭了，哭得很大声，边哭边说：“秀英啊，你可不能不管啊，芳芳她不想活了啊！”

我妈叫王秀英，赵芳妈叫张桂兰，她们是同辈人，平时见面虽然谈不上多热络，但也没红过脸。我妈一看张桂兰哭成这样，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了。

张桂兰抽抽噎噎地说，赵芳从我家回去以后就闹，说非要跟刘永强退婚，不退就死给她看。今天下午赵芳跟刘永强在镇上吵了一架，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里，饭也不吃，门也不开，怎么叫都不应。赵芳她爸赵德厚气得摔了两个碗，说不管了，让她死算了。张桂兰没办法，只好来找我妈，让我妈劝劝我，说要不要我去跟赵芳说句话，让她死了这条心，或者假装答应跟她好，先把她稳住。

她说的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一方面觉得赵芳可怜，好好一个姑娘，把自己作践成这样；另一方面又觉得可笑，什么叫让我假装答应跟她好，先把她稳住？稳住了然后呢？我再拍拍屁股走人？那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件东西，说稳住就稳住，说扔掉就扔掉。

我妈是个心思透亮的人，她听完张桂兰的话，说了一句张桂兰不爱听但挑不出毛病的话。我妈说：“桂兰，这事我不能帮。国强现在也谈了对象，再去跟芳芳说什么，那不是两头耽误吗？你回去跟芳芳说，年轻人分分合合是常事，没有过不去的坎。她跟刘永强的婚事，是她自己应下的，咱们外人不好掺和。”

张桂兰听了我妈的话，脸色很难看，嘴唇哆嗦了半天，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但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一件事，让整个村子都炸了锅。

那天早上我起来得早，去村后的水井挑水。冬天早上冷得很，井沿上结了冰，滑得很。我打完水往回走，路过赵芳家门口的时候，看见她家院门大敞着，院子里站了好几个人，赵芳她妈张桂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声音尖利得能把天捅个窟窿。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旁边有人跑过来，是隔壁的王嫂，她拉着我，声音压得很低：“国强，你可别过去，赵芳跑了！”

“跑了？”我没反应过来，“跑哪去了？”

“谁知道跑哪去了！”王嫂拍了拍大腿，“昨天晚上半夜走的，谁也没告诉。行李收拾了，衣服拿了几件，留了张字条，说是出去打工了，让你们都别找她。她爸看了字条，气得高血压犯了，她妈哭得死去活来。这不，一大早去镇上找刘永强了，刘永强也跟着找呢，可人也没找着。”

我站在原地，手里拎着两桶水，听着王嫂说着这些事，心里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不难受，也不高兴，就是觉得荒唐，觉得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我跟赵芳的那点事，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事，闹到现在，成了全村的笑话，连她爸都给气病了。

我没多待，挑着水回了家。我妈已经听说了，在灶台边做饭，一边炒菜一边摇头叹气。她看我把水倒进水缸里，说了一句：“国强，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你别往心里去。赵芳是赵芳，你是你，她走她的路，你走你的路。”

我说我知道。

但那天我坐在灶台边，一边烧火一边想了很多。我想起十七岁那年秋天，赵芳在打谷场上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眼睛里有泪花。我想起她在灯下一针一针织围巾的样子，想起她写来的那些信，信纸上有的时候还沾着红墨水，大概是写完了在豆腐坊记账的时候顺手拿错了笔。

那些都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但人都是会变的，赵芳变了，我也在变。我当兵四年，眼界宽了，人也成熟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子。赵芳在家待了四年，身边的人和事都在变，她的想法当然也会变。只不过我们的变化没有朝同一个方向去，就像两条路，走着走着就岔开了。

我不恨赵芳，真不恨。她在我心里留下的那些东西，好的坏的，都是一段日子，没法抹掉，也不用抹掉。我只是觉得可惜，可惜了那四年的光阴，可惜了那些信，可惜了那条红色围巾。

那条围巾，我后来叠好放在柜子里，再也没戴过。

赵芳走了以后，刘永强来找过我一次。这次他没发火，开着他那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村口，等我走过去。他从车窗里递给我一包烟，我没接。他苦笑了一下，说：“李国强，咱俩都让她耍了。”

我没接话。

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说：“我前两天查了，她去年秋天就跟我好的，但那段时间还给你的信上写‘等你回来’。你说这是什么事？她一边跟你好着，一边跟我处着，拿咱俩当什么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人也没那么讨厌了。我们都是被赵芳当作备胎的人，只不过他运气不好，选了赵芳，而我运气好，赵芳没选我。如果他选别的时候，我现在可能跟他的位置换过来，是我开着面包车去找他兴师问罪。

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你条件好，不愁找。”

刘永强把烟头掐灭在车窗框上，苦笑着说：“条件好有什么用，真心喂了狗。”说完发动车子走了。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红色的中国结，在冬天的风里晃来晃去。

我看着那辆白色面包车颠簸着上了镇上的大路，心想，这个刘永强，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五

赵芳走了以后，村里人议论了几天，话题就慢慢淡了。农村日子忙，人还得吃饭，地还得种，没那么多闲工夫老嚼别人家的舌根。我家的日子也恢复了平静，我妈每天忙着做饭喂鸡，我爸下地干活，我除了帮家里干点活，就是琢磨着找点什么事做。

当兵四年，我攒了一些钱，不多，三千多块。这点钱在1994年也不算少了，但要是坐吃山空，也撑不了多久。我得找个出路，不能一辈子窝在村里种地。

那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去镇上，有时候去找李萍，有时候自己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工作。镇上不大，就两条主街，一条是省道穿镇而过，两边开着各种店铺，五金店、杂货店、小吃店、农资店，什么都有。还有一条是集市街，逢五逢十赶集的时候热闹，平时冷冷清清的。

李萍在卫生院上班，我去找她的时候，总会经过药房。药房在一楼走廊尽头，门开着，能看见里面一排排的药柜，陈秀兰穿个白大褂坐在柜台后面，有时候在配药，有时候在看书。那次见了我以后，她没刻意找我，我也没刻意去找她，但如果碰上了，会互相点个头，说两句话。

我跟陈秀兰的关系，就这么不咸不淡地持续着。不像相亲，也不像不相亲，就是两个认识的人，偶尔碰见了聊几句，没碰见就各忙各的。李萍急得不行，三番五次跟我说：“哥，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觉得人家不行你就直说，要觉得行你就主动点，这么不冷不热的算怎么回事？”

我说：“我这不是忙吗，刚退伍回来，工作还没着落，哪有心思谈对象？”

李萍白了我一眼：“你没心思就别说人家不行，反正我跟秀兰说好了，你先忙你的，忙完了再说不迟。”

其实我不是对陈秀兰没意思，恰恰相反，我是觉得这个姑娘挺好，但正因为她好，我才不想稀里糊涂地开始。我退伍回来才不到一个月，身上的情绪还没完全收拾干净，赵芳虽然走了，但那些事情在我心里留下的痕迹还在。我不想带着上一个感情留下的包袱，去跟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开始，那对她不公平。

但我妈不这么想。我妈隔两天就要念叨一回，“国强，你去找秀兰了没？”“国强，你什么时候请秀兰来家里吃顿饭？”“国强，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被念叨得脑仁疼，只好答应过两天去镇上一趟，约陈秀兰出来坐坐。

那天是腊月二十六，农历新年前最后一个集日。镇上的集市街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从布匹鞋帽到鸡鸭鱼肉，从糖果瓜子到春联年画，红红绿绿的年货摆了一地。我骑着自行车到镇上，先把车停在卫生院门口，进去找陈秀兰。

药房里只有她一个人，正在柜台后面整理药品。她看见我来了，笑了一下，那笑容淡淡的，但很好看。她说：“今天集上人可多了，你不去买年货，来这干什么？”

我说：“我来找你。”

她把手里的事放下，摘了手套，从柜台后面出来，穿着白大褂的她在昏暗的走廊里显得格外白净。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疑问，也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这是个男同志直接来单位找她，让同事看见了免不了要多想。

我说：“陈秀兰，今天集上热闹，我请你去吃饺子，去不去？”

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药房里头的办公室，那里头有个中年男医生坐着看报纸。她说：“我这还没下班呢。”

“那我等你。”

她想了想，走进办公室跟那男医生说了几句话，那男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着点了点头。陈秀兰出来的时候已经脱了白大褂，换上了那件灰棉袄，头发重新扎了一下，显得精神了不少。

我们出了卫生院，沿着街往集市那边走。街上人多，摩肩接踵的，我跟陈秀兰并肩走着，保持着大概一拳的距离，不远不近。她步子不快不慢，走路的时候习惯微微低着头，偶尔抬头看看两边摊子上卖的东西，但不会停下来。

镇上有家饺子馆，不大，四张桌子，但开了好多年了，味道好，生意一直不错。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过了饭点，店里没什么人。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两碗猪肉白菜馅的饺子，一人一碗。

饺子端上来，热腾腾的，冬天吃饺子最舒服。我跟陈秀兰边吃边聊，说的话都很平常，她问我家里人身体好不好，我说都好；我问她过年怎么过，她说回王庄老家，跟她爸妈和弟弟一起过年。

吃着吃着，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问我了一句话。她说：“李国强，你是不是心里头还装着别人？”

我被这一句话问得愣住了，差点没被饺子噎着。我咽下去，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但没有质问的意思，就是很平静地问，像是在问我今天天气怎么样一样随意。

我犹豫了一下，说：“以前的事，不是说忘就能忘的，但那些都过去了。”

她点了点头，没再问了，低下头继续吃饺子。我看着她吃饺子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挺特别。她不像别的姑娘那样刨根问底，也不会因为你的过去就生闷气，她就是很通透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有过去，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

吃完饺子，我送她回卫生院。走到卫生院门口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说：“给你，过年了，送你个东西。”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双手套，灰色的毛线手套，织得很仔细，针脚匀称，大拇指的地方还特意加厚了一层。我想起来，上次在院子里见面的时候，她看见我在劈柴，手上全是裂口子，大概是那时候就记在心上了。

我说：“你织的？”

她点了点头，脸有点红，但没扭捏，大大方方地说：“我手笨，织了好几天，你凑合着戴吧。”

那时候我心里头真的发热了。赵芳织的围巾我戴了四年，但那条围巾是我走了以后她寄来的，不是亲手递给我的。而眼前这个姑娘，跟我只见了两次面，就默默织了双厚手套给我。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什么山盟海誓，就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手套，但比什么情话都让我觉得踏实。

我说了声谢谢，把手套戴上了，大小刚好。她满意地笑了一下，转身进了卫生院，白大褂的下摆在冬天的风里飘了一下。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落定了，像是漂了很久的船终于抛了锚，稳稳当当的。

那双手套，我一直戴了好多年。

六

1995年的春节，是我退伍后的第一个春节。腊月二十九那天，我去镇上买了年货，割了肉，买了鱼，还买了一挂五千响的鞭炮。我妈不让我多花钱，说今年家里情况不好，凑合着过就行了。我说不行，当兵四年没在家过个像样的年，今年怎么着也得好好过。

大年三十那天，我跟我妈一起包饺子，我爸在院子里贴春联，我弟李国军从县城回来了，穿着校服，瘦高个儿，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哥，你瘦了。”我说你才瘦了，在学校不好好吃饭。他说学校的饭难吃得要命，还不如家里腌的咸菜。我妈听了心疼得不行，说开学的时候多给他带点吃的。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爸破天荒地喝了点酒，不多，小半杯白酒。他端着杯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弟，说了句：“你们两个，以后的路自己走，走正道就行，别让老子操心。”

我弟说：“爸你放心吧，我明年肯定考上大学。”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酒喝了。我知道他那一眼的意思，他不说，但他心里清楚，我这个当哥的为了供弟弟读书，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当兵四年把津贴都寄回了家，现在退伍回来，工作没着落，对象也没定下来。我爸嘴上不说，心里头觉得亏欠我。

我说：“爸，你别想那么多，路是人走出来的，我现在还年轻，不愁没发展。”

我妈在旁边听了，眼眶红了，但还是笑着给我们夹菜。那顿饭吃得很安静，但那种安静让人觉得踏实，觉得有依靠。不管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回到家总有一盏灯亮着，总有一口热乎饭等着你，这就是过日子的底子。

正月初三，我去王庄给陈秀兰拜年。

王庄在柳河村北边，隔着一条河，骑自行车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那天天很冷，西北风吹得人脸生疼，我穿了军大衣，骑着我爸那辆半新不旧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了两瓶酒和一盒点心，心里头有点紧张。

毕竟是大过年的上门，算是一种表态了。在农村，正月里上女方家拜年，基本就等于承认了关系。我虽然跟陈秀兰还没正式确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姑娘值得我认真对待，我不想再拖了。

陈秀兰家在王庄村东头，三间砖瓦房，院子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一角堆着木料和刨花，她爸是木匠，家里头常年有股松木的香味。我到的时候，她家院子里已经停了两辆自行车，看来还有别的客人。

我推着车进去，陈秀兰从屋里迎了出来。她今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头发扎了辫子，脸上带着笑，但看起来有点不自在。她低声跟我说：“我姑姑一家来了，正吃饭呢。”

我说没事，把礼品递给她。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我的手，凉丝丝的，也不知道是在外面站久了冻的，还是不好意思。

进了屋，她家里好几个人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桌子上摆着菜，正喝酒呢。陈秀兰的爸妈我都是第一次见，她爸陈德厚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手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干木工活的手。她妈王桂英胖乎乎的，圆脸，笑眯眯的，看着挺和善。她姑姑、姑父和表弟也在，一家子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

我进去挨个叫了人，把带来的酒和点心放在桌上。陈德厚看了我一眼，没说多话，让我坐下喝酒。王桂英倒是热情，拉着我的手看我，左看右看的，嘴里说着“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陈秀兰的表弟才十来岁，虎头虎脑的，坐在我旁边，不时偷看我一下。我冲他笑了笑，他脸一红，赶紧低下头扒饭。

喝酒的时候，陈德厚问了我一些情况。问我在哪当兵，当了几年，立过功没有，退伍了有什么打算。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没说大话，也没隐瞒什么。我说我刚退伍，工作还没找好，打算过了年在镇上或者县城找个活干，先站稳脚跟再说。

陈德厚听完，点了点头，没表态。但在农村，没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如果他不满意，当场就会说些不咸不淡的话，或者干脆不理你。他点了头，意思就是还过得去。

吃完饭，陈秀兰带我出去走走。王庄后面有个小树林，冬天树都光秃秃的，但阳光好的时候，走在里头倒也安静。我们沿着林间小路走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风从树梢上吹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着。

走了大概一里多路，陈秀兰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说：“李国强，我想跟你说个事。”

她的表情很认真，我有点紧张，说：“你说。”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跟赵芳的事，我都知道。李萍都跟我说了，村里人也在传。我不在乎那些，谁都有过去，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就行。”

我说：“你问。”

她说：“你跟我的事，你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觉得我合适？或者说，你是不是拿我来忘掉赵芳？”

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没有躲闪。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问题比战场上任何一道指令都难回答。如果说不是，那太假了，我承认，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还有赵芳的影子，那种影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失的。但如果说我不喜欢她，那更是假的，跟她相处的时间越长，我越觉得她跟赵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赵芳像一朵花，好看，但需要人精心伺候；而陈秀兰像一棵树，不声不响地长在那里，给你遮阴，给你依靠，你不注意她的时候她也在长，你回头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枝繁叶茂了。

我想了一会儿，说：“秀兰，我跟你说实话。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心里确实还没完全放下过去，这点我不骗你。但跟你相处这些日子，我觉得你这个人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好。我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合适，是因为你让我觉得踏实，觉得往前走有盼头。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自己。”

陈秀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冬天的风吹着她的刘海，一飘一飘的。她忽然笑了，那个笑容跟她平时不太一样，多了点释然，多了点安心。她说：“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她伸出手来，那只手白白的，因为天冷有点泛红。我看着她的手，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见我半天没反应，自己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凉凉的，但是很柔软，攥着我的手指，不太紧也不太松。

那一刻，站在光秃秃的树林里，四下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树枝的声音，我心里头那块一直堵着的东西，好像突然间就通了。

我跟陈秀兰的关系，从那天起，算是正式确定了。

七

开春以后，我决定去县城找活干。

镇上太小了，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机会，最多就是在店里当个伙计，一个月几百块钱，够自己吃饭，但存不下什么钱。我还有弟弟要供，我爸身体不好，以后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得找个能长远发展的路子。

县城离镇上四十多里路，骑自行车要大半天，坐中巴车不到一个小时。我带了五百块钱，揣着我妈烙的几张饼，在县城转了好几天，什么活都看过了，建筑工地搬砖的，工厂当操作工的，批发市场当搬运工的，都不太满意。不是说这些活不好，而是我觉得自己当兵四年，好歹是个党员，立过三等功，不能就这么干一辈子体力活，总得学门技术，才能有出路。

后来在一个战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一个开汽修厂的老板，姓孙，在县城东郊开了一家挺大的修理厂，修大车小车都干。孙老板人不错，跟我战友是亲戚，听说我在部队当过班长，立过功，二话没说就让我去他厂里当学徒，管吃管住，第一个月生活费三百，后面看表现涨。

我把这事跟我爸妈说了，他们都支持。我爸说学门手艺比什么都强，修车是技术活，学会了到哪里都有饭吃。我妈舍不得我走，但也没拦着，给我收拾了行李，塞了两百块钱，说在外面别舍不得花钱，该吃吃该喝喝。

要走的前一天，我去镇上找陈秀兰，跟她说了我要去县城的事。

她在卫生院药房门口站着，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在外面好好干，别想太多。”

我说：“我会经常回来的。”

她说：“你不用经常回来，你先把工作稳定了再说。有事给我打电话，卫生院传达室有电话，你记个号码。”

她找了一张纸，把号码写给我，字迹不算漂亮，但一笔一划都很工整。我把纸叠好放进口袋里，跟她说了再见，骑着自行车走了。骑出去老远，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卫生院门口，灰棉袄被风吹着，像一株立在风里的树。

到县城以后，我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学修车上。修车看着不难，真学起来才知道门道有多深。发动机、底盘、电路、油路，哪一样都得从头学起，我那时候连扳手都拿不顺手，师父让拿个梅花扳手，我拿成了开口扳手，被骂了好几次。

但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能吃苦。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早上五点就醒了，起来先把修理厂的院子扫一遍，把工具归置好，等师父来了就可以直接干活。晚上别人都休息了，我还拿着维修手册看，把那些零件的位置和功能一遍一遍地记。半个月下来，我手上全是油污和伤口，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但我不在乎，我只想尽快学会这门手艺。

孙老板看我勤快，肯学，对我也挺照顾，有时候师父忙不过来，他亲自教我。他说：“国强，你这孩子踏实，好好学，学会了以后我让你当师傅，带徒弟。”我说行，我一定好好学。

头两个月我回镇上就回了两趟。第一次回去是拿换季的衣服，第二次回去是因为陈秀兰感冒了，我放心不下，请了半天假坐车回去看她。她烧到三十八度多，脸烧得通红，还在药房里上班。我说你烧成这样怎么不请假？她说卫生院人手不够，她走了别人忙不过来。我当时心里头又心疼又生气，拉着她去打了针，逼着她回去休息。

她躺在床上，我给她熬了粥，看着她吃下去，又给她倒了热水放在床头，叮嘱她按时吃药，才赶着最后一班车回了县城。坐在中巴车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一闪而过，我想，这个姑娘，我真的要好好珍惜她。

陈秀兰这个人，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但她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对自己狠，对别人好。她在卫生院上班，工资不高，但她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她弟弟还在读师范，学费都是她供的。她不化妆，不买漂亮衣服，穿的都是朴素但干干净净的衣裳。她不爱说话，但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不会说废话，也不会说假话。

我越跟她相处，越觉得她是个宝。她不像赵芳那样会撒娇，不会说什么“我想你”“我等你好久了”之类的话，但她会在你走的时候往你包里塞一个苹果，会在天冷的时候提醒你多穿衣服，会在你说“食堂的饭不好吃”之后偷偷在你行李袋里放一罐自己腌的咸菜。这些事情都很小，小到如果你不留心，根本不会注意到。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让人心里头暖和，让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在真真切切地惦记着你。

我喜欢她，不是因为合适，是因为她值得。

八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在县城学修车，她在镇上卫生院上班，一两个星期见一次面，见了面也没什么事，有时候就是在镇上那条街上走一走，买两个烧饼，一人一个，边走边吃，说些有的没的。

1995年春天快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始料未及的事。

那天我正在修理厂的地沟里给一辆解放牌卡车换机油，满手满脸都是黑乎乎的油污，孙老板的儿子孙小军跑进来喊我：“国强哥，有人找你，是个女的。”

我从地沟里爬出来，用破布擦了擦手，走到修理厂门口一看，愣住了。

赵芳站在门口。

她比走的时候瘦了不少，颧骨都突出来了，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没化妆，显得有点憔悴。她背着一个帆布行李袋，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看起来像是刚从外地回来，或者是刚从车上下来。

我站在门口，没说话。

赵芳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遍，眼神有点复杂。她看了我满身油污的工作服，看了我那被机油染黑的手，又回头看了一眼修理厂院子里停着的那些旧车，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说什么。

她最终说了一句：“国强，你就干这个啊？”

她那个语气，那种“你就干这个啊”的调子，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不屑，好像我干修车是多丢人的事一样。我当时心里头就有点不舒服，但我没表现出来，只是说：“嗯，学门手艺，混口饭吃。”

赵芳抿了抿嘴唇，好像在犹豫什么，最后说：“我想跟你谈谈，能不能找个地方？”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浑身油污，确实不适合找个地方坐着说话。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换身衣服。”

我去宿舍换了身干净衣服，洗了手脸，跟孙老板说了一声，带着赵芳去了修理厂旁边的一家小饭馆。饭馆不大，下午两点多没什么人，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来，要了两碗面。

赵芳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强，我在外面这几个月，想了很多。”

我没接话，等着她说。

她低下头，双手捧着面碗，热气扑在她脸上。她说：“我去了南方，在深圳一个电子厂打工。那边工资是高，但日子苦，每天站十几个小时，累得要死，宿舍住十来个人，什么人都有，吵得睡不着觉。收了工也没个说话的人，一个人在街上走，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心里头就难受。”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看着她的侧脸，灯光下她的轮廓还是好看的，但那种好看跟我记忆中的已经不一样了。记忆中的赵芳是鲜活的，有光彩的，而眼前的赵芳像是蒙了一层灰，憔悴、疲惫，带着一种被生活磨过的痕迹。

“刘永强那边，已经彻底完了。”赵芳继续说，“我走了以后，刘永强找了我好几天，后来他家里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是县城里的姑娘，教书的，今年五一结了婚。我听说以后，心里头不难受是假的，但也没办法，谁让我自己作的。”

我说：“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赵芳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她说：“国强，我知道我当初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跟刘永强定亲。但我那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我妈天天在我耳边说，说你家穷，说你当兵回来没出息，我也是被我逼的。后来你跟别人好了，我心里头跟刀割似的，我才知道我是真舍不得你。”

她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用手背擦了一下，继续说：“我这几个月在外面，每天都在想，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国强，咱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看着她哭红的眼睛，看她瘦削的脸，心里头不是没有一丝波澜。毕竟这是我喜欢了好几年的姑娘，毕竟那些信、那条围巾、那些等在村口的日子，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但过去的感情再深，也经不起现实的反复碾压。她当初的选择，她现在回来找我，不是因为她还爱我，而是因为她在外面受了苦，回头一看，觉得原来的那个选项好像也没那么差。

这种“重新开始”，不是感情，是算计。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赵芳，我已经有对象了。”

赵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苦。她说：“就是李萍介绍的那个？卫生院的？”

我说是。

她低下头，面已经坨了，她拿筷子搅了两下，没吃。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她比我好？”

我说：“她跟你不一样。”

赵芳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神情。她说：“李国强，你是不是恨我？”

我说：“我不恨你。你要是早两个月回来问我这话，我可能还会犹豫。但你回来的太晚了，已经晚了。”

赵芳没再说什么，把那碗面吃完了，吃得很快，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吃完以后，她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放在桌子上，说：“这碗面我请。”然后拎起那个帆布行李袋，走出了饭馆。

我从饭馆窗户里看她背着行李袋走在县城的马路上，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走得很慢，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忍住不哭。她走到马路对面，上了一辆往乡镇方向去的中巴车，车门关上，车屁股冒出一股黑烟，很快驶出了我的视线。

我在饭馆里坐了好一会儿，想着这些事，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半年前，我还是那个站在她家门口被拒之门外的退伍兵，半年后，角色完全反了过来。但反转并没有让我觉得痛快，反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感情不是打仗，不是你死我活的事，伤害了别人，自己也不会好过。

我结了赵芳那碗面的账，多给了老板娘一块钱，老板娘问我那姑娘是谁，我说是一个老乡。老板娘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

回到修理厂，孙老板在院子里修一辆桑塔纳，见我回来了，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国强，该干活了。”我说了声好，换了工作服，又重新钻到地沟里去了。

手上有活干的时候，心里头的事就不想了。这是我在部队学到的道理，也是修车教我的道理。发动机坏了就修，修好了就能跑，人也是这样，有毛病就改正，改好了就能往前走。日子总要过下去，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九

赵芳回来找我的事，我没瞒着陈秀兰。

那天下一个休息日，我回镇上，跟陈秀兰在卫生院后面的小街上散步的时候，把这事跟她说了。我说：“赵芳回来找我了，说想重新开始，我没答应。”

陈秀兰听完，脚步顿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她看着前面的路，说：“你为什么不答应？”

我说：“我有对象了。”

陈秀兰笑了一下，说：“你是因为有了我才不答应的，还是因为不想跟她好了才不答应的？”

我说：“两个都是。”

陈秀兰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她说：“李国强，我跟你说句话，你别生气。我当初答应跟你处对象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赵芳不一定是因为多喜欢你才回来找你，她可能是因为在外面过得不好，回头一看，觉得你也不错。但我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你心里怎么想。如果你心里还有她，你就跟我说，我不会怪你。”

我说：“秀兰，我心里没有她了。”

陈秀兰看了我几秒钟，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就是这样的人，不会揪着一件事没完没了地问，也不会因为你说了一句就完全相信，她有自己的判断，但她选择相信你。

那段时间，我跟陈秀兰的感情稳步升温。我每隔一周回镇上一次，有时候她在药房值班，我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她下班，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烦。她在里面配药，我在外面看报纸，偶尔隔着窗户对视一眼，她冲我笑一下，那个笑容能让我高兴好几天。

六月份的时候，陈秀兰跟我回了一趟家。我妈宰了一只鸡，炖了满满一锅，陈秀兰吃得不多，但一个劲儿夸我妈手艺好，把我妈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爸那天也难得说了不少话，问了陈秀兰家里的情况，又问了她在卫生院的工作，最后说了一句：“国强这个人实诚，不会花言巧语，你要是跟他处，不会吃亏。”

陈秀兰笑着说：“叔，我知道，国强是个好人。”

我爸听了这话，嘴角往上弯了一下，那个弧度小得几乎看不见，但我看见了。我那闷葫芦一样的老爹，难得地笑了。

吃完饭，我送陈秀兰回去。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亮着，几只飞蛾围着灯泡转。陈秀兰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说：“给你，你上次说修理厂食堂的菜太咸了，我给你带了点咸菜，我自己腌的，你带去慢慢吃。”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个罐头瓶，里面装满了切成条的咸菜，辣椒和蒜瓣泡在酱油色的汁水里，看着就开胃。我说：“你什么时候腌的？”她说：“上周末腌的，腌了几天了，应该入味了。”

我把罐头瓶捧在手里，心里头热烘烘的。我说：“秀兰，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还你？”

陈秀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还我，你好好干你的活，好好对我就行了。”

说完她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背影被路灯照着，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我站在那里看她走远，忽然觉得这辈子能有这么一个人，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修理厂给一辆面包车换轮胎，孙小军又跑进来喊我：“国强哥，有人找，这次是个男的，看着挺凶的。”

我心里一咯噔，擦干净手走出去，一看，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一个人——赵芳她爸，赵德厚。

赵德厚在柳河村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开了半辈子豆腐坊，脾气大，嗓门也大，村里人都怕他三分。他今天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板着脸站在修理厂门口，看见我出来，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

我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走上前去，叫了声“赵叔”。

赵德厚没应我，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从我满是油污的工作服扫到我沾着机油的脸上，又从我的脸扫到修理厂那些破破烂烂的旧车上。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明显的看不起，就好像在看一个乞丐一样。

他开口了，声音又大又冲：“李国强，我问你，芳芳是不是来找过你？”

我说：“来过，几个月前了。”

“几个月前？”赵德厚的声音更大了，“来过几次？”

我说：“就一次。”

赵德厚冷笑了一声，那笑声很刺耳，像指甲刮黑板的声音。他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芳芳从南方回来以后天天在家哭，说是你把她甩了。李国强，你当初在村里跟我闺女好了那么多年，当兵走了她等你四年，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还是不是个人？”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来往的路人都停下来看，修理厂的几个工友也从车底下钻出来，站在院子里往这边看。我脸上火辣辣的，但还是压着脾气说：“赵叔，我跟赵芳的事，你不了解情况。是她先跟别人定的亲，我回来才知道，我才去找的对象。赵芳从南方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有对象了，我不能脚踏两只船，这个道理你应该懂。”

“我不管谁先跟谁定的亲！”赵德厚一摆手，脸涨得通红，“芳芳现在天天哭，眼睛都快哭瞎了，你倒是在外面跟别的姑娘快活，你良心上过得去吗？我告诉你李国强，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我赵德厚今天就闹到你修理厂开不下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像是在讲道理了，完全就是在撒泼。我在部队待了四年，最看不上这种不讲理的人，但我也知道，跟一个被女儿的事逼急了的老头子硬碰硬，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赵叔，你先别上火，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赵德厚一甩胳膊，指着我的鼻子说，“李国强，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那个卫生院的姑娘给我退了，跟芳芳和好，这事就算了。你要是敢不听，你别想在柳河村那一带混下去！”

他说完转身就走，大步流星地走了，中山装的下摆被风吹起来，像一只灰色的鸟翅膀。

我站在修理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五味杂陈。这个赵德厚，年轻时候是村里最要面子的人，现在为了女儿的事，连这种话都能说出口，可见赵芳在家里的状态确实不太好。但这一切能怪我吗？当初不让赵芳跟我好的，不就是他赵德厚吗？嫌弃我家穷的，不也是他赵德厚吗？现在赵芳回头找他来闹，他倒是想起来找我算账了。

孙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他抽着烟，眯着眼睛看着赵德厚远去的方向，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国强，这个人不好惹。”

我说我知道。

孙老板把烟头掐灭在墙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种人你跟他硬碰硬，吃亏的是你。但你也不能软，你一软他就得寸进尺。你自己掂量着办，要是在修理厂待不下去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写个推荐信，你去市里找我朋友，他那边的修理厂更大，待遇也好。”

我看了孙老板一眼，心里头热乎乎的。在我最难的时候，总有人愿意拉我一把，陈秀兰是，李萍是，孙老板也是。这些人跟赵芳和赵德厚不一样，他们不是看你有什么才跟你来往，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值得他们帮。

我说：“谢谢孙老板，我想想办法，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孙老板哼了一声，说：“添什么麻烦，你在我这好好干，把技术学好了，比什么都强。那种人，你越把他当回事，他越来劲。你不理他，他闹两天就消停了。”

我点了点头，但心里清楚，赵德厚这个人，不是那种闹两天就消停的主。他在村里当了一辈子“硬汉”，最在乎的就是面子和权威，现在女儿因为我的事在家里哭，他觉得自己的面子挂不住了，一定要找个说法才能下台。

三天后，赵德厚果然又来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他弟弟赵德全，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开了辆破旧的农用车，停在修理厂门口，把半条路都给堵了。

修理厂的工友们都停了手里的活，站在院子里看着，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十

我走到修理厂门口，看着赵德厚和他带来的人，心里头反而平静了。在部队的时候，比这更难处理的情况都遇到过，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不卑不亢，讲事实，摆道理，不怕事，不惹事。

赵德厚今天的气焰比上次还盛，他指着我，对他弟弟说：“德全，你看看，就是这小子，把芳芳害成那样！”

赵德全比我爸年轻几岁，在镇上开了个砖厂，也是个体面人。他看了我一眼，不像赵德厚那样冲，而是用一种家长式的语气说：“国强，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跟我侄女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我们今天来不是要闹事，就是想让你给个说法。芳芳现在在家不吃不喝，瘦得不成样子，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应该去看看她，把事情说清楚。”

我说：“德全叔，我去看赵芳可以，但我得先说清楚几件事。第一，我跟赵芳的事，是她先跟刘永强定的亲，不是我主动不要她的。我退伍回来那天，我妈站在她家门口，连门都没让进，说赵芳跟别人定了亲，让我别找了。第二，我跟现在的对象认识，是在赵芳跟刘永强定亲之后，不是我劈腿在先。第三，赵芳从南方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跟现在的对象确定了关系，我不能因为赵芳回头了就把人家姑娘甩了，这不是人干的事。”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快不慢，把事实一条一条摆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赵德全听完，脸上的表情变了，他转过身看着他哥赵德厚，眼神里带着询问的意思。

赵德厚脸上挂不住了，他不可能在弟弟面前承认自己女儿做事不地道，但我的话说得又都是事实，他没法反驳。他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放屁！你跟刘永强的事我不清楚，但芳芳是真心对你的，你别在这狡辩！”

这时候孙老板从院子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扳手，但不是要打架的意思，他走到赵德厚面前，把扳手往地上一撂，说：“这位老哥，我是这个修理厂的老板，姓孙。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厂门口堵着，影响我做生意，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赵德厚看了孙老板一眼，大概觉得这人不是好惹的，语气没那么冲了，但还是硬撑着说：“我要他给我个交代，跟我女儿好好谈一谈。”

孙老板说：“谈可以，但得正常谈，不能影响我生意。你要谈，把他带回去谈，别在我这堵着门。你堵在我这，我这生意没法做，我还不如直接报警。”

报警两个字一说出来，赵德厚带来的人里头有人开始小声嘀咕了。那时候的农村人，不管多有本事，对派出所还是有几分忌惮的。赵德全拉了拉赵德厚的袖子，低声说：“哥，别把事情闹大了，对芳芳名声不好。”

赵德厚咬了咬牙，瞪了我一眼，说：“李国强，你是个男人你就跟我回去，当着芳芳的面把话说清楚。”

我说行，我跟你回去。

孙老板拦住我，低声说：“你一个人去行吗？”

我说没事，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跟孙老板请了假，换了身干净衣服，坐上了赵德厚他们的农用车，往柳河村的方向开。一路上没人说话，风吹得人眼睛睁不开，我看着路两边的庄稼地和那些熟悉的村庄，心里头盘算着到了赵芳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到赵芳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赵芳家在村东头，还是那三间大瓦房，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还在，但树叶落了不少，显出一种萧索的气象。院子里很安静，厨房那边没有炊烟，整个屋子笼罩在一种沉闷的气氛里。

赵德厚推开堂屋的门，让我进去。堂屋里的灯没开，光线很暗，靠着窗户透进来的一点光，我看见赵芳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穿着一件旧睡衣，头发乱蓬蓬的，脸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整个人像是一根被抽干了水分的枯草。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心里头所有的气都消了。不管你之前做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人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不会觉得解气，你只会觉得可怜，觉得心疼，觉得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呢。

赵芳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了我，眼神先是迷茫了一下，然后猛地亮了起来，接着，眼泪就顺着她瘦削的脸颊流了下来，无声无息的，比嚎啕大哭还让人难受。

她哑着嗓子说了句：“国强，你来了。”

我点了下头，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赵德厚和他弟弟站在门口，赵芳她妈张桂兰从厨房那边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堂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谁都没说话。赵芳一直在哭，眼泪流了一脸，她也不擦，就那么看着我哭。我看着她，心里头想了很多，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现在说什么都不太对。有些话太硬了伤人心，有些话太软了又让人误解，我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度。

最终，还是赵芳先开了口。她用袖口擦了一下眼泪，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国强，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贱？”

我说：“你别这么说自己。”

赵芳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挂在她瘦得不成样子的脸上，让人看了心里发酸。她说：“我知道我贱。我跟刘永强好了，又回来找你，你有了对象我还不死心，我爸去找你闹，弄得全村人都知道。我就是一个贱人，谁都不要的贱人。”

我说：“赵芳，你别说了。”

“我就要说。”赵芳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意味，但很快又低了下去，像是没力气大声说话了，“国强，你知道我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每天晚上躺在那个破宿舍里想什么吗？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初等你回来就好了，要是我妈给我介绍刘永强的时候我拒绝就好了，要是我不那么贪慕虚荣就好了。我想了无数个‘要是’，但都没用了，回不去了，对不对？”

我说：“赵芳，人要往前看，不能老是往回看。”

赵芳笑了，笑得很凄凉：“往前看？我往前看，前面什么都没有。刘永强结婚了，你不要我了，我在外面打工也挣不到钱，回来还得受村里人笑话。你说我往前看能看到什么？看到我三十岁、四十岁，一个人在村子里被人指指点点的样子？”

她说着说着，情绪又激动起来，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身体晃了晃，扶着沙发扶手才站稳。她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种近乎哀求的光：“国强，你就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哪怕一次，你试试看，我保证比以前好，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说：“赵芳，你坐下，别激动。”

赵芳没坐，她撑着沙发的扶手，身体在发抖。她妈张桂兰终于忍不住从厨房里冲了出来，扶着赵芳，哭着说：“芳芳你别这样，别这样吓妈……”

赵德厚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变成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奈。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

我站起来，走到赵芳面前，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我说：“赵芳，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贱，你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都会做的选择。谁不想过好日子？谁不想找个条件好的对象？你当时选择刘永强，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但人不能既要又要，你选择了刘永强，就得承担那个选择的结果。现在刘永强结婚了，我也有了对象，你就得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往前看，去找新的路。你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你爸妈心疼，让村里人看笑话。你还年轻，才二十四岁，往后还有几十年，你怎么就知道没有好日子过了？你怎么就知道遇不到更好的人了？”

赵芳听着，眼泪一直流，但身体不再抖了。她慢慢地坐回到沙发上，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很伤心，但那种伤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是绝望，现在像是在释放。

张桂兰搂着她，也跟着哭。赵德厚背过身去，肩膀微微颤抖，不知道是在生气还是在难过。

我在赵芳家待了大概一个小时，走的时候，赵芳的情绪已经平稳了不少。她靠在沙发上，眼睛红肿得厉害，但不再哭了。她看着我说了句：“国强，谢谢你今天来。”

我说：“你好好的，别让你爸妈担心。”

她点了点头。

我走出赵芳家的院子，天已经全黑了，农村的夜晚没有路灯，只有各家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我站在那棵老槐树下，深吸了一口初秋凉爽的空气，觉得心里头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赵芳的事，不管最后结果如何，我能做的都做了。我不可能因为她可怜就放弃陈秀兰，那对陈秀兰不公平，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但我也不能看着她把自己逼上绝路，毕竟我们曾经真心相待过，那份情分，就算是过去了，也不该变成一把刀子。

我走在回县城的大路上，黑漆漆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满天的星斗和远处村庄里偶尔传来的狗叫声。我走了很远很远，走得脚底板发疼，但心里头是敞亮的。

有些路，走的时候觉得难，但走过去了，回头看，也不过如此。

十一

赵德厚带人来修理厂闹事的消息，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陈秀兰耳朵里。

那天我回镇上，李萍在卫生院门口等我，她一见面就拉着我的胳膊，着急忙慌地问：“哥，赵芳她爸去找你麻烦了？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说：“没什么大事，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李萍急了，“怎么解决的？你没答应赵芳什么吧？”

我说：“没有，我去赵芳家跟她谈了一次，把话说清楚了，后面她爸妈也没再来找过我。”

李萍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又紧张起来：“那你跟秀兰那边呢？秀兰知道这事吗？”

我说：“我还没跟她说，正打算今天跟她说。”

李萍看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胳膊，说：“哥，你要是真心想跟秀兰好，就别瞒着她啥事。秀兰这个人，最在意的就是你瞒不瞒她。你要是跟她说实话，什么她都能接受；你要是瞒着她，她会觉得你不信任她。”

我觉得李萍说得对，所以那天见到陈秀兰的时候，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跟她说了。

陈秀兰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坐在卫生院后面那条街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个吃了一半的烧饼，眼睛看着街上人来人往，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

过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她才开口，说了一句话。她说：“李国强，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我家里人也去找你麻烦，你会怎么办？”

我当时没太明白她的意思，说：“你家里人怎么会找我麻烦？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陈秀兰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认真，甚至带了一点审视的味道。她说：“我家里人对你的情况不是没有看法。我妈觉得你退伍回来没个正式工作，在修理厂当学徒，收入不高，养家糊口怕是困难。我爸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想法，他辛辛苦苦把我养大，供我上了中专，指望着我找个稳当的人过日子，不是跟着你吃苦的。”

她这些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我之前一直觉得我们俩的事顺顺当当的，从来没想过陈秀兰家里人会不会有意见。现在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问题不只是赵芳那边，我自己的条件，在别人眼里确实算不上好。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你呢？你怎么想？”

陈秀兰把手里的烧饼放到塑料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说：“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妈怎么想。你要是连我爸妈那关都过不了，咱俩以后怎么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能听出来她话里的分量。她不是在威胁我，也不是在给我施加压力，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在农村，结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你可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你得过得了你未来老丈人老丈母娘那一关。

那天晚上我回到修理厂的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把自己摆在陈秀兰她爸妈的位置上想了很久——一个木匠，一个农村妇女，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大，供她上了中专，在卫生院有了份稳定的工作。他们希望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是条件好的，有稳定工作的，家里没有负担的。而我呢？退伍兵，没安排工作，在一个私人修理厂当学徒，收入刚够自己吃饭，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供，说是家徒四壁也不过分。

陈秀兰的爸妈不反对我跟他们女儿交往，已经算是很开明了。但开明归开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该有的条件一样不会少。

我意识到，如果不把自身条件搞上去，别说陈秀兰她爸妈那关过不去，我自己这关都过不去。我不能让陈秀兰跟着我吃苦，不能让她在一个破修理厂旁边的出租屋里生孩子带孩子，那不是我想给她的生活，也不是她应该过的日子。

想明白这一点，我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孙老板，问他能不能让我多学点技术。我说我想尽快出师，想去考个汽修技师的证书，以后能自己开个店。

孙老板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你小子总算开窍了”的意思，叼着烟说：“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几个月了。李国强，我跟你说，修车这行，靠的不是力气，是脑子。你要是真想在技术上出头，得去吃更大的苦，得去省城学，那边有正规的培训学校，有最新的技术，学出来拿证，到哪都抢着要。在我这小厂里，你就是再学三年，也是个土师傅，出去了拿不出手。”

我被孙老板的话点醒了。对，我不能满足于在县城这个小修理厂里混日子，我得出去，去省城，去学最先进的技术，拿到正规的证书，这样才有竞争力，才能给陈秀兰一个像样的未来。

但我走了，陈秀兰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犯了难。我跟陈秀兰才确定关系没多久，感情还不算特别稳固，这时候我要去省城，一去就是大半年甚至一年，她会不会觉得我不靠谱？她家里人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飘，连个安稳的工作都没有就想东想西？

但我又转念一想，如果我现在不走，再过两年，我还是在县城这个小修理厂里，收入还是那几百块钱，到时候陈秀兰的爸妈催着结婚，我能拿什么结？拿什么养家？与其到时候被现实逼得走投无路，不如现在趁年轻，拼一把。

这个想法，我找陈秀兰摊牌了。

那天是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秋高气爽，镇上的集市街上人声鼎沸。我跟陈秀兰沿着那条街走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在一棵老槐树底下的石凳上坐下来。

我把去省城学技术的想法跟她说了。我说：“秀兰，我想去省城学修车，学一年，拿到技师证再回来。在省城学到的东西多，回来以后不管是在修理厂干还是自己开店，都有底气。我知道这个时候说走不合适，但我要是现在不走，以后怕是更难走了。”

陈秀兰听完，没有立刻说话。她抬头看着头顶那棵老槐树，树叶已经开始泛黄了，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伸手把叶子拂掉，动作很轻很慢。

她说：“去省城，要去多久？”

我说：“培训学校那边说是一年的课程，如果加考证书，可能要多一两个月。”

她说：“学费呢？学费多少钱？”

我说：“我问过了，学费加住宿费，一年大概三千多。”

陈秀兰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钱包，从里面拿出一沓钱，十块五块的一块的两块的，她把那些钱捋了捋，数了数，递给我。

我一看，大概有两百多块钱。

她说：“我攒的，不多，你拿去用。学费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那一刻，我的眼眶一下就红了。我看着她那双因为数钱而微微发红的手，看着她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棉袄，看着她那张明明在心疼钱却强装镇定的脸，心里头像是有千万句话要说，但一句都说不出来。

一个姑娘，自己不买衣服不化妆，把每一分钱都省下来，在她男朋友说要走的时候，不是哭哭啼啼地挽留，而是默默地把攒的钱都掏出来，说“学费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这不是嘴上说的“我爱你”，这是实打实的“我挺你”。

我说：“秀兰，这钱我不能要，你自己攒着。”

她固执地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拿着。你不是说要给我好日子过吗？你要是不去学技术，怎么给我好日子过？这钱就算我提前投资了，等你以后挣了大钱，连本带利还给我。”

她说着说着自己笑了，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苦涩。我知道，她舍不得我走，但她更知道，如果她拦着我，她拦住的不是我的脚步，是我们未来的可能。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回县城，骑得很慢很慢。我把陈秀兰给我的那些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隔着衣料能感觉到那一沓纸币的温度。初秋的风从耳畔吹过，路两边的玉米地哗哗作响，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亮得很远很远，也亮得很近很近，就好像伸手就能摘到一样。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我妈说，找对象不是找最好看的，也不是找家里条件最好的，是找那个在你最难的时候愿意跟你一起扛的人。

陈秀兰就是那个人。

十二

去省城的事，我第一个告诉了我妈。我妈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那秀兰怎么办？”

我说：“我回来就娶她。”

我妈看着我，眼眶红了，说：“你可得对得起人家，秀兰这姑娘，是真心对你的。”

我说我知道。

我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存折和一些零散的现金。她数了数，凑了两千块钱给我，说这是家里这些年攒下的，本来想留着给我弟交学费，但现在我这边更需要。

我说这钱我不能全拿，给我弟留点。我妈说我弟的学费她再想办法，让我先顾好自己。我爸坐在灶台边抽烟，自始至终没说话，但我走的那天早上，他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双新买的解放鞋，鞋底子厚厚的，耐磨。他说，省城路远，穿双好鞋，走得稳当。

1995年10月，我带着我妈给的两千块钱，陈秀兰给的两百多块钱，还有一双解放鞋，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站台，心里头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忐忑。省城离我们县城将近一千公里，坐火车要一夜一天，这是我二十三年的人生里去得最远的地方。在部队的时候也去过很多地方，但那是在集体的行列里，跟着大部队走，不用自己操心。这次不一样，这次是我一个人，要自己去闯一条路出来。

到省城的第一天，我就被这座城市的规模震住了。从火车站出来，抬头是高耸的建筑，低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到处都是霓虹灯和广告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陌生而混杂的气味。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背着行李包，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的渺小，就像一片落叶掉进了大河里，根本不知道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去。

但我不能退。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省城的汽车维修培训学校在城北一个叫“北郊”的地方，离火车站有十几站公交车的路程。我扛着行李挤上了公交车，车上人多得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被挤在后门边上，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死死护着行李包，不敢松手。

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招生办的老师看了看我的资料，问了我几个问题，就给我办了入学手续。我分到了一间八个人住的宿舍，上下铺的铁架床，铺位窄得翻个身都困难。宿舍里住的都是从各地来的学员，有比我年纪大的，也有比我小的，做什么的都有，有的修过几年车来进修的，有的是转行的新手。

我的铺位是上铺，床头贴着墙壁，墙上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字迹歪歪扭扭的，应该是哪个从这里毕业的前辈留下的。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了在省城的学习生活。

培训学校的课程很紧张，上午理论课，下午实操课，晚上还要自习。理论课学的是汽车构造、原理、电路这些，实操课就是在车间里拆装各种型号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我学历不高，理论课学起来有些吃力，很多机械原理的公式和图纸看不太懂，但我这人有个笨办法，就是一遍不行看两遍，两遍不行看三遍，看不懂就问老师，问同学，直到弄懂为止。

头一个月，我每天晚上都要学到十一二点，把白天上课的笔记重新整理一遍，把不懂的问题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去问老师。老师姓孟，是个退休的老技师，在汽车维修行业干了大半辈子，经验丰富得不得了。他看我好学，也愿意教我，经常下了课还给我开小灶，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判断故障点，怎么拆装精密的部件。

孟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修车不是换零件，是找毛病。一个故障可能有一百个原因，你要做的不是把一百个零件全换了，是把那一个真正的毛病找出来。做人也一样，遇到问题不要急着换人换环境，要找到问题的根子在哪，根子找到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这些话现在说起来简单，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就像醍醐灌顶一样。我开始用这种“找根子”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很多事情——赵芳为什么会离开我？根子不是我不好，也不是她不好，而是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变成了不同的人。陈秀兰为什么会选择我？根子也不是我有多优秀，而是她在我最难的时候看到了我身上的可能性。

想明白这些，我学技术的劲头更足了。

培训学校每周末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别的学员有的出去逛街、打牌、喝酒，我不去。我不是不爱玩，我也想去看看省城的繁华，去尝尝那些我没吃过的东西，但我知道，我兜里的钱不多了，每一分都要花在刀刃上。

学费已经交了大头，但日常吃饭、买学习资料、坐车这些开销也不小。我把花销压缩到最低，早饭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五毛钱；午饭和晚饭在食堂吃最便宜的套餐，一块钱就能吃饱。我不买衣服，不买零食，不参加任何需要花钱的娱乐活动。在省城那一年，我没进过电影院，没下过一次馆子，连一瓶汽水都没舍得买过。

每个月我能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家里来的，我妈写的，字不好看，但每句话都是实的，说家里都好，让我别挂念，好好学技术。另一封是陈秀兰来的，她的信比我妈的长，写的也工整，说镇上的新鲜事，说卫生院来了个新医生，说她爸给我打了一对椅子，说我腌的咸菜她还没吃完。

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会看好几遍，看到信封的边角都起了毛。回信的时候，我会把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跟她讲一讲，虽然她可能不太懂修车那些事，但她会认认真真地看，然后在下一封信里问我“变速箱是什么东西”“四轮定位是干啥的”之类的问题，让我哭笑不得。

但就是这些琐碎零散的书信往来，支撑着我在省城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每当我觉得累、觉得苦、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把陈秀兰的信拿出来看一看，看完就觉得浑身上下又有了力气。不是那些信里写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而是那些信让我知道，在近千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个人在等着我，惦记着我，相信我。

我不能让她失望。

十三

在省城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96年的春节。

腊月二十七，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回到了县城。我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背着行李包，穿着一件在省城地摊上花三十块钱买的军绿色棉袄，手和脸被北风吹得通红，但心里头热乎乎的。

八个多月没回家了。

我先在县城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村头小卖部的电话，我妈在那头听见我的声音，声音都变了，问我想吃啥，她给我做。我说随便做点啥都行，只要是我妈做的我都爱吃。

电话那头传来我妈带着哭腔的笑声。

我坐中巴车回到镇上，先在卫生院下了车。腊月二十七了，卫生院里比平时冷清，只有几个值班的医生护士。我推开药房的门，陈秀兰正坐在柜台后面整理药品，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是我，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她瘦了，脸上没什么血色，眼下有两道淡淡的青黑，像是没睡好的样子。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看见我的那一刻，那双眼睛里就像点了一盏灯，刷地亮了起来。

她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双手撑着台面，嘴唇动了动，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我就站在门口看着她，背着行李包，穿着那件军绿色棉袄，风尘仆仆的，像个叫花子一样。

她看了我好几秒钟，忽然笑了，笑得眼眶红红的。她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过完年才回来吗？”

我说：“想你了，就提前回来了。”

她低下头，假装整理桌上的东西，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她抖着手把桌上的东西整了半天，也没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索性不整了，抬起头看着我，说：“吃了没？”

我说：“在火车上吃了，不饿。”

她说：“你骗谁呢，火车上的东西又贵又难吃，你肯定没好好吃。等我一下，我去跟主任说一声，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她说着，也不管我同不同意，脱了白大褂，拿上包就往外走。我跟在她后面，走在卫生院那条长长的走廊上，走廊里光线昏暗，她走在前面的背影被窗外的光照出一个柔软的轮廓。她的头发长了一些，走起路来在肩膀上轻轻地晃。

我看着她，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又酸又甜，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翻涌。这八个多月，在省城的每一个夜晚，我都把她的信翻出来看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我就告诉自己，这个女人值得我拼尽全力。现在我回来了，看到她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她在卫生院门口的小卖部给我买了一袋面包和一瓶汽水，非要我当着她的面吃。我吃了，她就站在旁边看着我，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断过。那个笑容让我觉得，什么苦都值了。

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里忙活，听见我进门，手里的锅铲都掉了，跑出来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几秒，然后一把抱住我，哭了出来。我妈哭，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八个多月没见，她头发又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她的怀抱还是那么暖，让我觉得不管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只要回到这个怀抱里，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爸从外面进来，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了句：“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回来了就好。”然后就去灶台边抽烟了。但我注意到他点烟的时候手在抖，火柴划了好几根才划着。

我弟李国军放寒假在家，已经长得比我高了，看见我回来，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把我从省城带回来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我带的东西不多，给我妈买了条围巾，给我爸买了顶帽子，给我弟带了本英语词典，其余的什么都没买，因为实在没钱了。但他们都高兴得不行，我妈把围巾围上就没摘下来，我爸把帽子戴在头上，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妈说他显摆，他也不反驳，就在那嘿嘿地笑。

一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年。大年三十那天，我妈包了饺子，我跟我爸贴了对联，我弟放了鞭炮。吃完年夜饭，一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跟陈秀兰约好了，晚上通电话。

晚上十点多，我跑到村口的小卖部，敲了半天门，把看店的老张头叫了起来，给他两块钱，打了一个长途到陈秀兰家。接电话的是陈秀兰，她在那头说“喂”，声音很远，像是隔了一层什么。我问她过年好，她说过年好。我问她在干嘛，她说在看春晚，吃花生，等她弟弟从外地回来。

我们没说几句就挂了，因为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但挂掉电话以后，我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满天的烟花，觉得这个年是我二十四年人生中过得最好的一个年。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而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正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我有一门技术，有一个值得珍惜的人，有一个虽然穷但心往一处使的家。

这些，比什么都重要。

十四

1996年春天，我在省城的培训课程进入了最后阶段。六月份要参加技师资格考试，这是这一年学习的成果检验，能不能拿到证书，能不能凭这个证书找到好工作，全看这一搏。

我那些日子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扑在了备考上。白天在车间里练习实操，晚上在宿舍里背理论题。宿舍里的其他学员大多数这时候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有的提前离校，有的三天两头请假去面试，就我一个人还像个傻子一样天天泡在车间里。

有人笑话我，说你这学技术学到走火入魔了，找工作要紧，证书就是个纸片子，真本事才是硬道理。我不反驳，但我心里清楚，证书虽然是纸片子，但它是证明你学过这个技术最直接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方，人家招人，先看你有证没证，有证了才看你修得怎么样。没有证，你技术再好，人家连看都懒得看。

五月底，我回了一趟镇上。一方面是看看陈秀兰，另一方面是跟她商量一件事——等我考完试回来，我想跟她正式定亲。

陈秀兰听了这话，脸红了，低下头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你跟你爸妈商量了吗？”

我说商量了，他们都同意。

陈秀兰说：“那你得去我家，当面跟我爸妈说。”

我说行。

那个周末，我提了两瓶酒、一盒点心，骑着自行车去了王庄。陈秀兰的爸妈都在家，她爸陈德厚在后院做木工活，她妈王桂英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来了，王桂英先是一愣，然后赶紧招呼我进屋，倒茶端水果。

陈德厚从后院进来，身上还带着木屑，围裙都没来得及解，在我对面坐下。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接过我递过去的烟，点上了。

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想法。我说我在省城学了将近一年的修车技术，六月份考完证就回来，准备在县城或者镇上找个修理厂上班，等稳定下来就跟陈秀兰结婚。我说我知道自己现在条件不好，但我会努力，会让她过上好日子，不会让她吃苦。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毕竟是人生头一遭跟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提亲，说错一句话，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王桂英听完，先开了口，她说的倒不是什么难听的话，但每句话都像秤砣一样沉。她说：“国强，你这个人，我们是看着好的，踏实、肯干、心眼好。但你得理解当妈的心情，秀兰是我的闺女，我舍不得她吃苦。你现在的条件，说实话，工作还不稳定，家里又有个弟弟在上学，你说你不让她吃苦，你拿什么不让？你拿嘴说说，能行吗？”

我理解王桂英的担心。当妈的都希望女儿嫁得好，这个“好”字，不光是人好，还得条件好。我不怪她挑剔，她挑得越细，说明她越在乎陈秀兰。

我说：“阿姨，我现在是条件不好，但我有一门技术，有手有脚，有力气，我出去挣钱养活家，不会让秀兰跟我喝西北风。您给我一年时间，我在县城开个修理店，要是开不起来，秀兰那时候不跟我，我二话不说。”

陈德厚一直在旁边抽烟，听我说完，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开口了。他的话不多，但每句都说到点子上了。他说：“国强，你当兵四年，立过功，是个有骨头的人。你把弟弟供出来读书，是个有担当的人。秀兰跟着你，我不怕她吃苦，因为她不是吃不了苦的人。我怕的是你跟赵芳那档子事，你处理得清楚不清楚？”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提赵芳的事。我说：“叔，赵芳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现在的对象是秀兰，我心里只有她一个人。”

陈德厚看着我，目光很锐利，像一把刀子在我脸上刮了一遍。看了好一会儿，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行，那你们的事，我不反对。”

王桂英还有点犹豫，看了看陈德厚，又看了看我，最后叹了口气，说：“秀兰要是愿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国强，你得答应我，好好待她，不能让她受委屈。”

我说：“阿姨，您放心。”

就这样，我跟陈秀兰的婚事，算是得到了她父母的点头。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陈秀兰送我到大路上，月光下她的脸上带着笑，那笑很轻很淡，但很深很真，像是刻在骨头里一样。

她站在路边，对我说：“李国强，你可不能让我爸妈失望。”

我看着她月光下的脸，认真地说：“秀兰，你放心，我李国强说到做到，这辈子一定对你好。”

她没有说话，只是伸过手来，握住了我的手。那双手凉凉的，但很坚定，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指，像是在告诉我，无论前面的路怎样，她都会陪着我一起走。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这辈子，就是她了。

十五

1996年6月，我参加了省城的汽车维修技师资格考试。考试分理论和实操两部分，理论考了一天，实操考了两天。考完最后一门的时候，我从考场出来，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年多的努力，总算有了个结果。

成绩要等一个月才能出来，我提前回到了家。我妈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感觉还行，应该能过。我妈说过了就行，过了就行，那个高兴劲儿，好像我已经拿到了证书一样。

回来后没几天，我到镇上找陈秀兰，发现她情绪不太对。她还是在药房上班，还是那件白大褂，还是那副忙碌的样子，但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不太专心，眼睛看着别处，回答我的话也心不在焉的。

我以为她累了，或者心情不好，没多想。但接下来的几天，她越来越不对劲。以前我去找她，她会提前把药房的事安排好，就算走不开也会跟我多说几句话。现在我去了，她就坐在柜台后面，偶尔抬眼看看我，话很少，脸上的笑容也少了。

我心里犯嘀咕，找了李萍一问，才知道陈秀兰的爸妈最近在家里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好像跟我们的婚事有关。具体吵什么，李萍也不太清楚，但她告诉我，陈秀兰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心里头压着事。

我听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陈秀兰是个不会主动倒苦水的人，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会说出来让人担心。但现在看来，她爸妈之间肯定有什么事，而且跟我有关。

我直接去找陈秀兰，问她到底怎么了。

在我再三追问下，陈秀兰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她妈王桂英虽然嘴上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但心里一直不踏实。她觉得我一个退伍兵，没有正式工作，在私人修理厂打工，养不活家。她爸陈德厚倒是支持我，觉得我是个有骨气的人，但王桂英在这件事上死活不让步，两口子为了这事已经吵了好几次架。

陈秀兰的弟弟在师范读书，王桂英的意思是，他们家就这一个儿子，以后还要靠他养老，不能把家里的钱都搭在女儿身上。如果我跟陈秀兰结婚，我们家得拿出彩礼钱，而且不能少，少了没面子，少了对不起养这么大的女儿。

“多少？”我问。

陈秀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妈说了，最少八千。”

八千。1996年的八千块，对于我们家来说，那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当兵四年攒了三千块，在省城学习一年花得差不多了，现在兜里加起来不到五百块钱。我妈的存折上最多还有千把块钱，我爸身体不好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八千块，就是把我们家卖了，一时半会儿也凑不出来。

我说：“秀兰，八千块我们家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但我可以挣，你给我一年时间，我在县城开修理店，一年挣八千不是问题。”

陈秀兰摇了摇头，说：“国强，你不懂。我妈要的是现在，不是以后。她说你要是连八千块彩礼都拿不出来，说明你没那个能力，嫁给你就是受苦。”

我一下子就急了，声音不由得大了起来：“什么叫拿不出来就没能力？我是没钱，但我不缺手不缺脚，我能挣！你妈不能拿钱来量一个人吧？”

陈秀兰看着急了的我，眼眶慢慢红了。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很低：“国强，我不是不帮你，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她认准了的事，谁说都没用。我要是硬跟她对着干，以后咱俩的日子更不好过。”

那天我们不欢而散。我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回村，一路上心里头堵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八千块，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想，想得脑仁疼。我想到我妈攒的那些皱巴巴的存折，想到我爸那双粗糙的手，想到陈秀兰那张疲惫的脸，想到李萍心疼我的眼神。我想到这些，忽然又觉得，我不能被这八千块压垮。钱是人挣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如果连八千块都解决不了，那我还算什么男人？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县城，找到孙老板，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了。我说我想在镇上开个修车铺，需要借钱。孙老板听了，没多问，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点了两千块钱给我，说：“这是借你的，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

两千块，加上我当兵攒下的一点和家里能凑的，大概能凑到三千出头。离八千还差五千，这五千从哪里来？

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街道上转了一整天，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但一个靠谱的都没有。借？跟谁借？我认识的人里，谁手里能有五千块闲钱？贷？那时候贷款不是你想贷就能贷的，没有抵押物，银行根本不理你。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